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假日的結束，1935年倫敦海軍會議，美日的角逐的前前後後_風聞

作者|   紫橘

來源|   浩然文史

武藏號

中學課本上一直提1922年華盛頓會議中的《五國海軍軍備條約》（《關於限制海軍軍備條約》），這款條約規定了日本對美戰艦比例大致為5:3。但其實此次會議上只是限定了列強的主力戰艦比例，對於輔助戰艦則未作限制，所以之後出現了1930年倫敦海軍裁軍會議，限制列強輔助戰艦的比例，美國出於對日本讓步的回報，提高了日本主力戰艦的比例。但隨着世界局勢的演變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華之後，各國實際上都突破條約的束縛。1935年，在《五國海軍軍備條約》《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等條約到期之前，列強在倫敦又開了一次海軍裁軍會議，但日本侵華之心已經堅定，拒絕一切妥協，退出了會議，實際上宣告了“海軍假日”的結束。而日本政府不惜做國際孤兒的背後，就是因為軍部的逼迫，尤其是日本海軍在操縱日本政府這具政治殭屍。

大和號

一、因統帥權獨立而遷出的麻煩

  1930年因為日本政府不顧軍部的反對強行簽訂了《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隨後因“統帥權”軍部和政府就發生了爭執，也因此“國賊”濱口雄幸首相被右翼在東京車展刺傷，不久病重死亡。

有幾點需要指明，所謂軍部，包括政府內的陸軍省、海軍省，和政府之外的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明治維新至二戰結束前，日本內閣雖然其他官職不限出身，但是唯獨國防部門（陸軍省、海軍省）的長官必須由現役軍人擔任，其大臣人選必須是軍部推薦。也正是因為這項規定成為了日本軍部操縱內閣的鑰匙，因為一個國家不能沒有國防部長，所以軍部通過讓國防部長辭職，或者拒不推薦國防部長人選來左右內閣的成立。即便是被稱為“大正民主”的政黨政治時期，日本也僅僅是放寬了國防部長的人選，把現役大、中將擔任陸海軍大臣這一規定，擴大到預備役大、中將也可以擔任的地步，換句話説還是要軍人才能擔任國防長官。

濱口雄幸

軍部還擁有“帷幄上奏權”。當時可不是誰都給天皇上奏疏的，即便是政府官員級別不夠也不行，而且其程序應該是通過內閣遞交給宮內省，再上呈御覽。但是軍部的高級將領們可以繞開內閣直接把奏疏遞到天皇桌上，通過天皇權威來要挾政府。

軍部的獨立統帥權，這是明治元老設計制度時最大的敗筆之一。幕末維新，明治元老其實是很不情願搞西方的制度，因為他們極其擔心西方一套民主思想傳來，把日本平民的良心大大滴破壞掉，所以他們認為軍隊是天皇政府最有力的支柱，必須要獨立存在於資產階級政府，一旦有事（鬧資產階級革命），軍隊上護天皇，下護國體（天皇制）。此種情況下，軍隊獨立於政府，不聽政府指揮，而政府制定政策時反而要看軍隊的態度。

正是因為以上幾點，在1930年的海軍裁軍會議時，日本政府和列強達成了裁軍妥協，日本海軍蒙受的“巨大損失”，所以海軍才對濱口政府恨之入骨。

海軍省

二、1935年前日本的形勢

1931年日本發動侵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戰爭機器迅速發動。而 1932年“五·一五事變”實際上終結了“大正民主”，又掃清了法西斯化道路上的絆腳石。

1935年前日本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經濟極度衰退，中小資本家破產。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日本出現了所謂的“軍財抱合”，就是大資本家（財閥）和軍部聯合，軍部讓財閥生產戰爭資源，財閥聽從命令生產，然後把成品賣給軍部，從而完成商品的銷售。軍財抱合是日本通向法西斯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三、日本海軍勢力的上漲

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和30年的倫敦海軍會議，不僅僅是政府的獨行，也有部分理智的海軍軍官知道日本的勢力不如列強，沒必要和列強“硬剛”，所以支持世界裁軍。這部分人被稱為海軍“條約派”，與他們相對就是海軍中死活不妥協必須和列強硬剛的“艦艇派”。

   “大正民主”結束前後，海軍中的“艦艇派”掌權，“條約派”將領紛紛轉為預備役。1932年2月2日，皇族伏見宮博恭出任軍令部長，名義是控制海軍的二把手（一把手自然是裕仁），對歐美強硬的高橋吉三郎出任軍令次長實際控制海軍。

現在的日本防衞省

  1933年2月日本又因不滿李頓的調查報告退出了國聯；5月以退出國聯為藉口退出了日內瓦裁軍會議。9月日本海軍進行了體制改革“軍令部乃掌管國防用兵一事之機構”， “掌握國防用兵之計劃，傳達用兵之事”（ 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擴大了海軍軍令部的職權，縮小了歸屬於政府的海軍省職權。

四、日美新軍備競爭

 《五國海軍軍備條約》和《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規定有效期到1936年12月末，到期之前的一年需要簽約國開新會以決定條約的廢留。換句話説就是早就規定要在1935年再開海軍裁軍會議，所以日本早就做了準備。

   1933年艦隊派中心人物末次政信升任聯合艦隊司令官，他親手寫了《非常時期國民全集·海軍篇》，惡意製造1935年-1936年將會發生大規模戰爭的謠言，強調日本應在此之前大力發展海軍。同年11月，海軍省強行增加海軍軍費**“到 1934 年海軍預算已達 4.9 億日元，佔當年總預算 22.2 億日元的 22%……海軍軍費增加了105%”**（伊藤隆編：《続現代史資料）

末次政信

 日本海軍的頭號敵人是美國，美國對日本也十分關注。羅斯福任職總統後採取新政使得美國復興，走出經濟危機，羅斯福也利用新政大規模建設之機，偷偷發展海軍，其目的就是防止日本海軍。當時美國戰艦的**“建設費用總數是 1916 年以來海軍建設費用的三倍”**（羅伯特·達萊克著：《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 1932-1945》）美日兩國大有新一輪海軍軍備競爭的態勢。

五、海軍裁軍預備會議

1934年5月英國外交大臣西蒙邀請日本、美國參加1936年的海軍裁軍會議預備會議。日本、美國均表示同意。

預備會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4年6月到7月，主要討論的是形式化的事情，即正式開會時間、地點、參加國過和手續。第二階段在1934年10月這涉及了實質性問題：美國要求修改1930年海軍條約，要求恢復華盛頓會議上的比例，並在此基礎上各國再削減20%的戰艦；日本則主張在平等基礎上最大限度的削減戰艦，並廢除全部航母。美日雙發出於自己的考量都毫不讓步。加上，因華盛頓條約規定，如果簽約國要單方面廢止華盛頓條約，需要提前兩年知會簽約國，所以1934年12月日本趁機正式向美國告知了36年日本將正式廢除華盛頓條約。預備會議至此徹底結束，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共識。

太平洋的海戰

六、正式開會(吵架)

    1935年12月9日在倫敦的外交部正式召開了海軍裁軍會議，美日英三方主導，會議一開始各國就積極發言，陳述主張，和1930年的海軍會議時大家都很“拘謹”大不相同。這也反映了不同於30年國際環境的消極，35年的國際關係可謂相當激烈。

日本代表是永野修身大將，要求各國海軍應該保有一定限度，在這個限度內各國可以隨意發展海軍，而且應該廢除或大規模削減戰列艦、重巡、航母等主力艦。這個提議可不是出於維護世界和平，而是日本考慮到自己的實際能力不能完全和列強“硬剛”，採取一刀切的方式，拉低列強的海軍裝備，自己則可以依靠驅逐艦、輕巡洋艦等輔助艦艇獨霸西太平洋（畢竟當時中國的海軍基本説是零）。美國則“固執”的強調華盛頓和30年倫敦會議的比例規定。雙方都不讓步。

會議拖到1月6日，參加國中的法、意兩國率先婉拒了裁軍，日本以不能實現既定戰艦建造為藉口，1月15日也退出了裁軍會議。此後日本再無限制軍備的條約的束縛，可以肆無忌憚的製造戰艦了，終於在法西斯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膨脹到和美國開戰。

珍珠港

文史君説：

雖然日本可以無限制的發展海軍，但是實際控制海軍的將領思想僵化，還是玩一戰以前的“口徑即正義”那一套，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造大炮鉅艦上，認為戰艦越大越好，以至於出現了世界大戰艦大和、武藏號，而“敵國”美國則因為資金充足，既可以發展航母進行超視距打擊，也可以發展鉅艦大炮實行炮艦政策。結果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的超弩鉅艦武藏號連敵人的船隻都沒看見就被美軍艦載機擊沉。日本主動退出海軍裁軍會議對列強來説也是好事，列強的綜合國力畢竟遠強於日本，所以一旦展開公平競爭，日本必然是捉襟見肘。雖然珍珠港美軍被偷襲損失不小，但到中途島海戰之後美日海軍局勢迅速逆轉，中途島後的太平洋戰爭可以説完全是美軍單方面的碾壓。

參考文獻

1.劉景瑜：《近代日本海軍對美7成比例問題探析》，《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7月

2.  劉景瑜：《1935年倫敦海軍會議及對日本政局的影響探析》，《歷史教學問題》2016年10月

3.  胡德坤：《一戰後的美日海權角逐與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武漢大學學報》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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