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未來20年，將會發生這些事_風聞

在過去40年的經濟風暴中，只有少數投資者能夠帶領公司獲得巨大收益。在這些少數人中，能夠為投資、管理和職業成長確立原則，使之成為金融業基礎的投資者就更少了。

瑞·達利歐（Ray Dalio）就是這極少數之一。

達利歐是橋水基金公司（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創始人、董事長兼聯席首席投資官。

1975年，他在紐約的兩居室公寓裏創立了這家投資公司，在他的努力下，如今橋水基金為約350家全球機構管理着1600億美元的資產。

他也曾登上造就的舞台，就如何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如何應對失敗、如何進行投資等話題進行了分享（傳送門→千金散盡還復來，我的秘訣是什麼？ | 瑞·達利歐）。

達利歐在造就演講

最近，在他的最新著作《債務危機：我的應對原則》（Principles for Big Debt Crisis）一書中，達利歐帶領橋水基金團隊對過去的債務危機經濟事件進行了深入研究，解釋了橋水基金如何利用這些知識預測了2008年的經濟危機。

知名財經新聞網站investopedia近期就這些事採訪了達利歐，並詢問了他對2020年的展望。以下為採訪精彩內容（經編輯有刪改）：

過去十年對未來20年會有什麼影響？

問：如果過去十年被定義為建立在大規模債務發行、生產率提高、財富增加和政治差距擴大基礎上的全球擴張，那麼未來20年會是什麼樣子？

達利歐：我認為有四大力量可以幫助我們預測未來。首先，科技對生產力、生活方式和就業的影響。其次，是由此產生的貧富差距、社會差距和政治差距。此外，也要注意經濟週期和下一次經濟衰退時期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降低。最後則是中國崛起。

當我看到技術變革及其對生產力和就業的影響時，我認為它會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能提高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但也會使許多人失業，擴大貧富差距。我們未來20年的一大挑戰，就是如何應對這股力量，使它對我們有益無害。

我認為，科技發展導致的貧富差距和政治差距會在未來經濟低迷時期造成巨大破壞。這肯定會在未來20年的早期發生，而且中央銀行無法輕易解決這些問題。因為屆時中央銀行無法大幅降低利率，實施的量化寬鬆政策也不會像如今這樣有效，所以中央銀行的管控能力會減弱。

世界銀行發佈的世界貧富差距圖

在我看來，未來政府必定會擴大預算赤字，因此中央銀行不得不大量印鈔來填補赤字。這需要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在未來高度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中，這將會是一個巨大挑戰。未來，我們會面對這樣的挑戰。我們應對挑戰的方式將會造成巨大影響。

我對通過政治合作來制定合理的財政政策不抱希望，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合作也不抱太大希望。從未來20年來看，我認為較低的利率和印鈔填補赤字，對美元、歐元、日元計價債務持有者不利，會削弱這些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它們會被什麼取代？我無法確定，但我認為黃金、人民幣和數字貨幣扮演的角色會越來越重要。

中國崛起

問：中國崛起對未來20年會造成什麼影響？

達利歐：雖然中國崛起會是改變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但究竟會有什麼影響取決於我們如何處理應對，這完全取決於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智慧。

有一個概念叫“修昔底德陷阱”，指新崛起的大國會挑戰現存的大國，而現存大國也會回應這種威脅。在過去500年的歷史中，已經發生了16次這樣的挑戰。在我看來，也許未來中國會在許多方面都比美國更強大、更重要。

氣候變化的影響

問：你怎麼看待氣候變化？未來20年，氣候變化會對全球經濟產生什麼影響？

達利歐：最低程度來看，氣候變化造成的破壞是巨大的；最大程度來看，情況甚至更糟。

氣候變化會改變曾經有生產力的地區，使其生產力降低，尤其是在農業生產方面。它還會使海平面變化，從而加大基礎設施支出。由於氣候變化出現的更大、更頻繁的風暴，會導致損失更大。氣候變化還會影響移民和居住地。未來會發生的事情甚至可能比我説得更糟。我認為這將會催化技術變革，來有效應對氣候變化。

對於未來如何我還不確定。

1932年大蕭條時期的紐約，人們排着長隊等待領取救濟

關於未來，歷史能教給我們什麼？

****問：除了科技發展和氣候變化外，歷史上有沒有類似的時期，我們可以通過觀察這段時期來了解未來20年會發生什麼？

達利歐：20世紀30年代末就是這樣一段時期，那時這四股力量也出現了，與現在驚人的相似：1929年到1932年，我們經歷了一場債務危機，利率降至零，我們不得不大量印鈔。2008年，我們也經歷了一場債務危機，利率降至零，我們不得不大量印鈔。在這兩段時期，都出現了股價上漲、經濟增長現象。相較於窮人而言，富人受益更多，導致民粹主義抬頭，或左、右翼同時抬頭，加劇了內外衝突。並且在這兩段時期，都有新崛起的世界強國挑戰現有的世界強國。

**需要説明的是，我並不是説未來一定會重蹈上世紀30年代的覆轍。**我想説的是這樣的因果關係顯而易見，如果在經濟低迷時期，貧富差距、政治差距懸殊，中央銀行無法力挽狂瀾，新崛起的大國向現有大國發起挑戰——我們確實面臨這些問題——我們會承受巨大的危險，而我們能否順利應對，全看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智慧來處理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