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亨廷頓，是文明的衝突嗎？_風聞

今天早上看到有消息稱，1月8日墜毀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郊外的烏克蘭客機很可能是被伊朗地對空導彈擊落，事件與美國空襲致死伊朗軍方核心人物、高級將領蘇萊曼尼有關。

客機上176人無人生還。想到他們的親屬正在經歷的天崩地裂的傷痛，我也感到難過和心痛。這些無辜的人，是為了什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的死是誰的錯？

雖然二戰後已經有70多年沒有爆發大規模的世界戰爭，局部衝突和恐怖襲擊仍然連綿不絕。文明發展到今天，人類這個物種仍然在自相殘殺。為什麼？是文明的衝突嗎？

翻出一篇舊文，《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讀書筆記，寫於2010年1月，距今整整十年了。我跟十年前的我很多看法已然不同，但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仍然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今世界衝突和美國全球戰略。

以下是我2010年讀書筆記的全文。

1993年夏天，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在《外交》雜誌上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在學術界激起軒然大波，在世界各地備受爭議。應對各界質疑，為深入、詳盡、充分地論述“文明衝突論”，1996年底，亨廷頓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

9.11事件後，“文明衝突論”急劇升温，人們開始重新審視亨廷頓早在1993年提出的這一範式，對其深刻性和現實意義有了更深的理解。儘管挑戰的聲音不絕於耳，但是不得不承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冷戰後國際關係學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學術本身，為後冷戰時代觀察和理解全球政治提供了一個新的框架，對美國對外戰略和世界格局的演變都有深遠影響。

自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以來，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戰爭與衝突，似乎也不斷印證着他的理論。不管是認同者或是質疑者，都難以避免地採用這一範式看世界。“文明衝突論”無疑是國際關係的經典理論，其深刻性、現實性和前瞻性將由歷史做出結論。

“文明衝突論”的邏輯和架構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分為五個部分，層層遞進，從文明衝突根源的分析，到各文明力量對比的變化，到最後提出應對的策略，分別是：一個多文明的世界、變動中的各文明力量對比、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文明的衝突、文明的未來。

第一部分：一個多文明的世界。亨廷頓認為，冷戰後的世界，全球政治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多極的和多文化的，西方文明不是普世文明，現代化也不意味着西方化。

第二部分：變動中的各文明力量對比。亨廷頓看到，隨着亞洲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穆斯林人口的急劇增長，亞洲的本土文明得到自我肯定，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復興，西方文明正在失去相對優勢，走上衰落之路。

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這一部分論述了後冷戰時代，各國不再以意識形態劃分陣營，而是以文明為基礎形成新的秩序，在文化的碰撞和磨合中確定自己的歸屬、劃分同盟和異類。

第四部分：文明的衝突。亨廷頓認為，冷戰後世界的不穩定因素主要是不同文明間的衝突，西方在全球推行其文化核心的人權與民主勢必遭到非西方文明的反抗，尤以中國和伊斯蘭世界對西方的威脅最大，文明斷層線上的戰爭可能性最大。

第五部分：文明的未來。亨廷頓站在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精英的立場上，為西方的未來明確指明瞭道路：**西方尤其是美國必須牢牢守住自身文明的核心，放棄將西方文明作為普世文明推廣到全世界，團結一切相同和相近文明的國家，防範非西方文明（尤指中國和伊斯蘭）的威脅和挑戰。**他還提出，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在多文明的世界裏維護和平要遵循“避免原則”、“共同調解原則”和“共同性原則”。

東西方對“文明****衝突論”的爭議與評論

“文明衝突論”問世以來從未寂寞過，圍繞它的爭論此起彼伏、見仁見智。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指出：“亨廷頓是西方最優秀的政治學家之一，他為理解下個世紀全球政治的現實提供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分析框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冷戰結束以來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布熱津斯基認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一本理性的傑作，思想開闊、想象豐富、發人深省，它將使我們對國際事務的理解發生革命性的變革。”

中國學者的立場多為批判，因為亨廷頓將中國作為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脅。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慎之先生的評論：“‘文明的衝突’是一種説着説着就會自動實現的帶惡兆的語言”。李慎之先生認為，亨廷頓的觀點代表着一種深刻的恐懼。這種恐懼決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而是代表着一大批人。恐懼會產生仇恨，仇恨又能孕育戰爭，而亨廷頓所設計的自保方案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國際軍事集團——擁有核彈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站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每個人對“文明衝突論”都會有不同的解讀。但是誰都無法否認“文明衝突論”的價值，它給人們解讀冷戰後的世界政治提供了一個新的思維框架，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差異因素的關注，也有助於為避免和緩解戰爭衝突探索新的途徑。

我對“文明衝突論”的解讀

1. 時代背景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在1993年正式提出的，彼時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冷戰結束。西方世界普遍瀰漫着一種勝利的喜悦，更堅信了西方價值觀的普世性和優越性。然而，亨廷頓此時卻表現出對西方前途深深的憂慮。他看到東亞經濟、政治、軍事力量迅速上升，穆斯林在全世界人口總數激增，而西方在各方面的絕對優勢都已不在，顯現衰落之勢。

作為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精英的代表，亨廷頓所著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充斥着憂慮悲觀的情緒，帶有無法掩飾的落寞與無奈。**最終，他的書落腳在如何延緩西方的衰落，防範非西方的挑戰，最大化地維護西方的利益。**儘管亨廷頓是一位非常傑出的學者，但他無法超越自身西方文明代表者的身份。

2. 文明劃分的視角

亨廷頓將冷戰後的世界劃分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

這種劃分值得商榷。亨廷頓對於文明劃分的標準並不明確，究竟是種族？語言？宗教？習俗？還是文明的國際政治含義？

亨廷頓在書中寫道，拉丁美洲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的次文明，或者被看作是與西方有緊密聯繫、但在它是否屬於西方的問題上有分歧的獨立文明。對於把注意力放在文明的國際政治含義（包括以拉丁美洲為一方和以北美和歐洲為一方兩者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來説，後者是更恰當的和有用的稱呼。

他認為，拉丁美洲正在變得更西方化，殖民歷史在拉美的影響深入骨髓，而且拉丁美洲是天主教的世界，新教的迅速興起更密切了與歐美的宗教聯繫，西方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之間的差異小於西方與其他文明之間的差異，所以，“要鼓勵拉丁美洲西方化，並儘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國家與西方緊密結盟。”

東正教文明主要指俄羅斯，東正教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與歐美文明同根同祖。而且，亨廷頓認為俄羅斯是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社會，缺少有對外擴張和進攻傾向的年青力量。所以他並沒有把俄羅斯作為一個潛在的重大威脅。

亨廷頓之所以説非洲文明是可能存在的文明，就是因為非洲的崛起顯現出萌芽，但是前景又不明朗，不確定在可預見的未來是否能夠成長為多極中的一級，所以亨廷頓並沒有正式給非洲以獨立文明的地位，這也是從國際政治的現實意義出發的。

他將日本文明單獨劃分為一種文明，也充分表現出他有意將日本拉入西方陣營，不希望日本從文化認同角度歸入東亞儒家文明。他明確提出，面對西方力量的衰落，為了保護西方文明，必須延緩日本脱離西方而順應中國。

對於印度文明，書中着墨較少。亨廷頓對印度並不擔心，他認為“美國—巴基斯坦關係的疏遠和在遏制中國上的共同利益，最終可能使印度和美國建立起更密切的關係。印度在南亞的力量擴張不會傷害美國的利益，反而於其有利。”

我們不得不佩服亨廷頓洞察的眼光。的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自身認同更多的是一個歐洲國家。從人種到宗教到生活方式，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俄羅斯是歐洲以外的一個國家。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歷經百年的棄亞從西之後，自上個世紀末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自身認同的調整，逐漸迴歸東亞。而這正是西方不願意看到的。“日本經過一段時間可能帶着極大的痛苦和自我反省而背離美國向中國靠攏。”亨廷頓預見並希望竭力阻止這種勢頭。

最終，**亨廷頓將文明的衝突鎖定為西方文明與以中國為核心的中華文明（或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他認為中國和伊斯蘭是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脅，西方要保護自身，就必須團結其它一切可團結的力量，與中國和伊斯蘭抗衡。

儘管亨廷頓專門論述了文明的性質、文明與文化的關係，然而，其“文明衝突論”的基礎——文明的劃分，顯而易見是以文明的國際政治含義為標準的，是站在西方利益視角上劃分的，這就註定了**“文明衝突論”是為國際政治的現實服務的，在學術嚴謹性上是有缺陷的，其現實意義超過了學術意義。**

正如亨廷頓在該書的前言中所説，“這本書不是也並不打算成為一本社會科學著作，而是要對冷戰之後全球政治的演變作出解釋。它渴望提出一個對於學者有意義的和對於決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和範式”。

3. 是文明？還是利益？抑或兼而有之？

**該書的核心觀點就是，不同文明之間會發生衝突。**文明的衝突的確可以解釋當今世界發生的很多事件，比如，阿富汗的人肉炸彈、倫敦的恐怖襲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無解的領土糾紛……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新疆和西藏問題。尤其是其“斷層線戰爭”理論，為人們觀察和解決當前在世界各地仍然不斷髮生着的血腥暴力衝突提供了新的視角和途徑。“斷層線戰爭自下而上地爆發，斷層線上的和平卻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動。”

可是為什麼不同文明之間會發生衝突？亨廷頓並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僅僅因為不同就會衝突嗎？

亨廷頓將八大文明間和核心國家間的關係做了歸納：中國與西方、中國與印度之間都存在嚴重衝突性；而伊斯蘭與西方、俄羅斯、非洲、印度之間都存在嚴重的衝突性，只有與中國的衝突較輕。

亨廷頓判斷文明間衝突嚴重與否的依據是什麼？是文明的近似程度或親疏程度嗎？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比與西方文明更近似或更親近嗎？當然不是。

亨廷頓在書中對這個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在宗教、文化、社會結構、傳統、政治和植根於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觀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這兩者之間具有的共性可能還不及它們各自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敵人將產生共同的利益。”亨廷頓最為擔心的是中國與伊斯蘭攜手對抗西方。他認為“共同的利益，通常是來自第三個文明的共同敵人，導致了不同文明國家間的合作。”

毋庸諱言，引起衝突的因素不僅有文明的不同，還有利益之爭！為什麼在亨廷頓看來中國是美國的重大威脅？因為中國的崛起會影響美國的全球利益。

到底是“文明”還是“利益”是衝突的根源？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正如很難説清楚人到底是利益驅動還是信仰驅動。我認為，衝突的背後既有文明衝突也有利益衝突，有些時候文明衝突的影響更大一些，有些時候利益衝突的影響更大一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二者是共同發揮影響的，只強調其中之一是片面的。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現實利益與價值觀並重的國家。美國的對外政策由二者共同決定。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是一個值得肯定、具有深遠影響的理論範式創新，但他淡化了利益之爭的重要影響，將衝突的根源簡單化、模式化地歸結為文明的衝突，這是不全面的。

4. 文明內涵與暴力衝突的關係

**亨廷頓理論的另一個重大缺陷在於，忽略了各個文明內涵與暴力衝突之間的聯繫。**顯然，亨廷頓所劃分的八大文明捲入衝突的頻率和暴力程度並不均衡。伊斯蘭世界相對來説更不安定；西方基督教國家在過去幾個世紀裏對外殖民侵略，挑起戰爭，其文明內部經歷了一戰、二戰慘烈的洗禮。

西方文明的內核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都是一神論，都講普世價值，信徒都負有推廣宗教普世價值的使命感，具有對外擴張性，這造成了歷史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黨同伐異的大大小小無數場戰爭。

而中華文明圈內主要宗教是佛教，佛教是多神論，推崇包容、求同存異；對中華文明影響至深的儒家學説更是講中庸、和諧。應該説，中華文明不具有強烈的擴張性，更沒有傳教的使命。所以歷史上，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很少主動侵略它族。歷史上以及當代，中國對外交往的姿態和政策與中華文明的內涵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説隨着中國的復興，美國與中國之間會發生衝突的話，那麼我相信主要是由於美國不甘其全球既得利益受到挑戰造成的。美國為了維護其全球利益而與非西方文明發生衝突，在美國看來是正當的，但是非西方文明會問：美國獨霸全球利益天經地義嗎？利益驅動下，新興力量想要分庭抗禮是自然規律。

5. 關於中國威脅和意識形態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的分歧確實已經不是構成全球範圍內對立和衝突的主要因素。亨廷頓用“文明的衝突”範式解釋後冷戰世界不無道理。但是，亨廷頓説，由於文明的衝突，中國和伊斯蘭是未來西方最大的威脅，且二者可能因共同的利益聯手對付西方。我認為他或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意識形態因素。

如我前面分析，伊斯蘭文明與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確存在文明的衝突，主要在於宗教信仰。但是亨廷頓把中國當作西方的威脅，我認為與其説是緣於文明的衝突，不如説是意識形態的分歧更準確。

**中西方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遠比文明的衝突要嚴重得多。**尤其是當中國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的實力迅速上升，成為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極，給西方世界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中國威脅論”根源於中西意識形態的不同。如果中國採用西方式民主政體，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還把中國當作威脅嗎？

西方並不擔心印度在南亞的崛起和擴張，因為他們認為印度是民主國家。韓國經濟騰飛後，走上了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基督徒的比例和絕對數量陡增，結果美國把韓國當作可靠的盟友。但難道韓國不屬於中華文明圈嗎？文明的衝突不存在嗎？

亨廷頓用“文明的衝突”一言以蔽意識形態的分歧，是站不住腳的。

6. 根源於對國內多元主義的憂慮，美國自身認同的迷茫

李慎之説亨廷頓有“難言之隱”，“這些沒有明白説透的話，簡單説起來，其實就是，西方把現代化教給了世界，然而其人數卻在世界總人口中的比例越來越萎縮，不但已遠遠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過，而且除非發生常情無法預料的激變，還有最後被淹沒的危險。這樣的一個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衞士，如亨廷頓這樣的人從內心深處感到憂慮甚至恐懼。”

亨廷頓在書中表示出了對西方衰落的深深擔憂。非西方世界日益現代化，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長並大批遷移到西方，對西方文化造成強烈衝擊，而西方經濟增長率低、出生率低、人口老齡化，這些都令西方文明感到了實實在在的危機。

亨廷頓擔憂的根源來自美國國內的變化。在該書第五部分“文明的未來”中，亨廷頓深入分析了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面臨的挑戰。他認為，最為直接和危險的挑戰是多元文化主義。

書中寫道，“20世紀末，美國認同的這兩個組成部分受到了為數不多但極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和國際法專家集中而持久的攻擊。他們以多元文化主義的名義攻擊美國對西方文明的認同，否認存在着一個共同的美國文化，提倡種族的、民族的和亞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分類。”

“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者同樣拒絕接受本國的文化遺產。然而，他們並非要美國認同另一種文明，而是要建立一個擁有眾多文明的國家，即一個不屬於任何文明的、缺少一個文化核心的國家。歷史表明，如此構成的國家不可能作為一個具有內聚力的社會而長期存在。****一個多文明的美國將不再是美利堅合眾國，而是聯合國。”

“摒棄美國信條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們所認識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終結。實際上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終結。”

上世紀末，美國國內多元文化主義的盛行，布什與克林頓政府鼓勵多樣性的立場，自由主義與普世主義的悖論，黑人、拉丁裔、亞裔在美國人口比例的上升等因素，都導致了美國自我認同的迷茫。（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由於美國拉美裔出生率高、亞洲人大批移民美國，美國的人口組成正在發生根本變化，到2050年，白人在美國人口中的比例將降至50%；而1950年，白人佔美國人口的90%。）

2004年，亨廷頓出版了《我們是誰？美國民族同一性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尖鋭地指出了他為之憂慮已久的美國自身認同迷失的問題。

亨廷頓發現，美國的西方文明正在被衝擊、被同化。美國曾引以為豪的文化大熔爐似乎已經火力不足，熔化不了越來越活躍的多元文化、外來文化。所以亨廷頓提出，西方文明是獨特的文明，應該緊緊守住西方文明的核心，退守、自保；試圖將西方文明推廣為普世價值不僅是無法實現的，還可能自身難保。

亨廷頓在書中寫道，“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它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

亨廷頓提出的解決問題之道，是美國“採取與其歐洲夥伴緊密合作的大西洋主義政策，保護和促進它們共同擁有的、獨一無二的文明的利益和價值觀，才能夠最有力地促進美國的利益。” “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經濟上走到一起，主要取決於美國是否再次確認自己的西方認同，並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確定為西方文明的領袖。”

**亨廷頓要美國再次確認自己是美國，是西方文明的美國，是歐洲夥伴的同盟。我想，他的潛台詞是，美國文化應該是一元，而不是多元的。**外來的文化如果不能被美國的西方一元文明同化，就應該被擋在美國之外。但是，**在美國，自由主義與民權運動盛行的國度，亨廷頓作為白人知識分子敢説這話嗎？這就是“西方文明的悖論”。**正是這種矛盾折磨着亨廷頓，令他內心焦慮卻欲語還休。

**結語：**求同存異、和平共處

亨廷頓提出避免文明間大戰的三原則：“避免原則”，即核心國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衝突；“共同調解原則”，即核心國家相互談判遏制或制止這些文明的國家間或集團間的斷層線戰爭；**“共同性原則”，**即各文明的人民應尋求和擴大與其他文明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實踐。

在尋求避免文明衝突這一點上，亨廷頓是誠懇的。他的三原則，尤其是“共同性原則”，與中國長期推崇的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原則也有不謀而合之處，無疑有利於減少衝突，促進和平。

全球化時代，不同文明的碰撞必然增多，這一點亨廷頓説得沒錯，但是他忽視了文化融合的驚人力量。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不同民族的文明是不斷交流、融合和發展的，這正是人類社會得以進步的源泉。

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多文明不斷磨合、交融、發展、進步的歷史，成就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包容。美國建國幾百年來也成功地融合了多種文明，吸收和同化了外來文化，成為號稱代表自由的夢想國度，吸引着來自世界各地的逐夢者，為美國的國家建設添磚加瓦。美國近代成長為超級大國，與其文化的兼收幷蓄及招攬全球人才是密不可分的。

近代以來，隨着科技的發展，東西方交往愈加頻繁，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更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不同文明間的相互影響也是驚人的。比如，“人權”概念在中華文明史上從未明確提出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人權”一度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是反社會主義的。2004年“人權”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對人權內涵的解讀還存在差異，至少這個概念被接受和認同，被寫進法律更是前所未有的新的一步。這種變化是與西方文明不斷的接觸、碰撞、交流的結果，是文明融合的典型例證。

全球化與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究竟是加深了文明的裂痕，還是最終促進文明的融合？只有歷史能給出準確的答案。我想二者兼而有之，但最終還是走向文明的融合。

各文明之間的交流是空前的，融合的速度與深度也是超乎想象的。人類文明多種多樣，但人類的情感是相通的，人性是普遍的。正如亨廷頓所説，“文明是相對的，道德是絕對的。”

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中文版序言中，亨廷頓寫道，“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文明的對話’”。是的，“文明的對話”是避免衝突、促進和平的有效途徑。

謹以“求同存異、和平共處”作為結語，祈願各文明平等、和諧、共存。

作者簡介：段小蕾，畢業於斯坦福商學院、杜克大學、清華大學。曾任科技創業公司CEO、知名華語媒體的主持人，也曾在國際組織和政府機構工作，具有跨文化、跨行業的教育和職業經歷。對世界充滿好奇，相信科技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作者微信公眾號：我也不知道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