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賀！黃旭華、曾慶存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_風聞

來源：人民日報客户端

1月10日上午，2019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隆重召開。中國第一代核潛艇總設計師黃旭華院士、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曾慶存院士，獲2019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人物小傳：**黃旭華，核潛艇總體設計研究專家。祖籍廣東揭陽，1926年生於廣東汕尾，1949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造船專業。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國船舶集團所屬第七一九所名譽所長、研究員。1958年起一直致力於我國核潛艇事業的開拓與發展，是研製我國核潛艇的先驅者之一，為我國核潛艇的從無到有、跨越發展探索趕超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研製核潛艇傾盡了黃旭華的一生，他也像這個潛在海底的國之重器一樣，在生命的黃金階段“沉”於深處，但他的人生與機械、圖紙、數字描述的世界相比要寬廣、豐富得多。他酷愛音樂，小提琴拉得不錯，吹得一嘴好口琴，指揮過大合唱；有表演才華，能演話劇、歌劇。當然，還有因難以盡孝，虧欠親人的無言真情。

接受記者採訪當天，他圍着一條款式陳舊、略顯粗糙的黑圍巾。這是他母親留下的遺物，每到冬天，他總會圍上它，雖然比這好的圍巾家裏有好幾條。他説，要和母親的氣息在一起。

他中等身材，白髮蒼蒼，已過鮐背之年，卻精神矍鑠。一隻耳朵雖聽不太清，談起核潛艇卻彷佛有了十二分精神。近些年，“浮”到台前，他獲得鮮花掌聲無數。有人問他，與隱姓埋名做科研時比較，更喜歡哪一種狀態？他毫不猶豫選擇“沉”的生活。

“悶着搞科研是苦，可一旦有突破，其樂無窮。”他斬釘截鐵地回答。隨後他微微一笑，像是在回味那些悠遠難忘的歲月。熟悉黃旭華的人知道，這不是事後高調的大話。

黃旭華在辦公室內（2016年12月20日攝）。新華社記者 熊琦 攝

（1）不變的痴氣

在妻子李世英看來，黃旭華從始至終都是一身痴氣的大男孩，“甚至有時候有點傻。”或許是“槽點”的實在太多，這位賢內助一時不知道從何説起。

嫌理髮店排隊浪費時間，他讓李世英給自己剪了幾十年的頭髮。有時，李世英想以“罷工”的方式，逼迫他去理髮店，卻最終拗不過他對越留越長頭髮的熟視無睹。他不懂得料理自己，一次走去上班的路上，他感覺腳硌得疼，直到辦公室，才發現是鞋子穿反了，腳上還勒出好幾道傷痕。

他自己沒買過一雙襪子，對廚房裏的事一竅不通。看着夫人忙，心裏過意不去，想着幫助家裏做點什麼。買菜，他有個高招：到菜場，不挑菜，先找人，找看上去和李世英一樣精通家務的人，人家買什麼，他就跟着買什麼。別説，這一笨方法還不賴。這是他自誇懂生活的得意之作。

有一次出差，難得有閒暇逛街，他依葫蘆畫瓢，跟在很會挑布的人後面，買了一塊花布料。他頗為得意，也十分開心，心想用它給夫人做一件衣服，準好。當他興致匆匆跑到夫人面前，準備邀功時，沒想弄巧成拙。原來，李世英穿這種花布衣服好幾年了。妻子理解他的痴氣：他能熟練背出工程上的許多數據，就是不記得身邊人穿了幾年的印花衣服。

李世英最煩的是叫他吃飯。他忙起來，啥都不記得。吃飯叫不動，左請右請五六次還不來，好好的熱菜熱飯，他不吃，放涼了，糊弄吃兩口。李世英生氣，這幾乎是幾十年，老兩口鬧矛盾的唯一導火線。

在單位，他的痴出了名。有人評價，我國得以從無到有，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在研製核潛艇上，僅用10年時間走過國外幾十年的路，少不了這份痴氣。

1958年，面對超級大國不斷施加的核威懾，我國啓動研製核潛艇。毛澤東主席説，“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那時，他32歲，因學過造船，又曾搞了幾年仿蘇式常規潛艇，被選中參加這一絕密項目。

小木屋和摩天大樓都是房子，建起來能一樣嗎。同樣，雖然學過造船，搞核潛艇也是兩眼一抹黑。實際上，首批參與研製項目的29人，只有兩人吃過點“麪包”，核潛艇什麼樣，大家都見過；裏面什麼構造，大家都不清楚。

開始論證和設計工作時，他坦言，嚴格説來，我國缺乏研製核潛艇的基本條件。不論從那個方面看，中國那時候搞核潛艇，在外人看來，都像是一個夢，“簡直異想天開”。

一身痴氣的他，在科研上是天生的樂觀派。他和研發團隊一邊摸底國內的科研技術，一邊尋遍蛛絲馬跡，閲讀能找到的一切資料，一點一滴積累。他還從“解剖”玩具獲取信息。

一次，有人從國外帶回兩個美國“華盛頓號”核潛艇模型。他如獲至寶，把玩具拆開、分解，興奮地發現，裏面密密麻麻的設備，竟與他們一半靠零散資料、一半靠想象推演出的設計圖基本一樣。這給了他信心，也挑起了他不服輸的倔強：“再尖端的東西，都是在常規設備的基礎上發展、創新出來的，沒那麼神秘。”

他認為自己“不聰明也不太笨”，在核潛艇上做出些成績，是踏入這個領域，60多年的痴心不改。人來人往，有些人轉行，有些人到外地發展；有升官的，有發財的。“我祝賀他們。”他説道，“我還是走自己的獨木橋，一生不會動搖。”

小女兒黃峻一語中的：“爸爸這輩子，就是一條道，走到‘亮’。”可不，即便現在走路有時要拄枴杖，他仍然每天從家屬樓走到辦公室，看材料、想問題。“我還要給年輕人當‘啦啦隊’呢。”

黃旭華在中船重工719研究所辦公室（11月23日攝）。新華社記者 劉詩平 攝

（2）擔當的膽識

因與水的摩擦面積最小，水滴線型核潛艇被認為穩定性最好。為實現這一先進的設計，美國人謹慎地走了三步，即先從常規動力水滴線型到核動力常規線型，再到核動力水滴線型。蘇聯人的步數更多，我國工業技術落後，當時有人提出，保險起見，我們是不是也要多走幾步？

“三步並作一步走！”他提出直搗龍潭的大膽想法。我國國力薄弱，核潛艇研製時間緊迫，沒錢拖也拖不起。他的決定不是魯莽得出的：既然別人證明了核潛艇做成水滴型可行，何必要再走彎路？事實證明，他大膽的決策是正確的，也帶領團隊，的的確確做到了。

他有一套支撐思考的理論：聰明的大腦不在於腦袋有多大，比別人多多少腦細胞，而在於與別人的大腦組成一個頭腦網絡。倘若把智力用在這個地方，就事半功倍。

潛艇研製涉及專業多，非常複雜。召集大家開會討論時，他不當裁判，鼓勵敞開交流，頭腦風暴，這樣就把他團隊的頭腦連成一張網絡。綜合各方意見，他拍板後，不喜歡再有搖擺。在他眼中，科學上的有些問題幾十年爭論下來，可能都不會水落石出。只有爭一段，橫下心來幹一段，真相才會明朗。

“幹對了，沒得説；幹錯了，我當總師的承擔責任。”這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

作為核潛艇這麼一個大的令人咋舌工程的總設計師，他給同事們的印象很複雜，即可親又可畏。有時，他像核潛艇，浮在水面，像大海中無窮水滴中最温柔那顆，有説有笑，晚會上還為大家吹口琴，唱流行的歌曲；可一旦潛到工作中，這顆水滴似乎藴含了無數的能量，像核動力一般前進，不允許有偏航角，並將炮彈精準發向一切障礙。

工作上，他追求完美，有時近乎苛刻。做核潛艇的設計運算時，團隊連像樣的計算器都沒有，只能靠算盤噼裏啪啦打出來的。為了保證計算準確，他將研製人員分成兩組，分別單獨進行計算，只有確保答案一致才能通過，稍有差池，就推倒重算。為了一個數據，算上幾日幾夜是常有的事。

為確保核潛艇設計和實際運行的一致，他在艇體進口處放一個磅秤，凡是拿進去的東西都一一過秤、登記在冊，大小設備件件如此、天天如此。這樣的“斤斤計較”，使得這艘核潛艇在下水後的測試值與設計值分毫不差。

1988年初，我國第一代核潛艇迎來大考。它將在南海，開展深潛試驗，以檢驗核潛艇在極限情況下的安全性。在所有試驗中，這一次最具風險與挑戰。上20世紀60年代，美國王牌核潛艇“長尾鯊”號曾在深潛試驗中失事。有些參試官兵中心裏沒底，有些有點過度的緊張，令人感覺空氣中瀰漫着一股“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味道。

他和設計團隊與官兵們座談，講解核潛艇安全情況，官兵們的緊張得到緩解。就在此時，讓在場所有人沒料到的是，他當即提出與戰士們一起參加試驗。此前，從沒有過一位核潛艇總設計師親身參與到極限深潛試驗之中。他的身先士卒，打消了戰士們最後的顧慮，陰霾一掃而光。

深潛試驗成功的那一刻，他不知道為何詩興大發，即興揮毫——花甲痴翁，志探龍宮，驚濤駭浪，樂在其中。

他不喜歡外界把這次深潛，渲染成自己不顧個人安危的悲壯之舉。“我們緊張，不是害怕；有風險不是冒險。”他説道，為這次深潛，團隊準備了兩年，每一台設備、每一塊鋼板、每一條焊縫、每一根管道，都反覆檢查、確認，確保萬無一失。

這是他的作風，就像在設計核潛艇時一樣，他喜歡在前面，把事情做到極致。

黃旭華夫人李世英（右）在為他整理着裝（2014年5月28日攝）。新華社記者 熊金超 攝

（3）無言的真情

沒參加核潛艇項目研製前，他回到家，母親拉着他的手説：“你從小就離開家到外面求學，吃了那麼多苦。現在新中國成立了，交通恢復了，社會安定了，父母老了你要常回家看看。”他回答，一定會的。

他成長在一個有愛的家庭。他忘不了二哥對他的照顧。他四五歲時，正上小學的二哥，悄悄帶他去陪讀。回家時，父親檢查二哥功課，二哥一時背不出來，要打二哥，他急了，大聲背出來。誰知這一解圍使二哥更難堪，捱打更重。二哥沒有怪他，第二天依舊開開心心帶他去課堂。

他記得，當時調到北京，自己只背了個揹包，從此像潛艇一樣，“沉”了下去。當時單位領導告訴他，你做的是絕密工作，進來了一輩子就不能出去，就算犯了錯誤也不能出去，只能留在裏面打掃衞生。不能暴露任何信息，成功了一輩子也是無名英雄。

有一次，他被評為勞模，報紙發表時，其他人都有照片，唯獨他沒有。他的影像保密，就像珍貴文物一樣，掛有“請勿拍照”的牌子。

別夢依稀三十載。父母和八個兄弟姐妹，一直不知道他幹什麼工作，與他只能通過一個信箱聯繫。父母多次寫信問他在哪個單位、在哪裏工作，他身不由己，避而不答。

調皮的女兒開玩笑説，爸爸回家就是出差。他回家反倒成了做客，有時候做客還不到一天，就又被長途電話叫走了。

就算回家，他也很少閒下來。技術問題，單位的管理，甚至紅白喜事，這些事就像核潛艇內塞滿的裝備一樣，佔據了他除睡眠以外的大部分時間。

他曾答應一個女兒，要陪她到北京中山公園看看。幾十年後，女兒都有孫子了，他的承諾都沒能兑現。

他説這輩子如果有什麼遺憾的話，就是欠家人的親情債太多。父親病重，他怕組織上為難，忍住沒提休假申請；父親去世，他工作任務正緊，也沒能騰出時間奔喪。直至離開人世，老父親依然不知道他的三兒子到底在做什麼。

再後來，他二哥病危，家裏發來急電，説二哥想見那位帶他上學、替他解圍的好弟弟的最後一面。可當時，他日夜忙着重要任務，分身乏術。李世英提醒他，他若不回去，家裏人會怨他一輩子，他也會後悔一輩子。但他清楚研發核潛艇，一刻也不能耽擱。他肩上的責任，其他人即便了解，可能也無法解釋。他忍痛堅守崗位。

1988年春，趁核潛艇南海深潛試驗之機，他攜妻順道看望老母。行前，他給母親寄了1987年第6期的《上海文匯月刊》雜誌。老母親戴着老花鏡，從文章《赫赫而無名的人生》的蛛絲馬跡中認定，這篇報告文學的主角“黃總設計師”就是她多年未歸的三兒子。

含着淚水看完那篇文章後，他的老母親把家裏的其他兄弟姐妹召集到一起，跟他們講：“這麼多年，三哥的事情，你們要理解，要諒解他。”後來，他聽到這句話。他討厭哭，認為那不是男子漢的樣子，可他再也沒有忍住。

多年後，他的妹妹告訴他，母親時不時的找出那篇文章，戴着老花鏡認真讀，每次她都淚流滿面。

與老母親闊別30年，再重逢時，他也年過花甲。他陪90多歲的老母親散步，母親拉着他的手，隻字未提他消失30年的事。不斷念叨的都是，兒子幼時的趣事，分別時，和30年前一樣，囑咐他常回家看看。

研發核潛艇的工作量是天文般的數字，面對漫長、週而復始，有時找不到頭緒的任務，他只能選擇百分百的投入。他承認自己只能顧好一頭——沒有當好丈夫、當好父親，沒有當好兒子，沒有盡好兄弟的本分。

這些情債讓他至今深感內疚，他的彌補是深沉無言的，就像那條冬天默默陪伴他的圍巾。他相信，研製核潛艇，是關係着國家命運的大事。他想，對國家的忠，就是自己對父母最大的孝。通情達理的父母定能體會他的苦衷，他依舊是二老聽話的三兒子。説到這裏，他覺得自己過得是極好的一生。

“温室栽培二十年，雄心初立志驅前。男兒若個真英俊，攀上珠峯踏北邊。”1961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慶存從前蘇聯留學回國時寫下這首《自勵》詩，立志不辜負國家的培養，要攀上大氣科學的珠穆朗瑪峯。

如今，59年過去了，不負初衷，曾慶存在數值天氣預報、地球流體力學、衞星大氣紅外遙感、氣候與環境科學、自然控制論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用豐碩的成果回報了他摯愛的祖國和人民。

敢挑最硬的骨頭“啃”

全國24小時晴雨預報準確率已達87％，暴雨預警準確率提高到88％，強對流預警提前量達38分鐘，可提前3至4天對台風路徑做出較為準確的預報……

如今，隨着氣象觀測與預報技術的不斷進步，人們切身體會到：天氣預報越來越準了。

而這背後，曾慶存功不可沒。

他是國際數值天氣預報的奠基人之一，首創“半隱式差分法”，在國際上首次成功求解斜壓大氣原始方程組，能預報出描述大氣運動的風速、風向、温度和濕度等變量。“半隱式差分法”和此後又創新的“平方守恆法”等，至今仍是世界數值天氣預報和氣候預測的核心技術。

在數值天氣預報時代到來之前，人們主要憑藉經驗來預測和判斷天氣。

古人常常通過看雲和風來識別天氣，並總結出一些規律，比如：“天有城堡雲，地上雷雨臨”、“東風送濕西風乾，南風吹暖北風寒”…… 

後來，雖然有了各種氣象儀器，以及無線電技術的輔助，可以使得各地的氣象觀測數據及時彙總到一箇中心，繪成“天氣圖”。但這種天氣圖法的預報在很大程度上仍需要依賴於預報員憑經驗做出主觀判斷。

曾慶存就清楚的記得，自己大學期間在中央氣象台實習時，常常看到氣象預報員們廢寢忘食地守候在天氣圖旁進行分析判斷和發佈天氣預報的情景。

“每一次發佈預報時，預報員們心裏都沒有把握。”曾慶存説。

如何讓天氣預報更精準？當時各國氣象學家都在積極探索。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電子計算機“ENIAC”誕生。發明者之一莫奇來是位天氣預報的業餘愛好者，有多年用手搖計算機做天氣預報計算的經驗。他認為如果大額數據計算問題得以解決，將有利於天氣預報的突破。

1950年，美國一位氣象學家就使用“ENIAC”，作出了第一張24小時天氣形勢預報圖，“數值天氣預報”一詞正式使用。

曾慶存説：“所謂數值預報，就是根據大氣動力學原理建立描述天氣演變過程的方程組（數學模型），然後輸入大氣狀態初值和邊界條件，用計算機進行數值求解，預測未來天氣。”

數值天氣預報誕生之初，準確率並不高，在實際業務中還不能應用，亟須在原始方程研究方面取得突破。

1956年，在蘇聯學習期間，曾慶存加入了對數值預報的研究，選擇了應用斜壓大氣動力學原始方程組做數值天氣預報的課題。

這可是一道時人不大敢問津的世界著名難題。當時，曾慶存的導師國際著名氣象學家基別爾也在研究原始方程，但他的研究開展了一半，碰到很大困難，尚未完成。

“所有的師兄都反對，認為我很可能研究不出來，最後連學位都拿不到。”曾慶存説。

然而，曾慶存從小就有一股子不服輸的勁頭，越是難“啃”的硬骨頭越要好好“啃”。

於是，在導師的指導下，曾慶存開始全力攻堅。

他研究發現，原始方程難以求解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大氣運動具有不同的尺度、時刻都在變化，且包含風速、風向、温度、濕度和氣壓等各種天氣變量，難以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穩定計算方法。“我後來想到，何不化繁為簡，按照大氣運動過程的快慢，隱去一方，分別計算，再加以整合。”

那個年代，計算機在前蘇聯也很稀缺。曾慶存每天只有10個小時的上機時間，而且還只能在深夜。於是，他就白天用紙算，晚上帶着紙條去計算機房，一萬多行程序，一條條驗證。

經過努力，1961年，曾慶存首創出“半隱式差分法”數值預報。這項成果立即在莫斯科世界氣象中心應用，預報準確率前所未有地提升到了60%以上。自此，數值預報成為天氣預報的主要方法。

黨和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選擇

在曾慶存的學術清單上，國家需求始終是排在第一。

   “我出生於貧苦農家，全靠父母和姐姐們承擔繁重的勞動才能讀到中學。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中學畢業當個鄉村教師，賺錢貼補家用。”曾慶存説：“如果不是新中國成立，上大學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我衷心感激黨和國家的恩情，所以黨和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選擇。”

1935年5月，曾慶存出生在廣東陽江的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他曾在《和淚而書的敬懷篇》一文中提到自己的幼時生活：“小時候家貧如洗，拍壁無塵。雙親率領他們的孩子們力耕壠畝，只能過着朝望晚米的生活。”

雖然家境貧寒，但父親曾明耀卻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很早就把他和哥哥一起送到學堂讀書。因為知道機會來之不易，兄弟倆也格外珍惜上學讀書的時光，學習很努力，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1952年，曾慶存考入了北京大學物理系，服從國家需要學習氣象專業。

曾慶存説：“當時，學校提出讓我們一部分學生改學氣象專業，我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之所以這麼果斷的答應轉氣象專業，曾慶存説一是因為當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亟需氣象科學人才；二是源於自己的親身經歷，曾慶存幼時家貧，對人民羣眾生活和農業生產受天氣和氣候影響有深切感受。

“後來有一件事讓我更加堅定了學習氣象專業的信心。1954年的一場晚霜，把河南40%的小麥凍死了，嚴重影響了當地的糧食產量，老百姓吃不飽肚子。如果能提前預判天氣，做好防範，肯定能減不少損失。”

1970年，曾慶存又一次服從國家發展需要，暫時中止了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轉而去從事當時在國際上興起、中國尚是空白的氣象衞星和大氣遙感相關研究工作。

在此期間，繁重的工作使曾慶存積勞成疾，又恰逢自己的兄長也重病需動大手術需要照顧和護理。無奈之下，他只能把妻子和幼子託寄於十分貧困的農村老家。

儘管困難重重，曾慶存仍廢寢忘食地全身心投入工作。

曾慶存説：“做衞星其實是很難的。沒有經驗可參考，資料也很少，還要經常下工廠。但因為是國家需要的，所以不管怎麼樣都要把它搞出來！”

最終，在不懈努力下，曾慶存帶領團隊解決了衞星大氣紅外遙感的基礎理論問題。此後，他又利用一年時間寫出了一部長達30萬字的《大氣紅外遙感（測）原理》一書，於1974年出版。這是當時國際上第一本系統講述衞星大氣紅外遙感定量理論的專著，其中的一些理論直到現在，都在中國和世界氣象衞星遙感和資料應用中被廣泛應用。

“衞星是發現災害性天氣最主要、最重要的手段，自從我們有了氣象衞星之後，中國大陸的颱風監測一個都沒漏掉。”曾慶存很欣慰。

不能讓老一輩科學家創立的優秀研究所在我手上衰落

曾慶存不僅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還是一位推動我國科研發展的傑出領導者。

1984年，年僅49歲的曾慶存挑起了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所長的重任。然而，剛一上任，迎接他的就是巨大的困難和挑戰。

80年代初期，我國基礎研究正處於極其困窘的境地：國家經濟落後投入少，人們也沒意識到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大氣所因此缺少科研經費，實驗室極其簡陋，資料沒錢買，設備沒錢更新，生活條件就更不必説了。在這樣的狀況下，整個所里人心渙散。

曾慶存看在眼裏，急在心上。

原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郭傳傑至今都還記得，32年前他到大氣所調研時，曾慶存為基礎研究和大氣所發展奮力疾呼的場景。

“他説，‘古人有陶淵明，能夠不為五斗米折腰。我也算是個知識分子吧，如果是為我自己，我也不會為五斗米去折下自己這個不太高貴的腰。而現在，我已經摺得腰肌勞損了，可還得繼續折下去。為什麼呢？因為我不能讓竺可楨等老一輩科學家創立的優秀研究所在我手上衰落下去。大氣研究是對國家安全、民生等非常重要的領域，其實我們也不會花太多的錢，就是希望國家能夠重視基礎研究，讓我們的科研人員能夠有一個安心的環境來做工作就行了。”

郭傳傑坦言，那次曾先生的發言讓他有一種振聾發聵的感覺，也讓自己肩上有了一份要推動國家基礎研究大力發展的責任。

此後，在擔任所長的9年間，曾慶存身體力行，歷盡艱難。在他的帶領下，大氣所上下一心，順應改革形勢以及世界大氣科學的發展趨勢，到達了一個新的輝煌高度。他開創和領導的“大氣科學和地球流體力學數值模擬國家重點實驗室”“大氣邊界層物理和大氣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國際氣候與環境科學中心”短短几年便在國際上頗有名氣，成為我國大氣科學基礎研究的中堅力量。

在引領和指揮大氣科學大方向的同時，曾慶存還不忘言傳身教，為我國氣象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研究生和青年學者，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大氣科學研究和業務領域的骨幹和頂尖人才。

曾慶存教導學生，做學問要做深做透，不能淺嘗輒止。為此，他以身作則，每次修改學生論文，必仔細斟酌修改多次。他的學生都有過這種經歷：曾先生修改後的論文草稿都是密密麻麻，又有加頁的，需認真思考才能讀懂。

除此之外，曾慶存還特別注重學生的數理基礎，注重多學科的交叉融合。他帶過的研究生和博士後中，除了來自大氣科學專業背景的外，還有來自基礎數學、應用數學、物理學、力學、海洋科學、以及控制論和環境科學等領域的。

正源於曾慶存的悉心指導和嚴謹治學，很多他帶過的學生如今正一步步成長為科研骨幹，在國內外氣象領域不斷嶄露頭腳。

在埋頭科研之餘，曾慶存也寫得一手好詩和好文章。雖然許多人將科學和藝術看作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但他卻指出無論科研還是寫作，都離不開理性思維和形象思維二者的相互配合。在曾慶存看來，做學問也是要講求美的，“枯燥無味的學問不是好學問”。

談及中國大氣科學的未來，耄耋之年的曾慶存充滿信心，並寄予厚望。

“我曾立志攀上大氣科學的珠峯，但種種原因所限，沒能登上頂峯，大概只在8600米處建立了一個營地，供後來者繼續攀登。真誠地希望年輕人們勇於攀登，直達無限風光的頂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