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善之地何在：北京建都的歷史變遷（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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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為在全國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勢力的政治中心而存在是從遼、金時期開始的。

在今天的北京地區，目前所知最早在這裏建都的，是西周燕國，都薊。到遼金兩朝，這裏從北地重鎮發展成為中國北方重要政治勢力的陪都甚至首都。到元明清三朝，這裏成為統一王朝的首都。中華民國軍閥混戰階段，北京和南京交替成為政治中心。1949 年開始，這裏再次成為穩定國家的首都。歷朝歷代特定的政治、軍事形勢以及執政者的決斷，為北京成為全國首都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機緣。上述時代都為現代北京留下了重要的遺蹟或景觀，結合這些歷史現場，我們得以梳理北京的建都歷史。

幽燕初為都

西周初年的燕國，其都城在哪裏？過去史學界對此有過長期的爭論。1962 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房山區琉璃河鄉發現了商周遺址，經過遺址遺存的分析判定，確定了此處為西周初年燕國的都城。從此，人們對燕國的統治範圍和統治中心有了相對統一的認識。

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

今天北京一帶在周初存在着兩個重要的國家：燕和薊。薊國是今北京地區最早形成的國家之一，商朝立國。燕國是在周成王分封天下時，封召公的長子克於燕，從此與薊做了鄰居。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到春秋中期，在北京小平原上，燕國滅掉薊國，以薊為都，獨領風騷。秦始皇滅燕國後，在燕地設漁陽郡、右北平郡、遼西郡及遼東郡等，其中漁陽郡和右北平郡都包含今天北京的部分區域。作為燕國都城的薊及其附近的土地，在此時轉而成為秦朝的一個縣——薊縣。

燕國以薊為都，主要受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侯仁之在研究北京城市形成的地理條件時指出：“薊城不僅在南北交通上佔有樞紐地位，而且它的城址條件也有利於它的發展。應該指出，一個城市的興起首先決定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城址與地理位置也是必要的客觀條件。”具體來看，燕都薊城所處的北京地區，東、西、北三面均被羣山環繞，易守難攻。優越的地理形勢使得古薊城具有較好的天然屏障。此外，薊城地處華北大平原北端，土壤肥沃，大大小小的河流為這裏的農牧業發展提供了優良的條件。險要的地理形勢，廣闊的平原，便利的交通，發達的農牧業，成為燕國幅員範圍之內都城的首選之地。

在此後較長的時間段內，北京一直作為地方政治勢力的重要城市建設地，為一個地域的發展發揮着重要作用。這裏作為在全國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勢力的政治中心而存在是從遼、金時期開始的。

遼朝的“南京”

在今北京西城區廣安門外天寧寺內，有北京城區現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築——天寧寺塔。據梁思成考證，天寧寺塔建造於遼大康九年（1083）。經過悠悠近千年的歲月，它仍默默矗立，見證着時光的流逝。

位於北京西城的遼朝天寧寺塔

遼天顯元年（926）契丹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遼。後唐清泰三年（936），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為求自保，石敬瑭投靠遼，與遼太宗耶律德光結為父子。後晉天福三年（938），石敬瑭按照遼朝的要求把幽雲十六州割讓給遼。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令遼的統治疆域大大擴展。遼新增拓的地區人口稠密，物產豐饒，平均經濟水平和生產水平都高於此前的領地。為了更好地統治新增區域，遼將幽州立為陪都，這為幽州的興起奠定了基礎。“詔以皇都為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為南京，南京為東京。”為保持政權的穩定，不讓漢族人的活動影響契丹人，遼朝實行“分立、分治”政策，“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遼朝三都的設立，適應了胡漢分治的政策。自幽州升為南京（又稱燕京）後，這裏成為遼朝最重要的陪都，古都北京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遼朝在幽州城建立陪都的另一個原因，是要利用這裏有利的地理形勢，以此作為向南進攻華北大平原的據點。此外，作為“南京”的北京還是契丹重要的經濟中心，史稱“大抵西京多邊防官，南京、中京多財富官”，説明作為“南京”的北京，是遼朝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金朝的首都

遼朝的南京，作為陪都的地位很重要，但它始終沒有成為遼朝的首都。北京作為重要地方政權的首都出現在歷史上，一般認為是從金中都開始的。

北京有句歇後語：“盧溝橋的獅子——數不清。”這盧溝橋，便是金朝營建中都時留下的重要歷史遺存。

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朝統治者開始興建石橋，明昌三年（1192），石橋建成。盧溝橋共11 孔， 長212.2 米， 連橋堍共265 米，為石砌連續圓拱橋，近岸孔跨越16 米，跨度越往中心越大，中心孔跨度達21.6 米。盧溝橋的橋面寬8 米。兩邊的石欄杆望柱共281 個，柱頭上刻大小獅形，千姿百態，栩栩如生。這是金朝在中都近郊建設的一項重要的建築工程。

被稱為“馬可·波羅橋”的盧溝橋

在北京城的歷史上，遼南京和金中都的修建與使用，是專家普遍關注的重要歷史階段。在某種程度上，遼金兩朝是北京從軍事重鎮走向全國政治中心的重要轉折點。相比而言，金中都的意義更加重大。

金皇統九年（1149），海陵王完顏亮發動政變，殺死金熙宗，篡奪皇權。完顏亮篡位之後採取的重大舉措之一，便是將都城從上京會寧遷至中都燕京。他派遣盧彥倫和畫工到汴梁（宋東京），調查北宋宮室制度。天德三年（1151），海陵王頒發《議遷都燕京詔》，派遣張浩、梁漢臣等人規劃設計，在燕京城的基礎上擴建新都，動員民工80 萬，兵士40 萬，歷時3 年完成。

完顏亮遷都燕京有着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原因之一是為了鞏固對中原地區的統治。金皇統元年(1141)

金熙宗在位時，宋金達成和約，金的統治區域擴大到淮水流域以北的廣大地區。金國若繼續以會寧為都城，較難控制黃淮地區，南下用兵也相對較遠。國都南遷是擺在國土擴大後的金朝面前的一個重要議題。金熙宗還沒來得及實行遷都就被完顏亮弒殺。完顏亮即位的次年，他就下詔向羣臣徵求遷都的意見和建議。內使梁漢臣向他進言：“燕京自古霸國，虎視中原，為萬世之基。”正史記載，當時“內外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槽（漕）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與主意合”。

**金朝遷都還有緩解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的需要。**海陵王政變成功以後，為保住皇位，大肆誅殺企圖謀反的皇室子孫和守舊勢力。即便如此，海陵王仍然感到皇位受到威脅，於是想遠離守舊勢力強大的上京。金天德三年(1151)，海陵王頒發《議遷都燕京詔》：“京師粵在一隅，而方疆廣於萬里。以北則民清而事簡，以南則地遠而事繁。深慮州府申陳，或至半年而往復；閭閻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饋困於轉輸，使命苦於驛頓。”這時，海陵王已決意遷都。天德五年（1153），燕京都城營建完成，海陵王正式下詔遷都，以南京( 今北京) 為中都，改元貞元。之所以定名“中都”，是因為“燕京”不妥，“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為中都”。改名金中都同時，析津府也改為大興府。從此，中都成為金朝的政治中心。這是北京作為王朝首都的開端。城市規劃佈局上，金中都也起了承上啓下的重要作用。

居中以受四方朝——汗八里城

在北京西城區阜成門內大街上有一座白塔為現存元朝最大伏缽式佛塔，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大的喇嘛塔，它有如寶瓶降落大地，巍然不動，是保留至今的元朝重要建築。該塔現存於明朝所建妙應寺內。妙應寺俗名白塔寺，顯然與佛塔有關。元朝時，尼泊爾人阿尼哥首先主持修建了白塔，然後有了忽必烈以白塔為中心修建的大聖壽萬安寺。大聖壽萬安寺被毀後，明朝又建了妙應寺。因此，我們常説白塔寺先有塔後有寺。

妙應寺及其白塔

元至元十一年（1274），大都宮闕在北京建成。第二年，一位意大利青年馬可·波羅跟隨他的父親和叔父來到了中國。當他在中國居住多年返回意大利威尼斯後，根據他的口述，一本《馬可·波羅行紀》誕生了。在書中，馬可·波羅用迷人的語言描繪了當時的元大都風貌：“你們必須知道，那裏有一個又大又繁華的古城叫作汗八里，在我們的話説起，就是‘大汗之國’的意思。……城是如此的美麗，佈置得如此巧妙，我們竟是不能描述它了。”當時大都盛況非凡，各國往來者絡繹不絕，元人柯九思曾寫道：“萬國貢珍羅玉陛，九賓傳贊捧珠簾。大明殿前筵初秩，勳貴先陳祖訓嚴。”

元大都是元朝統治者所建都城之一。從其發跡到壯大，再到滅亡，元朝統治者共建了四座都城。第一座是草原之都哈剌和林城（也作“哈拉和林城”，今蒙古國中部後杭愛省杭愛山南麓），第二座是開平府元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境內），第三座便是位於中原地區的元大都（今北京），第四座位於河北省張北縣，稱“中都”。

蒙古人攻克金中都

金朝末年，蒙古族興起。金宣宗貞祐三年（1215），成吉思汗攻克金中都，改中都為燕京路。擊敗阿里不哥之後，元世祖於至元元年（1264）聽從劉秉忠等人的建議，將燕京改稱中都。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在金中都舊城東北另建新城。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改國號為大元，後改中都為大都。

早在忽必烈登上皇帝寶座之前，蒙古貴族巴圖魯就曾對忽必烈説：“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隨着蒙古族所控制版圖的空前擴大和統治重心的南移，遷都成為蒙古族統治者的現實選擇。隨着金、遼的不斷營建，燕京變得越來越重要。從地理位置上看，燕京位於中原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的融合交界地帶，有利於民族融合與民族包容。當然，這裏也便於元朝統治者管理南北方廣大地區。

**遷都燕京，自然也有忽必烈的個人考量。**燕京也是忽必烈的龍興之地。忽必烈管理漠南漢地軍政時，曾網羅了劉秉忠、張文謙、王恂、郝經等一批漢族知識分子，在中原一些元朝佔領的地區採用漢族的統治辦法，構建了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這為他後來奪得汗位奠定了基礎。蒙哥汗死後，忽必烈在開平稱帝，取得大汗的權位。對忽必烈來説，遷都燕京不僅是因為在燕京更有統治力量和安全感，還因為這裏更有利於對中原的統治。劉秉忠曾勸忽必烈，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隨着實力的增強和地盤的擴大，原來都城的地理位置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元朝要想治理好整個國家，不得不考慮幅員廣大的中原地區。

**遷都燕京還是為了適應蒙古社會封建化的需要。**以草原遊牧經濟為基礎的蒙古政權，只有效法漢族的統治方法，才能符合社會的發展，鞏固封建帝國的統治。蒙古族剛入主中原的時候，還不能馬上適應中原的封建關係，隨着他們對漢文化的逐漸吸收和融合，他們對首都的選擇便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