胡新民：周恩來與對外開放_風聞

周恩來是新中國建設總體藍圖的重要設計者和組織實施者。作為共和國政府的首任總理，在其任上的26年，一直努力實踐的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國家繁榮富強，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他早年曾留學日本和旅歐勤工儉學，對先進的工業化國家和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之間差距瞭然於心。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反覆闡明經濟文化落後的中國，對外開放，引進先進技術和人才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曾在1954年指出：“經濟文化落後的現象，我們要承認。如工業就比英國落後，文化雖然淵遠流長，光輝燦爛，但從近代水平來看，我們是落後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水平都很低，從質和量看都是如此。” 1955年5月，在與法蘭西婦聯主席歐仁妮·戈登夫人談話時，他説：“同工業發達的國家比，我們的機械化水平距現代化很遠，不僅要十幾年。要半個世紀才能趕上先進的國家”。有鑑於此，他一直努力 “儘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術把我們國家的各方面武裝起來”。在他任職期間，儘管外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內有國內複雜的政治局勢的干擾，但他在毛澤東主席的領導和支持下，審時度勢，敏鋭地抓住機遇，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外部世界的條件，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新中國的第一次引進潮

1949年3月進入北平後不久，周恩來受命主持起草後來被稱為臨時根本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綱領中第五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並發展通商貿易關係。

周恩來

1950年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為建國一週年舉行的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援引了《共同綱領》中的這個條款，以此來強調我國的對外通商貿易有其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周恩來還針對當時的國際形勢，作出了頗具遠見的分析和判斷：“歷史的進程是扭轉不了的，世界總的趨勢是走向緩和、走向進步的”。因此，“不僅社會主義各國之間的經濟和技術的協作範圍將不斷擴大，而且由於各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獨立的力量日益強大，國際局勢日益趨於緩和，我國同世界各國在經濟上、技術上和文化上的聯繫，必然會一天比一天發展。”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建國伊始，我國就把與外國的經濟合作放在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周恩來後來多次強調了這個問題。他曾指出，在我們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關起門來進行現代化建設是不行的。必須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開展廣泛的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這樣，才能逐步趕上和超過先進國家。但儘管周恩來代表新中國政府願意與世界各國進行經貿往來，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對新中國採取了更加敵視的態度，實行了全面經濟封鎖。在這種嚴峻的形勢面前，新中國政府還是沒有放棄努力。在1952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同西歐各國的與會人士就有關經濟技術合作問題進行接觸。到1957年，中國已同包括英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荷蘭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上8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濟貿易關係。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所限制，這種經貿關係對於新中國的大規模建設的起到的積極作用相當有限，特別是在當時建設任務十分繁重而資金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一面不放棄與資本主義國家繼續交往的努力，另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願意幫助新中國的蘇聯和東歐國家。這種輕重有別的方針，無疑成為了當時最佳的選擇。歷史證明，這種有重點的戰略選擇是新中國初期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最佳選擇。

由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很快就形成了新中國的第一次引進潮。1952年是國民經濟恢復的最後一年，同時也是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作準備的一年。這年8月，周恩來主持起草了關於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8月下旬，以周恩來為團長，陳雲、李富春為副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蘇聯政府商談援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問題。此行帶去了希望蘇方援助中國的具體要求。經過談判，雙方協定的第一批援助項目是90項，第二批51項。1956年又對一些項目進行了調整合並，並追加了一些新項目，共計156項，摺合19億美元，加上東歐的7.3億美元，總計26.3億美元。這些項目成為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工業骨幹項目，也是新中國建設的基礎工程。周恩來親自執導這場新中國經濟建設的開場大戲。對於中蘇協定中每個項目的變更、追加，他都親力親為，親自拍板。有時遇到緊急情況，即使在下班後的晚上，也立即指示有關人員起草電文，親自簽發給蘇聯政府首腦。因為北京和莫斯科有時差，莫斯科方面接到電文時很可能還沒有下班。由此可見周恩來在每一個細節上都下足了功夫。

“156項工程”幫助我國建立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的骨架，起到了奠定我國工業化初步基礎的重大作用，對20世紀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60年蘇聯撤走專家之後，中國已有能力續建蘇聯中斷援建的66項成套設備項目，並使它們達到或基本達到原設計水平，這標誌着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已初步具備了自我發展工業技術的能力。

經貿合作離不開中方與外方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周恩來擅長人際交往的特點所展現軟實力，對項目的順利實施功不可沒。在156項工程期間，大批蘇聯專家來我國工作，周恩來十分關心這些專家的工作和生活，他親自提議成立了外國專家局，並主持制定了加強專家工作的有關規定和辦法，有力地促進了工作的順利開展和項目的保質保量。1960年夏，當這些蘇聯專家受命中斷在華工作陸續回國前，周恩來為他們發了親筆簽名、蓋章的感謝狀。周恩來的這種風格一直延續下來。1962年後，隨着西方先進技術設備的引進，一些西方國家的專家來到中國，進入內地進行工作，為此，周恩來親自進行了具體周密的部署，指示當時的國務院外辦起草了對資本主義國家工程技術人員的工作要點，並於1965年以國務院的名義頒佈，文件中規定：我們聘請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人員來主要是利用他們的技術，順利完成建廠任務，並向他們學習有關技術，這是我們整個工作的中心。由於部署周密，工作細緻，使來華外國專家工作順利。現在中國為外國專家設立專門獎項，每年新春之際，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會向外國專家們表示慰問等，都可以歸源於周恩來當年倡導的軟實力。

審時度勢 及時調整戰略方針

周恩來在談到國際經濟合作時，不忘強調兩點。一是不能依賴他國，主要靠自己。他提出“即使對於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我們也不能有依賴之心”“國際合作必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二是堅持全面交往，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家的需要及時調整戰略方針。

在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港澳問題和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的問題。早在1946年12月，毛澤東就從戰略的高度確定了日後解決港澳的方針，即大陸解放後暫時不會動香港。1949年10月與蘇聯的米高揚談話時明確告知：“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新中國一成立，周恩來和毛澤東共同制定了對香港、澳門基本的方針政策。周恩來歸納成“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其戰略意圖就是從政治上，從經濟上，利用香港澳門的有利條件，利用香港澳門的特殊環境，來為新中國的建設服務，為祖國的統一大業服務。

新中國的這個政策，曾經遭到了包括蘇聯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批評，他們認為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能為了經濟利益或其它目的，允許殖民地的存在。歷史證明，他們理解不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戰略眼光。關於這個問題，美國學者特里爾在其《毛澤東傳》中寫道：“儘管斯大林的敦促，但毛澤東不打算碰香港，這是一隻伸手可得，但留在外面仍可為祖國下很多金蛋的鵝。”

為了充分發揮香港澳門的特殊地位的優勢，周恩來於1957年親自批准在臨近香港澳門的廣州創辦了“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即廣交會前身)。為了方便稱呼，周恩來後來還親自定下簡稱為“廣交會”。周恩來為辦好廣交會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曾先後9次親臨廣交會現場。1959年12月，中南五省(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廣東)協作會議在廣州舉行，周恩來專程出席了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會後，周恩來帶領會議代表七十多人(其中省委書記、省長、中央部長三十多人)參觀廣交會，並親自作講解員，大力宣傳廣交會，希望這些領導幹部回去後重視和支持出口工作。他還數次親自陪外國客人蔘觀廣交會。有時在參觀完送走了外賓後，即使在晚上，仍然不顧疲勞地返回廣交會會場繼續檢查工作。1967年由於羣眾的派性鬥爭，嚴重影響了當年的廣交會的舉行。周恩來立即趕往廣州處理，終於使廣交會順利進行。新中國初期在國際經濟合作方面雖然把戰略重點放在了蘇東國家，但一直沒有放棄擴大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的努力，這種努力對於應對後來的國際風雲變幻功不可沒。

中蘇關係破裂的時候，中國加快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這不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離開了蘇聯東歐的幫助後能夠不減速，也使得西方世界對新中國有了更加全面的看法。中國還及時擴大了與廣大的亞非拉國家的合作。與亞非拉國家的合作也起到了雙重的效應。除了在經濟上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外，在政治上這些友好國家後來終於將新中國“抬進了聯合國”，對打破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起到了歷史性的作用。

1960年，非洲的幾內亞、加納和馬裏等7個國家宣告獨立，中國政府不但立即予以承認，而且還與他們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加強了彼此間的經濟互助合作關係。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來訪問了非洲十三國，提出了我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和中非及阿拉伯國家關係的五項原則，這些原則對我國同亞非人民進行交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時期，我國與拉美國家的貿易關係也有了逐步發展，除古巴以外，中拉貿易總額從1950年的196萬美元上升到60年代初的1.2億美元。我國與亞非拉國家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的經濟技術合作交流，為發展這些地區國家的工業和取得經濟上的獨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同時也增進了與這些國家的友誼，進一步打開了中國的外交局面，在國際上贏得了更多的朋友，為打破封鎖禁運和維護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儘管推進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的難度很大，但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績。1962年，在對國民經濟調整取得初步成效後，為解決人民“吃、穿、用”，即農業、紡織、輕工和化學工業等當時最迫切需要的問題，周恩來把重點放在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技術設備上來。在廣泛聽取彙報，瞭解情況後，1962年10月，周恩來提出，結合我國當前長遠需要，首先應當爭取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製造化學纖維、化學肥料和石油裂解的成套設備，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以建立我國石油化學工業的基礎，並逐步解決最迫切的“吃、穿、用”問題。在具體引進過程中，周恩來處處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並從引進到建設的條件上予以重點保證，力求迅速建成，以取得經驗，發揮效益。到1964年，引進範圍從石油化工逐步擴大到鋼鐵、機械、電子等領域的成套設備，取得了有益的經驗和效果。到1960年代後期，中國已先後從日本、歐洲引進了84個項目。周恩來經常宣傳毛澤東的指示：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我們都要吸收過來，為我所用。拒絕向外國學習是不對的。當然，迷信外國，認為一切外國的東西都是好的，也是不對的。正確的態度是尊重科學，破除迷信。在1964年末三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對自力更生與利用外國科技新成就的關係作了深刻的闡述，並高度地概括出“一學、二用、三改、四創”的方針。

當年的國家第三機械工業部（航空工業）副部長段子俊曾寫過一篇紀念週恩來的文章，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那段時間是怎樣親力親為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技術設備的。段子俊回憶道：19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後，周恩來更加矚目西方。當得知一家英國機械公司倒閉準備拍賣全部設備時，立即通知三機部研究。周恩來親自指導採購人員如何用最少的外匯購買最適用的設備。最後選購到的一批設備，不但當時對我國航空工業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直到改革開放後都還在繼續發揮作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還運用以外貿促進外交的策略，在對日關係中首先大力發展中日民間貿易往來，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斷增添新的能量。1960年周恩來在會見日中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時提出對日貿易三原則，通過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和個別照顧三個渠道促進中日貿易的發展。1962年兩國政府簽訂了發展兩國民間貿易的備忘錄及有關文件，其形式上雖為民間協定卻是兩國政府簽訂的。正是因為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中國領導人具有與時俱進的戰略眼光，才能與日本當時的領導人一道打下了中日合作的堅實基礎，這對於1980年代的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建交高潮帶動了第二次引進高潮

跨入1970年代後，基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審時度勢，及時作出了富有遠見的重大決策，為中國外交打開了新的局面，迎來了第三次建交高潮。

當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爭霸鬥爭中，出現了蘇攻美守的局面，美國為扭轉同蘇爭霸的不利局面，謀求從越南脱身，轉而同中國接近。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敏鋭地把握美國願與中國緩和關係的時機，接受美國提出的改善相互關係的建議，邀請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後訪華，達成了《中美聯合公報》（又稱《上海公報》）。中美關係的解凍，對國際形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多年來在發展中國家的“深耕細作”也得到了回報。1971年10月聯合國以壓倒多數通過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這也標誌着帝國主義封鎖和孤立中國的政策的徹底失敗。

第三次建交高潮的最大特點是與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關係，或者升格了外交關係，例如英國和荷蘭由代辦級升格到大使級。在此期間，世界的經濟形勢也起了很大的變化。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雖然在經濟技術領域還佔有很大的優勢，具有一定的發展潛力，但本身也潛伏着經濟衰退的危機，為了擺脱危機，尋求新的發展，它們迫切需要從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尋找新的商品市場、新的能源和原材料供應地、新的有利可圖的投機場所。這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為中國與外部世界在經濟方面的廣泛深入的合作在客觀上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新中國的第二次引進潮應運而生。在此以前的1960年代也曾經先後引進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設備，但因受當時國內外條件的限制，規模都不大。

1966年5月開始的文革運動造成了1967和1968年的經濟滑坡，直到l969年開始重回上升通道。1970年工農業生產達到或超過了1966年的水平。全國政治形勢也相對穩定。l971年9.13事件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黨政日常工作。他抓住機會，排除干擾，多次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除了對內抓緊“促生產”，還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高度出發，不失時機地明確提出要學習外國、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加快開展對外經貿交流和合作。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周恩來一直對擴大國際經濟合作有所準備，多年來始終把創匯工作作為重點來抓。

廣交會雖然有過1967年有驚無險的經歷，但此後一直順利舉辦。在那些日理萬機的日子裏，周恩來仍然擠出時間，親力親為指導廣交會的工作。1972年4月9日，他在廣州接見了參加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的各地區和各部門的代表，經詢問得知不少出口產品的質量和品種存在問題後痛心地説：“我們是以國內市場為主，國外市場為輔，但能夠出口的還要爭取多出口，我們的數量不大，質量這麼差，怎麼向國家交待？”“批判依靠外匯的思想，結果有的能出口的也不出口了。”他要求大家採取一切措施，“一定要在‘四五’計劃中，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發展對外貿易。”為了發展出口貿易，周恩來還明確提出，要充分利用國內勞動力和部分產業優勢，採取靈活的方式，擴大加工出口。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從1971年開始，恢復了從1957年開始的“以進養出”業務，這種國際貿易中的習慣做法一直延續至今。早在1960年代初，周恩來還極富遠見地提出，對外貿易部搞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和基本建設很有必要。為此，對外貿易部於1960年專門成立了生產基地局，建立了一批生產基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從1972年開始，中國又陸續恢復和新建了一批出口商品生產綜合基地，國務院對此還專門頒發了法規予以保證。這一系列的措施，使我國的對外經貿事業取得了不俗的成績。1973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109.76億美元，1975年更是達到了147.51億美元，分別是1970年的45.8億美元的2.4倍和3.2倍。其中，1973年的出口額是58.2億美元，1975年上升為72.64億美元，分別是1970年22.6億美元的2.58倍和3.07倍。外貿出口的迅速擴大，增加了外匯收入，有力地支持了第二次引進潮，同時也推動了國內生產的發展。

周恩來一面抓創匯內功，一面不斷在各種場合宣示中國對外部世界的積極態度並加快從西方國家引進先進技術的步伐。從1971年6月到1973年11月，周恩來先後會見加拿大、法國、墨西哥、美國和澳大利亞官方和民間的客人，多次談到長期以來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孤立和封鎖，逼得中國搞自力更生。中國實行自力更生，絕不是閉關自守。對外國的先進技術中國要學習，也願意購買。1973年4月16日，他在審閲修改出席聯合國工業發展理事會的中國代表團的發言稿時，強調：“自力更生絕不是關起門來，排斥真誠有效的國際援助。各國應在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原則下，開展經濟交流，取長補短。這對於自力更生地發展本國工業，也是有利的。”

1972年10月，外交部和對外經濟聯絡部向國務院報送了一份關於與東歐國家進行科技合作的報告。周恩來認為西方國家的科技水平更高一些，提出：“為什麼不派人去倫敦、巴黎、波恩、渥太華、東京去研究西歐、美、加、日本（這些國家除法國外，都是第三次建交潮中的建交國----筆者注）的機械工業情況，反而求其次？”1973年6月和10月，周恩來在會見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客人時，都提到了台灣吸收外資做得好。後來他在國務院的一次會議上，對外貿部長説：“你這個外貿部長不如（台灣的）嚴家淦，人家在高雄搞了個出口加工區，把外貿發展起來了。”“我們過去沒有這個條件。現在情況變了，我們應該多想點辦法。”周恩來在此提到的出口加工區，對於改革開放後我們創辦的經濟特區，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

第二次引進潮的標誌是“四三方案”。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外交促進外經外貿大發展的形勢下，周恩來與李先念、餘秋裏及相繼復出的陳雲、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積極推行了毛澤東打開對外經濟工作局面的決策。1972年1月，根據周恩來指示，李先念聽取了餘秋裏召集國家計委及有關部委負責人研究後的彙報，決定抓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危機中急於出口的有利時機，針對國內需要，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1月22日，李先念向周恩來報送國家計委《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建議引進我國急需的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4套、化肥設備2套，以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約需4億美元。2月5日，經周恩來批示呈報，毛澤東立即圈閲批准了這個報告。這就是“四三方案”的雛形。

隨後，周恩來等中央有關領導以此為突破口，將引進規模進一步擴大。5月5日，冶金部建議從國外進口1.7米大型鋼板軋機。國家計委根據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關於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8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予以批准。11月7日，國家計委再次提出《關於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6億美元的23套化工設備。周恩來在批准這個報告的同時，又要求將總額33億美元的另一進口方案送他合併考慮，準備採取一個更大規模的引進計劃。

1973年1月5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對前一階段和今後的對外引進項目做出總結和統一規劃。報告建議，利用西方處於經濟危機，引進設備對我有利的時機，在今後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採煤機組、三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項目。這個方案被通稱為“四三方案”，是繼1950年代的156項引進項目後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計劃。以後，在此方案基礎上，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到51.40億美元。利用這些設備， 通過國內自力更生的生產和設備改造，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額約214億元。到1982年，26個項目全部投產，成為了1980年代中國經濟大發展的主力軍。

為了使“四三方案”順利進行，周恩來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從項目的選擇，到工程的具體實施，他都親自指導。他認為技術設備的引進要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出發，着眼於生產建設和經濟發展的急需，要實事求是，保證重點，不能只看技術上是否先進，還要看它的經濟效果和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既要加快國家建設，更要改善人民生活。因此，關係到人民吃和穿的項目就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表示：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關於艾奇遜這一言論的真實意圖，毛澤東曾尖鋭地指出：“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麪粉，即是説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新中國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能不能站住，還要看能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

要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確實難度很大。舊中國的民國時期的人口，從1928年的4.2億到1949年的5.4億，21年間增加了1.2億，吃飯問題始終無法解決。新中國成立21年後的1970年，人口達到了8.3億，增加了2.9億，而可耕種的土地基本沒有變化。因此，要增加糧食的產量主要還是要靠增加單位面積的產量。施用足量的優質化肥是一個重要的途徑。鄧小平在1974年6月也曾指出農業要“更多的化肥”。當時中國的化肥生產一直上不去，成為影響我國農業生產發展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國家每年都要花費10多億美元的外匯進口化肥，但仍然不能滿足需要。周恩來指示要把化肥技術設備作為此次引進的重點。最後，確定了進口13套不同類型、適合不同地區，以天然氣或輕油為原料的年產30萬噸合成氨和48萬噸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設備裝置。這批先進設備生產的尿素，有效養分高達46.3%，比國內原有的小化肥高出近3倍，農作物增產效果極為明顯。以後，中國又陸續引進、消化、創新，總產量達到年產尿素1593萬噸，年增產稻穀6500萬噸—8000萬噸，約佔全國糧食總產量的14%—17%。新中國在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下，終於解決了吃飯問題。除了吃飯，還有穿衣問題。解決吃飯和穿衣原料的突出難題是糧棉爭地矛盾，用化學纖維替代棉毛符合世界發展趨勢。於是，“四三方案”第一批確定的引進的項目中就有四套大型化纖設備。到2013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化纖大國。這不但早就解決了中國人的穿衣問題，而且中國的紡織服裝還出口到全世界227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量佔到全球紡織服裝貿易總額的38%。這些舉世矚目成就的取得，都可以歸源到第二次引進潮。

在進行項目選擇的同時，周恩來還要求有關部門做好設備引進後的配套工作，以使其儘快建成投產，發揮效益。他要求在建設過程中，認真聽取和尊重國外專家和技術人員的意見。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大多數技術設備在引進後，都能很快地建成投產，發揮預期的投資效果。13套大化肥設備引進後，到1974年就陸續建成投產，不但滿足了農業生產的急需，而且也只用五六年時間就從利潤中收回了投資成本。

周恩來要求對於技術設備的引進，要有長遠打算，要在學習和利用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從而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1972年2月，他再次強調“一學、二用、三改、四創”的八字指導方針。就是説：“對引進的技術設備，必須加以研究，從仿製做起，進而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加以改進和提高。”1973年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技術引進工作時又一次指出，從外國引進是輔助方法，引進來，不僅是模仿，而是要創新，這樣才能趕超。周恩來這些指示的貫徹實施，不但推動了我國技術設備的更新換代和升級，同時也大大提高了相應的科研管理水平和生產能力。“四三方案”引進的項目中，很多至今都還一直髮揮着良好的作用。

第二次引進潮的序幕的亮點是1970年10月1日。那一天，深知毛澤東戰略意圖的周恩來，走到第一個被邀請登上天安門的美國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身邊，“拉着他的袖子，把他和他的妻子領到毛澤東身邊呆了一會。這就向無數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清楚地暗示下一步會是什麼。”過了幾個星期，周恩來又同斯諾進行了一次內容廣泛的談話，“表示偉大勤勞的中國人民也需要外國的技術。”（迪克。威爾遜著 封長虹譯《周恩來傳》第209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89）基辛格後來回憶這件事時説道：“事情過後我才終於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為象徵，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國關係，但是這在當時真是一種遠見卓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配合，使不少外國學者讚歎不已。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專家C.戴維評論道：“周恩來最偉大也最驚人的成就當然是他對中國與日本、美國和西方國家關係正常化所進行的特技表演。他如何勸説毛澤東，或者相反受毛澤東的勸説開始與華盛頓建立關係的內幕，不能完全得知。”(C.戴維著 南生等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周恩來與鄧小平》第40頁 湖南大學出版社 1988)周恩來的這種“特技表演”也得到了英國知名研究周恩來專家迪克.威爾遜的極高評價，他在其《周恩來傳》中指出：“美國在與中國談判並決定幫助中國發展經濟之前而不堅持要求先清除中國的共產主義的做法是令人吃驚的。對中國主張現代化的人來説，這是激動人心的時刻，因為他們長期以來懷有這樣一個願望，就是中國與美國這個畢竟對世界的現代化作出最大貢獻的國家的聯繫終將得到恢復，而現在他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中美交好生動地證明，儘管中國有它的獨特性及僵化的意識形態，但它已不再孤立，這是周恩來的一次巨大勝利。”（見該書第280頁）

1970年代，面對中國的國際影響與日俱增，美國總統尼克松終於承認中國是世界五大力量之一，但周恩來對此有着清醒的認識。他曾向法國總統蓬皮杜表示：人家説我們是大國，我説不完全是，面積大，人口多，這算是大國，但從經濟發展來説，差得很遠。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説，法國是中國的十多倍，需要幾十年的努力，至少要到21世紀才能達到法國現在的水平。因此他反覆強調必須努力對外開放，引進先進技術和人才，要“敢於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儘管在他生前並沒有提出對外開放的口號，但他的這些對外開放的思想和利用外部世界的有所作為，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值得我們永遠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