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九卿制度的形成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歷史中國”

作者：孫正軍

來源：《歷史研究》2019年第5期

**摘要：**九卿在漢代經歷了由最初泛指同一秩級的若干官職到逐漸特指太常、光祿勳等九個官職的演變歷程。西漢前期，九卿泛指二千石中職掌實際事務的中央機構長官；及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級形成，改指中二千石中的同類官職。迄至西漢滅亡，九卿仍未特指九職，不過西漢後期太常九職漸居同稱“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王莽基於漢制傳統及模仿堯舜禪讓，緣飾以經説，創造了以三孤卿+六卿的另類九卿形式。東漢承襲王莽九卿諸多設計的同時又接續西漢傳統，確立以太常九職為九卿，並通過整飭機構，最終建立成熟的九卿制度。九卿這一演變，顯示其制度形成乃是經典古制、傳統故事、理性行政及政治意圖合力推動的結果，復古改制並非唯一動力。

**關鍵詞：**九卿　二千石　王莽　復古改制

對於漢唐時代中央官制變遷，識者常以從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概括其演變大略——漢代置三公九卿，唐代設三省六部。魏晉以下直至明清，三公九卿仍在王朝官僚組織中佔一席之地。不過，如果要列舉三公九卿的典型時代，漢代無疑允為代表。這也意味着，較之魏晉以降，由太常（奉常）、光祿勳（郎中令）、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典客）、宗正、大司農（治粟內史）、少府構成的九卿在漢王朝的地位更為突出。

不過另一方面，正如許多研究者意識到的那樣，九卿作為一個制度性羣體在王朝政治中發揮核心作用，事實上僅存在於東漢一朝；西漢時期，九卿僅作為習慣或理念上之概念使用，並不特指九種官職。按照這一意見，九卿在兩漢四百年間絕非恆定不變，從西漢到東漢，大致有一個九卿從泛指諸職到特指九職的演變過程。這個過程，我們稱之為九卿制度的形成。

九卿是漢廷中央日常行政的主要執行機構，九卿任者亦是朝政方針的重要決策者，許之為漢代行政樞紐並不為過。在此意義上，對九卿制度形成的探討，不僅有助於認識九卿自身，對窺視漢代官僚組織的運行及政治文化的演變，亦不無裨益。進而，作為中國古代王朝時期理想官制影響現實官制最早的例子之一，九卿與經典古制的關聯，對於考察中國古代官制演變的動力機制、尤其是復古改制，亦具有堪比原點的標誌性意義。以下我們即以相關討論為基礎，探討漢代九卿制度的形成過程。

一、學術史的考察

西漢九卿不限於九種官職，很早就為世人注意。東漢末年，學者劉熙提出“漢置十二卿”，其背景之一蓋即《史記》《漢書》中存在太常九職之外若干被稱為“九卿”的官職。三國時吳人韋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區分出“正卿”與“外卿”，並推測“外卿”之一的執金吾在漢武帝時被排斥在九卿之外，已然涉及九卿演變的具體環節。清人秦蕙田也意識到“九卿”本自《續漢書·百官志》，與《史記》《漢書》所見西漢十三卿不符，其中也隱約指出卿制在兩漢有從十三卿到九卿的轉變。不過，這些論述大抵淺嘗輒止，並未觸及九卿制度形成的關鍵。

第一次從學理上闡述九卿制度形成的現代學人是日本學者和田清。在1941年發表的《秦漢十二卿考》一文中，和田清提出秦及西漢原置十二卿，及西漢末儒家思想影響日著，王朝遂採儒家經典《禮記》等“三公九卿”之文，建立九卿制度。儘管和田清的論述不免籠統，在今天看來幾為常識，但在當時仍不啻為理解漢代九卿演變的新見，尤其是揭示九卿制度建立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儒家思想影響日著，某種程度上構成此後研究者討論九卿制度形成的重要起點。

不過，和田清對九卿轉變時間點的界定較為模糊，寬泛地置於西漢末年，相對而言，伊藤德男的定位就精確多了。他以新莽為九卿制度形成的關鍵時期，提出王莽始以三孤卿+六卿合稱九卿，由此在形式上確立以特定九職擔任九卿，至東漢九卿制度進一步完備。受題旨所限，伊藤並未詳細論述王莽九卿的制定及東漢九卿的完備，不過首次揭示王莽九卿在兩漢卿制演變中的意義，誠為敏鋭的發現。

值得注意的是，伊藤還以對《史記》《漢書》“九卿”一詞所涉官職的考辨為基礎，指出九卿在西漢最初泛指從中二千石到比二千石之官，及至西漢後期，隨着三公由理念上的制度轉為現實，與三公並稱的九卿也大致被限定為中二千石之職。要之，在伊藤看來，漢代九卿演變實際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發生在西漢後期，九卿由泛指中二千石至比二千石之官轉指中二千石之官；第二階段發生在新莽及東漢初年，經由王莽另類九卿的“實驗”，至東漢正式確立九卿制度。據此可見，伊藤的分析已經不限於兩漢之交的顯著變化，而是覆蓋了九卿演變的全過程。

以上即日本學者對九卿制度形成過程的探討，從時間上看，可謂着鞭在先，不過在此之後，日本學者罕有續論，中國學者則後出轉精，無論是對整體過程的梳理還是對關鍵環節的認識，都有許多深入探討。

1957年，勞榦發表《秦漢九卿考》，為較早涉及九卿制度形成問題的中國學者。文中認為秦及西漢凡中二千石皆為卿，包括《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見太常以下十四五種官職，至東漢九卿定製為九種官職，遂與中二千石釐然有別。勞榦雖未明言九卿在兩漢之際發生轉變，但其對秦、西漢與東漢九卿的區分已隱含了這一判斷。

勞榦的論述並未超出古代學者如秦蕙田等太多，不過隨後徐復觀的討論卻頗具啓發。他認為西漢九卿系作為觀念上之官制象徵性使用，故泛指多種官職，成、哀以後，直至東漢，始將觀念上之九卿，坐實而為事實上之九卿。亦即在徐復觀看來，九卿在西漢後期至東漢有一個從理想官制走向現實官制的過程。徐復觀沒有論及促成這一轉變的背景，不過從其對九卿概念淵源的梳理看，似乎未必認同和田清所説系受儒家思想影響日著所致的觀點。

勞榦和徐復觀的論述均未提到王莽九卿的意義，至20世紀90年代才有學者先後指出王莽九卿為九卿制度形成的關鍵：陳文豪推測東漢九卿可能受到王莽以三孤卿、六卿合稱九卿、坐實九卿觀念的啓示；黃熾霖進一步揭示，王莽九卿稱“卿”及分屬三公亦影響東漢九卿；卜憲羣也揭舉王莽改制在九卿演變過程中的意義，不過他強調王莽這一制度設計並非無源之水，西漢後期在儒家思想影響下九卿已出現向實際政制轉變的趨勢。

這之後，閻步克對王莽改制的系列論述亦涉及王莽九卿。閻氏不僅揭示王莽九卿的學術背景，指出其三孤卿+六卿的九卿形式系兼綜今文經學的九卿説和古文經學的六卿説，還通過分析“保災令”明確了九卿如何分屬三公。在此之外，閻氏還分析了九卿秩級在西漢一朝的變化，指出諸卿最初涵括二千石中的中央官員，景帝時中二千石秩級形成，九卿遂升格為中二千石，一些原先同為二千石的官職在此過程中與諸卿剝離。要之，閻氏對九卿演變的論述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王莽改制，二是九卿秩級的變化，而這兩個部分恰恰對應了前揭伊藤德男所説漢代九卿演變的兩個階段。這顯示出，至少就漢代九卿演變的整體脈絡而言，二者意見毋寧説是一致的。

以上即為迄今學者對漢代九卿演變的主要論述，概括而言，大致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從西漢末到東漢初的九卿變化，尤其是王莽九卿；二是西漢九卿的存在形態。相對而言，學者對前者意見較為一致，贊成王莽九卿是九卿演變的重要環節；對於後者則分歧較大，一部分學者以靜態視角分析西漢九卿所指，由此衍生出九卿説、十卿説、十三卿説、十四卿説乃至泛指説等多種意見，另一部分學者則主張以動態視角界定西漢九卿，進而提煉出西漢九卿逐漸彙集於中二千石的演變線索。這種分歧勢必導致學者對九卿演變進程理解存在差異：按照前一意見，九卿演變只有一個階段，即西漢末到東漢初的九卿改革；而按照後一意見，九卿演變則經歷中二千石九卿的形成和西漢末到東漢初的九卿改革兩個階段——前者系秩級演變的產物，後者為復古改制的結果。

隨着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的披露，西漢初年不存在中二千石秩級現已成為學界共識。亦即《史記》《漢書》所見九卿秩中二千石乃是歷時性演變的結果，中二千石九卿的形成是漢代九卿演變必不可少的階段。因此，筆者贊成伊藤德男、閻步克所説漢代九卿演變經歷兩個階段的意見，不過在此框架下，仍有許多問題亟待澄清。譬如九卿定秩中二千石是在什麼時候？此前、此後九卿包攝的官職是否存在差異？西漢後期三公由理想走向現實的過程中九卿是否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對王莽九卿和東漢九卿又有什麼影響？而王莽“異想天開”的九卿設計其意義究竟如何？以下筆者即以回答這些問題為線索，綜合以往討論，嘗試勾勒漢代九卿制度形成的整體脈絡。

二、從九卿二千石到中二千石九卿

先秦時期，卿多指爵、位；及至秦漢，卿在保留爵、位內涵的同時又漸向官職靠攏。隨着卿概念的這一轉向，經典古制中指向官職設置的“三公九卿”越來越多地影響王朝官制高層結構的設計，並最終催生了包括九卿制度在內的三公九卿制的形成。

九卿制度形成的第一階段是中二千石九卿的形成，亦即九卿專指中二千石諸職。而論及於此，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就是中二千石秩級何時形成。關於此，學界仍莫衷一是。筆者在詳細檢討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確認中二千石是在漢武帝前期的秩級整理運動中與比秩、真二千石一起成為正式秩級。另一方面，儘管對中二千石秩級形成時間認識不同，但對中二千石秩級設置的初衷，學者意見卻頗為一致：他們大多贊成勞榦訓“中”為“京師”之意，承認中二千石秩級的設立是為了區分中央二千石與地方二千石。這也就意味着，隨着中二千石秩級成立，與中二千石密切相關的“九卿”所指涉官職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變化。

那麼在西漢前期，哪些官職可稱“九卿”？郎中令應是其中之一。文帝自代入京，原代國郎中令張武被任為漢廷郎中令，文帝稱其“官至九卿”。不過，武帝之前確切可考被稱作“九卿”的官職，文獻僅此一例。

如前所述，伊藤德男推測九卿輻輳於中二千石之前包括中二千石至比二千石諸職。儘管伊藤沒有意識到中二千石秩級是在漢朝建立半個多世紀後才形成，但認為九卿在西漢前期並非對應特定官職而是對應於秩級，富有啓示。閻步克綜合《新書·等齊》及《二年律令·秩律》等進一步提出，凡二千石中的中央官，皆可稱“九卿”。在《二年律令》中，這部分官職包括御史大夫、廷尉、內史、典客、中尉、車騎尉、太僕、長信詹事、少府令、衞將軍、衞尉、漢中大夫令、漢郎中令、奉常。

《二年律令·秩律》二千石一欄中，還包括部分地方官職，如備塞都尉、郡守、郡尉，這些非漢廷中央官為何不能稱“九卿”，對此閻氏沒有論證。然而這並非沒有爭議，伊藤德男即懷疑西漢前期九卿包括地方郡守在內，其主要依據是《史記·大宛列傳》所記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對李廣利率軍征討大宛後的論功行賞：

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鬱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

伊藤比定諸記載後認為，所謂“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即指光祿大夫趙始成、少府上官桀及上黨太守李哆。按照這一説法，則九卿包括地方郡守在內。不過，據文獻所見，此前此後，地方守相皆不稱九卿。如景帝時石奮自九卿徙為諸侯相，宣帝時杜延年以故九卿（太僕）拜北地太守，成帝時馮野王以九卿秩（大鴻臚）出任上郡太守，皆顯示九卿當不包括地方守相在內。伊藤以郡守歸於九卿，是有疑問的。事實上，即便其引以為據的史料自身，在敍述因功授職時將九卿與諸侯相、郡守並列，也表明地方守相與九卿絕非一回事。

那麼，《二年律令·秩律》二千石欄所見漢廷中央官是否都可稱“九卿”？御史大夫、廷尉以下大約不成問題，稍有疑問的是“衞將軍”，或以衞將軍沒準兒就是一個“卿”。不過徵諸史文，此説可商，其反證即文帝即位之初封賞代來舊臣的詔文，雲：

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衞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或認為文帝詔中“官皆至九卿”者，包括衞將軍宋昌在內。不過據《史記·孝文本紀》，文帝入京時，“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可見所謂官至九卿的“從朕六人”係指張武等，並不包括宋昌。由此可見，至少在文帝初年，九卿應不包括衞將軍在內。考慮到《二年律令·秩律》之“二年”系呂后二年（前186），去文帝不遠，很難認為彼時衞將軍位列九卿。明確了這一點，則西漢前期九卿可能指涉的官職範圍大致浮出了水面，即二千石秩級中在丞相之下設置的分掌實際事務的中央機構長官。

無論如何，西漢前期九卿彙集於二千石殆無疑問，而隨着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級形成，九卿所指涉官職發生什麼變化呢？

統計《史記》《漢書》中“九卿”稱謂可以發現，太常、光祿勳、衞尉（郎中令）、太僕、廷尉、大鴻臚（大行）、宗正、大司農（大農）、少府、執金吾（中尉）、主爵都尉、京兆尹（右內史）、左馮翊（左內史）、右扶風、長信少府、長樂少府、前輝光等17職，在武帝以降都曾被稱為“九卿”。諸職之中，三輔以上前人已有論列，這裏對最後三職略作説明。

長信少府凡兩見，較為明確的是《漢書·蓋寬饒傳》，文中稱“列卿”；《漢書·石顯傳》雖稱“九卿”，不過“九卿”所指官職不甚明晰。從《石顯傳》可知，貢禹是在諫大夫任上經石顯推薦而“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據貢禹本傳，禹任諫大夫至御史大夫期間，曾先後擔任光祿大夫、長信少府。按光祿大夫，徐復觀認為或屬“九卿”，不過《漢書·董賢傳》稱董賢拜大司馬，“以父恭不宜在卿位（衞尉），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可見光祿大夫雖然在某些場合可秩等九卿，但明確不屬卿職。又《蕭望之傳》載弘恭、石顯欲排斥前將軍光祿勳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向，使人上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其中光祿大夫也與九卿截然區分。光祿大夫既不為九卿，則貢禹“歷位九卿”所謂官職只剩長信少府。結合《蓋寬饒傳》所見檀長卿以長信少府被稱“列卿”，則西漢後期九卿應包括長信少府。

至於長樂少府，僅見戴崇一例，情況更為複雜。據《漢書·張禹傳》，戴崇似以少府而非長樂少府被稱“九卿”。不過《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一欄，卻不見戴崇其人，考慮到戴崇活躍於元帝以後，而漢表對元帝以後少府任職者的記載基本不缺，因此很難認為漢表漏記少府戴崇，更可能的原因是戴崇所任“少府”系其他少府——如將作少府、長信少府等在漢代皆可統稱少府。在《漢書·王莽傳》中，恰有“長樂少府戴崇”，成帝時曾參與推薦王莽，二者姓名相同、年代相仿，當為一人。如果上述推測不誤，則戴崇所任“少府九卿”應指長樂少府，亦即戴崇是以長樂少府被稱“九卿”。事實上，考慮到長樂少府與長信少府本為一職，則長樂少府同屬九卿順理成章。更進一步，儘管沒有史料依據，但推測與長信、長樂少府同為太后三卿的長信、長樂衞尉及太僕也可稱九卿，大約不算無稽。

又前輝光，是自京師分出的二郡之一（另一為後丞烈）。作為京師的三輔既可稱“九卿”，則析分自京師的前輝光被視為“九卿”，也是自然的。

以上我們確認在中二千石秩級形成的武帝以後，包括太常、光祿勳在內的10多種官職皆可稱“九卿”。那麼職掌不一、地位不等的官職被統稱“九卿”，其依據又是什麼？伊藤德男、沈剛和閻步克均認為西漢後期“九卿”秩中二千石，筆者贊成這一意見，不過尚有些反證需要辨明。

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中，中二千石一級僅有太常、光祿勳、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執金吾10職，“九卿”中的主爵都尉、長信長樂少府及三輔均不在其列，對此應如何解釋？

按主爵都尉，楊振紅引《史記·汲鄭列傳》證明其秩中二千石。而三輔秩級中二千石，儘管不無爭議，但安作璋、熊鐵基、閻步克等所持中二千石説顯更合理。至於長信、長樂少府，《漢書·百官公卿表》及《續漢書·百官志》均記其秩二千石，不過《漢書·外戚傳》載哀帝時立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明確稱包括長信少府在內的太后宮卿秩中二千石。又《宋書·百官志》“太后三卿”條引應劭《漢官儀》：“衞尉、少府，秦官；太僕，漢成帝置。皆隨太后宮為號，在正卿上。”太后三卿既“在正卿上”，則秩級當不低於中二千石。

除上述諸職外，還有詹事一職需要查考。《後漢書·黨錮傳·孔昱傳》載其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李賢注據《漢書·孔霸傳》稱孔霸曾任詹事、高密相，判斷“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據此，似乎非中二千石的詹事及諸侯相亦得稱九卿。按諸侯相不為九卿，已見前文，然則詹事就是孔霸所歷“九卿”麼？似乎也不盡然，至少史傳內就有明確顯示詹事不為九卿的文字。《史記·汲鄭列傳》載鄭莊於武帝時“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鄭莊既從九卿右內史貶秩為詹事，則詹事非九卿。考慮到詹事稱九卿僅見《孔昱傳》一例，且其中不乏年代錯訛，因此《孔昱傳》的孤例似不足以證成詹事得稱九卿。

排除了上述反證，至此我們可以確認，西漢後期作為概念使用的九卿主要是指中二千石諸職。西漢後期記載中頻見以“九卿”取代“中二千石”也可證實這一點。《漢書·平帝紀》載元始四年（公元4年）賜爵，“賜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 而據文獻可知，西漢後期類似賜爵的範圍，史家更多表述為“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顯然在元始四年的場合，“九卿”已代替“中二千石”，成為賜爵人羣的上限。此外，《漢書·朱博傳》“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外戚傳下·孝元傅昭儀傳》“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定陶丁姬傳》“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在這些場合，“九卿”也是作為“中二千石”的替代用詞出現。而“九卿”之所以能夠取代“中二千石”，其背景即九卿在西漢後期已等同於中二千石。

最能反映西漢後期九卿等同於中二千石的證據莫過於敦煌漢簡第1108號簡，根據任攀的最新復原，其文字如下：

元始五年十二月辛酉朔戊寅，大司徒晏、大司空少傅豐下小府、大（太）師、大（太）保、票（驃）騎將軍、少傅、輕車將軍、步兵［將軍］、宗伯、監御史、使主兵、主計（？）、主客、護漕都尉、中二千石九卿、真二千石州牧、關二郡大（太）守、諸侯相、關都尉

按此枚簡，或疑是習字簡，不過比照學者所總結的習字簡特徵，恐怕很難作此認定。此簡既非習字簡，則當是實際行用的文書簡，具有體現現實官制的意義。這枚簡中，與本文相關者即“中二千石九卿”，閻步克認為“中二千石九卿”為完整提法，任攀則將中二千石、九卿分開理解。結合前引《朱博傳》“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不難判斷，這裏“中二千石九卿”當與其後“真二千石州牧”一樣，均應被視為一個完整用詞，其成立的基礎即是“中二千石=九卿”。當然，考慮到當時文書仍多使用“中二千石”而非“九卿”或“中二千石九卿”，因此還不能判定彼時九卿已經形成制度，毋寧認為“中二千石九卿”只是時人對中二千石與九卿關係的理解。

需要説明的是，也非所有定秩中二千石的官職都可稱九卿，譬如太子二傅。儘管史志稱其秩二千石或真二千石，但從西漢後期實際政治看，太子二傅似為中二千石。《漢書·馮野王傳》記載：

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如上所見，此次候選御史大夫的範圍為中二千石，太子少傅張譚既在其中，其秩當為中二千石。而太子太傅秩級，據《漢書·外戚傳下·孝元傅昭儀傳》：

明年，（成帝）遂徵定陶王立為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后。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

太子太傅趙玄以議事不當左遷少府，既稱“左遷”，其地位應在少府之上。少府已是中二千石，太子太傅又非三公，其秩級只能是中二千石。故唐人杜佑稱“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後”，以漢初狀況而言未必準確，但從西漢後期歷史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太子二傅秩中二千石已如上論，而學者業已指出，太子太傅不在九卿之列。儘管其所引石奮例顯示的是景帝初中二千石秩級形成之前的狀況，但考慮到太子二傅職掌輔導太子，而非行政職務，太子宮具體事務另由詹事所領諸職負責，則太子二傅在中二千石秩級形成之後仍非九卿，當不意外。由此而見，前文在分析中二千石秩級形成之前九卿所指時推斷九卿僅指“丞相之下設置的分掌實際事務的中央機構長官”，這一定義在中二千石秩級形成之後仍然適用——太子二傅因不掌實際事務，故被排除在九卿之外。

以上雖然臚列了一些反證，但整體上看，西漢後期九卿彙集於中二千石，這麼判斷應可成立。若上述不誤，則九卿在西漢一朝大致經歷了從二千石到中二千石的演變，而在這個變化中，秩級乃是衡量是否九卿的重要標準，此即學者所謂“以若干石為卿”。九卿既以秩級為標準，則西漢九卿與九卿特指九職的理想官制設計尚有距離，後者的現實化乃是隨着兩漢之交一系列波及政治、社會乃至思想文化的鉅變才最終實現。

三、王莽九卿再認識

西漢後期轟轟烈烈的改制運動中，三公曾兩次由理想化為現實：先是在成帝綏和元年（前8年）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合稱三公；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復歸原職後，至元壽二年（前1年）再度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構成三公。在三公現實化運動的過程中，九卿是否也完成從理想官制到現實官制的轉變？對此，學者回答並不一致。

多數學者傾向於迄至西漢滅亡，特指九職的九卿制度都未建立。不過徐復觀曖昧表示，九卿和三公一樣，是在成、哀以後直至東漢，始由觀念上的官制坐實為現實制度；楊振紅亦推測九卿制度確立的具體時間大體與三公制度同時。按照後一意見，九卿制度乃是隨三公制一併建立。不過，如史文所見，直到平帝年間，太常九職之外的左馮翊、長樂少府、前輝光等仍被視作九卿，故此大約很難認為在三公定製的西漢後期，九卿已完成從理想官制到現實官制的轉變。

三公制設立的背景或也透露九卿制未必隨三公制一起建立。一般認為，復古思潮是三公制建立的社會文化背景，此説固然不誤，但正如學者所論，西漢後期之所以從“古制”中擿出三公並予以制度化，背後還有更為切實的政治因素在推動。如多數學者提到，設置三公是為了削弱、分散相權；祝總斌雖不贊成這一看法，但也承認政治因素是王朝設立三公制的主要考慮——在他看來，成、哀兩次建立三公制原因並不一致，綏和元年是為了保證統治質量，擺脱統治危機，元壽二年則是為了尊寵董賢；吉野賢一另注意到西漢後期盛行模仿堯舜禪讓的再受命思想，強調三公制出現尤其是元壽二年改制乃是再受命思想影響下的結果，其目的是克服漢王朝日益衰退的政治危機。徐衝則回到權力結構視角，以內外朝的貫通為特徵，闡釋三公制出現的政治意義。由此可見，儘管學者對三公制設立的背景仍無一致意見，但都承認政治因素髮揮了主要作用。這也就意味着，西漢後期設立三公名義上是復古改制，實際卻是基於現實考慮的政治舉措，有着明確的政治意圖。在此意圖下，是否完整恢復經典古制中的三公九卿並不重要，在九卿制不具備所期待的政治功能時，王朝自然不會汲汲於設置九卿；九卿的制度化、並與三公搭配形成完整的三公九卿，則有賴對復古更為狂熱的王莽才成為現實。

關於王莽九卿，《漢書·王莽傳》記之甚詳，學者多有引用，這裏不避繁複，再引如下：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

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衞尉曰太衞，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

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中二千石曰卿。

概言之，王莽對九卿的設計主要體現為以下四點：（1）設置三孤卿、六卿，以三孤卿+六卿的形式構成九卿；（2）九卿分屬三公；（3）兵衞輿馬諸職自成系統，另稱“六監”，與九卿脱離；（4）秩級中二千石正式稱“卿”。

上述涉及九卿的諸改革中，最為醒目的即九卿構成。如學者所論，這是兼綜《周禮》《禮記》，雜糅古文經六卿説、今文經九卿説而形成的一種另類九卿。不過，王莽九卿還有漢制傳統，譬如三孤卿，《漢書·哀帝紀》載元壽二年“正三公官分職”，同時“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檢核漢表可知，元壽二年調整或新設的司直、司隸、司寇正是作為三公副貳出現的。儘管王莽所置三孤卿與哀帝“三司”名號不盡相同，且後者事實上也“事未定”，但若與經典古制以三少（少師、少傅、少保）為孤卿相比，王莽三孤卿的設計無疑更接近哀帝“三司”。要之，王莽設三孤卿，固然有儒家經説作為依據，但哀帝元壽二年所置作為三公副貳的“三司”應也為王莽“發明創造”提供了制度資源。

至於九卿中的六卿，乃是出自《尚書》，這一點學者已有提示，茲不贅述。這套由《尚書·舜典》所構建的虞舜官職體系大致如下：

禹—司空棄—后稷契—司徒

皋陶—士垂—共工益—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

比較可知，除了負責刑罰的“士”改“作士”，職掌草木鳥獸的“虞”作“予虞”之外，王莽六卿完全來自虞舜諸職。從名號來説，如此改動並不合理，甚至可以説鬧了笑話，不過，考慮到王莽力求“制度唯美主義”，則上述改動毋寧説是王莽有意進行的，以追求六卿名號的“形式美”。

王莽為何汲汲於恢復虞舜官制？王莽“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固是原因之一，不過《尚書·舜典》所記虞舜諸官本無“卿”名，而明確言及九卿或六卿者則為《禮記》或《周禮》，後者還詳細開列了六卿之名（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和九卿構成方式（三孤卿+六卿）。因此，王莽舍《禮記》《周禮》而取《尚書》，單從“必欲依古得經文”無法解釋。

如所周知，西漢後期盛行“漢家堯後”之説，在此背景下，王莽以虞舜後裔自居，提倡“新室舜後”，以期代漢立新。明乎此，王莽在六卿設置上取虞舜官職為名，其用意就不難理解了——顯然，王莽是借官制上恢復虞舜舊制，以呈現和強化“新室舜後”的形象，由此向世人傳達漢新禪代的正當性。王莽這一做法在漢末新莽之際並非孤例，哀帝元壽二年及王莽選擇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同樣也以模仿舜製為初衷，只不過前者試圖借“再受命”挽救漢室，後者則和六卿設置一樣旨在代漢立新。

以上我們分析了王莽九卿的制度來源，不難看出，王莽九卿乃是一個混合體，其中三孤卿承自漢制傳統，六卿則源出被視為虞舜舊制的《尚書·舜典》。經典的官制設計，現實的制度傳統，加上別有用心的政治意圖，造就了王莽九卿雖然在形式上與《周禮》“三孤卿+六卿”的九卿構成類似，實際卻有些不倫不類。不過，無論王莽九卿多麼另類，有一點可以肯定，即王莽首次明確以九卿特指九職，由此將九卿從理想官制坐實為現實官制。正是在此意義上，學者認為王莽九卿在九卿演生史上具有關鍵地位。不過，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是，被認為受王莽九卿影響極大的東漢九卿，其構成卻與王莽九卿截然不同。東漢為什麼會選擇太常九職構成九卿？回答這個疑問，或許對我們重新審視王莽九卿不無裨益。

前已論及，迄至西漢滅亡，九卿都仍泛指中二千石秩級中職掌實際事務的中央官。不過，西漢後期九卿也有一些動向值得注意。《漢書·霍光傳》記載元平元年（前74年）六月癸巳，霍光與羣臣聯名奏廢即位僅27日的昌邑王劉賀：

丞相臣（楊）敞、大司馬大將軍臣（霍）光、車騎將軍臣（張）安世、度遼將軍臣（範）明友、前將軍臣（韓）增、後將軍臣（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蔡）誼、宜春侯臣（王）譚、當塗侯臣（魏）聖、隨桃侯臣（趙）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杜）延年、太常臣（蘇）昌、大司農臣（田）延年、宗正臣（劉）德、少府臣（史）樂成、廷尉臣（李）光、執金吾臣（李）延壽、大鴻臚臣（韋）賢、左馮翊臣（田）廣明、右扶風臣（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蘇）武、京輔都尉臣（趙）廣漢、司隸校尉臣闢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王）遷、臣（宋）畸、臣（丙）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趙）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

可以看到，後世九卿中，這裏提到七卿。至於光祿勳、衞尉，因分別為車騎將軍張安世、度遼將軍範明友兼任，其職並於將軍，故未單獨列出。值得注意的是，單獨列出的七卿，除執金吾雜入其間外，大體連續排列，位置介於御史大夫、列侯與三輔、長信少府之間。無待贅言，諸人在聯名中的位次取決於其所任官職高低，七卿任職者的這個位置，顯示出彼時太常九職已整體居於同稱“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

更能體現太常九職尊顯於其他九卿的是《柏梁台詩》，其文如下：

漢孝武皇帝元封三年（前108）作柏梁台，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

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

大司馬曰：郡國士馬羽林才。丞相曰：總領天下誠難治。

大將軍曰：和撫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太常曰：撞鐘擊鼓聲中詩。宗正曰：宗室廣大日益滋。

衞尉曰：周衞交戟禁不時。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台。

廷尉曰：平理請讞決嫌疑。太僕曰：循飾輿馬待駕來。

大鴻臚曰：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輿御物主治之。

大司農曰：陳粟萬碩楊以箕。執金吾曰：徼道宮下隨討治。

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尤。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為民災。

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詹事曰：椒房率更領其財。

典屬國曰：蠻夷朝賀常會期。大匠曰：柱枅薄櫨相枝持。

太官令曰：枇杷橘慄桃李梅。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張罝罘。

郭舍人曰：齧妃女唇甘如飴。東方朔曰：迫窘詰屈幾窮哉。

關於《柏梁台詩》真偽，歷來聚訟紛紜，據筆者考證，此篇大約成於平帝元始五年以後，東漢立國之前。以此而言，《柏梁台詩》作為呈現西漢中期以降官職生態的史料，當無疑問。可以看到，和霍光等人上書時的排名一樣，《柏梁台詩》中太常九職也位次相接，位於秩居上卿的御史大夫後，而先於同為九卿的執金吾、三輔。

除了上述整體性顯示太常九職位次的資料外，史傳中還有一些文字，也零星證實太常九職居於其他九卿之上。《漢書·翟方進傳》稱少府陳鹹、衞尉逢信“官簿”皆在時任京兆尹的翟方進“之右”，表明太常九職中的少府、衞尉高於同為九卿的京兆尹；又三輔遷升多除授太常九職，也顯示後者當居三輔之上。要之，儘管現存文獻中並無更多資料顯示西漢後期太常九職在百官序列中的位次，但綜合上述史料不難看出，西漢後期太常九職已較為穩定地居於中二千石九卿的頂層。太常九職這一位置，透露以太常九職構成九卿在西漢後期或已“萬事俱備、唯欠東風”。

明乎此，對於王莽九卿的意義，似乎就可有別的理解了。固然，王莽首次將九卿確定為九職，捅破那層窗户紙，推動了九卿制度的形成，不過若從九卿構成的角度看，王莽以三孤卿+六卿、並搬出《尚書·舜典》來命名九卿，卻偏離了九卿演變的原有軌跡。在這個意義上，王莽九卿毋寧説是走了彎路，而東漢一反王莽舊制，確定以太常九職構成九卿，恰如一次“撥亂反正”，將九卿從王莽設計的歧途上拉了回來。

四、東漢九卿“撥亂反正”

王莽九卿顯示了九卿構成的另一種可能，不過在志在復漢的光武君臣看來，卻偏離了正道，於是東漢“撥亂反正”，正式確立以太常九職構成九卿，其最確切的證據即《續漢書·百官志》中，太常九職被明確標註為“卿一人”。儘管《續漢志》成於晉人司馬彪之手，但諸如“卿一人”這類出自“正文”的文字卻來自東漢官簿。這也就意味着，東漢九卿由太常九職構成乃是以官方頒佈律令的方式確立的，而由此確立的九卿不再是一種理念或慣例，而是制度。

按照司馬彪的自敍，《續漢志》依據的官簿是“宜為常憲”的世祖之制，這顯示出至遲在光武時期，東漢已建立以太常九職為九卿的制度。更進一步，具體是在哪一年？對此史無明文，可能的時間點有三個：其一，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光武在稱帝伊始已多恢復西漢九卿之名，於此之際確立以太常九職為九卿，是可能的；其二，建武六年，是年光武下詔並省郡縣，減損吏員，而據《續漢志》記載，九卿在中興以後也曾大規模裁撤屬吏，或即同時，光武在精簡九卿吏員之際確立九卿制度，這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其三，建武二十七年，是年去大司徒、大司空之“大”，並改大司馬為太尉，正式確立三公之名。考慮到九卿與三公的關聯，不排除王朝在正三公之名的同時建立九卿制度。

解決這一問題，仍需以文獻中九卿指稱官職的具體表現為據。在此思路下，建武八年寇恂以執金吾被稱“九卿”，就有了標杆意義。據《後漢書·寇恂傳》記載：

（建武）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

光武希望寇恂從執金吾出為潁川太守，以平定潁川盜賊，這個過程，光武稱之為“從九卿復出”。在此表述中，執金吾被視作“九卿”之一。而東漢官簿中九卿僅指太常九職，執金吾不在其列，這顯示出，至少在建武八年之際，東漢九卿尚未明確為太常九職。然則九卿制度建立只能在此之後，建武二十七年也就成了唯一選項。

而在建武二十七年以後，相關文獻中的“九卿”，以及意義相近的“九列”、“列卿”、“諸卿”等，幾乎僅限於太常九職。茲將彼時被稱作“九卿”的官職整理如下。

太常：朱倀、馬日（石單）

光祿勳：周舉、陳蕃

太僕：宋漢、陳紀、蔣疊

廷尉：崔烈

大鴻臚：包鹹、周舉、韓融

大司農：牟融、劉據、李暠、張奐、尹勳

少府：荀遷、孔融、何豹

大長秋：良賀

可以看到，太常九職中除宗正、衞尉未見稱“九卿”例者，其餘均曾被稱“九卿”。又蔡邕為楊賜撰碑，雲其“六在九卿”。檢《後漢書·楊賜傳》，楊賜兩任少府、光祿勳，一任太常、廷尉，與“六在九卿”之數正相吻合，這無疑也表明九卿即指太常九職。

不過，如上所見，被稱作“九卿”的官職除太常九職外，還包括一例大長秋，這似乎構成明顯反證。《後漢書·宦者傳·良賀傳》記載：“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據此，作為皇后宮官的大長秋得稱“九卿”。的確，在《續漢志》註文中，張晏稱大長秋為“皇后卿”，不過大長秋秩僅二千石，而自西漢中期以後即已確立僅中二千石可稱“九卿”的故事，《良賀傳》以大長秋為“九卿”，不得不説是有疑問的。事實上，檢核漢代歷次察舉，迄未見到單獨以九卿舉薦者；而陽嘉年間這次“舉武猛”，不見於《順帝紀》，從前後幾次舉武猛的情形看，舉薦者亦不限於九卿，三公、特進、校尉甚至諸侯亦得舉薦。因此頗疑此處“九”或為“公”之訛——漢代以公卿察舉極為常見。而所謂“公卿”，並不專指“三公九卿”，乃是意指模仿周代公卿大夫士內爵系統之“公卿”。固然，此係統之“公卿”，一般對應於中二千石以上，不過在察舉場合，則可下至二千石郡國守相甚至比二千石校尉。大長秋秩二千石，名以“公卿”理所當然。

要之，對於良賀以大長秋稱“九卿”如何解釋或可再議，但記載自身的不確定性至少表明其尚不足以推翻九卿在建武二十七年後僅限太常九職的結論。退一步言之，即便其中“九卿”不誤，那也只是時人對九卿所指不算嚴謹的表述，並不妨礙制度上九卿特指太常九職。明確了這一點，可以確認東漢自建武二十七年以後正式建立了以太常九職為九卿的九卿制度。而藉由此一“撥亂反正”，東漢九卿實現了與西漢後期九卿新動向的“對接”。當然，介於其間的王莽九卿也非一無是處，九卿特指九職系由王莽首開其風，東漢九卿明確稱“卿”，以及九卿分屬三公，也因襲自王莽九卿。不過，東漢九卿上述同於王莽九卿的表現只是形式上因襲，實際卻有不同。譬如九卿稱“卿”，王莽規定“中二千石曰卿”，在此規定下，卿號附屬於秩級，亦即凡中二千石皆可稱“卿”，故新莽在九卿外又有職掌兵衞輿馬的六上卿。而在東漢官簿中，卿號附屬於特定官職，只有明確標註“卿一人”的太常九職可稱“卿”，中二千石的執金吾、太子太傅、河南尹等皆不為“卿”。因此在相關文獻中，太常九職在某些場合或後綴以“卿”，如謝承《後漢書·羊續傳》、司馬彪《續漢書·張奐傳》有“太常卿”，謝承《後漢書·商仁傳》有“大鴻臚卿”，司馬彪《續漢書·祭彤傳》有“太僕卿”，《竇固傳》《馬光傳》有“衞尉卿”，而立於靈帝建寧元年（168）的衡方碑，題稱《漢故衞尉卿衡府君之碑》，則顯示出即便在東漢時代，時人也已習慣以“卿”標註太常九職。東漢太常九職後綴以“卿”，正是“卿”明確附屬於太常九職後的表現。

伴隨九卿制度的建立，東漢王朝還對九卿進行了一系列整飭，其要者包括：第一，減損吏員，整頓機構。比較兩漢九卿官署結構可知，東漢九卿官署大為減少，尤其是太常、少府，減省皆在十署以上。這之中，有些被直接裁撤，有些因職能相近並省，有些則更換所屬九卿。通過這些調整，東漢九卿結構更趨完善，事務分工也更合理。第二，設置文屬官。如《續漢書·百官志》所見，光祿勳、少府之下皆設置多種文屬官，其中光祿勳下有三都尉、諸大夫、議郎、謁者，少府下有侍中、中藏府令、內者令、尚方令、尚書·符節·御史·蘭台諸職及諸宦者署。所謂“文屬”，學者或釋作“文簿”上統屬，或釋作名義上屬或行文時屬，尚無定論，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九卿與其文屬官之間並無職事關聯。東漢於九卿下設置文屬官，固然可以理解為在三公九卿體制中安插皇帝直屬官職，以強化獨裁統治；或是在內朝官解體的背景下整理統屬關係及明確機構職責。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正是藉助“文屬”，九卿得以包容更多的官僚機構，由此在制度形式上凸顯九卿作為三公之下日常行政執行樞紐的地位。第三，確立九卿排序。西漢太常九職間還看不到明顯的位次關係，及至東漢，則確立了太常、光祿勳、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的先後順序，尤其是在朝堂儀會、聯合上書等禮制場合，基本遵循此一順序。九卿排序固化，意味着九卿之間出現高下格差，這在明確九卿各自地位的同時，亦有助於突破秩級限制，形成更具現實意義的官職遷轉序列。第四，九卿官署移至宮城外。西漢太常九職的官署所在尚未完全明確，不過其中應有部分位於未央宮內，光祿勳、少府、太僕甚至位於更為近密的殿中。而在東漢，九卿官署無一例外都被搬至宮城外。九卿官署外遷，在政治空間上拉開與皇帝的距離，這對九卿在王朝政治中的權重或有削弱，不過另一方面，九卿因此擺脱曖昧模糊的內朝官身份，其作為外朝行政樞紐的職責也更為純粹。

要之，在九卿制度演生史上，東漢構成了極其關鍵的環節。而在九卿制度的影響下，太常九職間聯繫更密，較之此前更多以羣體面目出現。譬如《續漢書·輿服志》對冕服、綬制等的記載中，九卿便多作為獨立羣體，與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等並舉；又東漢皇帝詔令羣臣舉薦人才或議論政治得失，九卿也常被單獨標出；此外在一些賞賜場合，九卿也構成受賜序列之一級。儘管東漢也存在不少九卿被掩蓋於中二千石的情況，顯示九卿的羣體特徵仍不確切，但東漢九卿已經常性地被時人視作一個整體，卻也毋庸置疑；而此現象的出現，得益於九卿制度的建立與成熟。

餘論

以上我們梳理了漢代九卿制度的形成過程，整體上看，兩漢九卿大致經歷了從輻輳某一秩級到特指九個官職的演變：西漢前期，九卿泛指秩級二千石中職掌實際事務的中央機構長官，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級形成後，轉而泛指中二千石中的同類官職；迄至西漢滅亡，九卿仍未特指九職，不過西漢後期已出現太常九職穩定居於同為“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的新動向；王莽代漢，基於漢制傳統及以舜裔自居、模仿堯舜禪讓的政治意圖，緣飾以經文學説，創造了以三孤卿+六卿的另類九卿形式——其首次以九卿特指九職固開風氣之先，但不倫不類的九卿構造卻使得其“發明創造”功過參半；及至光武復國，“撥亂反正”，一方面承襲王莽九卿中的諸多設計，另一方面又接續西漢傳統，確立以太常九職為九卿，並通過整飭九卿機構，最終建立了相對成熟、完備的九卿制度。

無待贅言，九卿在漢代的演變與大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從嬴秦到東漢，各種管理學説、治國主張先後進入統治思想，法家、道家、儒家，霸道、王道、霸王道，相繼粉墨登場，交錯融合，使得彼時成為不同淵源、不同性質的各種制度文明的“試驗場”。九卿的發生、演變亦受到此大環境的制約。九卿多為君主服務，暗示其成長於戰國以來的法家君主官僚制，九卿輻輳於二千石、中二千石，則是受到法家精神濃郁的“吏祿”擴張的影響。及至西漢後期儒學高漲，來自儒家經典的理想官制“三公九卿”現實化的要求被提上日程，雖然實際進程不乏反覆，但最終在前者的推動下，九卿從理想走向現實，以制度的形式成為王朝官僚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東漢九卿中的太常九職，追根溯源，濫觴於法家政制，但在九卿制度形成的過程中，卻披上儒家經典古制的外衣，這種矛盾卻又富有張力的結構不禁令人想起東漢儒法合流、儒表法裏的政治文化，某種意義上，九卿的這一特質或許正是政治文化施於制度文明的投影。

進言之，對於從西漢後期到東漢初包括九卿制度建立在內的一系列波及官制、禮制等的變革，學者常在“奉天法古”或“古典國制的建立”等名目下予以梳理，表述雖有差異，但都承認經典古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另一方面也應看到，這些披着“復古”外衣的制度變革，其實並非真的恢復古制，更多時候毋寧説是參考古制、斟酌今制的產物。三公制設立的政治考量已如前述，西漢後期效法“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改刺史為州牧，其實也不是單純恢復古制，刺史職權擴大，以及弱化監察職能、減輕郡守約束乃是緣由之一。類似，平帝元始五年在王莽主持下“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經義”亦非唯一依據，王莽採《堯典》十二州而非流傳更廣的《禹貢》或《職方》九州，除“漢家廓地遼遠”的現實限制外，王莽代漢自立的政治意圖大約亦相關。又作為禮制復古之大端、平帝元始年間成立的南郊郊祀禮，其不合禮制、百神羣集的郊壇亦顯示出秦及西漢國家祭祀的強烈影響。此外，東漢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恢復古冕，同樣沒有盡依古制，而是出於“尊君”考慮及照顧現行品位結構，規定“六冕同制”，且服冕者僅限於公卿以上。

九卿制度亦是如此。經典古制固是九卿制度建立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正如前文所見，秦漢帝制以來的傳統故事、旨在更好管理事務的理性行政以及包含特定用意的政治意圖，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認為，九卿在各個時期的演變，正是由上述諸因素中的一點單獨或幾點合力推動而成。九卿從對應於二千石到對應於中二千石，理性行政更具主導效用；九卿自泛指諸職轉向特指九職，經典古制尤為推動元素；而九卿由三孤卿+六卿還是太常九職構成，則顯示出政治意圖和傳統故事的巨大影響。由此可見，以往多被視為復古改制一端的九卿制度，事實上乃是經典古制、傳統故事、理性行政、政治意圖等合力推動的結果，復古改制並非其中唯一動力。且從各時期九卿演變的動力構成來看，上述四個因素也非猶如駕駟的馬車，朝同一方向拉動，有時候毋寧説指向了不同方向。正是這種多元複雜的動力機制，使得九卿演變絕非線性發展，而是存在變數和意外，王莽另類九卿即是此類變數或意外的集中體現。要之，九卿從泛指二千石收縮指中二千石，再經王莽另類九卿到東漢“撥亂反正”，其演進在兩漢時期恰如走了一回“之”字形路線，而九卿制度亦在此婉轉曲折的演進過程中正式建立。

〔作者孫正軍，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北京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