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時代，知識還是力量嗎？_風聞

文章來源丨讀書人俱樂部club

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充滿劇烈變化的世界之中，一切看上去似乎都顯得格外的混亂、格外的無序。但就在這混亂與無序之中，有關專家卻能夠從中看清這樣一個極為引人注目的事實，那就是知識在急劇地膨脹和極其迅速地傳播。藉助於電子計算機和現代通信技術，尤其是手機在社會上的普及，**知識已滲透、蔓延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階層，使整個社會的性質發生了巨大而迅速的變化，人們的生活模式也隨之發生了本質性的改變。**正是藉助於如此的方式，知識或信息也把自己的觸角無限地伸展到未來的世紀之中，將起着巨大的引領和主宰作用。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權力？

美國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加爾佈雷斯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就首先注意到了知識在現代西方社會經濟結構的權力重新分配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並以此為基礎，提出了**著名的“權力分配論”**的理論體系。

他認為，在任何社會中，權力總是與“最難獲得或最難替代的生產要素”聯繫在一起。如果誰擁有了這樣的生產要素的供給，誰也就自然而然地擁有了相應的權力。

在封建時代，土地顯然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地主是這一要素的擁有者或供給者，所以地主也就擁有了權力。

到了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代替土地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權力也就相應地轉移到了資本家的手裏。

而在現代社會中，由於工業的不斷發展，尤其是科學知識理論的大力普及和技術的迅速進步，所需要的專門知識越來越精細、越來越複雜、越來越系統化。在現代社會，專門知識已成為決定企業成敗的決定性的生產要素。於是，權力也就從資本家手中逐漸地轉移到了一批具有現代工業技術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技能的人羣手中。這些人被稱作“技術結構階層”。

“技術結構階層”掌握了權力之後，又引起了以下幾個帶有根本性意義的變化：

（1）現代公司的新目標在“技術結構階層”掌權之後，從過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為目標轉變為追求“穩定”“增長”和“技術興趣”等目標；

（2）為了實現“穩定”這一首要目標，商品生產已由過去的消費者需要什麼，公司就生產什麼的“消費者主權”理論轉變為“生產者主權”理論，即新的科技產品引領或刺激消費者的需求。如電腦的更新換代，蘋果手機產品引領智能手機的消費，已經很明顯地成了一個世界性的趨勢；

（3）“技術結構階層”掌權後，企業與銀行、國家、工會、科技界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如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不再融合，企業與工人的關係日益密切，企業與國家融為一體，等等；

（4）與上述的變化相適應，社會階級關係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正是基於上述的認識，加爾佈雷斯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衝突，已經不再是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對立，而是有知識者和無知識者之間的對立。有知識者就有可能成為富人，就有可能掌握相應的權力，而知識貧乏者也就可能永遠只能是窮人了。

“權力分配論”的新穎獨到之處，是它完全從“知識”這一全新的視角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內部結構所發生的結構性的重大變化。正是加爾佈雷斯率先異常清楚地看到了，**知識已經是現代社會中“最難獲得或最難替代的生產要素”。**就目前看，且不論新制度學派的理論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界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但是有一點卻是很清楚明白的，即加爾佈雷斯將知識看作是現代社會核心要素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歷史洞察力。事實上，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今，整個世界都因知識的急劇增長和迅速傳播發生了深刻而巨大的本質性變化。

加爾佈雷斯的上述理論，在二十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不斷得到來自不同學術領域學者的積極回應。並且不少學者還紛紛撰文，以“知識”為核心範疇來描述、分析現代世界範圍內的政治、軍事、經濟、科技。而且，他們以“知識”來構想未來世紀的社會總特徵成了一種特別受人青睞的時尚。如在 80 年代，日本學者堺屋太一的《知識價值革命》一書就是運用“知識價值”一詞來描繪未來社會的總體特徵，而且他把即將到來的未來社會乾脆稱之為“知識價值社會”，指出“知識價值社會”是由“知識價值革命”引起的。他認為，這種“知識價值革命”在日本、美國是由於 80 年代電子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和廣泛的普及而產生的。他明確地指出，**“知識價值社會”是比物質財富的生產來説更加重視創造“知識與智慧價值”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將會減少對物質財富數量方面的需求，而會增加對社會主觀意識的“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需求。

暴力和財富必須以知識為基礎

到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托夫勒則完全從“知識”這一視角出發，來分析和描繪現代及未來社會中的政治、經濟的總體特徵。

在1990年出版的《權力轉移》一書中，托夫勒明確指出：**傳統的政治權力概念有兩大要素，即暴力和財富。**在古代社會中，暴力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主導性的作用。在一定意義上，權力就是暴力。反之也一樣，暴力也就是權力。這種意義上的權力顯然是最為低質量的權力，因為暴力有着極大的弊端，即暴力的運用只能產生新的或更多、更大規模的暴力。它的另一缺陷在於它只能用來進行懲罰。**所以，以暴力為實質的權力也就是低質量的權力。**與暴力不同，財富則創造了優於暴力的權力，因為它既可用於威脅或懲罰，也可以提供獎賞，所以它也就明顯地比暴力靈活得多了。然而真正高質量的權力則是源於知識理論的應用，因為知識理論可用於懲罰、獎勵、勸説，甚至可以用來化敵為友，化解相互之間的矛盾衝突。而且知識也可以充當財富和暴力的增殖器，它可以用來擴充暴力或增加財富，也可以減少為達到某項目的所需要的暴力數量和財富數量。知識本身不僅是高質量的權力之源，而且它還是暴力和財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即知識從暴力和財富的附屬物變成了它們的精髓。這就是説，現代意義上的暴力和財富必須以知識為其基礎。**沒有相應知識作為支撐的暴力和財富，已經被當今世界的人類看作是另類，而且必將迅速退出歷史舞台。**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的是，暴力和財富無論從數量和程度上講都是有限的。我佔有了，你就難以擁有。反之，也是如此。而知識則大不一樣，你掌控了相關知識這一事實並不能影響我或其他更多人來把握相同的知識理論系統。從知識性質的角度講，同一知識可以為所有的理性的動物同時或先後來把握。更為重要的是，知識的運用還能進一步促進產生更多的和更新的知識。

知識與財富

總之，知識具有無邊際的延伸性和時空的無限性。**世界現代歷史的發展清楚地表明，知識是最民主的權力之源。**武力和財富是強者和富人的特徵，而知識理論的真正革命性特徵則是，只要具備了相應的理性思考能力，弱者和窮人也可以掌握先進的知識理論系統來引領世界、改變世界，從而成為世界的主人。從現代世界演變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暴力和財富變得越來越依附於知識理論。而知識理論則不一樣，它們可以不依賴於暴力和財富，但卻能夠將自己很快地轉變為暴力和財富。發達國家多次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清楚地表現了知識理論的這一顯著特性。

由於知識理論在經濟生活領域內的全面滲入，現代的經濟生活也出現了急劇的變革。隨着服務及信息行業在發達國家中的增長及製造業本身的電腦化、網絡化，財富的性質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儘管那些投資落後工業行業的人仍將工廠、機器設備以及財產目錄等這樣一些“硬資產”視為決定性的要素，但那些在急速增長的、最先進的行業中投資的人卻依賴於完全不同的因素（知識或信息）來保證其投資效益。**知識理論現在成了新的資本形態。**以實物形態表現的傳統資本，最顯著的特點是它的時空有限性。知識資本卻明顯地與之不同，它具有無限的時空延伸性。同一種知識可以同時被許多不同的使用者應用。我們已經指出過，運用知識的同時也是創造知識的時候，知識不可窮盡，更無法獨佔，這就是知識資本的革命性特徵。由於知識減少了人們對原料、勞動、時間、空間和資本的需要，知識理論已成為現代經濟和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資本形態。隨着這種狀況的發生，知識正在升值，正因為如此，爭奪知識和人才的信息戰才到處激烈地進行着，而且會愈演愈烈。知識主宰着現代社會的發展，知識引領着未來社會發展的方向。

經濟的知識化或知識經濟又被稱之為“超級信息符號經濟”。其特點之一是知識密集性行業取代了那些主要依賴於原料和勞動力的製造業的地位而迅速崛起。另一顯著特點是，知識增長率和淘汰率以超速遞增的速度同步運行。所以，知識經濟是一種快速運轉的經濟。在當今的世界，資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運轉，財富以驚人的速度遞增，時間成了越來越重要的生產要素。這就使得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必須在發展知識經濟方面努力實現與發達國家同速運轉，否則只能長期依附於發達國家。

貨幣也日益信息化了。正如過去金銀代替實物交易、紙幣取代金銀行使交換職能一樣，儲有大量信息的信用卡正在取代紙幣在歷史上曾經行使過的職能。最新的趨勢則是手機的移動支付功能正在快速地替代銀行卡。

總之，“知識是現代經濟，特別是 21 世紀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這一看法已成了世界範圍內的政治家、經濟學家和企業家的共識。在電子信息化時代，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也不得不認可上述看法。

隨着知識信息通過越來越龐大的計算機網絡、電視媒介、手機通信設備在全球範圍內迅速傳播，不但經濟出現了飛速的運轉，而且也極大地加速了政治體制變革的速度和變革的模式。

知識信息

更要引起我們格外關注的是，由於電子通信系統的知識信息發達及其在世界各地的迅速傳播，已完全改變了過去曾經在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先進知識理論體系只侷限在少數精英知識分子圈內，然後經過各種社會變革逐漸為社會大眾接受這樣的歷史變遷模式。眾所周知，這種歷史變遷的模式曾經在歷史上起過巨大的主宰作用，但其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也是很沉痛的。現代社會的知識理論系統藉助於電子移動網絡技術和不斷提升的智能電子信息系統快速傳播，相關的知識信息迅速地在社會的各個階層傳播，社會大眾通過現代信息傳播技術能夠快速地掌握相關的知識理論，社會變革可能更為快速，所需付出的代價也可能會相應地減少。

知識在社會生活中全方位地滲透已使社會及其結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未來將發生更為巨大的變化。知識在現代及未來社會中的巨大作用，是培根所始料不及的。可以斷言，在現代社會中，知識已不僅僅是力量，它也是權力、財富、資本，知識更是現代社會發展與演變的真正的原動力。誰想成為現代及未來社會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和世界的引領者或主宰者，誰就必須形成和掌控最新的知識理論體系。未來學家們的共識就是，知識已經成了全球範圍內的K 因素（知識在英文中為 Knowledge）。要在未來的世紀中立於不敗之地，求得更大的發展可能，我們就必須不失時機地掌握世界範圍內不斷更新的知識理論系統。未來的世界是知識理論主宰的世界，知識理論是引領世界發展和進步的核心元素。誰掌握了最新的知識理論體系，誰也就會成為世界未來發展的主宰者或引領者。我們必須要格外重視和認清這一世界文化發展的新趨勢。

這種關於知識社會及其發展的圖景，也越來越迫使一些哲學家不得不對之給予更大的關注，投入更多的精力來研究各種知識理論體系。在知識論研究領域內的表現便是“知識”這一概念的內涵在不斷拓寬。人們現在更為關注實際滲透於政治、經濟及科技活動中的知識現象。傳統觀念認為，知識是真的信念，知識是以真命題表達的；而現在，一些哲學家卻試圖從信息的意義上來定義“知識”，認為**“知識”就是正確的信息。**【參見 Keith Lehrer: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Westview Press, 1990.】這就使知識論的研究更具有了現代的意義。

由於中國文化中的邏輯意識與認識論意識素來不強，所以在我們的歷史上從未形成過自己嚴謹的邏輯學知識理論體系，也幾乎沒有關於知識理論的系統研究。正是這樣的文化歷史傳統造就了中國學者對於經典註疏的過度關懷，對於上古三代的不切實際的迷思與留戀，使中國學界整體來説對知識論的研究歷來沒有任何興趣，所以對知識的上述作用也不曾給予應有的熱情關注，更談不上做深入和系統的研究了。

沒有知識，工業革命根本不會出現

英國產業革命前，人類歷史發展依靠的主要是經驗或經驗性要素的積累。但是之後的世界歷史卻走上了一條性質與之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即理論知識在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中佔據着越來越重要甚至是主宰的作用。

近代以來發達國家之所以強盛主要是如下兩個原因：

（1）古希臘時期以幾何學、邏輯學為基礎而形成的各種科學知識理論體系；

（2）文藝復興後以尋求因果關係為目的的可控的精確實驗。

顯然，前者是後者的理論知識基礎，後者是前者的技術落實。知識理論經過實驗技術的落實後就形成了工業產品。由此可見，工業革命是以相關的知識理論體系及其可控的實驗技術為其基礎的。如果沒有上述的兩個要素，工業革命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

我們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這裏所説的理論知識不是與經驗毫無關係的，而是對經驗的提升或總結所形成的。我們用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的工業文明發展為例來説明相關知識理論體系的重要性。

可以説，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人類迄今已發生多次產業革命：

第一次發生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以新的紡織機械等技術為特徵；

第二次發生在 19 世紀中葉到 19 世紀末，以蒸汽機、轉爐鍊鋼和鐵路為特徵；

第三次始於 19 世紀末，以電力、化學工業和內燃機為特徵。

工業革命

20世紀50年代以後，由於微電子技術、生物工程、宇航工程、海洋工業及新材料、新能源的迅速發展，被稱為是又一次新的產業革命。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電腦、通信技術、芯片技術等的飛速發展又引發了一場產業革命。

上述的產業革命都是以相關的科學知識理論體系為其基礎的。沒有相關的科學知識理論體系，是完全不可能出現這些產業革命的。

一部科學發展進步的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埃及的亞歷山大利亞的數學家希洛就曾經制作了一台用蒸汽推動小球旋轉的機器。顯然，希洛製作這台蒸汽機相關的經驗不可缺少，但是主要的依據卻是他自己的蒸汽機氣體學理論。他曾著有《希洛氣體學》一書，記載了最早的蒸汽機的製作原理。後來意大利的達·芬奇、法國技師科斯等也曾緊跟其後，不斷地研製蒸汽機。上述對蒸汽機研製的歷史過程為英國的瓦特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瓦特出生於機械工匠的家庭，父親就是儀器修理工。瓦特後來在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當教學儀器的修理工。正是在這所大學裏，瓦特結識了幾位著名的物理學教授，如科學家布萊克和羅比森等。為了進一步改善蒸汽機，瓦特還閲讀了許多相關的科技發明的書籍，學習了牛頓的力學理論。當然他也經常抽時間去聽布萊克教授的講課。正是“布萊克的‘比熱’和‘燃燒’的理論啓發了他，使他認識到小蒸汽機單位容積比大蒸汽機要大，在冷凝後再重新加熱氣缸所消耗的熱量比例就大。同時布萊克的科學理論使瓦特懂得，在液體和氣體之間發生物態變化時，温度不變但要大量吸熱或放熱，温度和熱量是兩個不同的科學概念。”【龍福元：《產業革命》，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二章，第二節 “科技發展與蒸汽機”。此處所述蒸汽機的材料均引自第二節“科技發 展與蒸汽機”。】可見，瓦特對蒸汽機的改進有着極其豐富的相關經驗，但在此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瓦特對蒸汽機改進的成功主要是有着相關的科學理論的研究和指導。所以結論就是：“蒸汽機的研製，實際上是從真空和大氣壓等科學理論研究入手的。真空和大氣壓強等理論導致了大汽機的發明，大汽機的改進和發展就成為名副其實的蒸汽機。”【龍福元：《產業革命》，第二章，第二節“科技發展與蒸汽機”。】

稍微需要我們注意的是，20 世紀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之一毫無疑問是電子計算技術。眾所周知，電子計算技術首先必須以數學為基礎，因為人們的生活、生產和交換活動中有着大量的計算活動，隨着計算活動的量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這就歷史地催生了電子計算技術的出現。1623 年，德國數學傢什卡爾特最早提出了製造機械計算機的想法。第一台機械計算機是 1642 年法國數學家巴斯卡發明的。

德國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對計算機的發明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他首先提出了直接進行機械乘法的設計思想，並於1671年製造了一台可以進行加、減、乘、除四則運算的計算機。其次，是他最早給出了二進制運算法則。他關於二進位制的數學演算模式完成於 1679 年。

在萊布尼茨思想的基礎上，“1854 年，英國數學家布爾發表了他的重要著作《思維規律研究》，成功地將形式邏輯歸結為一種代數演算，即今天的布爾代數。在這種代數中，變量只取0和1兩個值，它特別適用於只具有開斷與接通兩種狀態的電路系統。如果電子計算機採用二進制用邏輯線路處理邏輯代數運算就非常方便。所以布爾代數為把電子元件及其線路應用到計算機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潘永祥：《自然科學發展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年， 第 543 頁。此文關於電子計算技術的資料也主要採自該書的第28 章 “電子計算機科學技術的興起”。】美籍匈牙利科學家馮·諾依曼等人成功地將二進制系統地運用到電子計算機上。我們之所以要敍述電子計算技術的歷史是為了清楚地表明，電子計算技術的出現是有知識理論體系作為基礎的。如果沒有這樣的知識理論為基礎，沒有以此理論知識為基礎的科學實驗，我們根本不可能想象電子計算技術及其產品的出現。

眾所周知，電子計算機的出現和廣泛運用已經極大地改變了現代人類的生活方式及其性質，已被廣泛地運用於工業、農業、服務業之中。商業運作模式也因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網絡銷售已經完全顛覆了實體商業經營的模式。各大城市原來繁華的高層商業大廈關門的不少。我年輕時經常去的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繁華的商業街現在顯得冷冷清清，遊人極少。因為現代人類早已進入以電子計算技術為基礎的數字化時代。

由上可見，正是相關的知識理論為近現代以來的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極大程度地改變了現代人類的生活模式。可以這樣説，如果沒有相關的知識理論為指導，對現代社會中起着巨大作用的工業革命不可能出現，人類的生活模式也只能延續農業社會的傳統。

知識理論為發達國家奠基

知識理論不只是引領着工業革命的進程，也為社會的發展起着重要的推動作用。如果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不只是口號或標語式的表達，那麼就得上升提煉成為知識理論體系。文明發展的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正是在17 和 18 世紀，西方學者們對於法治和民主政治理論的研究，才逐漸地形成了系統化的知識理論體系。他們充分討論了人性、人的自然權利、自然法、財產權等重大的社會問題；他們也深入而系統地討論瞭如何通過契約建立政府、政府如何管理等重大的理論問題。斯賓諾莎、笛卡兒、培根、霍布斯、洛克、盧梭等就上述的問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討論和詳細充分的論證，並分別就這些問題形成了自己的知識理論體系，對當時及以後的世界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英國哲學家洛克的政治哲學理論就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他的《政府論》對美國的建國曆程起着奠基性的作用。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撰寫者都很精通洛克的相關著述。宣言與憲法的某些段落和篇章就是取自於洛克的《政府論》。

其實早在美國建國之前的經典文獻《“五月花號”盟約》中就這樣寫道：“以上帝的名義，阿門。吾等，敬畏的陛下詹姆士王的忠實臣民們……謹在上帝的面前，彼此莊嚴地訂立本盟約，結成公民團體，即政府，以便更好地建立秩序，維護和平……並隨時按照最適宜於殖民地普遍福利之觀點，制定正義平等之法律、條例、法令、憲法，並選派官吏實施之。對此，吾等誓當信守不渝。”【轉引自考文：《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強世功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 年，第 65－66 頁。】這段在歷史上曾經被反覆引用的經典名言，其思想基礎正是來自洛克的社會契約論。

洛克認為，政府是在擁有自然權利的個人之間通過簽訂社會契約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根據洛克的看法，自然狀態下的個人完全無法使他們個人的天賦權利獲得普遍的尊重和保護。他們無法憑藉自己個人的努力來保護自己應有的東西，即自己的生命安全、財產安全。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人們也就普遍同意將自己的部分權利轉讓出去，贊同建立政府，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財產安全等。由此可見，政府完全是憑藉人民轉讓的權利，通過相互之間訂立的契約而建立的。但是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契約具有相互的制約性。人務必要通情達理，因為只有理性的人才能成為政治上的自由人。自由不是一種隨心所欲的無政府狀態，自由是無須他人強迫的行動。只有理性、負責任的人才能讓自己真正的履行契約。同樣，契約也對政府施加有一定的條件和義務。倘若政府譭棄契約，倘若政府威脅天賦人權（這本是政府要保護的唯一對象），倘若政府未經本人同意就奪取個人的財產或威脅人身安全，那麼人民大眾就有權重新考慮他們為創立這一政府所做的一切，最後甚至可以揭竿而起，政府契約：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反對這一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帕爾默等著：《啓蒙到大革命》，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第 36 頁。】

政府契約：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洛克的上述思想後來又不斷地出現在美國的《獨立宣言》等其他的建國文獻之中。正是基於上述的認識，所以不少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們指出，在憲政國家的形成過程中，美國被看成是唯一按照社會契約論原則建立起來的國家。【強世功：《自然權利與領土主權》，《現代政治與道德》，上海：三聯 書店，2006 年 1 月，第 95 頁。】**有的歷史學家甚至斷言，美國政府就是奠基於洛克的《政府論》，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美國建國的這一歷程清楚地表明瞭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即比較合理而有效的政府體制必須建立在經過充分而合理論證的相關的知識理論體系的基礎之上。美國建國的歷史遠不到三百年，但美國卻早已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在教育、科學技術、軍事、藝術、經濟等領域的創新遙遙領先。應該説，任何政府體制都有自己的侷限，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麼完美無缺的政體。但是一個合乎理性的國家或政府絕對不可能建立在經驗或想象之上，任由感覺經驗或短時間的情緒來制定國策、推舉領導人。合理的政府機構及其運作必須建立在系統而周密的理性思考的相關知識理論體系之上，才能持久，才能有效運作，才能得到人民大眾真正的擁護。

延續幾千年的傳統農業社會中，人類行為模式或結構基本是以感性經驗為基礎的。一般而言，人們是通過觀察並模仿前人的行為模式而形成自己的行為模式。這樣的行為模式是極其簡單的，缺乏系統性的結構。進入現代社會之後，農業社會流傳下來的這種行為模式逐漸被淘汰了。現代人類的行為模式或結構必須要以相應的知識理論體系為指導。此處所謂的知識理論當然指的是經過周密思考和系統論證而形成的關於自然、社會、人文等領域的理論知識體系。

關於中國古代究竟有無科學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大問題，中外學界對此有過截然不同的看法，曾經有過較多的討論。英國學者李約瑟就曾組織不少學者撰寫了七卷本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此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從公元前 1 世紀到 15 世紀就領先世界其他國家，此書出版後在世界漢學界引起了轟動。但國外很多科學技術研究人員非常不同意李約瑟的觀點。李約瑟本人也感到很大的困惑，既然中國的科學技術在世界上領先那麼長的時間，為什麼在15世紀後就突然不行，且遠遠落後於西方了呢？也正是出於上述類似的困惑，1953 年 3 月初，美國科學史家斯威策曾寫信給當時世界上最為著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詢問他對這一重要問題的看法。愛因斯坦在給他的回信中是這樣説的：“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愛因斯坦文集》中文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年，第一卷， 第 574 頁。】 正是基於如此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古代似乎沒有他所謂科學應該具有的上述兩個要素。他沒有明確説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只是委婉地指出中國似乎沒有西方所謂的科學的上述的兩個要素。他所謂的形式邏輯體系，其含義是説以邏輯理論方法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各種知識理論體系。知識理論就是現在所謂的科學（science），而他所説的實驗技術（technology）形成於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實驗技術必須以相關的知識理論為基礎或依託。正是由於知識理論與實驗技術的結合才形成了 18 世紀後的多次工業革命或技術革命。在此我們必須注意的則是，多次工業革命相關的知識理論體系與實驗技術的結合跨越了漫長的時間峽谷。如愛因斯坦所説，古希臘抽象的邏輯理論體系與意大利人的實驗技術之間就相隔了近兩千年。

人文藝術中的知識

在此我們不得不注意到的另一個歷史事實是，近現代以來，知識理論的重要歷史作用不只是表現在工業革命、社會發展等領域中，人文藝術的進步也與知識理論密切相關。19 世紀中後期逐漸形成了系統的心理學、美學學科等的理論體系。又如聲樂學習，19 世紀前學習聲樂的過程就是經驗性的，就是學生跟着老師面對面地學唱，老師唱一段，學生跟着唱一段。但 1858 年之後，學聲樂的行動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西班牙歌唱家加西亞長期練唱，可能是由於過度勞累，他的嗓子唱啞了。雖然以後不能再唱歌了，但他卻將自己的精力用來研究聲帶發聲的原理。1858 年，在總結前人及自己歌唱生涯的豐富經驗的基礎上，他發明製造出了“喉鏡”。將此儀器放進歌唱者的喉部，就能通過反光鏡清楚看到唱歌時聲帶震動的狀態。這就為後來聲學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且通過喉鏡也能比較準確地確定歌唱者歌唱時的聲部，即是低音或中音或高音等。在此基礎上，第一部聲學理論著作發表於 1873 年，之後聲樂學習的模式發生了變化，學習者首先要學習的是關於聲樂的知識理論，然後才是學唱某些歌曲。而且學習唱歌的基礎流程有其固定的基本結構，即需要將口腔打開、聲帶震動、腹式呼吸等環節緊密結合在一起。如要將口腔打開則要求歌唱時面帶微笑，面帶笑容時，嘴角會向兩側上方張開，臉兩側的肌肉就會上揚。口腔內就像含着一個球，分為上嘴、下嘴、前嘴與後嘴。唱歌時腹部和胸腔的氣流通過聲帶從下嘴、後嘴，再到上嘴，然後通過前嘴出聲。經過鼻咽腔加工後的聲音就呈現出美妙的泛音或和聲。

聲帶變化

同樣，近現代以來的體育鍛煉也不只侷限於經驗性的，而是必須以體育數學、體育力學、體育生理學、體育心理學、體育美學等相關知識理論體系為基礎。正是聲帶變化在上述種種理論知識的指導之下，體育運動呈現為一套獨特而複雜的行動結構。體育鍛煉的目的就是從最初有意識的行動訓練逐漸地變成無意識的行動表演。體育中的個體項目，如體操等的項目趨於複雜的結構，而集體項目如籃球、排球、足球等就呈現為更復雜的行動結構，必須經過嚴格的訓練才能達標。比如體育比賽中的跨欄項目，表面看起來很簡單，卻涉及很多相關的知識及以此為基礎的訓練。兩個欄之間奔跑的步數、跨欄時腿既不能過低，也不能過高。過低會將欄踢翻而影響速度，過高則大腿下壓的時間會過長，同樣會影響奔跑的速度。奔跑時左右胳膊擺動的姿勢也會影響跨欄的動作。可見，這裏所謂的嚴格訓練的基礎就是相關的知識理論。

現代的舞蹈藝術也呈現出同樣的結構性變化的特點。**如芭蕾舞演員的身材必須滿足“三長一短一小”形體要求，即胳膊長、腿長、脖子長、臉小、腰短。**但此處所説的長、短、小，仍然有更精細的比例要求，太長了不行，太短了也同樣不行，長或短等必須有嚴格的數學方面的比例。如果以肚臍為界，上、下身身段的黃金比例應是5 ∶ 8。這一黃金比例是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根據數學原理推導出來的。同樣脖子長、腰短等也有精確的比例方面的要求。除了身體生理上的嚴格要求之外，芭蕾舞演員的動作有着更為嚴格而精確的要求。我曾於 2017年夏天在聖彼得堡皇家劇院觀看過由皇家芭蕾舞團演出的《天鵝湖》。劇情的安排，尤其是芭蕾舞演員的動作都經過精心的設計、嚴格而精確的長期訓練。

芭蕾舞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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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引領人類的行為模式

我們還必須注意的是，工業革命之後，人們的生活模式、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最為顯著的變化就是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出現，人口密集、樓房密集、道路交叉層疊等等，這就使得市民生活及其行動結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比如樓房、道路設施的建構必須完全按照建築力學、建築材料學、建築設計學、建築美學等相關學科知識理論為基礎的設計圖案來進行精確而嚴格的施工。整個城市更需要有整體的設計，如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市就是根據一位著名的設計師沃羅尼欣的設計圖案建立起來的。其間某些政府領導想對這個設計圖案加以干涉，做些改變，但是沃羅尼欣堅決地拒絕了這樣的干涉。正是出於建築專家的精心設計，聖彼得堡整體的景色確實美觀。相比之下，莫斯科城市卻缺乏這樣的整體設計。這一城市建造了太多的高架橋，把整個莫斯科城市的景觀切割得零零碎碎，遠遠比不上聖彼得堡的城市美景。

又如我們現在出行的方式或結構早就有了本質性的改變。我們可以開着汽車、坐着高鐵或飛機去遠途旅行。眾所周知，這一類交通工具的發明和製造都必須有相關的科學知識理論體系為其基礎，並經過嚴格、精準的實驗製造出來，否則是絕無可能的。即便我們在城市裏的道路上行走，為了保護自己生命的安全，我們首先要清楚並遵循安全出行的相關知識。

城市規劃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與傳統社會相比，現代人類的行為模式已經發生了巨大而根本性的變革，即知識理論引領並決定着人類的行為模式。

我們的傳統文化沒有這樣的兩個要素。近代以來，我們通過引進的途徑在可控實驗及其技術方面有所進步。但是對實驗技術的基礎即系統知識理論的研究至今仍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所以如何加強與推進知識理論體系的研究應該成為文化強國建設的核心內容。所以，鑑於上述的認識，我建議我國政府應該組織相關人員研討如何在知識理論體系的基礎上發展我們自己的產業革命，走出新的路子，而不能僅僅淪落為產品的模仿、加工、組裝。

同樣，我國的憲政改革與法治建設也必須奠基於相應的知識理論體系。尤須注意的是，法治也必須以相關的知識理論體系為指導。歷史上的許多法典也大都奠基於知識理論體系之上。中國曆來重視德治，但由於缺乏相應的知識理論體系作為支撐，所以也就易流於空泛的口號或高大上的標語，無法在現實社會中得到有效的落實。因為良好的德治必須有知識理論體系作為基礎，道德基於知識，真道德必須基於真知識，“道德即知識”是西方兩千多年來的傳統。道德必須與知識攜手才能引導社會走向美好的未來。

總之，只有在長期和系統的知識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國家的整體實力才能逐漸進步、不斷提升，才能逐步建設為讓世人刮目相看的文化強國。舍此絕無其他的道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