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丨張文裕：名垂科學史的中國實驗物理學家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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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裕（1910年-1992年）

今年1月9日是張文裕先生誕辰110週年紀念日，特寫此文懷念這位傑出的實驗物理學家、中國高能實驗物理的創始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長。

本文將介紹他不平凡的一生，講述他載入科學史冊的成果：火花室探測器的發明、μ子原子的發現等傑出成就，以及他對中國高能物理發展的開拓性貢獻。幾十年過去，中國在高能物理領域已經取得了許多世界一流的成果，在國際高能物理界享有一席之地，而今又走到了發展中的關鍵時刻。科學探索的前路無止境，而令人欣慰的是，張文裕先生等老一輩科學家立志發展中國高能物理的精神，不曾離去，不會離去。

一、從惠安寒門學子到劍橋大學博士

“生活清苦沒什麼，重要的是有所追求；人間的冷眼也沒什麼，關鍵在於要有志氣。”——引自張文裕自述

1910年1月9日，張文裕出生在福建省惠安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老四，從小聰明好學。家中生活全靠種田維持，境況艱難，只有他一個孩子被送去讀書。1923年，張文裕小學畢業後考上了泉州培元中學。交不起學費，他就靠勤工儉學，一面當小學兼課教師，一面繼續中學學業。

1927年秋，中學尚未畢業，他懷揣中學校長許錫安寫給燕京大學物理系主任謝玉銘教授的推薦信，隻身一人輾轉來到北京。當時，燕京大學的考期已過，但是惜才的謝玉銘教授還是為他爭取了補考的機會。由於成績優秀，張文裕被燕京大學物理系破格錄取。在讀期間，為了籌措學費和生活費，他不得不利用業餘時間到處打工，替教師改過試卷，替人補過課，甚至當過農場小工。艱苦緊張的生活磨練了他奮發圖強的意志，卻絲毫沒有影響他學習的志趣，更沒有影響他的學習成績。1931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在任助教時，他攻讀研究生課程，用兩年的時間獲得了碩士學位。

燕京大學是一所著名的大學，有很強的教師隊伍，眾多著名學者、教授在校任教，如謝玉銘、楊蓋卿、孟昭英、諸聖麟、威廉曼、安得遜等，同時又有優良的校風。在物理教學中，燕京大學十分強調實驗的重要性，重視實驗課。課上有老師輔導，對實驗報告要求嚴格。這對青年張文裕產生了深遠影響。還有一個對他影響極大的人，是他的恩師謝玉銘教授。張文裕後來回憶説：“沒有謝玉銘老師的關心，恐怕不會有我的今天。”

▲張文裕在英國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留影（第三排左四為張文裕，第一排左六為盧瑟福）

1934年，張文裕考取第三屆英庚款留學生，到英國劍橋大學留學，在卡文迪許實驗室攻讀博士，師從著名物理學家盧瑟福。他的研究課題是用α粒子轟擊鋁、鎂等輕元素，研究所形成的放射性同位素的產額與α粒子能量的關係，由此來研究原子核結構。張文裕的實驗顯示原子核不是一個點，而有大小，不是剛性，是柔軟的結構。實驗數據驗證了之前玻爾提出的原子核液滴模型。他的另一項研究工作是利用高壓倍加器產生的γ射線和快中子轟擊不同的原子核，觀察引起的原子核反應。這一實驗在(γ, n)  (γ,2n) 以及16O(n, p)16N等核反應研究領域做出開拓性工作，具有里程碑意義。

▲在英國留學期間留影（左起張文裕、華羅庚、吳徵鎧、王竹溪）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張文裕看到有關報道後，決心回國參加抗日。他寫信給“英庚款”董事會申請提前回國，並向劍橋大學研究生院申請提前考試。

1938年11月，獲得博士學位的張文裕立即結束了四年的留英生涯，抱着參加抗日救亡的強烈願望回國。他先在四川大學逗留了一年，後轉到西南聯大任教。在西南聯大，他開設了“天然放射性和原子核物理”的課程，對象主要是助教和研究生，其中包括楊振寧、唐敖慶、虞福春、梅鎮嶽等。由於課程內容前沿新穎，深受聽課者的歡迎。在教課的同時，他還堅持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開展科研工作。最初，他和趙忠堯想製作一台靜電加速器，但因設備基礎太差，不得不半途而廢。他只好自制蓋革計數管進行宇宙線強度與天頂角的關係以及β衰變的禁戒躍遷的衰變規律研究。

二、火花室與張原子

“為了科學，我經歷了人間的種種苦楚；正是科學，使我嚐到了無窮的樂趣。”——引自張文裕自述

1943年，張文裕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赴美從事核物理研究和教學工作。科研工作是在該校的帕爾摩（PaImer）實驗室（後改名亨利實驗室）進行，直至1949年。

▲留美期間的張文裕

在這七年時間裏，張文裕做了許多開創性的研究工作，因其中兩項重要工作：一項發明、一項發現，而聞名於世，載入物理學史冊。

這項發明是從他與合作者羅森布魯姆（S.Rosenblum）合作開始的。他們建立了一台α粒子能譜儀，用以測量幾種放射性元素放射的α粒子能譜。為了更好地記錄α粒子的徑跡，他們經過多次實驗，最終發明了一種新型的粒子探測器——火花室。火花室由若干根金屬絲組成，室裏充有特殊氣體，金屬絲加有高壓，當帶電的α粒子穿過時就會引起放電，產生火花，故得名。這些肉眼可見的火花給出了α粒子穿過的徑跡。這個新的探測器為他們的實驗工作立下了汗馬功勞，讓他們首次系統測量了α射線的能譜和了解其衰變機制。

▲ 張文裕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帕爾摩(Palmer)實驗室，圖中展現了他們新發明的火花室探測器。（攝於1948年）

正因為這種新型探測器具有直觀、耐用、高位置分辨率、信號可用電子學讀出、易於處理等優點，他們關於這種探測器的論文一經發表立即引起了高能物理界的重視，相繼在一些實驗中建造和使用這種火花室探測器，並取得了良好效果。很快，這種探測器便成為高能物理實驗廣泛使用的探測器之一。

為了紀念了張文裕的發明，有人就以“張室”來稱呼這種火花室探測器。幾十年來，這種探測器為高能物理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當代高能物理實驗最常用計數器的鼻祖，為後來廣泛使用的計數器探測器開闢了一條全新的道路。   

1988年，萊德曼和斯坦伯格等人因首次證實了輕子的二重態結構的實驗而獲諾貝爾物理獎，該實驗就是使用火花室探測器進行的，火花室探測器使他們成功地區分開電子中微子和μ中微子。

另一項著名工作是張文裕發現了一種原子的新形態——μ子原子，即一種稱為μ子的粒子和原子核組成的原子。這項發現是在他自制的金屬箔雲室上進行的。他對宇宙線中的μ粒子進行了仔細研究後，發現它不與原子核發生作用，不是原先人們想象的那樣屬於強相互作用粒子——介子。雖當時稱μ子為μ介子，但它不屬於強作用粒子，而是屬於一種新粒子——輕子(後來真正的π介子也在宇宙線中被找到)。為了進一步研究μ子的性質，他使用一米厚的鉛慢化μ子的速度，使其最終停止在金屬箔中，在雲室中觀察到：帶負電的μ子被物質吸收後會放出能量為1-5MeV的γ射線，在金屬箔中產生電子或正負電子對，其發射方向指向μ子停止的地方。經過反覆實驗和研究，確認了這是帶負電的μ子停止在金屬箔後被原子核俘獲，形成原子。由於原子軌道能級躍遷產生γ輻射，這是新原子形態的證據。1949年，他將這一發現以兩篇論文《停止負μ介子產生低能γ射線的證據》和《利用雲室研究鉛箔，鐵箔和鋁箔對μ介子的吸收》先後發表在《物理評論》和《現代物理評論》雜誌上。以後許多實驗都與張文裕的實驗結果一致，確認了這一發現。於是人們就把這種μ子原子軌道躍遷產生的輻射稱為“張輻射”，把這種新型原子稱為“張原子”。

過去人們只知道電子圍繞原子核轉動形成原子，張文裕的實驗發現μ子圍繞原子核轉動也可以形成原子，突破了盧瑟福-玻爾的原子模型，是一個重大的發現。而後粒子物理學家發現μ子與電子性質極其相似，都歸為輕子類(以後發現的τ粒子也屬此類)。

由於μ子比電子重207倍，因而其軌道只有電子軌道的207分之一，更接近原子核，因此用μ子作探針究核結構，成為更準確的手段。以此為契機，開闢了一個稱之為μ子物理的新領域。毫無疑問，張文裕是這一領域的開拓者。後來，物理學家在此領域上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將μ子物理發展為一門新的學科——μ子物理學。

1977年，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休斯(V.W.Hughes)和物理學家吳健雄合著《μ子物理》一書，系統總結了μ子物理的成果，開篇就講到“張文裕於1949年研究停止在雲室金屬箔中的宙線μ子時發現了μ子原子”，“他是觀察到μ子原子產生γ射線的第一人”，充分肯定了張文裕的開創性工作。

1949年，張文裕依依不捨地離開普林斯頓轉到普渡大學任職。在這裏除了教學，他仍繼續進行μ子原子的深入研究工作。此外，他還進行宇宙線的貫穿簇射及Λ°粒子的產生、衰變、壽命等性質的系統研究，獲得了許多前沿的成果。

三、回到新中國

“我是知道中國貧窮落後才回國的。”——引自張文裕自述

1949年，新中國成立，張文裕得知消息，無比興奮，很想回國為新中國的科學發展盡微薄之力。因夫人王承書臨近分娩不能成行而深感遺憾。他聯合旅美愛國學者積極籌備“全美中國科學家協會”，後被選為該學會的執行主席。這些引起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注意，並開始對他的活動進行限制，對他回國的申請加以阻撓。他幾次申請回國都未能成功。此時有人勸他加入美國國籍，他斷然拒絕。台灣方面也派人來遊説，他不為所動。他和夫人王承書返回祖國的決心沒有改變。最終在中國政府的交涉及世界輿論的壓力下，美國才不得不同意放行。

1956年6月，張文裕夫婦帶着六歲的兒子登上了開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同船的還有郭永懷和夫人李佩。據李佩回憶，在郵輪啓航前，幾名聯邦調查局的人來勢洶洶，上船翻查張文裕夫婦的行李。結果一無所獲，悻悻而去。其實張文裕早有準備，行前已將重要科研資料寄到國內。 

1956年10月，張文裕一家衝破重重阻礙回到了祖國的懷抱。當他踏上祖國的土地，感慨萬千，看到國內發生的變化，更使他激動不已。他感到科技人員的精神面貌變了，科學研究規模以及發展科學的決心使他動容。

▲張文裕和夫人王承書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王承書是核物理學家，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做出了卓越貢獻。

回國後，張文裕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宇宙線室主任，領導宇宙線研究。此時已在雲南落雪山建有小云室宇宙線觀測站，他提出在雲南高山站增建一套當時國際上規模最大的大型雲室(包括磁雲室和多板雲室)的建議。所裏同意他的建議，並於1958年開工建設大雲室，張文裕負責大雲室的設計和建造。當時大雲室所需大面積平面玻璃國內沒有，必須從法國進口。可一時拿不到外匯指標，張文裕就用自己積攢的美元來購買。大雲室組建成後，實驗上選擇了超高能廣延簇射事例，觀察到一個可能的大質量帶電粒子事例，並開展了一系列宇宙線課題研究，獲得了奇異粒子性質和高能核作用等成果，培養了我國第一代宇宙線研究人才。

▲張文裕與雲南站工作人員合影

1961年到1964年，受我國政府委託，張文裕接替王淦昌擔任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中國組組長，並領導一個聯合研究組。研究內容包括高能中子在丙烷泡室中產生的各種基本粒子的產生截面、衰變和壽命，以及與其他粒子的相互作用等。他們把當時已知的重子共振態歸納成核子激發態和超子激發態，提出了一個重子能級躍遷圖，並對Λ°超子和核子散射過程進行了研究。當時這一類事例的數據很少，他們從100多萬張丙烷泡室的照片中篩選出十幾個Λ°和質子的彈性散射事例，給出了在平均動量2.7GeV/c下，Λ°和質子彈性散射的總截面和角分佈。這些成果都處於國際高能物理實驗前沿水平。

▲ 張文裕(前排正中)與在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中國同事

四、大力倡導我國發展高能物理研究，建造高能加速器

“我嚐盡了由於自己國家科學不發達，而到處受人歧視的苦頭。正因為希望扭轉科技界人心長期向外的現象，我才為發展我國的高能物理事業到處奔走。”——引自張文裕自述

自1964年由蘇聯回國後，張文裕孜孜以求的就是要建立我國的高能物理實驗基地，培養和形成我國的高能物理研究隊伍。1972年9月初，張文裕與朱洪元、謝家麟等18位科學家寫信給周恩來總理，反映自1956年起我國高能物理工作五起五落，發展方針一直未定，“高能物理實驗幾乎是一片空白”的現狀，提出必須發展高能物理以及建造高能加速器，以改變中國在此領域的落後面貌。建議抓緊開展高能加速器的預製研究，併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

不到兩個星期，周總理親筆給張文裕先生、朱光亞先生寫了回信，指示“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和科學實驗結合起來。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預製研究，應該成為科學院要抓的主要項目之一”。

▲ 周總理親筆給張文裕先生、朱光亞先生的回信

遵照周總理指示，高能物理研究由二機部劃歸中國科學院主管。同年年底，中國科學院召開了香山會議，就高能加速器的規劃作了初步探討，並於1973 年2月正式宣佈，以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為基礎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張文裕先生為第一任所長，直至1984年卸任。     

在此期間他領導開展了我國高能物理實驗基地建設方案的論證，廣泛聽取國內外專家學者的意見，如實向上級部門反映。由於高能加速器花錢多，遭到國內外一些人的反對，可他仍然耐心説服不同觀點的人，向各級領導説明高能實驗基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經過反覆的論證和幾經周折，中國高能物理界逐漸有了共識，認為2×2.2GeV正負電子對撞機的方案是一個理想方案。該方案在李政道先生的推動下，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支持，最終在1983年獲得國家批准。

他常對同事們説：“過去是因為在國內沒有條件搞科學研究，我才到處流浪。作為一箇中國人，我嚐盡了由於自己國家科學不發達，而到處受人歧視的苦頭。正因為希望扭轉科技界人心長期向外的現象，我才為發展我國的高能物理事業到處奔走。”這正是張文裕先生回國二十多年來嘔心瀝血、堅持不懈推動發展我國高能物理事業的初心。

1984年的國慶節前，也是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BEPC）即將開工建設的前夕，他撰文《我國高能物理三十五年的回顧》，總結了幾點經驗：

1. 任何事情，如只“談”不“動”，就不會有進展。三十五年來，高能加速器和實驗的進展主要是在後十年。前二十五年基本上進展不大，原因就在於光“紙上談兵”，由於種種原因而沒能開展實際工作。事實上，只要動手幹，就會有成績，隊伍也會不斷成長和壯大。

2. 我國現有的高能隊伍已是一支具有一定經驗的物理和技術力量，他們是能夠勝任目前正負電子對撞機和北京探測器的研製建造任務的。問題在於必須很好地用改革精神加強組織管理工作，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潛力。

3. 高能物理是門綜合性的基礎學科。表面上看，似乎與國民經濟發展關係不大。但長遠來看，可能會在重大的應用方面有所突破，即使是目前已有的技術，如加速器、探測器、電子學等技術和工藝已有很多方面可實際應用於為國民經濟服務中。因此，發展高能物理所採用的先進技術，一定會對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起到應有的作用。

4. 現代高能物理實驗大多采用高、精、尖的技術和工藝，是一項龐大的精密工程。這就需要有一定的時間來打基礎，不能急於求成。在經費考慮上應千方百計用少花錢的辦法來辦高能。現在看來，目前的高能計劃(在國內建造和使用質子直線加速器和正負電子對撞機及同步輻射設備)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它把高能物理與實際應用密切結合起來。此外，再在國外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合作，使不脱離國際前沿的發展。這樣，幹部逐步培養出來，物質基礎也逐步建立起來，等到以後國家經濟力量雄厚時，步伐就可以再大些。

張文裕先生從自身經歷總結出的以上幾點看法深刻、有前瞻性，對中國高能物理事業的發展具有指導意義。

1984年10月，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為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奠基。在奠基典禮上張文裕先生欣喜地對鄧小平同志説：“我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 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的開工典禮上，鄧小平與張文裕談話

那之後，作為名譽所長的張文裕先生始終關心着高能所的發展，還多次坐着輪椅到加速器隧道瞭解工程進展。1988年10月，對撞機建成後投入高能物理實驗運行。張文裕先生聽到消息，無比興奮。他説，“後半輩子回到中國，只做了一件事，建造中國自己的加速器，建立中國自己的粒子物理實驗基地”。

▲ 對撞機建設期間，張文裕先生多次坐着輪椅到加速器隧道瞭解工程進展

對於我國高能加速器與高能物理研究的發展，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30 年來，我國高能物理實驗領域以此為起點，從無到有，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進展，並且開拓了中微子研究領域，在高海拔和空間宇宙線實驗、暗物質探測、X 射線天體物理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我國的同步輻射和散裂中子源裝置的建設和應用也從無到有，逐步走到世界前列。

五、對教育事業的貢獻

“一個國家科學不發達就要落後，全民族的素質不提高不行，沒有很好的教育，科學事業就會後繼無人。”——引自張文裕自述

張文裕回國後科研任務十分繁忙，但他始終未忘他熱愛的教育事業。1958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成立，他受該校原子核物理與工程系(後改稱近代物理系)主任趙忠堯之邀擔任兼職教授，講授普通物理。他深知培養學生要從基礎抓起，毫不猶豫地擔當起這門基礎物理的教學。筆者之一(鄭志鵬)當年有幸成為他的學生，聆聽他精彩的講課。他曾先後在四川大學、西南聯大、普林斯頓大學、普渡大學任教，經驗豐富，擅於將一些深奧難懂的概念用簡明的語言，以舉例的方式説清楚。他教學嚴謹，備課認真，物理概念交待清晰，強調理論與實驗結合的重要性，講課中經常用一些典型的例子説明理論與實驗相互依賴的關係。他常説的一個比喻是理論與實驗是科學研究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他重視理論，説沒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沒有現代科學。但同時他又強調實驗也同樣重要，他説一個再好的理論也必須要有實驗的證實。實驗是科學的基礎之一。作為一個實驗物理學家，他時常批評那些重理論輕實驗的作法。

他知識淵博，經歷豐富，思想開闊，深諳東西方文化，因而課堂上同學們不但學習到物理規律，而且學習到如何認識規律的本質，以及從發現這些規律的過程得到的啓示，並從中得出創新是科學的靈魂的結論。當講到盧瑟福通過對原子核的散射而證實原子核存在時，他強調盧瑟福創新思想的可貴，接着又講到實驗安排之巧妙。最後還講一些他的這位導師的軼聞趣事，使課堂氣氛變得十分活躍。他講授的普通物理，不但傳授了知識，而且還講述科學研究的方法，這一點對剛入學的大學生影響很大。

到了大學三年級，張文裕開設了“粒子物理”的專業課。他講了粒子物理的基本知識，如粒子的分類，幾種相互作用力等，內容系統、全面。他還講到當時高能物理的前沿課題，例如講到高能宇宙線產生大氣簇射的機制和探測方法時，吸引了同學們極大的興趣。他精彩的講課激發了部分同學畢業後從事高能物理的決心。到了1970年代後期，張文裕擔任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主任，繼續為教學育人服務。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這段時間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人才，他們後來成為國家在高能物理、核物理領域的骨幹。他們中有院士、專家，為中國科學發展做出了貢獻。

筆者鄭志鵬大學畢業後分配在中科院原子能所工作，在趙忠堯、葉銘漢先生指導下從事原子核反應的研究。因為與張文裕先生同在一個研究所，遇到粒子物理有關的問題就常向他請教，每次都得到熱情、詳盡的解答和指導。1973年，原子能所一分部改為高能物理研究所，鄭志鵬很希望多學習些高能物理方面的知識，於是就求教於張文裕先生。張文裕很快就給了鄭志鵬一個有關粒子物理入門教科書(英文版)的書單，並告之：其中有的書在圖書館有，你可借閲，如你想了解國際高能物理發展動向，則可到圖書館查閲相關資料，並且説，如有時間他願和鄭志鵬一起到圖書館看看。鄭志鵬當然求之不得，約好了時間一起到了所圖書館。他先幫鄭志鵬查閲找到兩本入門教科書，又和鄭志鵬一起到資料室查閲期刊。他告訴鄭志鵬如何查閲到美國費米、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布魯克海文等國家實驗室及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年報。他説：看了這些年報，你就可大致瞭解國際高能物理的現狀了。這次圖書館之行使鄭志鵬受益匪淺，是一次對鄭志鵬進入高能物理之門的引導。

1977年底，研究所決定派六人到丁肇中那裏工作、學習，鄭志鵬幸運地成為其中一員。臨行前到張文裕先生辦公室辭行，他勉勵鄭志鵬：“這是個很好的機會，要抓緊學。學好本領建設自己的高能基地。”鄭志鵬學成回國後，在一次會議後見到他，他熱情跟鄭志鵬打招呼，並説：“丁肇中對你們的工作很滿意，你們很好地完成任務，現在國內的高能建設任務等着你們呢。”從丁肇中先生那裏回來的幾位科研人員很快就投入到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設，在建造北京譜儀的過程中，在丁肇中先生那裏學到的知識和經驗派上了用場。他們十分敬佩張文裕先生的遠見卓識，兩年前就派一批年輕人到美國、歐洲、日本培養訓練，現在成為國內高能建設的骨幹。

張文裕先生對年輕人才的關懷和培養是一貫的，他認為高能物理是一門大科學，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因此一直以來就把年輕人才的培養作為研究所的重要任務。他身體力行，不顧工作繁忙，親自給科大學生講課，還給所裏的年輕人講高能物理的前沿問題，開闊他們的視野。最近整理資料時發現一份他報告用的講義以及他給印講義的工作人員留的字條。翻閲那一張張精心寫就的講義和工整的筆跡，張文裕先生對年輕人培養的權權之心躍然於紙上。

▲張文裕先生親自編寫的講義及他寫給印製人員的字條

六、推動中國高能物理走向世界

“只要中國有了自己的設備，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中國人肯定會做得比外國人好。”——引自張文裕自述

張文裕先生多年在國際一流實驗室從事科學研究，他在科學上的成就贏得國際高能物理界的尊敬，並結識了多位國際上知名的物理學家。1973年，高能所成立後，他率領中國高能物理代表團出訪美國、西歐。在經歷了文革，中國與國際科學界中斷交流多年之後，他見到了多位當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並和他們恢復了聯繫。經張文裕先生邀請，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吳健雄、袁家騮、鄧昌黎、黃克孫等都先後回國訪問和講學。自此，高能所在我國科技界率先邁開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 1973年，張文裕先生（前排右三）率領中國高能物理代表團出訪美國、西歐

到改革開放之初，高能所已與國際上各高能物理及高能加速器實驗室和有關大學建立起密切的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如美國的費米實驗室、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布魯克海文實驗室、阿貢實驗室、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以及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德意志同步加速器中心、盧瑟福實驗室、日本的高能加速器機構、東京大學宇宙線研究所等。經張文裕先生聯繫和推薦，僅1978年到1981年四年中，高能所就派出了420餘人次出國進修學習、考察和工作。高能所參加了一系列國際高能物理前沿的大型高能物理實驗，如丁肇中先生領導的MARK-J組、L3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斯坦伯格教授領導的ALEPH組，美國費米實驗室的莫瑋小組，日本ICRR的宇宙線合作等。

1979年，鄧小平同志訪美，由方毅副總理代表國家科委與美國能源部簽訂了“在高能物理領域進行合作的執行協議”。這是中美科技合作的第一個執行協議，併成立了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張文裕先生擔任了第一、二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委員會中方主席。

▲ 1982年，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高能所舉行(前排右6張文裕，簽字者(右)錢三強，中立者盧嘉錫，盧嘉錫左李政道，再左潘諾夫斯基) 

廣泛而有成效的合作交流不僅加速了人才培養和我國高能物理實驗基地建設，推動了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和高技術的發展，而且擴大了我國在國際高能物理界的影響。  

在張文裕先生誕辰110週年之際，我們回顧這位老一輩科學家走過的道路，不僅從他的學問和貢獻，也從他的學風、事業心和歷史責任感中受到教益。向他學習，繼承、發展中國高能物理事業，是對張文裕先生誕辰110週年最好的紀念。

來源：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