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中民：中東亂象背後的深層危機_風聞

來源：光明日報 | 2020-01-10 

作者：劉中民，繫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

　　近年來中東局勢持續動盪，美國暗殺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下屬“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事件使各方衝突進一步激化。大國博弈、域外勢力干涉、中東國家轉型、歷史宗教因素……中東亂象背後隱藏着錯綜複雜的深層危機。

　　大國關係嚴重失衡

　　伴隨美國在進行中東戰略收縮、減少戰略投入，以及俄羅斯在敍利亞問題上影響力上升、與中東地區大國合作關係日趨深入，“美退俄進”成為學界對中東大國博弈特點的基本概括，甚至出現中東進入“後美國時代”的論斷。美國對中東影響相對下降是事實，但對此應避免作簡單化理解，目前美俄在中東的博弈態勢應概括為“美退而不弱、俄進而不強”，其基本含義是：美國儘管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但依舊是對中東事務影響力最強的外部大國，美國淡出中東將是漫長的歷史過程；俄羅斯不斷重返中東，但主要在戰術策略層面，並沒有全面主導中東地區的能力和意願，當前和將來俄都無法成為中東的主宰力量；“美強俄弱”仍是美俄在中東力量對比的基本態勢，且將持續很長時間。

　　當前，域外大國在中東地區競逐的另一特點是多極化趨勢的增強，除美俄歐等傳統力量外，中國、印度、日本等大國在中東的存在尤其是經濟存在日益增強，對熱點問題的關注和參與不斷增加，但其影響力尚十分有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美國的“弱單極”在部分問題上依然存在“強影響”，其表現為戰略思維狹隘的“特殊單邊主義”，或稱“非正常單邊主義”，即以自我為中心、不顧及國際規則約束，但又缺乏以往明晰戰略的單邊主義，其危害在於更具不確定性，更難以約束、局部破壞性也更大，美國這次針對伊朗“聖城旅”領導人蘇萊曼尼的“任意斬首”就凸顯這一特點。

　　中東地區力量不斷分化，地區大國博弈持續加劇已達到二戰後前所未有的狀態。其內在根源之一就是美國在中東戰略收縮的背景下，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地區強國為尋求自身安全，不斷擴張地區影響力，進而導致地區國際關係的劇烈分化重組。當前，中東地區大國在“新月地帶”和海灣地區的軍事和安全博弈在不斷加劇，還大有向紅海、東南地中海周邊地區蔓延之勢，沙特、伊朗、土耳其、阿聯酋、卡塔爾、以色列等大小“玩家”都在紛紛進行力量擴張。沙伊(朗)矛盾、沙土矛盾、以伊矛盾構成地區大國博弈的主要矛盾，地中海東岸的“新月地帶”、海灣地區、東非之角正日益成為地區大國博弈的“地緣政治三角”。

　　熱點問題解決無望

　　第一，持續升温的熱點問題，其典型形式是美國與伊朗的對抗。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以來，美伊之間“極限施壓”與“極限抵抗”的鬥爭全面展開，雙方都奉行針鋒相對但又規避戰爭的“底線思維”。近期伊朗“聖城旅”將軍蘇萊曼尼遇襲身亡打破了脆弱的平衡，並一度導致戰爭風險上升。雖然因彼此都面臨“打不起”的困境而再次降温，但與此同時，雙方在局部問題上能否繼續保持理性剋制，如何管理當前的“戰爭邊緣”狀態，將長期是美伊也是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

　　第二，間斷性發作，但影響較大的熱點問題，其典型形式是敍利亞危機、利比亞內戰、也門內戰等。這些熱點問題在近兩年雖出現和談向好的跡象，但尚無根本解決的可能，很容易因懸而未決的問題爆發危機。例如，敍利亞危機目前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國家重建、立憲、解決伊德利卜反對派殘餘，敍北部安排，其根本問題是多線並存的敍重建機制，本質是美俄及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地區大國博弈，更有複雜難解的庫爾德問題糾纏其中。2019年10月，土耳其對敍北部發動“和平之泉”的軍事入侵行動，再度引發敍利亞危機升温，便是上述矛盾的集中體現。

　　第三，持續邊緣化、僵持無解的熱點問題，其典型形式是巴以問題。巴以問題邊緣化的根源在於美國等西方大國、地區國家尤其是阿拉伯大國、巴以雙方都缺乏推動和談的能力、動機和條件。最為嚴重的是，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搬遷大使館至耶路撒冷，醖釀出賣巴勒斯坦利益的“世紀交易”，都是倒行逆施的做法。一旦“世紀協議”被拋出，必將引起巴勒斯坦的強烈抵抗，並誘發新一輪巴以衝突。

　　國家治理危機深重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改善民生、根除腐敗、實現公正等，構成了中東國家探索轉型道路，增強國家治理能力的核心任務。從國家轉型的角度看，中東國家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第一，在2019年爆發大規模民眾抗議的國家，包括蘇丹、阿爾及利亞、伊拉克、黎巴嫩，其共性原因仍是民生和政治制度兩大議題，但具體原因各不相同；第二，以埃及和突尼斯為代表由亂而治的國家，其總體情況是其形勢雖有所好轉，但它們只是初步完成了維持國家穩定的任務，遠未找到適合自身發展道路，甚至出現所謂“二次革命”；第三，以敍利亞、也門、利比亞為代表的持續動盪國家，國家重建嚴重受阻；第四，面臨轉型壓力的國家，主要包括沙特代表的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土耳其、伊朗等，都面臨通過改革增強國家治理能力的嚴峻任務。因此，中東國家的轉型之路將延宕數十年。更為不容樂觀的是，中東地區大國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國家甚至以色列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與經濟風險，一旦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陷入動盪或嚴重的危機，必將加劇地區格局的動盪。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2019年的新一波中東內亂有其新的特點，也同樣説明了中東國家轉型的長期性和艱鉅性。第一，民眾抗議的訴求更具系統性，要求對國家體制進行系統變革，民眾不滿足於政權更替，更不滿足於某個領導人下台。第二，更加明確地反對外來干涉，如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抗議都打出了“反對外國干涉”的旗幟，充分説明中東國家民眾對美國作為“世界最大麻煩製造者”四處插手的厭惡。第三，民眾抗議反對教派和族羣對立的宗派體系，而實現這一目標無疑是異常困難、曠日持久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