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大爺慈眉善目的，可沒準他是恐怖伊恩_風聞

文章來源丨北青藝評

通常而言，我們習慣於認為歷史這個概念是靜態的、塵封的、與現實和當下隔絕的，只供我們回望、分析、研究和慨嘆，其中的人與事都不過是一份“史料”，實際上，對於波瀾翻覆、動盪詭譎的20世紀而言，這一段當代史從未真的成為“料”，因為它根本未曾終結，而是一直以一種暗流湧動的方式影響、侵入、攪擾當下。

那些熊熊火光熄滅了，但闇火仍在地下翕動，暴力、極權以及一切被釋放出的邪惡都暫時沉寂、改頭換面但仍然在蓄力，等待着某個時機借屍還魂，重新賦型。很多作品反映過這一切，無論是已經成為經典的《浪潮》，還是不久前那部以喜劇為名實則發出鄭重拷問的《希特勒回來了》都在向人們一次次發出警告。在這些虛構作品之外，紀錄片也在凝視着極權之惡的綿長觸鬚。

紀錄片《世紀疑案：恐怖伊凡》就是這樣一個故事，聚焦於當年納粹集中營的一個殘忍的看守在老年後重新被人發現的戲劇性轉變。它的英文原名叫做The Devil Next Door，隔壁的惡魔。沒錯，這故事最令人脊背發涼的部分是在向我們宣告，惡魔不是抽象的、遙遠的、看起來就令人恐懼的，他可能就在我們身邊，是我們的鄰居，我們的同事，我們家門口一個看起來人畜無害慈眉善目的老人。縱觀下來，就會發現，最恐怖的部分甚至都不是他曾經犯下的累累罪行，而是一個人能夠如此“變幻”——從一個人變幻成一個惡魔，再從惡魔變回人，隱藏於芸芸眾生。

約翰·德米揚魯克是一位標準的追尋美國夢的移民，戰後從烏克蘭來到美國，在福特汽車公司有一份普通的工作，兢兢業業地製作汽車零件，回家扮演丈夫和父親，侍弄花草，融入社區，參加禮拜。他肥胖，禿頂，整日笑呵呵，像每一個這個年紀的普通男人，戰戰兢兢消化戰爭中的悲痛，竭盡全力讓兒女擁有嶄新的生活。但就在這時，一份報告顯示這個男人疑似曾經臭名昭著的納粹劊子手，被人冠以綽號“恐怖伊凡”的戰犯。

沒有什麼比這更戲劇性了，波瀾不驚的郊外小鎮，成為了全世界媒體的焦點。在歷史上，由於納粹未曾在美國實施犯罪，所以，這個男人需要被引渡到以色列。美國剝奪了他的公民身份，配合完成了引渡。這部紀錄片完整地重述了這個世紀大案的審判過程，從當下開始，採訪他的孫輩，重訪居住地，拼接歷史畫面，採訪包括法官、律師在內的幾乎一切核心當事人。這短短五集的聚焦之下，這樣一個案子，意外地與20世紀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發生了奇妙的關係，美蘇冷戰所帶來的諜戰讓對於這個男人的身份識別難上加難，柏林牆的倒掉所帶來的新檔案的解禁又把即將板上釘釘的審判意外翻轉……這個男人從青年到暮年，一生完全被鑲嵌進歷史的縫隙之中，直至91歲逝世。

《世紀疑案：恐怖伊凡》所聚焦的其實非常簡單——這個人，到底是不是當年守衞着集中營的看守。他是否是那個用槍刺將猶太人逼入毒氣室，甚至還動輒砍下囚犯耳朵鼻子取樂的魔鬼。沒有指紋、DNA可供對照，有的只是一張當年的身份卡和一張年輕男人的照片。有人覺得無風不起浪，全世界這麼多人，為什麼偏偏找到他？有人覺得任何案件都不能動搖無罪推定的根基，如果無法確鑿地證明他的身份，那麼他就是無辜的，無論有多少疑點。

圍繞着這場審判，親人、鄰里和純粹的吃瓜羣眾攪起更大的輿論旋渦，法官、律師、證人紛紛登場，有人嚴陣以待，有人另有所圖。所有這類世紀大案，都是人心和人性的陳列室，曾經的辛普森案也是如此，在那部《美國罪案故事》中，警方、媒體、律師都想聚焦於案情卻又慢慢離題萬里，更何況“恐怖伊凡”實在太過於複雜，包含着慘痛的歷史記憶，無法和解的隔閡與傷痕，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尖鋭衝突。歷史闖入了現實。曾經的受害者還有人倖存，他們的苦難就是歷史的證據與化石，但這能成為對某一個具體個人的指證嗎？某一個倖存者言之鑿鑿地認定面前站着的就是當年的“恐怖伊凡”，這應該被直接採信嗎？如果採信，那是證明這樣的案子在司法系統中註定被區別對待，如果不信，那麼哪位法官、哪個法律系統能夠承受住輿論的灼燒？更遑論，這是在以色列審判一個針對猶太人的劊子手。

一切愈發成為了一場秀。表演反叛的以色列律師，遵守規章卻看起來無計可施的美國律師，羣情激奮的以色列羣眾，沉默如迷的各國政府……所有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成為表演系統的一部分。那些從集中營生還的倖存者怒火中燒地指認，可轉過身就被發現，這些人曾經的證詞與法庭上所説的截然相反。那些眼淚和斥責一瞬間都變得可疑又尷尬。但大多數人只能默默自我消化這份疑惑和尷尬，沒人敢於説出什麼。審判是最不應受輿論裹挾的，但這個案子幾乎就是輿論本身。

這案子耗時許久，時代車輪滾滾向前，人抓了又放，放了再抓，新證據推翻舊證據，而又有新證據重新印證了舊證據，直至男人年過九旬，在號啕之中再度被警方拖走，引渡德國。他最終也沒有被認定為“恐怖伊凡”，卻基本上認為他是另一個集中營的看守，而在上訴的當口，他死於衰老。從法理上講，他以清白之身歸於塵土，但從人心上講，他最終到底是人是鬼？

故事的結尾所提出的拷問比案件本身更令人唏噓，曾經與納粹為伍的人並沒有在新的曙光之中被完全清算，有些甚至搖身一變成為了新世界的建設者。惡是否會被時間稀釋？是否會被新體制故意漠視？是否會被日常生活緩釋吸收？是否會被人情世故悉心掩藏？我們大致已經搞清人何以成為魔鬼，邪惡被什麼激發，但我們是否清楚，魔鬼如何蜕變回人形？這是良心發現，還是適者生存？20世紀的殘酷歷史，還有很多並沒有成為完全意義上的過去式，那些作惡的人仍然在世，所以，當我們看向周遭，誰又能知道這世上有多少惡魔隱身於人形皮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