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為什麼很多人嚮往和懷念民國？【續】_風聞

四、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的真相

　　説真的，在這方面，就是國民黨的教育方針，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強一些，至少搞過幾個科學研究所。而擔任教育部部長的陳果夫，還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試圖扭轉這種文科生過剩而理科生匱乏的荒誕局面，為此鬧得教育界一片譁然，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修改了幾次才勉強通過。 

　　儘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強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戰前夕，國難當頭的時候，全中國還是有70%的大學生在讀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學生當中，大部分讀的又是醫科或商科。真正在現代戰爭中最能夠發揮用途，指導工人搞兵工廠、維修廠和建設戰備公路的專業工程師，卻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幾個…… 

　　而搬遷到“西南聯大”的那些大師們，最多也只能在報刊上發表幾篇支持抗戰的“精神原子彈”。 

　　總之，民國的教育界有學術自由，有先進的治學理念，有國學大師，有“民國範兒”……就是沒有培養出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技術人才，也沒有誕生出像後世袁隆平那樣可以讓人吃飽飯的農科專家。 

　　有人説，你這是人文科學無用論的錯誤傾向，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這些法國啓蒙思想的泰斗，也從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飽飯啊！ 

　　可問題是，上述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傳的時候，法蘭西也沒到民族危亡的關頭啊！ 

　　雖然每個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諸位民國大師們之中，也不乏正氣凜然，令人敬仰之輩。但是，相當一部分很有“民國範兒”的傢伙，卻是在一個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橫行、工業基礎全無，戰亂頻繁、餓殍遍野的悲慘國度，在一個生與死，血與火的動盪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義完全拋到腦後，反倒是站在亡國滅種的懸崖邊上擺出一副優雅的姿態，講究什麼思想獨立、學術自由，玩什麼小清新，搞什麼小資情調，例如説鴛鴦蝴蝶派……我該説這是冷豔高貴，還是醉生夢死呢？ 

　　相對而言，似乎還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褲子也要爆原子彈”的悲壯豪言，更能讓人感到折服。 

　　——優雅不是一個貶義詞，但如果踐踏和遺忘了民族存亡的大義，那麼所有的優雅都是可恥、可憎，也是可憐的，宛如南朝陳後主那曲哀婉的《後庭花》。 

　　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一直處於戰亂、饑荒、貧困和愚昧的深淵之中。在這種背景之下，揮霍民脂民膏，追求什麼“優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時宜的；談什麼民國風和民國範兒，更是非常搞笑的。因為1%上等體面人的“優雅生活方式”，根本無法掩蓋99%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底層同胞的無盡苦難。 

　　如果説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種種腐朽做派，多少是因為當時日本國內安靜無事，並無開拓進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樂的話。那麼民國年代諸位文化人的小資生活，就正好應了明末陳子龍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將及也，可哀也哉！” 

　　其實，對於胡適這些很有範兒的民國大師們來説，只要走出北平、上海這些大城市，走出他們的校園、書齋和沙龍，就會看到真實的中國，可惜大多數民國範兒都看不見，而看得見的人則基本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題，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土鱉之所以要號召全世界中華兒女回來建設祖國，乃是因為當時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國內的大學裏，卻只能找到一羣學文科的國學大師，真正的工程技術專家寥寥無幾…… 

　　很顯然，不管這些大師們再怎麼擅長搖筆桿子、妙筆生花，也畫不出工程藍圖啊！ 

　　接下來的時間裏，中國人民的主要任務，顯然就是要熱火朝天地搞社會主義建設，在一窮二白的國土上建立起民族工業體系。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學家、工程師更重要，還是國學大師們更重要？ 

　　公平地講，許多民國文人對於中國革命都是有貢獻的，他們用自己的筆為中國人進行了思想啓蒙，揭露了舊社會的虛偽和罪惡。可是在革命勝利之後，他們也應該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設的年代裏，那些曾經立下過無數戰功的解放軍人們，紛紛放下槍桿，拿起鐵鍬和榔頭，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腦袋卻轉不過彎來，不願意走出書齋、停下筆桿，去做一些社會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説到鄉下掃盲、普及基礎教育之類。 

　　而當時的中國窮困至極，百廢待興，還有朝鮮戰爭的巨大開銷，實在是養不起一幫小資情調的文人了。 

　　於是，就發生了讓“百歲學者”周有光感到義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實行工資改革，對待收入最高的大學教授和銀行工作人員，取消原來待遇的80%。100元改為20元；200元改為40元；300元改為60元。周有光對此憤憤不平地罵道：“……民國年代腦力勞動者的待遇都高於今天……工資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見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靂，中產階級貧窮化！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承認中產階級，把中產階級歸入資產階級。後來還掀起‘反右’運動，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認中產階級……” 

　　拜託！這説法是多麼的荒唐啊！想要給社會製造出一個穩固的中產階級，有哪個國家是靠給吃財政飯的公務員大幅度加薪來實現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辦法創業，自己賺錢啊！ 

　　舉個例子來説，當今只有1100萬人口的希臘，在21世紀初加入歐元區之後，以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養了100萬吃財政飯的公務員，自以為搞成全民中產階級的“社會”了。結果隨着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如今的希臘都變成什麼模樣了？説國將不國都是輕的！ 

　　希臘還有歐盟這個大款可以傍，中國又該去傍誰？只能靠我們中國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發明創造，讓全中國老百姓吃飽飯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説給他發10萬的月薪，就是發100萬的月薪，人民大眾也會認為是應得的。而那些只會發幾篇酸文的“公共知識分子”，發8000月薪都讓人感覺太多——你的這些文章早就另外給過稿費了！ 

　　在我看來，假如這些“磚家叫獸”覺得生活不夠寬裕，嫌錢少的話，那你就去出書寫文章，賺稿費和版税啊！如果當真能夠寫出什麼暢銷書，甚至進一步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甚至網絡遊戲，月入幾十萬上百萬的話，想來也沒有多少人會感到憤憤不平，正如同當今社會看待那些成功企業家一樣。 

説到這裏，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發生在美國華爾街的“獎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保險業巨頭AIG因經營困境，累計接受超過1700億美元政府救助。但公司領導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後，竟然不是首先想着如何彌補虧空，挽回客户的損失，而是拿出鉅額款項給公司高管人員發獎金！ 

　　此事一被揭發，頓時引起民眾的一片討伐聲——你們AIG先是虧光了我們存進去的錢，然後又要政府拿我們繳納的税賦給你們填窟窿，最後還不肯填賬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錢揣進自家腰包裏拿走……最後，諸位只會虧錢的銀行高管們，在無數憤怒公民的暗殺威脅之中，總算是勉強放棄了這筆不合時宜的獎金。 

　　所以説，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艱難年代裏，諸位民國大師們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撥出鉅款，給他們這些對實際建設工作沒有多少裨益的文人，發放那麼高的薪水。那麼從本質上來説，他們跟華爾街AIG的高管們，在公司虧本倒閉的邊緣，強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給自己發鉅額獎金，又有什麼不同呢？ 

　　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為了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求，中國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輕文”的基本方針，要求大家“學好數理化”，最後甚至出現了“工程師治國”，也就是幾乎整個國家領導團體都是工程師出身的現象。故而教育資源和經費一直都在向理科傾斜，自然讓心氣甚高的文科教授們感到憤憤不平。 

　　偏偏這些人又是最會揮筆寫文發表觀點的，所以隨着思想管制的放鬆，社會上就開始出現奇怪的言論，例如説民國時代是被我黨宣傳部門妖魔化的，其實是多麼多麼的美好。而又是何等的罪惡滔天，把全部有骨氣的中國人殺光，從精神上閹割，讓君子們欲做隱士而不可得……最後甚至説什麼：“半個多世紀過去。民國的種種善，民國的禮義廉恥信，早被大規模玷污，大規模失傳了……” 

　　——當文人墨客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發生嚴重對立的時候，社會上就會充斥着無數荒謬不經的奇談怪論。 

　　事實上，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裏，這些霸佔輿論話語權的文化人們，從來都是隻敢在軟弱的皇帝面前表現得很有節操和骨氣；對中國人民則是趾高氣揚，作威作福；但是到了軍閥和異族侵略者面前，卻是一個個奴顏婢膝、諂媚無比，什麼節操都丟到爪哇國去了。譬如明末的東林黨，抗日戰爭時期的汪精衞…… 

　　對於這些“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傳統文人，我們中國老百姓栽的跟頭已經夠多了。通過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各種批判（當然有些矯枉過正），90%以上的中國人這才知道，那些牛氣沖天的文化人，其實也只是會放放嘴炮而已，否則還真以為他們是神仙，是菩薩，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 

　　所以，在建國之後到改革開放的那段年月裏，我們真正應該重視和歌頌的知識分子，是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鄧稼先、袁隆平這些科學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國時代遺留下來的“國學大師”——前者是開拓進取，後者是墨守成規——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的説法，不過是一幫在現代化建設年代裏被邊緣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內心失落、囊中羞澀之餘，在筆下歇斯底里爆發出來的怨念產物而已。 

　　反過來説，如果真的讓這些代表“社會良心”的文化人知識分子，發泄出了心中鬱結的怨念，那麼對於國家來説，往往就意味着一場浩劫。這在前蘇聯就有過最慘痛的案例——那位寫了《古拉格羣島》，被譽為“俄羅斯的良知”索爾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着要搗毀腐朽冷酷專橫的蘇聯體制，接下來就必然會迎來一個民主繁榮的新時代。可結果卻是蘇聯解體，民不聊生，腐敗橫行，從超級大國跌落到內戰國度的深淵，整個國家被“去工業化”，那麼多個“五年計劃”統統都白乾了……如果他還有點良心的話，就真的應該朝北冰洋裏一頭跳進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慘了的兩億多蘇聯人民謝罪。 

　　切記，文化人只是知識分子的一小部分，從來都沒有權力把“知識分子”這個團體給“代表”了！ 

　　PS一記，我是直到現在都無法理解戈爾巴喬夫的，投票的結果顯示大部分的人還是願意維持蘇聯，可最後還是解體了。要説這個體制確實是不給力，不過解體後的蘇聯又和民主哪裏扯上關係了呢？自由倒是真特麼夠自由的。 

五、民國地主不好當（北方篇）

　　之前閒扯了這麼多有些跑題的話，主要是為了戳破某些民國崇拜者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國範兒”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誕。否則，不管我怎樣描繪民國時代的日常生活，都總是會有人提出這些“歷史發明家”的“新觀點”，“證明”我寫的都是一派胡言，並且指責我是在為粉飾歷史。 

　　下面言歸正傳，如果要穿越到民國時代，你會穿越到民國時代的什麼地方？ 

　　——民國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從沿海到內陸，在全中國的不同地域之間，社會面貌差異極大。 

　　當上海灘的十里洋場，已經亮起了絢麗多彩的霓虹燈光之際；西藏拉薩的農奴莊園，還處於中世紀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國人曾經把一輛小汽車拆卸開來，用馱馬揹着，翻山越嶺、千辛萬苦地運到拉薩。結果在拉薩把汽車拼裝起來之後一看，發現這裏首先沒有司機，其次沒有汽油，最後沒有汽車能跑的路…… 

　　鑑於上述種種天壤之別般的差異，所以我們在具體描述民國生活的時候，只能選擇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地區作為樣本，從而以小見大，映射出整個民國年代的社會風貌。 

　　必須要明確一點，那些穿越到民國的現代人，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除了少數想要搞紅色革命的人之外，應該都不會願意去當中下貧農或者拉黃包車的。而想要在民國時代過得比較體面，那麼在鄉下似乎就得當地主老財，在城裏則要當小資闊少，或者索性直接當官走仕途…… 

　　在這裏，我們首先來討論一下民國時代地主們的生活。 

　　在老一輩的很多人心中，最為經典的民國地主形象，恐怕莫過於《白毛女》當中的那位黃世仁了——他們通過巧奪豪取佔有了大量的土地，並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殘酷剝削農民，不勞而獲，侵吞着農民創造的財富，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 

　　與現代那些經營大農場的農業資本家不同，那些傳統的中國地主們，似乎根本不用關心選育良種、租用農業機械、採購化肥和農藥，也不用關心如何興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給農民自己打理。 

　　平時，這些地主們坐在家裏只管享樂，有事情還可以徵發佃農無償服役。到了秋收的時候，就讓管家帶着一幫狗腿子到田間去挨家挨户地收租。萬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則逼迫農民賣兒賣女來抵債，或者發一點善心，酌情允許他們減一點租子，基本上跟現代公司裏那些等着分紅的大股東差不多。 

　　如此説來，地主的生活應該是十分輕鬆悠閒的囉？ 

　　……這個……怎麼説呢？像這樣悠閒寬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裏倒是還有可能出現。可是到了兵荒馬亂的民國年代……呃……只能説正應了那句老話：“地主家也沒有餘糧哇！” 

　　總之，民國時代的地主，並不怎麼好當。 

　　首先，民國年代是一個戰亂頻繁的時代，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橫行肆虐的軍閥和土匪。四川從1911年保路運動開始到抗戰前夕，一直在斷斷續續地打川軍內戰；河北省（當時叫做直隸）雖然位於京畿，卻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及蔣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戰場。

　　更慘的則是河南地區，正所謂爭天下必爭中原，作為內戰的重災區，河南省在整個民國時代，總是不斷地被各路北洋軍閥還有流寇們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義、鎮嵩軍、巨匪“老洋人”、紅槍會、馮玉祥的國民軍、北伐戰爭、蔣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最後全省流竄着40萬土匪，幾乎被打爛了。 

　　在如此頻繁的戰亂之中，不要説升斗小民的骨頭都填了溝壑，就連地主士紳的生命也毫無保障。 

　　要知道，在民國時代的一大半年月裏，中國都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混亂世界。那些軍閥們的兵馬，在大城市裏多少還講點紀律，到了鄉下就完全跟匪徒無異。 

　　在清朝的時候，那些地方上坐擁廣袤田土的地主縉紳們，往往有着舉人、秀才、捐官（花錢買的官，多為虛職）之類的“功名”，不少人還有子侄或親戚在朝廷內當官，從而編織出一張巨大的關係網。 

　　哪怕是在征戰動盪的太平天國時代，除了作為反賊的太平軍之外，湘軍、淮軍、楚軍這些掛在朝廷名下的兵馬，通常也都會對他們有些顧忌，從而不敢劫掠得太過分。不管是再怎麼跋扈的兵頭們，只要尚未決心謀反，否則對待這些人脈關係盤根錯節的地主縉紳，多少也會有些忌憚。 

　　但問題是，到了破舊立新的民國年代，這一切護身符和特權就統統打了水漂。民國時代的兵痞和軍閥大帥們，可都再也不會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裏。該勒索就勒索，該屠殺就屠殺，根本不會客氣——那年頭在鄉下死一個人，就真是跟死一隻螞蟻沒啥兩樣。 

　　在楊白勞眼中，黃世仁無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馬的軍閥面前，黃世仁也就是個屁。 

　　雖然地主們也試圖走新時代的上層路線來維護自身權益，例如去競選國會議員之類。但民國前期畢竟是一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麼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結好當地軍閥也是一條路子，畢竟縣官不如現管。但問題是大多數的軍閥旋起旋滅，這個“現管”更替得實在太頻繁。士紳們剛剛花大錢投資下去，軍閥就已經通電下野了……於是又白忙乎一場。 

　　其次，在民國初年的河北、山東、河南、四川這些戰亂頻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軍閥們為了供養龐大的軍隊，以及維持奢華的生活，從而攤派給地主們的賦税，也遠比清末時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養新軍一鎮（相當於一個師）*****人，外加差不多數量的綠營舊軍，還有向雲南、貴州、甘肅提供約250萬兩白銀的財政補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時候，四川人需要供養的川軍總兵力，卻已經膨脹到了340個團，約84萬人的龐大規模！每年所需的開銷自然是幾倍十幾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農税居然“預徵”到了民國一百年（2012年）以後！再加上川軍混戰對地方經濟的破壞，縱然是四川這樣的天府之國，地主士紳們也同樣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農村被“預徵”賦税的狀況，雖然不如四川這麼荒誕，但由於自然條件差，災荒頻繁，民間財富有限，戰爭的破壞慘烈，實際的負擔比例還要更加沉重。 

　　當然，地主們也可以設法提高地租，把這些負擔轉嫁到農民頭上。但是土地上的出產就只有這麼多，哪怕不給農民留下一粒穀子，能夠搜刮到的糧食也是有極限的。而軍閥們發明苛捐雜税的本事，卻是從來都無上限的，一下子搞出來六七十種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煙捐、衞生捐、青山費、馬路費、招待費、人口税、花燈税等等。正所謂“自古未聞屎有税，如今只剩屁無捐”嘛！ 

　　而且，在這些苛捐雜税之外，軍閥們還喜歡向地主們以各種名義大肆攤派勒索，時常能讓人傾家蕩產。 

　　例如在民國初年，陝西省便一邊推行剪辮令，一邊大肆攤派“光復款”。於是，鄉紳們便領着村民圍攻政府，號稱“復辮豁款”（我要繼續留辮子，所以不交錢了）。前清一眾遺老遺少聞之，皆以為“人思聖清”！ 

　　所以，在民國時代的華北和山東地區，儘管許多縣裏的地主豪紳，把實際地租已經收到了七成以上，還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貸來盤剝農民，把佃農們逼得只能把穀糠麩子當做主食，到了災荒年月就要出門逃荒，乃至於到東北去“闖關東”。但是在軍閥們的橫徵暴斂和土匪的肆意橫行之下，除了極少數最頂級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數中小地主的日子還是過得很糟糕。 

　　根據1930年的一份鄉村調查顯示，如果沒有工商業之類的額外收入，只靠地裏刨食，也沒有辦法逃避捐税的話。那麼地主的家裏最起碼要有200畝以上的好地，才能頓頓都吃白麪饃饃，逢年過節吃一頓肉。 

　　而在這個標準線之下的地主和富農，自家種的小麥就算磨成了白麪，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賣錢繳税，以及換一些火柴、食鹽、布匹之類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麪、高粱面之類的粗糧來給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節收了麥子之後，這些人家才能吃幾頓白麪做的麪條，在他們看來，這已算是一種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夠吃白麪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經極其稀少，更不用説吃上一年了。 

　　至於更窮的貧農，每天能喝上兩碗摻着樹葉的番薯稀飯就算老天開眼了。 

　　我們現代的農村常常擺設宴席，雖然菜餚不甚精美，但也是雞鴨魚肉一應俱全，還有香煙和好酒供應。而民齤齤國年代的華北地區，根據馮玉祥將軍的回憶錄描寫，鄉村裏遇有喜慶喪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卻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條、豆芽、豆腐泡等。飯是摻有很多細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時一不小心，就會把牙齒震掉（感覺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馮玉祥將軍在河北清苑縣住了十餘年，也只吃過一次葷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謂的葷席，也不過每碗裏蓋了兩三片極薄的豬肉而已。 

　　當時算是小富之家的馮玉祥將軍家裏，吃飯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蘿蔔、鹹菜，從來捨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葷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窮的人家連鹹菜也捨不得吃，只臨時泡點鹹水下飯。 

　　第三、民國時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連三地爆發着可怕的災荒。 

　　例如從1920到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亡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5000萬。從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連續大旱，蝗、風、雪、雹、水、疫併發赤地千里，顆粒無收。此次災情延續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最起碼高達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但在這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高達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佔全省人口的70％。根據某些外國記者的描述，饑民的屍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甚至被公開售賣。 

　　1942年，中原爆發大饑荒，“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1000萬人口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人口瞬間削減三分之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貧苦農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們的日子也是慘淡無比。縱然家裏屯着些糧食和銀錢，也得首先拿出來招募家丁，購買武器，加高院牆，修築土堡，抵禦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賄賂前來打秋風的軍閥部隊。能夠維持生存就已是極端不易，更別提什麼奢侈享受了。 

　　最後，哪怕在誕生之前，鄉下的農民也是整天抗租鬧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齊，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時候，常有人捲了糧食棄田而逃，讓地主家裏什麼都收不到。 

　　這樣一來，地主家就不得不養上一羣打手，用以催逼佃農繳納租子，於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筆開銷。更要命的是，這些打手的忠誠心有時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過於軟弱或苛刻，甚至還會聯合土匪幹掉地主全家，然後自己把財產分了，當個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國地主必須能打，正如當今的村幹部一樣。 

　　鑑於上述這些情況，像電視劇裏那種彷彿《紅樓夢》裏那座大觀園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羣，錦衣玉食的奢華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馬亂、災害頻繁的華北地區，光靠從田地裏收租子是很難維持的。 

　　那些能夠在鄉下過着奢華生活的人，要麼是另外有工廠、商行、礦山、鴉片之類的非農產業額外收入，要麼就是最起碼有上萬畝地的頂級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盤大到了這樣的程度，如果手裏沒有一支過硬的兵馬，那麼根本就看不住場子。而有了上萬畝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馬的人，通常就已經是軍閥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軍閥擊敗，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後也別指望還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學功夫高手整天跟人鬥毆，倒是從來不愁缺少對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來串門，地主土豪們也時常拉起團練彼此攻打。那年頭每一個能夠保住家業的地主，幾乎都是打出來的。如果你特別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幫兄弟，那麼就算是要像“樊哈兒”（電視劇《傻子師長》的原型）一樣晉身軍閥大帥，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對打打殺殺之類的事情興趣不大，只是想要過上比較現代化的生活，那麼可就非常困難了——根據1930年的一份統計，在河北清苑縣11個村2000多户人家上萬口人之中，總共只有自行車7輛、手電筒6個、熱水瓶2個，而收音機則是一台都沒有。電燈是不用想了，因為鄉下一般根本沒有電力，也沒有自來水。如果還要自己弄發電機的話，似乎只有那些大軍閥的家裏，才能拿得出這許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凱，在老家鄉下退隱之時蓋的別墅，裏面不光有電力供應，還拉了電報線，連私人電報房都有。 

　　跟清朝相比，北方農村在民國年間唯一比較明顯的“現代化”標誌，就是較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燈，農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銷能力。要知道，在當時的北中國農村搞什麼煤油燈的市場營銷，幾乎跟在現代的索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樣危險。 

六、民國地主不好當（南方篇）

　　在民國時期，北方各省的鄉下總是一片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盜匪橫行，連生命安全都毫無保障，更別提什麼生活情趣，實在不是地主們可以安心享受腐敗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內先後爆發大小戰爭共計五百六十餘次，軍隊膨脹到340個團，84萬人，賦税預徵到了民國一百年，不要説貧苦農民，就連地主士紳也被壓斷了腰，生活水平還不如窮山惡水的雲南；湖南湖北三天兩頭地發大水，長江幾乎年年決堤。而一旦北洋軍南下攻打廣東，或者是革命軍北伐中原，湖廣之地也都是主戰場，被吳佩孚、趙易恆這些狠人來回燒殺劫掠，折騰得夠嗆，同樣不甚適合居住。 

　　總的來説，在民國年代，除了廣東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狀況還算比較好。相對來説應該算是全中國經濟最為富庶，戰亂最為稀少，階級矛盾最為緩和，社會秩序最穩定的地區。

　　由於這塊地方的風氣開放，對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資工商之類收益率更高的商業和實業，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產出，所以表現得比較“開明”，一般不會把佃農往死裏壓榨。 

　　雖然在江南地區的農村裏，名義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實際收繳的時候往往會打個折扣。如果佃農比較刁蠻，而地主卻比較軟弱的話，那麼實際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農，連年累月地賴賬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為他在上海、寧波的工廠商行，收益百倍於老家鄉下的那點田地，實在是犯不上為了這麼一點地租而興師動眾，到鄉下去大打一場…… 

　　正是因為江南地區的農村剝削程度較低，階級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國來説，鄉村秩序尚算不錯，而這也是蔣介石可以把江浙作為統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來有些“磚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區相對“和諧”的鄉村階級狀況，硬是放大到了全國，以此來證明我黨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無理取鬧——這就有些過分了。 

　　那麼，既然江南地區的土地肥沃，不怎麼打仗，農民也不怎麼造反，而且鄰近上海，想要購買熱水瓶、鐘錶之類的工業品也容易，民國時期江南地主的生活應該相當不錯了？ 

　　……這個……只能説，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麼時間。 

　　江南地區素來是中國的精華之所在，城市工商業發達，鄉下盛產稻米、棉花和絲綢，在整個明清時期，一直相當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之後，依靠出口絲綢、茶葉和瓷器，江浙兩省的經濟狀況也還不錯。民齤齤國前期利用一戰的東風，江浙經濟曾經有過一段相當興旺繁榮的時代。 

　　但是到了民國年代中期，進入三十年代之後，隨着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作為全國最開放的江浙地區，也越來越被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傾銷狂潮所害——很多時候，糧食傾銷對一個國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的農村就處於一個非常荒誕的局面——最初兩年，長江以北赤地千里，長江以南洪水滔天，饑民倒斃於路途，自然是慘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氣象災害基本結束，江南地區和全國大部分省份普遍豐收，稻米小麥堆積如山，但卻被從上海傾銷的洋米洋麪衝擊（那時候正值美國大蕭條，玉米腐爛在地裏，牛奶往密西西比河裏倒，出口農產品自然便宜得很），於是在市價上，每一石國產土米往往比洋米貴了2、3元，根本賣不動。如果低價賤賣，農民又要賠本。 

　　——由於農業技術落後，外加沉重的苛捐雜税，江浙農民的生產成本就遠比西方同行高得多。

　　眼看着種植糧食掙不到錢，江浙地區的農民們開始指望經濟作物，可惜國產棉花的品種、質量和價格，都競爭不過進口的埃及長絨棉，在進入三十年代之後，就根本賣不動了。而作為傳統出口大宗的絲綢，由於長期在技術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之中，被不斷改良品種和技術的日本絲綢徹底擊敗。 

　　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買辦經濟，根本沒有什麼農業保護和補貼政策，反而還對農業徵收重税，提高農民的生產成本，毀滅本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實在是倒行逆施。最後讓江浙地區的農產品既失去了國外市場，也保不住國內市場，又找不到品種改良的途徑，農村破產之風最終變得無藥可救。 

　　走投無路之下，一些農民不顧禁令，開始種植起了罌粟，試圖依靠鴉片來賺錢。但江浙地區的土地價格和人工費用，在全國都是首屈一指，身邊又是上海這麼個全國最大的物流中心，於是本地鴉片在價格上也競爭不過東北、雲南和印度的煙土，而浙江的氣候條件又並不適合種罌粟，結果連販毒都要虧本。 

　　——類似的情況，在西部的鴉片產地也發生過。抗戰期間，西康省為鏟鴉片死了7個縣長，上千保安隊。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後，蔣委員長為了集中力量勘亂，宣佈不再禁煙、鏟煙，不收煙税。於是鴉片成為普通商品，價格暴跌，販毒無利可圖，毒販子從此大減。農民們收穫的鴉片賣不出去，也只好減少了罌粟種植量，不過由於鴉片太便宜，當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癮客，户户繞煙雲了。 

　　於是，三十年代的江浙農民們，便無限悲哀地發現，自己是歉收要餓死，豐收也要賠本，種什麼都掙不到錢，而肥料和農具又都是借債買的，結果身上的債務永遠還不清，怎麼樣都沒了活路。

　　葉聖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説《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講述了舊中國江南一羣農民因為洋米傾銷衝擊市場，不得不忍痛虧本糶米，在豐年反而比災年更加負債累累的慘劇。形象地揭示了舊中國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整個農村急速破產的可怕現實。為了在這種絕境之中求生，農民們要不就湧入城市闖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鬧革命的道路了。 

　　很顯然，在江南地區的農村普遍破產之後，地主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話，因為米價低廉，等於是縮水了許多，而若是收銀錢的話，農民又繳納不出來；其次，之前借貸給農民買農具、肥料和口糧的款子也收不回來，變成了一筆又一筆的呆賬和壞賬；最後，鄉下抗租運動極度頻繁，沒了活路的農民紛紛成了滾刀肉，索性自己種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萬一地主上門催討，則要麼一哭二鬧三上吊，要麼舉着刀子聲稱要同歸於盡。 

　　而很多地主則發現僱傭打手的人工費太高，打官司需要打點的費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這麼多費用之後，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錢的稻米，甚至經常會打死了人也還是什麼都收不到，用武力強行收租總是虧本。哪怕是把農民當成豬仔賣了，也還是得不償失——所以最後也只得允許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蝕本倒貼的程度，這地主也就當得太沒滋味了。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戰場，政府軍、日軍、偽軍、新四軍反覆打拉鋸，原本的一點繁榮景象隨之消失。在解放戰爭時期，又被國民黨“劫收大員”們搜刮得一窮二白，最後一點餘財也沒了。 

　　所以，如果有誰想要穿越到民國時代的江南地區當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國時代的前面十幾年，江南農村普遍破產之前，還要及時改換投資渠道，否則光靠收地租是絕對過不起闊綽生活的。 

　　實際上，在民國時代，江浙地區的地主很多已經常居於上海、南京、杭州之類的繁華大城市，而把鄉下的土地交給“二地主”（代理人）負責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負擔，外加“二地主”及其幫閒的佣金之後，哪怕是風調雨順，“二地主”也比較有良心，每畝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個銀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這麼微薄的土地收入，顯然很難維持都市生活的高昂開銷。以之前提起過的諸位國學大師為例，胡適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個銀元，30年代漲到500銀元，年收入就是6000銀元，外加稿費和其餘收入，只怕是每年一萬大洋都不止。而那年頭似乎還沒有個人所得税的概念，這些銀錢都能實打實地落進胡適教授的口袋。若是把這個收入水平放到農村，都已經是坐擁上萬畝良田的微型軍閥等級了！ 

　　由此可見，民國時期的諸位“磚家叫獸”們，實在是貨真價實的“無冕貴族”啊！ 

　　事實上，就連毛圖書管理員的每月8塊大洋低薪，在某些貧瘠地方的鄉下，也要有100畝地才能掙到。 

　　因此，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並不依靠家鄉田產來維持生活，只不過是給自己留一條後路罷了。 

　　——從很早以前開始，比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紳，就已經把投資渠道放到了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經營金融、商貿、實業和房地產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財富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也是民國時期的總趨勢。當農村經濟整體衰敗的同時，與之相伴的則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榮。 

　　所以，在講完了民國農村的情況之後，接下來就讓我們把目光放到民國時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險家的樂園，“東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個時代的上海人究竟過着怎樣的摩登生活。 

七、光怪陸離的東方魔都

　　説一句比較傷自尊的話，民國時代的中國，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個愚昧、動亂、無可救藥的落後國家，哪怕與黑非洲相比也毫無優越之處。 

　　確實，當時的中國雖然還擁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卻早已輝煌不再，被時代所拋棄。遍地都是破敗不堪的中世紀鄉村，貪婪野蠻的軍閥和盜匪，以及與現代化生活完全無緣，時刻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可悲窮人——正如同我們這些現代的中國人，用充滿優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樣。 

　　而僅有的少數例外，就是位於那些通商口岸裏的一系列“文明”孤島，確切地説，就是那些由外國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這些租界被視為連接“現代西方”和“傳統中國”兩個世界之間的橋樑。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華炫目的一座“橋樑”，則莫過於大上海的“十里洋場”了。 

　　民國時代的東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樣的一副面貌？ 

　　——叮叮噹噹的有軌電車，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閃耀着霓虹燈光的酒吧與賭場，戴着藤帽打着綁腿的安南巡捕，西裝革履、趾高氣揚的各國洋人，一口流利外語的金絲眼鏡買辦，牽着寵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的黃包車伕，賣白蘭花和梨膏糖的乾瘦小販，收音機廣播裏放送的崑曲和京劇，用“標準石油”鐵皮桶搭建的閘北棚户屋，衣衫襤褸、偷偷剝樹皮充飢的鄉下乞丐，面黃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煙鬼…… 

　　當民國的農村全面破敗，不但農民生計艱難，餓殍遍地，就連地主也大量破產的時候，充滿了現代氣息的魔都上海，顯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幾乎每一年都有許多外地人前來上海謀生。而上海灘從1840年的荒蕪蘆葦灘，發展到20世紀的中國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於全國人口和財富的不斷湧入——雖然不如後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發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國年代，那些失勢下野的軍閥政要，前清王公們，為了防備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後算賬，以及享受現代化的高質量生活，也都喜歡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裏鑽（例如《情深深雨濛濛》裏面女主角的老爹，虛構的東北軍閥陸振華），一旦局勢有變，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猶如現代的海外政治避難者一般——只不過當時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就到處是洋人的地盤，所以政治避難只要跑幾步路就可以了。 

　　總之，除了沒有網絡和電視，現代的各種生活必需品，在上海都能搞得到，現代人穿越過去不會有太多的不適。雖然那年頭上海的治安不如後世，黃金榮、杜月笙這樣的黑幫分子橫行幾十年無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闖進成都市政府綁肉票的囂張程度，上海的社會秩序在民國已經算是相當不錯了。 

　　但是，這一切從西方傳來的現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場。而十里洋場外面的上海市區，就沒有那麼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雖然當時的上海已是遠東最為現代化的繁華都市，但是與如今基礎建設極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華界的相當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電也沒有自來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現代中國的東西不好類比，總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國際新聞裏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貧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嗎？在民國年間上海閘北的棚户區，幾乎人人都會穿牆術！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於洋貨的大量衝擊，江浙地區農村普遍破產，城市卻畸形繁榮。於是，成千上萬的破產農民甚至破產地主，全都一窩蜂地湧進大上海找飯吃。但這些人既無文化又無技能，進城之後混得好的百中無一。大多數人只能去扛大包，賣香煙，拉黃包車，當傭人，或者進工廠當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穩定，説不準啥時候就折本或失業了。所以買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難。 

　　當時，剛剛招募進廠的紡紗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錢，一個月才9塊大洋。而技術很熟練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個銀元的月薪。魯迅家的女傭在包吃包住之餘，月薪才3塊大洋……那些説什麼民國時代紡織女工的月薪能夠達到二三十個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説八道——要麼這個“紡織女工”其實是工頭或者高級技工，要麼就是她其實拿的是金圓券……這具體又是個什麼坑爹玩意兒，我們以後再談。 

　　而上海的房價又是出了名的貴，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樓梯轉角下邊一個七八平米的放掃帚雜物的小亭子間，月租竟然就要10塊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廚房的話，還要另外多付錢！你讓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錢就只夠他去喝西北風。租不起怎麼辦?要麼學習三毛流落街頭，要麼就去住貧民窟。 

　　那時候的上海閘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貧民窟，具體可參見當今印度的孟買。現代的巴西貧民，好歹還能用鐵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個小屋。但那年頭的中國工業落後，連上述這些工業品都不是貧民能弄到的，他們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蓋窩。 

　　當時，各地來上海謀生的農民，從鄉下運來毛竹、蘆蓆和篾片，把毛竹烤彎，插在地上，搭出一個半拱形的架子，上面蓋上蘆蓆，周圍捆上茅草，在向陽的一面割出門來，地上鋪塊爛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這種簡易窩棚俗稱“滾地龍”，高度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進進出出必須深彎腰，夜裏回去瞧不見入口，一不小心就會穿牆而入——就跟學了穿牆術似的。 

　　這樣簡陋的“滾地龍”窩棚，通常來説都是非法建築，自然是既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最多也就是幾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個公用水龍頭，每天早上排長隊輪流取水——據説很多都是從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裏經常因為煤油燈打翻而爆發火災，住起來既不安全也不舒適。根據記載，曾經有個住“滾地龍”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牆吃飯呢，突然被一把長刀紮了個透心涼——原來他的仇人站在牆外給他來了一刀！如果你不瞭解當時上海貧民窟的建築結構，肯定會以為這是武俠小説裏的情節。 

　　如果有人能夠收集到許多“美孚石油”或“標準石油”（當時向中國輸入煤油燈的最大兩家公司）的油桶，剪開鐵皮做一層屋頂，那麼就已經算是貧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國時代的貧民窟來，咱們如今的“城中村”簡直就是天堂了。 

　　雖然全國各地的破產農民們紛紛湧入上海，試圖在城市裏謀得一條生路。但事實上，雖然在民國前期，上海的輕工業一度很興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於受到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影響，上海工商企業的就業形勢一直很糟糕。根據1935年的一份調查，全城400萬人口之中，竟然有60萬以上的工人處於失業狀態——這是多麼龐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啊！ 

　　而那年頭既沒有失業保險又沒有補助，失業工人的下場比現在悽慘得多，在經濟形勢最悲催的那些年頭，每天早上在上海街頭都能找到不少餓死凍僵的“路倒”屍，而蘇州河裏的浮屍數量，估計也能跟當今的印度恆河相比——現在明白我黨為什麼能夠在上海組織工人起義了吧！ 

　　在舊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榮的，是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得益於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場的消費能力一直非常旺盛，總算是給了窮人們拉黃包車、當小販、擦皮鞋的生存機會。 

　　當然，如今絕大部分的民國背景小説，尤其是言情小説，主角一旦到了那個時代，通常都會自動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爺，最起碼也是小資階級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經歷的都是風花雪月、燈紅酒綠、香車美人、恩怨情仇……至於髒亂破敗的棚户區，恐怕往往連一個片段都懶得落筆。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探討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過民國時期的老電影、老照片，還有那個時代一些文人寫的生活散文，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上海租界，是一個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班駁的地方——這裏有一擲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參加化裝舞會的女大學生，有盛況空前的集體婚禮，有紅透半邊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絲羣，有擺着誘人姿勢拍睡衣廣告的模特兒女郎，有專家學者的專題報告講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場，街邊報亭裏擺滿了封面靚麗的外文雜誌，電影院裏有從美國好萊塢空中郵遞過來的新潮大片……總之，從外表上看，這似乎是一個與當今世界相比沒太多差距的摩登時代。 

　　很多追求小資情調的人，從林徽因、張愛玲、郁達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個社會價值觀多種多樣，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時代，並且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小資風格。 

　　但是，我們人類畢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調來生活的。當時租界裏的小資文人們，生活壓力其實一點都不比當今社會的白領們低，而生活水平還遠遠不如現在。 

　　沈從文在小説裏寫過民國時代的一對小資夫妻，男的政法大學畢業，在上海某機關做小職員；女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專職做家庭主婦，生了4個孩子。在當時的上海，一般公司職員的月薪大約是20銀元左右，而這位當丈夫的卻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個很有油水的單位裏了。 

　　但是，由於上海的物價高昂，房價更是北京的十倍，饒是這位男人已經很能掙錢，他們這對小資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於租不起一整間公寓，他們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間公寓裏，中間用木板隔開，另外半間住着沈從文，平攤下來連20個平方米都沒有。而就連這麼半間公寓，當時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後來漲到了20元），每個月還要收10塊大洋的水電費。光是這兩樣，每個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錢用來吃飯和給小孩買西洋奶粉，就已經用得精光，結婚八年了都還剩不下什麼錢。 

　　——在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電平均要收0.3～0.5銀元，相當於如今的12元到20元，顯然是貴得多了。幸好那時候也沒有空調、冰箱、微波爐這些耗電大件，光是照照電燈聽聽收音機，應該還能湊合。 

　　所以，那年頭的小資們別看出門就是西裝革履，金絲眼鏡，一塊流利洋文。偶爾還會出席一些宴會，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時尚。但真正回到家裏，恐怕多半還是住着亭子間，吃着鹹菜泡飯，頭頂還掛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當代的“蝸居”、“蟻族”差不多。若是再窮一點，就要去閘北住棚户了。 

　　當然，比起江浙鄉下那些連米飯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幹度日，還要擔心農民暴動的破產地主，上海的“蟻族”們已經很幸福了——雖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資文人們明顯還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當心的是，那年頭的上海就真的跟電影一樣，夜晚黑幫械鬥槍戰，白天洋人耀武揚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蠻橫，隨便打死幾個人都不當回事……總之記得儘量躲開便是。 

　　但這樣窘迫的生活，畢竟沒多少人願意一直過下去，尤其是當他們還身處於上海灘這樣一個花花世界的時候。很多稍微有點積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現代的我們一樣，紛紛把積蓄投進了股票交易所，企圖一夜暴富，但結果卻往往是血本無歸——資本主義的信條，就是騙輕信人之財，填貪婪者之慾。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遠是被大户和莊家宰割的對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機”，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滅危機，讓上海的股民們全都吃足了苦頭。而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更是讓破產股民們自殺後的屍體漂滿了黃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當時還有另一個能夠獲利的投資渠道，就是政府債券。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以及各地軍閥大帥，都樂衷於在上海發行公債募集資金，而且往往打折發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債券只賣七八十元，到期之後卻能連本帶利給你返還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優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國年間的政府工作重點，基本上除了戰爭還是戰爭，所以這些公債並非我們如今買到的建設債券，而是風險極高的戰爭債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戰火之中三天兩頭倒台重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買了勝利一方的債券自然收益不錯，可如果不慎買了戰敗一方的債券，那麼就註定要變成一堆廢紙了——人家都已經倒台下野了，你的債券又該去找誰兑付呢？ 

　　當時的中國每逢一輪軍閥大戰落幕，上海灘都有一羣失意的投機客要跳樓——當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話，或許可以憑藉對歷史的先知先覺，在債券市場上大獲暴利，甚至謀得一個“投資之神”的稱號。 

　　雖然小資階級知識分子在上海灘多半過得並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爺，還是有條件盡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實的浪蕩子弟，為了在戲院包一個名角一擲萬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總會里，也總是雲集着世界各國的佳麗，尤其是俄國大洋馬——在蘇聯建立之後的二十年代，據説有上百萬“白俄”逃出國境，在世界各地從事一些上不了枱面的勾當。正如同蘇聯解體之後的九十年代。 

　　所以，與中世紀那些縱然身家萬貫也過不上好日子的悲慘富人相比，民齤齤國年代躲在租界裏的中國富豪們，多少還是能夠活得更瀟灑的。唯一的麻煩是……錢從哪裏來？ 

　　北洋政府時期，雖然北方內戰不斷，但江浙和上海的經濟還算繁榮。而到了三十年代之後，雖然進入了所謂的“黃金十年”，但由於洋貨的大舉傾銷，以及海外市場在大蕭條之中的急速萎縮，上海的工廠反而紛紛破產，投資實業漸漸變得無利可圖。 

　　而經商也不容易，因為那時代的所謂民國，其實更像是個大拼盤。蔣委員長的權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荊湘就要打折，至於川渝則幾乎成了獨立王國，沿江到處設卡收錢，税率普遍高達20%甚至40%。還有那些橫行於河溝水岔的大小盜賊，混跡於碼頭市集的黑幫流氓，更是會讓中等商人在轉眼間就傾家蕩產。 

　　在工商業全都前景黯淡的時候，資本家們的投資方式跟如今並無差別，不是投資房地產，就是搞金融投機，然後弄出了越來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許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軍閥大帥，就是因為昏了頭投資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騙，結果賠得傾家蕩產血本無歸，幾乎成了流浪漢。 

　　所以，如果在那個動盪無序的年代，中國的富翁們想要保住家產，最好的辦法就是投資到海外，想辦法把錢換成美國的股票和債券……至於在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到了二戰也鐵定要被蒸發的。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無人權的民國年代

　　現在有些“磚家”回顧歷史，把民國年代給捧上了天，説什麼那是一個自由的時代，民主的時代，有人格尊嚴的時代，民國的上海是亞洲最國際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電台和報紙就有好幾百家。在三民主義的光輝下，中國人民自由的買，自由的賣，自由的遊行，自由的批評政府，特立獨行，牛氣沖天……而到了新中國，民主、人權和自由就統統沒了，人民在專制暴政之下變得了無生趣，中國變成了一個藍色和灰色的王國，連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針對上述讚歌，我不由得也想補充一句：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時代，並在1949年初達到歷史的高峯。當時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廁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圓券當手紙…… 

　　——這些“磚家”覺得如今言論不自由，我倒是覺得，如今的大陸已經是言論太自由了，甚至對網絡陣地簡直是放任自流，才會羣魔亂舞、謠言紛飛，某些發明歷史的自虐狂還真是應該抓起來關號子。 

　　最起碼，當前的中國人已經可以公開説“這個國家言論不自由”而不被抓進去壓土袋然後鼻子灌水弄死，也不會被警棍皮鞋當街毆打到吐血殘疾，甚至於連威脅恐嚇都沒有收到（國民黨時期的軍統、中統，幾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這個，從來沒人敢説他們違ZZ法），你還要怎麼自由？ 

　　事實上，整個民國時期，不管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全都沒有想過要尊重什麼自由、民主和人權。民國時代的統治者不是不想對民眾進行高壓管制，也不是沒有做過高壓管制（不要光看學生上街遊ZZ行，沒看到他們接着就被高壓水槍射ZZ擊，之後更是成百上千地關進監ZZ獄），問題是執行能力太差，管不過來罷了。 

　　先説説北洋政府，這個政權給人的印象就是亂，自從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徐世昌、吳佩孚、曹錕、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這些大人物爭相上台，中間還復ZZ闢了一次大清國。至於內閣，更是好像走馬燈一樣，平均一年換好幾屆。當過總理的人，能編一個加強排。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很多時候老百姓還沒弄清楚大總統是個什麼人，台上就已經換人了。 

　　由於政權更迭的速度太快，諸位總統、總理們在自己短暫的任期當中，光是要穩住各方勢力就已經很不容易，控制輿論之類的細枝末節就顧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奪權的反對派，通常發動政治軍事攻勢的同時，也會用報紙之類的媒體對執政者大肆攻擊。而當時的執政者已經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壓制得住輿論？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務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壓管制，問題是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經費。特務機關往往是剛搭了一個架子，還沒開工呢，上頭的人就已經倒台了，於是一切又只能從頭開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沒少做過查封報館之類的事情。而民國名記邵飄萍，也是被張作霖下令槍斃的。 

九、國民黨殺自己人比殺共產黨還狠！

　　當我們閲讀黨史的時候，在感嘆前輩黨員們的艱苦卓絕、百折不撓之餘，對那一場場殘酷的內部肅反、政治運動、整風，以及冗長的無辜受害者名單，恐怕也會不由得心有餘悸。 

　　總之，現代的很多人都覺得，在那年頭投身紅色革命真是太危險了，不僅要應付反動派的殘酷剿殺，還要提防背後那些“紅色整人專家”上查八代，穿鑿附會，隨意構陷。只要一丁點兒莫名其妙的小紕漏，甚至根本沒有錯誤，就會被毫無道理地逮捕、批鬥和處決。 

　　例如電視劇《長征》裏面，就有過肅反委員會審判劉志丹的那一幕經典場面：“……先把這個反革命抓起來再説，證據以後會有的……要什麼證據？白紙黑字就是證據！”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如果穿越回那個年代的話，似乎還是投靠國民黨比較穩當——雖然這個黨在最後是註定要失敗的，但是在失敗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 

　　但事實上，如果你在投靠國民黨之後，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層黨員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話。那麼在蔣委員長的屠刀舉起之時，恐怕還會死得更快！ 

　　——黨史一般認為，蔣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及汪精衞的“七一五”清黨行動，給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但事實上，在這次國共分裂的悲劇之中，死在蔣介石和汪精衞屠刀之下的國民黨員，最起碼也是共產黨的好幾倍！ 

　　（四一二最近這方面的論文看了好多，這篇完事一會我也得黑一下土鱉，處在青葱歲月的土鱉那叫一個二啊） 

　　1927年4月清黨前，國民黨擁有約65萬普通黨員（在海外和軍隊內還有近30萬），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漢“7。15”之後約一年，國民黨員人數已經鋭減到了22萬！而具有國民黨員身份的黨員，在清黨前僅5萬人而已。即使把這5萬人全部算在內，也意味着國民黨這次清黨最起碼自己清掉了38萬國民黨黨員，超過全部普通黨員的一半還多！尤其是在廣西，1927年清黨之前約有國民黨員12.8萬人，而到1934年卻只剩了區區五千，還不足之前的一個零頭，可見其殺戮之慘。 

　　（這段我一直琢磨着，估計是看到情形不對跑路的國民黨員會更多點。但四一二國民黨殺了相當多的自己人這是肯定的！） 

　　為什麼國民黨搞清黨，卻要連自己的黨員也大批殺掉？ 

　　因為在國共合作之初，共黨在國民黨內的組織活動是秘密的，除少數要員外，絕大多數黨員的身份並未公開，所以清黨最大的困難就是分不清誰是共產黨。而把這麼多國民黨員全部抓起來一個個審訊盤查，又實在是太麻煩，如果拖延日久，難保不會生變（譬如南昌起義）。 

　　於是，蔣介石和汪精衞索性就來了個一鍋端，清黨的軍隊一到地方，就立即將當地縣、鄉或區的國民黨部人員集體關押或殺害，根本不分什麼國、共——這才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這句口號的真正含義！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體國民黨基層黨員和“疑似共產黨員”統統殺光！ 

　　（順便“誤殺”掉國民黨內部的左翼分子） 

　　除了蔣介石和汪精衞這兩位帶頭人之外，後來才加入國民黨陣營，只換了面旗就成為“革命軍”的各地新軍閥，在清黨過程中更是異常賣力地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