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毛澤東的話語藝術_風聞

  1957年3月12日，翻譯家傅雷先生在聽了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後，情不自禁被感染。他寫信給兒子傅聰描繪當時的情景：“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者注）。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

                              毛澤東的“隱而不露”與“下回分解”

傅雷所説的“隱而不露”，是毛澤東在説服人方面的話語特點之一。

我國著名作家嚴文井先生在延安時曾與毛澤東交談過一整天，並深深感受到了“隱而不露”的力量。

嚴文井先生回憶道：“我從毛主席的窯洞裏走出來，天已經黑了。我頂着星光往自己的窯洞走。你猜我心裏想的是什麼？——你不要忘了，那時的我，是從白區來到延安的小有名氣的作家，自負得很呀！可是當時我回想着和毛澤東相處的一幕幕，我心裏説：這個人呀，現在他讓我為他去死，我都幹！……我也很奇怪他拿什麼征服了我。”

“……其實他那天沒講一句“馬列”，講的都是天文地理世態人情。他是百科全書，無所不知，可是他不把“馬列”掛在嘴邊上。但你事後細想，講的都是“馬列”呀。他把“馬列”全融會到中國現實中啦！”

“當時我就認定，跟着這個人幹革命，革命肯定有希望！中國肯定有希望！真“馬列”呀，不着一字，盡得風流！”。

當然不是所有和毛澤東談過話的人，都能接受毛澤東所有的看法和觀點。遇到這種情況，毛澤東在適當的時候就會説：“下回分解。”

1937年“七七事變”後，我國著名學者梁漱溟先生，親眼目睹了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的慘象。他對蔣介石領導的抗戰不再抱希望，對中國抗戰的前途充滿了悲觀。於是，他於1938年1月到訪了延安。在思想上，梁漱溟先生是一向同情共產黨為民族奮鬥的精神，而同時又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主張的。

毛澤東關於抗日持久戰的談話使梁漱溟佩服得“五體投地”。梁後來回憶説：“這篇文章（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筆者注）那時還沒有發表。他就是以這篇文章內容來説給我的。説中國一定勝利。我聽他的談話，把我心中的煩悶一掃而光。”

這次訪問延安，梁漱溟和毛澤東談話共八次，其中兩次是通宵達旦。當把話題轉到階級鬥爭問題上時，兩人激烈爭論起來。有一次從前一天傍晚，一直爭論到次日天已大亮之時。末了，毛意味深長地對梁説：“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做結論，姑且存留下回分解吧。”

十多年後，1950年的春天，梁漱溟認真思索了他在延安與毛澤東發生的那場爭論。面對在戰火中誕生了新中國的這一事實，梁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後，於1951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一文，對自己作了一個總結。在這前後，他又寫了《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等文章，送給毛澤東看。

梁漱溟在文中毫無保留地説：“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鬥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經估計它一定要陷於亂鬥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

在事實面前，梁漱溟終於承認了毛澤東的觀點是對的，而自己是錯的。

反覆琢磨才知的”多層含義“

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享譽世界。他哲學思想中極具特點的思維方式，也經常滲透在他的講話之中。凡是接觸過毛澤東的人，大都能體會到他嚴密的邏輯思維方式，以及語言的含蓄和多層次含義。這種語言有時表面上是很直白的，但理解其內涵對一些人來説卻要費點功夫。要去思考，去琢磨，去咀嚼，去品味，有的還可能永遠不會準確全面地體會出來。

美國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對此深有體會。他説：“後來，我慢慢地捉摸到毛澤東的談話有幾層意思。就像紫禁城內的庭院，一個比一個深地套着。除了比較略有變化以外，沒有什麼區別，而他的意思只有在長期思考後才能總體領會。”

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有一篇講話。其中談到，該如何應對帝國主義核訛詐的問題。毛澤東説：“我們要爭取和平。但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每天怕戰爭，戰爭來了你有什麼辦法呢?”

毛澤東發言的本意對中國人來説並不難理解，當時在座的“宋慶齡發出會意的笑聲”。但據説在場的外國人卻覺得有點驚奇，一下子反應不過來，以至於後來還出現了一些誤會。

針對這個誤會，我國著名中蘇關係歷史研究專家、《中蘇關係史綱》主編沈志華，2008年在接受採訪時特地指出：“他（指毛澤東）説這句話的意思，也不是説中國死3億人沒關係（經查毛澤東講話原文，沒有這樣的表述，估計是沈志華按‘損失一半’的説法推算的——筆者注），而是表示一個態度：就是，中國不怕核威脅，你用原子彈嚇不倒我。這是毛澤東慣用的講話方式。後來西方媒體根據這句話把毛説成是戰爭狂人，這是一個誤會。”

實際上，毛澤東的發言就是那個年代中國老一輩革命家長期形成的共識：在喪心病狂的戰爭販子面前，一味退縮是避免不了戰爭的；隨時準備“以戰止戰”才更可行。

毛澤東多次”感謝“的話語，也曾因聽者沒能理解其深層含義而引起誤會。

毛澤東曾多次“感謝”過他的對手，比如蔣介石、何應欽、艾奇遜（觀察者網注：Dean Gooderham Acheson，1949年至1953年任美國國務卿，制訂了後來的杜魯門主義）、杜勒斯（觀察者網注：John Foster Dulles，1950年至1952年任美國國務卿顧問，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赫魯曉夫，還有日本和美國等。這種“感謝”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中華文化中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哲理。

比如對蔣介石這個老對手，毛澤東就説過“感謝美國人給我們運來一批重炮，當運輸大隊長的是蔣介石”，“我們得感謝蔣介石。蔣介石是我們的‘運輸大隊長’”等。作為當年堅決支持蔣介石的美國政府，實際上也認同毛澤東的這個説法。

1948年底，國民黨部隊被人民解放軍打得焦頭爛額，蔣介石頻頻要求美方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儘管杜魯門早就對蔣介石失去了信心，但在美國國會中得過蔣介石集團好處的議員的壓力下，杜魯門還是派了經濟合作總署署長霍夫曼作為“特使”訪華。

抵華的第二天上午，霍夫曼與蔣介石政府的“美援委員會”官員王世傑、葉公超等人舉行會談。會談中霍夫曼説：“既然你們對美援追得這樣緊，我就直言相告，我們過去對中國的援助並不少，既有錢，又有物，還有武器。但蔣委員長太無能，未用好我們的援助。最令我們的總統和國務院官員傷心的是，我們援助你們的許多武器、物資已落入共產黨之手。如果我國政府再像先前那樣援助你們，你們豈不垮得更快？”霍夫曼的一席話，讓在場國民黨高官面紅耳赤，無言以對。

再比如，毛澤東説過的幾次“感謝日本侵略”之類的話，在當時還是引起了一些波瀾。

因為毛澤東用的是反諷語言藝術，而反諷的特點是往往單純從字面上不能瞭解其真正要表達的事物。而事實上，其本義正好相反於字面意義，通常需要從上下文及語境來了解其用意。所以，只要把毛澤東的原話看全面了，再回顧一下那段歷史，就可以由表及裏，從字面進入到內涵。

1960年6月21日，毛澤東在同日本文學代表團的談話中，就説過這樣“感謝”的話。毛澤東説：“中國地方大，打了十年內戰。以後同日本軍閥打仗，又和蔣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説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説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大忙。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這段話先肯定了“侵略當然不好”，是“壞”的，然後一分為二地分析這件事。因此理解這個講話的本意並不難。但是，當年由於種種原因，一些海外媒體引用的內容不全面不連貫，在海外華人華僑中造成了一些誤解。

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專門從哲理的角度作過解讀。他在《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寫道：“此語（指毛澤東談話——筆者注）曾給海外華人相當反感。然毛提出歷史上長時間範圍之因果關係，只是事後看來如此，並非事前設計如此，或事態過程中指示應當如此。他的見解與蔣介石所敍‘今日認為惡因或適為他日善果’（1944年5月31日）出於同一角度。”

當然，如果把毛澤東的講話內容與相關的歷史背景聯繫起來看，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這個“感謝”的哲理。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女士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她所著的《劍橋插圖中國史》被業內人士認為“總有一天會被視為經典”。她在該書中的《共產黨人的勝利》一節中是這樣看待日本侵略對中國民眾和中共的影響的：“民眾的支持對共產黨的勝利是至關重要的。從這一角度來説，日本的侵略為中國共產黨創造了贏得支持的大好時機”

“説名道姓”：以博文和幽默為交流的起點

古今中外的偉人中，話語藝術高手不少。但時常以“説名道姓”為話題的，則非毛澤東莫屬。在與不相熟的人交談時，毛澤東會以此來拉近距離；而與親密戰友、黨內同志們在一起時，他也會以此為情感交流點，來交流思想。有時望名生義，有時説文解字，有時溯源人文地理，有時還涉及改名等等，於談笑風生中留下了許多佳話。

毛澤東一生有過幾十名衞士，他與其中三名衞士在初次交談中的“説名道姓”都很有意思。

李銀橋跟隨了毛澤東十五年。當年，毛澤東問他的第一句話是：“你叫什麼名字呀？”

李回答：“報告主席，我叫李銀橋。”

毛澤東又不緊不慢地問道：“李、銀、橋。嗯，哪幾個字啊？”

“木子李，金銀的銀，過河的橋。”

“銀橋，為什麼不叫金橋啊？”

“金子太貴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毛澤東的口氣轉為熱烈……

在毛澤東看來還像個娃娃的封耀松，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緊張得直到毛澤東第四次問他姓名時才回答：“封耀松。”

毛澤東又問道：“封、耀、松，是不是那個河南開封的‘封’啊？”

“不是，是信封的封。”封耀松一本正經地“糾正”毛澤東的話。

“哈哈”毛澤東開心地大笑起來，順手幫小封整了整紐扣，説：“小鬼呀，不管你有幾封信，不開封是看不見信的喲。知道嗎？那是一個字，懂嗎？”

同樣是娃娃樣的十六歲的田雲玉則陽光得多。當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他問名字時，田雲玉回答道：“報告主席，我叫田雲玉。”

“會寫嗎？”

“會，主席。”田雲玉便伸出右手指，在毛澤東面前的空間比劃起來：“就是這個田地的田，雲彩的雲，玉石的玉！”

“嘿，你還不簡單呀！”毛澤東笑呵呵地説，“有天有地，又有玉石，可正是上下齊全國中貴，那麼，你家一定人不少嘍？”

田雲玉心想，毛澤東真神，他怎麼知道我家的事呀？便回答道：“是的，上有我父母，還有爺爺，下有我們兄弟姐妹七個。”

“可不，被我猜準了吧！”毛澤東笑了。又問：“家在哪個地方？”

“黑龍江雙城縣。”

“雙城縣。”毛澤東琢磨了起來，“為什麼要叫雙城縣呀？是不是還有個單城縣呢？”

田雲玉可沒聽説過，便搖頭説：“沒有單城縣。”

“不對，會有。”毛澤東堅持道，“有雙城必有單城，而且不會太遠，説不定你爸爸、爺爺他們知道，或許不知道，你可以問問。”

田雲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就覺得這位大人物很有自己的分析、判斷、見解。果然，田雲玉在後來確實證實了他的老家是有個單城，只是單城小，慢慢地被雙城“吃”掉了，以後就不曾有了。田雲玉再次感嘆：毛澤東真神！

毛澤東不但對中國人是這樣，對深受中華漢文化影響的其他國家的人物也有過“説名道姓”。

1972年9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會見了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等日本客人。毛澤東稱讚大平正芳的名字好，説是“天下太平”。交談之後，毛澤東特地贈送給他一本自己喜愛的書法字帖《懷素自敍帖真跡》。熱愛書法的大平正芳十分高興，非常珍惜。

後來大平正芳家中失火，大平正芳最關心的物品就是毛澤東贈送的字帖。毛澤東去世的當天，身為大藏大臣的大平正芳發表了悼念毛主席逝世的談話。他説：“深感失去了本世紀最後一位巨人。”

善於聯繫羣眾的毛澤東，深知自己身份的特殊。因此在很多情況下，特別是第一次見面的情況下的“説名道姓”，主要還是開個玩笑，消除隔膜，活躍氣氛。

例如與橋樑專家茅以升見面時就説：“我們是本家呢！”（毛茅同音）。他也問過湖南著名花鼓戲演員左大玢“你為什麼姓左不姓右？”2014年2月8日去世的朱仲麗是中共著名領導人王稼祥的夫人。1937年，毛澤東對剛到延安不久的朱仲麗説：“你是人中最美麗的囉！”還説“仲麗，不如重理。”朱仲麗趕緊説：“那就改了吧！”。毛澤東笑了，説道：“不，不要改了，我是和你説着玩的。”

但是，這種玩笑式的“説名道姓”在極個別的情況下卻造成了誤傳。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學生宋彬彬時問她叫什麼名字，當得知是文質彬彬的“彬”時説道：“要武嘛”。宋彬彬在回憶毛澤東説“要武嘛”的過程時，説道：“就是這麼簡單的兩句話。平常我也聽説過，毛主席愛開玩笑，很會拿名字開玩笑，所以我認為這只是一句玩笑話，並沒覺得有什麼特殊含義。就是這麼簡單的過程。”

這個簡單的過程被當時《光明日報》記者以毛澤東為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為主要內容，寫了一篇文章，後來又被《人民日報》轉載。再後來，社會上出現了宋要武殺了若干人的傳聞。實際上，據後來多次調查，宋彬彬既沒有改名宋要武，也沒有參加紅衞兵，更沒有動手打過人。

這件事後來被美國人寫進了書。宋彬彬獲悉後，與對方論理。最後由該書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在一家著名學術刊物《亞洲研究通訊》（Asian Studies Newsletter）上向宋彬彬公開道了歉。

（此文原載《黨史博採》201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