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天逃亡的戈恩開了近3小時發佈會，但有些內容他沒説_風聞

北京時間1月8日晚8點，前日產董事長卡洛斯·戈恩 (Carlos Ghosn)在故鄉黎巴嫩貝魯特召開了發佈會。他在去年12月29日夜，在保釋期間，通過藏身樂器盒、假護照出境、私人飛機轉運，這番堪比好萊塢電影的操作後，他從日本“勝利逃亡”至這裏。

但發佈會到場的100多名記者沒有聽到他透露逃跑的過程，取而代之的是他一直在説自己是受害者、自己為****何要離開，拒絕講述如何離開——“不然會在國內外造成衝擊。”

此前，戈恩因為拯救了負債累累的日產汽車，而成為商業傳奇，但2018年底，就在他職業生涯達到高峯時，日產公司發起了對他的指控，日本檢方也三度對他實施了逮捕。

發佈會上，戈恩指責“日產汽車和檢察官之間的勾結無處不在。日本法律體系違反基本人權。” 

戈恩發佈會後，遠在東京的檢察官發表聲明，拒絕了戈恩在漫長髮佈會上提出的諸多要求。檢察官否認他們與日產密謀起訴戈恩。強調針對戈恩的調查是依據日本法律進行的。檢察官説，他們有合理的理由限制戈恩與妻子的聯繫，也有足夠的證據“確定被定罪的可能性很高”。檢察官的聲明説：被告戈恩以其本身可能構成犯罪的方式逃離日本。他今天在新聞發佈會上的講話未能證明他的行為是正當的。

而戈恩的妻子卡羅爾則表示，這個發佈會，是**“戈恩此生最重要的演説”**。 

這場發佈會，主角戈恩身穿深色西裝，戴着紅色格子領帶，提前入場之後，提議早幾分鐘開始，但被拒絕了。

這是戈恩自一週多前逃離日本以來，首次講述自己的故事。

發佈會開始前，圖源《紐約時報》

包括日本媒體在內的很多國家的記者都申請出席記者會，**但是大多數日本記者被拒絕入場。**只有東京電視台接到邀請進入會場拍攝。NHK是通過其他渠道進行了網絡視頻直播。      

戈恩在發佈會全程，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法律辯護，展示向檢察官提交的電子郵件和陳述，以及其他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論點。

他在大屏幕上投放了文件圖影，但大部分記者並沒有看清楚。

戈恩在發佈會上展示各種文件。圖源《紐約時報》

戈恩好像在公司裏做一個企業演説，看上去他似乎準備利用自己作為一位注重細節的首席執行官的背景，來“推銷“自己的清白。

戈恩把矛頭指向了日產汽車，還有日本的法律制度和日本檢察官。

他説：“我被假定在世界面前有罪，並且服從一個制度，該制度的唯一目的是強迫認罪，確保認罪而無需考慮真相。****”

戈恩強調，他之所以選擇逃離，是因為日本當前的法律體系沒有給自己帶來任何公正。“我希望能夠逃脱這樣的體系，以此來保護我的家人”，“希望能夠在未來有一個公正、自由的審判”。

戈恩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受到操縱的司法系統的受害者，把自己的被捕描述成了一場由不忠實的下屬發動的企業政變。

戈恩指出，日本法律系統在抓捕自己的13個月後仍未決定最終審判日是哪一天，而且還在不斷拖延調查的時間。

“他們為什麼要反覆地去關押我？不斷地去審視一些起訴文件。他們為什麼要防止我去開記者發佈會或者是向公眾公佈一些信息？為什麼他們會花14個月的時間來打破我的精力？甚至把我的妻子隔離，來控制我的每一個行為和步驟”，戈恩強調。

               

據稱，戈恩在日本被關押的130天期間，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每天受到8小時質問，不僅單獨刑拘，每天還只能放風30分鐘，一週只能洗兩次澡，有藥物限制。

戈恩還補充道，日本官員限制他與妻子的交流，他説這種策略是使他“屈膝”。

“當我沒有見到妻子，我想，‘還剩下什麼？****還剩什麼？****我得走了；****我在這裏什麼都沒有’。”

日本檢察官告訴他，如果不認罪情況就會更糟糕。他們建議，“不要玩遊戲，如果你不認罪，我們不僅要追捕你，還要追捕你的家人。”戈恩認為，他們不想要真相，只想讓他儘快認罪。

戈恩的律師估計，他在日本的法律麻煩可能需要五年才能解決。戈恩説，這給了他一個選擇：“要麼死在日本，要麼必須逃脱。”

戈恩説，他感到自己像人質。“**我覺得自己是這個已經服務了十七年的國家的人質。**我在這裏挽救了一家公司，在我之前沒有其他人能夠做到。”

戈恩闡釋，他的逮捕是由日產汽車公司的一些高管策劃的，他們擔心日產將被法國汽車公司雷諾控制。

他説：“我今天處於這種處境的原因之一是，我繼續整合兩家公司融合。”戈恩説他尊重兩家公司的自主權，但“不幸的是，沒有信任。我們的一些日本朋友認為，擺脱雷諾對日產汽車影響的唯一方法就是擺脱我。” 

在戈恩被捕之後，日產和雷諾的股價都大幅下跌。戈恩表示，自己曾在雷諾和日產之間建立了一個汽車聯盟，並試圖邀請菲亞特克萊斯勒汽車加入。他批評這兩家汽車公司的高管錯過了強強聯合的機會，反而促成了菲亞特克萊斯勒汽車和雷諾競爭對手——標緻雪鐵龍集團的併購。“這個聯盟錯過了最不能錯過的事。” 

       

發佈會間隙，戈恩擦汗

在各種控訴結束之後，戈恩逐一回應了之前日本檢方對他做出的四項指控： 

一、瞞報收入。

“這是我主要被指控的罪名（戈恩被指控和他的親信凱利一起瞞報了50億日元的收入及挪用公款。)如果一個外國的董事希望能夠通過匯率合同來支付報酬，大家都是投票同意了這個決議……日產的很多管理人員都簽訂了這樣的合同。”

二、CEO準備金支出

“CEO準備金支出都有流程，還要有很多人對此進行審議，表示是否同意。並不是説只有我一個人的簽名在上面。大家對預算達成一致後，在支付的時候又會有很多人對此進行簽字表示同意。”

三、凡爾賽宮的宴會支出

“他們説我在凡爾賽宮有一個未經授權的房間預訂。但實際上，雷諾是凡爾賽宮的大客户，我們對凡爾賽宮已經有100萬歐元的資助，凡爾賽宮感謝我們的資助。凡爾賽宮的館長跟我們提出的，我們可以使用這個房間。這是一項商業上的正常往來。”

四、關於世界各地的房產

“他們説我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房產，但是其實都是日產的房產。這不是秘密持有的，這是公司高管簽字的，而且有法務財務簽字的。”

發佈會上，當記者問戈恩是否想過逃到黎巴嫩不過是換了一個更大的牢房時，他説：“顯然，我不認為自己是黎巴嫩的囚犯。我很高興來到這裏。我和我的朋友，家人在一起，我一點也沒感到不高興。我準備在黎巴嫩待很長時間。”

黎巴嫩與日本沒有引渡條約，戈恩説他雖然沒有得到不會被引渡的保證，但他並不擔心。“在這裏，我相信現有的做法和法律將得到遵守。”

戈恩表示一週前離開日本，“這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

有趣的是，在發佈會接近尾聲時，一名記者喊道：“您會建議使用包裝箱作為旅行工具嗎？****”

戈恩沒有回答。

在2019年12月31日，被指控涉嫌鉅額經濟犯罪的戈恩宣佈，已經於29日從日本逃到黎巴嫩，引發世界震動，被戲稱為**“好萊塢般的劇本”**。

少有人知道，在這個“劇本”問世前，戈恩確實和好萊塢業內人士見過面。

那是在出逃前半個月，戈恩和奧斯卡最佳影片《鳥人》的製片人 John Lesher，在自己的東京豪宅裏見過一面。

       

戈恩在東京的頂層公寓

談話的主要內容非常清晰：講述日本不公正的司法體系與數月的監禁，以及戈恩試圖證明自己清白的掙扎。僅此而已。

事實證明，那場驚人出逃的“劇本”，在更早之前就已經開始籌劃。

雖然戈恩曾向媒體表達，是他自己設計了這場逃亡。但種種證明表明，他招募了很多厲害角色，來完成這一大計。

              

早在2019年春天，戈恩在4月份第二次被保釋後不久，營救計劃就擺上了日程——如何把戈恩從日本帶到一個能讓他更容易洗清罪名的國家。

緊接着，與戈恩關係密切的一些人，開始聯繫退役的士兵和間諜，尋找願意接受這項任務的人。

在7月底，一個最終擴大至10到15個不同國籍的安全保護小組正式成立。

據參與調查的人説，59歲的邁克爾·泰勒是團隊中的一員。

       

邁克爾·泰勒

頭髮灰白相間、長着方下巴、平時臉上常常帶笑的泰勒，會説阿拉伯語，與黎巴嫩淵源深厚 (在那裏結識妻子)，他以前是一位特種兵，因為與FBI合作營救人質而聞名。2009年，《紐約時報》還曾聘請泰勒營救被塔利班囚禁的記者。

另一名成員喬治-安託萬·扎耶克，是一位出生於黎巴嫩的美國公民，曾與泰勒共事超過十年。

       

喬治-安託萬·扎耶克

據知情人士説，扎耶克在上世紀70年代黎巴嫩的戰鬥中受傷，後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與美軍一起從事私人保安工作。

土耳其當局確認，正是這二人共同乘坐的那架飛機，將戈恩送出了日本。

在營救計劃籌備的初期，迪拜是這個私人安保小組的集結聯絡地之一。

據《華爾街日報》查看的飛行記錄顯示，泰勒在計劃實施前的六個月裏去過迪拜八次，而扎耶克在最後三個月裏去過迪拜四次，兩個人有時是一起去，有時分開去。

在由迪拜前往日本的20多次旅行中，二人搜索了10多個機場或港口，除了通過飛機，也曾考慮過用船偷運。

除了泰勒和扎耶克這兩個主力軍，團隊其他成員也被給到了不同的任務，每個工作流程都相互獨立。這樣，參與在任務中的每個人，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麼，泄密也變得困難。

而其他人與戈恩的溝通，也只能靠口頭傳遞信息。 這是因為日本官員對戈恩的網絡限制——他被禁止使用智能手機，隨身只能攜帶一部沒有互聯網連接的手機。

去年秋天，該團隊的一名成員，第一次“參觀”了大阪機場，發現：雖然機場很繁忙，但它的私人飛機航站樓經常空着——此地因此成為團隊的首選。

這個私人飛機航站樓，位於關西2號航站樓的國內航班區，面積相對較小，只有3200平方英尺（約297平方米），裏面有一間會議室、一個圓形休息室、一間浴室和一個安全區。

選定此處的另一個原因是，除了小型袋子外，稍微大一些的東西就沒辦法放進安檢的 X 光機，他們最終準備給戈恩藏身的那種大型箱子，當然也無法通過。

       

伊斯坦布爾的飛機操作員在客艙後部發現的兩個箱子之一。

到12月初戈恩面見好萊塢製片人時，逃亡行動已經準備就緒，以大阪為營救地點。

不過，據瞭解戈恩想法的人士透露，他仍然有很多其他的選擇，即便已經籌備完畢，該計劃仍有可能在最後一刻被取消。

據知情人士稱，這次行動的總預算為數百萬美元。

在平安夜那天，一名自稱“羅斯 · 艾倫博士” 的人與土耳其私人飛機運營商 MNG Jet Havacilik AS 簽署了一份價值35萬美元的合同，預訂了一架遠程的Bombardie噴氣式飛機，共兩次飛行，先是從迪拜飛往大阪，再從大阪飛往伊斯坦布爾。

       

戈恩逃脱時使用的 Bombardier 噴氣式飛機

MNG 表示，他們不知道這個計劃，並對一名涉嫌參與此事的僱員提起了刑事訴訟，但該僱員的律師稱，當事人否認自己存在不當行為。

此外，土耳其檢察官還指控了四名飛行員偷運移民，但截至目前，飛行員的律師們要麼聯繫不上，要麼拒絕聯繫。

根據戈恩在日本的律師 Hironaka Junichiro 的説法，在平安夜那天，戈恩還通過視頻會議與妻子交談了一個小時。

隨後，聖誕節的預審聽證會，堅定了戈恩離開日本的決心。他認為法院拖拖拉拉，永遠不會公平對待他。

日本司法系統極為嚴格，被起訴的被告定罪率超過99%。而且，即便在少數情況下被判無罪，政府依然可以提起上訴——這個過程可能會持續數年。

記錄顯示，在聽證會兩天後，泰勒和扎耶克抵達迪拜，28日晚，他們飛往大阪，帶着兩個音樂會的設備箱。

參與營救的各方都馬不停蹄：先遣部隊到伊斯坦布爾一個幾乎廢棄的停機坪上仔細偵查機場漏洞；各方之間的聯絡人緊鑼密鼓傳信；飛機轉運流程也已經敲定。

              

但能不能逃走，誰也不好説。

這組“私人營救專家”在行動之前一共只去機場踩點了兩次，其中一次就在事發當天早上。其中一名成員還在規劃過程中説道：“這根本沒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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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逃跑的這天，終於來了。

12月29日下午2時30分左右，戈恩離開了東京的三層樓住宅。

       

記者們1月2日在戈恩的住宅外

監控錄像顯示：戈恩一個人戴着帽子和日本常見的防菌口罩，獨自打車前往六本木區的君悦酒店。

保釋期間，檢方沒有人定期監視他的住宅，他的法律團隊每月僅需提交一次安全錄像。

**日產聘請的一傢俬人保安公司也在那天終止了跟蹤戈恩的工作，因為此前戈恩的律師威脅稱，該公司涉嫌騷擾戈恩，對該公司提起了法律訴訟。**而日產發言人拒絕對那次監視發表評論。

根據調查人員的説法，在經過酒店大廳為新年準備的竹子、迪斯科球還有近乎童話般的燈光後，戈恩會見了兩名外國男子，與稍後入住該酒店休年假的安倍晉三恰好錯開。

隨後，戈恩乘坐新幹線前往大阪。保釋期間，他可以合法地在日本境內旅行。列車內很擁擠，反而讓這段路程的風險變得很低。

晚上7:30左右，戈恩抵達大阪。他乘出租車到達白色高樓的酒店，那裏距機場僅10分鐘車程。

由於後來看到戈恩進入酒店但沒有離開，卻又得到他順利逃到黎巴嫩的消息，調查人員得出結論：戈恩就是在這個酒店藏進了箱子。

一位幫助機場巴士顧客提行李的工人説，當晚，一輛黑色麪包車抵達了關西機場的私人飛機航站樓，那裏有兩個人在等它。麪包車在乘客下車幾分鐘後就迅速離開了。

       

被發現的另一個箱子

根據日本當局提供的報告稱，在大阪那個下着濛濛細雨的晚上，有兩個人帶着那個裝有輪子的設備箱，進入了私人飛機休息室。

他們走過休息室木質的入口，穿過一條走廊，繞過一雙新月形奶油色沙發，最終來到安檢點。

像他們之前設想的一樣，由於箱子實在是太大，放不進安檢儀器，於是就被通過了，中間****也沒有人來手動檢查箱子。

隨後，箱子就被裝進一架13座的、龐巴迪公司環球快遞飛機的客艙裏。

另一個真的裝滿了音響設備的箱子，同樣被裝進了機艙。

飛行記錄顯示：飛機很快就起飛了。

晚上11:10，載着泰勒、扎耶克和箱子的飛機，向北駛向了國際海域。

在飛機路過俄羅斯時，戈恩從箱子裏出來了，坐在機艙尾部的座位上，這樣可以儘量避免被機組人員看到。

飛機在當地時間凌晨5點12分到達伊斯坦布爾的Atatürk機場。之所以會選擇先停在這裏，而不是直接飛到黎巴嫩，主要是擔心日本方面起疑心。

              

這個機場同樣是精心選擇的結果：它一度是土耳其最繁忙的機場，但自從新機場去年落成後，很多航班隨之轉移，這個舊機場所在地已經變成了相對偏僻的“鬼鎮”。

據熟悉土耳其方調查的人士透露，太陽還沒有從地平線上出來時，戈恩就從飛機上下來，奔向茫茫雨中，身後留下的是那個曾經待過的大箱子， 然後，戈恩開車開了大概100碼 (約91.4米)，上了一架更小的商用飛機。

這架小飛機本來沒有登記過任何飛行計劃。戈恩坐在乘客座位上，泰勒和扎耶克並沒有跟他一起上這架飛機，隨後飛行員到位，飛機順利起飛，前往貝魯特。

戈恩的日本律師 Hironaka Junichiro

作為在日本可獲得保釋的條件，戈恩當時把自己的法國、黎巴嫩和巴西三國的護照都留給了自己在日本的律師 Hironaka Junichiro。但在戈恩被保釋後，他向法院申請再獲得一本法國護照，因為外籍人士需要帶着護照才能在日本境內行動。

知情人士告知，戈恩最終正是靠着這本新的法國護照，和黎巴嫩的身份證，順利落地的。

戈恩在黎巴嫩屬於名人，他的臉曾經被印在黎巴嫩的郵票上。

出逃成功那晚，戈恩的朋友、黎巴嫩電視主持人 Ricardo Karam 先公佈了這個消息，那時的戈恩正待在老丈人家裏。

消息傳出後，貝魯特大街上出現了很多**“我們都是戈恩”**的牌子，黎巴嫩的外交部長 Gibran Bassil 也公開對其表示支持。

              

第二天，戈恩在美國的PR團隊以他的名義發佈了那則著名的聲明：“**我沒有逃避正義，我逃離的是不公正和政治迫害。”**之後消息迅速傳遍各國。

在戈恩逃離後，日本官方極為震驚，隨後發佈了對戈恩的國際逮捕令。

               

1月5日，日本又表示將加強移民措施。司法大臣森正雅子表示，戈恩“顯然是非法的離開”非常令人遺憾。她下令該國移民局“進一步收緊”出境的規定，“以免再次發生同樣的情況。”

至於戈恩對日本法律的指責，1月6日森正雅子表示，“每個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有各種差異，進行簡單比較是不合適的。”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打算盡一切可能的外交努力，以實現引渡。

但黎巴嫩外交人士稱，戈恩持法國護照合法進入黎巴嫩，並在正常安全程序下使用他的黎巴嫩身份證，沒有理由對他採取行動或提起法律訴訟。

黎巴嫩一位高級官員説：“他現在回來了，大家都會為他慶祝的。”“人們對他在商界所做的事非常欽佩。”

法國外交部表示，直到接到媒體的通知，他們才知道戈恩已經放棄保釋，逃出日本。法國經濟部長阿涅斯·潘尼耶-盧納赫説，法國政府對此“非常驚訝”。她説，戈恩“不在法律之上”，“如果外國公民逃離法國司法制度，我們也會很生氣。****”

戈恩生在巴西，長在黎巴嫩，學生時代就讀於法國頂尖學校。如今，他準備長久地在黎巴嫩生活，並計劃花更多時間料理他在當地投資的酒莊。

即便戈恩未來會遠離現有的職業生涯，但這位商業傳奇估計不會願意淡出人們的視線。

他熱愛聚光燈，曾在凡爾賽宮舉辦瑪麗 · 安託瓦內特主題派對，慶祝自己第二次婚姻及妻子卡羅爾50歲的生日。

       

凡爾賽宮婚禮現場

 跨年夜，他們去了一個密友家中參加派對。 而新年第一天，卡羅爾又帶着自己逃出生天的丈夫，在 St. Charbel 雕塑的腳邊點燃了一支蠟燭。 

St. Charbel 是基督馬龍派聖人，此人在黎巴嫩隱居了23年，被無數信徒當作奇蹟的締造者。

       

St. Charbel 雕像

對於戈恩的出逃，卡羅爾告訴《華爾街日報》：“這是我人生最美好的禮物”，並加了一句：“我相信奇蹟。****”

成為國際通緝犯的戈恩，宣稱會組織力量來洗脱自己的罪名。  **“我已經習慣了所謂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在發佈會上這樣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