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冷戰：美國杜魯門政府對蘇極限施壓的結果_風聞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掀起解放全國的勝利大進軍。美國的杜魯門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不可避免，卻令人驚愕的出台了對華的新政策。

　　杜魯門政府幾乎沒有人喜歡即將盤踞海島的某勢力。但杜魯門及其國務卿艾奇遜，還有美國國務院的諸多東方問題、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產生了兩個誤判，一是認為人民中國可能再度滑向北洋中國的孱弱甚至分裂局面，無法解決內部的經濟、社會問題;二是認定人民中國一定是莫斯科的代言人。

　　儘管杜魯門和艾奇遜都清楚，1945年後，為了獲得在華乃至更廣大區域的特權利益，蘇聯承諾在中國國共內戰期間不倒向其中任何一方——事實上，除了幫助人民解放軍在中國東北站穩腳跟，蘇方確實沒有給予過其他實質性幫助。蘇聯並不喜歡在任何鄰國，扶持建立起自主性很強的、哪怕是意識形態接近的政權。而在人民中國即將建立之時，蘇聯方面對華態度才剛剛轉變。

　　人民解放軍逐次自北向南、自東向西解放全國過程中，美國外交官大多留在了原駐地。毫無疑問，這傳遞給毛、周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信息是，美國打算與他們討論建立關係、最起碼是保持接觸。於是，這一年的6月，周與司徒雷登即將進行會談，但美方隨即公佈了談判的前提，包括人民中國不得在宣傳中反對美國——要知道美國當時仍然與人民中國的敵對方保持正式外交關係，並提供軍事援助。談判最終沒有實現，美國方面也拒絕回應人民中國通過其他渠道提出的同時保持與美國、蘇聯獨立但友好關係，並在經濟、文化領域建立合作、交流的訴求。

　　新中國正式成立後，採取了外交上一邊站的政策，這其實多少與接觸美方而沒有獲得回應有關。美方之所以在中國問題上採取一種倨傲姿態，是因為這樣的姿態在那之前的幾年裏，曾經讓美國一次次的壓制住了蘇聯。

　　商務印書館近日引進出版了美國著名冷戰史學家、弗吉尼亞大學愛德華·斯退汀紐斯歷史學教授、美國外交史學家協會前主席梅爾文·P.弗萊勒所著的《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和冷戰》。這本書的寫作，是基於美國20世紀70年代陸續解密的一大批軍事、外交檔案，令人信服的解釋了美國杜魯門政府時期所採取的外交、國際關係政策的走向。這本書出版後曾榮獲班克羅夫特獎。

　　弗萊勒在書中指出，二戰結束後，美國決心在全球範圍內發起抵禦蘇聯勢力擴張的經濟、外交、文化攻勢。美國決策者當時完全清楚，經歷了二戰的巨大犧牲後，蘇聯根本無力對外發起大規模的侵略，卻在意識形態上具有一定優勢，即鼓勵歐洲國家的中左派勢力利用戰後困難吸引羣眾，在議會政治中搶奪地位;還可以鼓勵亞非拉殖民地掀起反帝鬥爭。美國決策者，包括許多外交問題專家和軍方人士認為，要避免整個世界都被蘇聯吸引到一邊去，就要主動利用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優勢，對蘇採用極限施壓，也就是在蘇聯國境以外的任何地區，只要有親蘇或親蘇嫌疑的勢力，就會受到美方的打擊。為此，美國主動包裝了蘇聯威脅論，渲染蘇聯一旦控制東歐、統一後的德國將給世界(其實是美國自己)帶來何等可怕的願景。

　　按照弗萊勒的解讀，美方充分利用了自己手中握有的優勢力量(經濟能力、戰略空中力量與核壟斷)，頻頻以動用原子彈為威脅，來迫使相關國家讓步。這種情況下，美國非常不光彩的干預了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的選舉，不僅中情局深度的介入了對意大利左派政黨的抹黑宣傳，而且美國官方更是直接宣稱要將給意大利左派投票的公民都納入黑名單。在土耳其、希臘，凡是具有左傾性質的民主主義勢力，無論其是否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有過貢獻，也一概被美國排除出可以通過合法議會活動而獲得執政(參政)地位的序列。

　　《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一書指出，1940年代後期，美國政府的智囊團，因為在二戰期間大多從事過與政府、軍隊相關的動員、採辦、租借、商業戰等工作，所以他們將甚至全球範圍內的所有地區都看成是必須爭奪的、要麼倒向美國要麼倒向蘇聯、出產資源和提供市場的利益鏈的一環。相比之下，在意識形態上其實更討厭蘇聯的英國人，其實採取的是更趨現實的外交、國際關係政策，即與蘇聯交換勢力範圍，英國把持中東，而以蘇聯掌握東歐的代價，認為這樣足以實現和平。

　　杜魯門政府的強勢政策，尤其是推動美國、法國、英國的德國佔領區合併，併發行統一貨幣，在蘇聯威脅採取反制措施情況下，以空運方式為西柏林提供補給。美方篤定，蘇聯無力一戰，所有的威脅話語不過是“嘴炮”。而在日本佔領問題上，美方更是完全將蘇聯排除在外。

　　**美方一連串的遏制勝利，蘇方採取守勢甚至表現得毫無對抗意志的忍耐，最終推動了旨在迫使蘇方加入冷戰博弈的馬歇爾計劃的出台。**蘇聯及其控制的東歐國家被隔絕在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圈以外。但這樣的強勢施壓，在後來也被暫時奪回了核威懾優勢的蘇聯運用，以至於20世紀60年代美蘇兩方一度走到了爆發世界大戰的危險邊緣。不僅如此，美國無視其他國家主權和外交自主，強行干預其他國家包括大選在內的各項事務，自此成為慣例(其做法其實與美國指控蘇聯對東歐國家施加的控制毫無二致)，讓主要由軍方和商界人士扮演的“鷹派”在美國國家安全、外交事務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而傳統外交人士自此步入了被無情邊緣化的境地。

　　1950年6月，朝鮮戰爭打響。事後證明，這次戰爭前，金日成向蘇聯和中國都曾通報消息，但發起和組織戰爭仍然是朝鮮方面的獨立行為。《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一書指出，這場戰爭爆發後，美方馬上將之理解為斯大林的詭計，即通過朝鮮代理人來打探美國的底線，所以快速部署了反擊策略。儘管美國羅織的聯合國軍迅速擊敗朝鮮軍隊，但美國朝野對於軍隊越過三八線的政治意味意識不足——因為美國的反擊，蘇方看起來毫無動作，美國人認為，蘇聯人再一次被嚇退了。

　　至於中國?杜魯門、艾奇遜、麥克阿瑟也都認為，人民中國也僅僅是蘇聯的另一個代理人而已，更不可能就此採取動作。正因為這樣，麥克阿瑟滿懷信心的宣稱當年聖誕節前可以結束戰事，然後把戰火燒到了中朝邊境的鴨綠江。所以當中國人民志願軍出現在朝鮮戰場時，艾奇遜的第一反應是去找莫斯科的麻煩。這之後，戰爭規模擴大，美方方才開始正視中國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給一點軍援就能夠肆意吆喝的對象，也不是他們之前誤認為的蘇聯跟班。所以，美國將朝鮮戰爭重新定調為有限戰爭，確保主要資源部署在歐洲以防止蘇聯襲擊。

　　正如《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一書所指出的那樣，正是在朝鮮戰場上對人民中國的力量有了重新認識，杜魯門政府以及他之後一直到尼克松的歷任美國政府，才會在封鎖人民中國的同時，避免直接出兵襲擊中國東北和沿海的工業基地。這意味着，擺脱騷擾和訛詐，有時退無可退，只能堅決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