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勤：李學勤先生與曾國考古_風聞

　　第一次接觸李學勤先生的文章，是大學時期王迅老師指導我做盤龍城的學年論文，那時可供參考的論文並不多，李學勤先生的《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1]自然是必讀篇目；畢業論文時，高崇文老師指導我做楚文化，接觸李先生的文章就多了。但真正與李學勤先生直接打交道，是2013年葉家山曾國墓地發掘進入關鍵期。為進一步提升科研水平與發掘質量，我與同事們商量並得到了支持，就在葉家山發掘現場召開一次專家論證會。與李伯謙、王巍、朱鳳翰先生聯繫後，他們都應允前來參加。為爭取李學勤先生也能來，大家建議我給先生打個電話，親自邀請，這成為我與李學勤先生的第一次直接接觸。2013年７月５日，葉家山M111大墓開啓當天，現場專家論證會如期召開，李學勤先生雖未能到場，但在通電話時肯定了葉家山考古發現的重要性，他的鼓勵與謙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學勤先生自2003年開始一直擔任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會理事長。2013年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會換屆，當時先生因年逾70，不能再繼續擔任理事長，因此我打電話向他請示換屆工作的相關事宜，他十分耐心地一一回復。2013年11月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會第十三次年會在長沙舉辦，期間召開了研究會理事會換屆會議，推選李學勤先生為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會名譽理事長。本次年會他雖然未能親自參會，但專門委派他的研究生陳穎飛到會並宣讀了他的賀信。之後楚文化研究會年會在河南、安徽召開時，先生均因身體原因未能到會，但他無一例外地都發來賀信表示祝賀，表達對楚文化研究會及楚文化研究發展的殷切關懷和期望。

　　2014年6月李學勤先生專程到葉家山考察後，積極推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與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展科研合作。2014年7月湖北省博物館的《江漢湯湯——湖北出土商周文物展》在國家博物館開展後，利用國博週一閉館的契機，先生組織了一次學術考察活動，他對萬城等地出土的文物一一觀摩並給予了寶貴的學術意見，讓我們受益匪淺。同年12月21日，我們聯合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在北京湖北大廈召開了“曾國考古發現與研究學術研討會”，先生全程參加會議並在會上作了學術發言。

　　李學勤先生始終對湖北考古十分關注。2013年“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年“曾國考古發現與研究暨紀念蘇家壟出土曾國青銅器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先生雖未親自到會，但都安排學生參加，並轉達了他對曾國考古研究的關心。2014年，他親自撰寫的《曾侯與編鐘銘文前半釋讀》一文，在《江漢考古》[2]上發表。李先生一直對曾國研究保持着高度關注，在我與他的交往中，始終圍繞着曾國學術研究展開，而正是這些接觸，讓我受益良多。

　　曾侯乙墓的驚世發現和2009年以來曾國系列重大考古收穫，使我萌生了寫一部全面反映曾國曆史文化書籍的想法。2016年，我的書稿已大體成型，但依然有許多問題想向先生請教。我約請先生，他很爽快地答應，並在他家的客廳裏接待了我。那是一個令我終生難忘的下午，先生靜靜地聽我講述。首先我從想寫這本書的初心説起，近幾年來湖北曾國考古的發現，填補了曾國曆史的很多空白，基本可以將曾國曆史的完整系列構建起來，因此我們有可能也有責任把曾國較為完整的呈現出來。先生對我的想法表示贊成，並給予了鼓勵。談到曾國曆史，自然繞不過曾隨之謎，我知道先生對這個問題早已瞭然於胸，不用我多言，因此只是聊了一些我的感悟。我説曾侯與鐘的同一件鐘體上，同時有“荊邦”和“楚王”的銘文，看來當時“荊”、“楚”一國兩名當是“官方”通行的用法，由此推測“隨”、“曾”亦然。我以“曾隨之謎”為開場白，一是知道先生關心這個學術問題，再者對我非常重要，我的專著《曾國曆史與文化》既以曾國考古資料為主體，又用了《左傳》等文獻中關於“隨”的記載，若“曾”、“隨”為一國兩名這個前提不成立，那書名和書的框架也就不成立了。得到先生讚許後，我頓感釋然。在2018年版的專著“內容提要”中，我專門寫了一句“確認曾國即《左傳》等文獻記載的隨國”[3]，不過，可能是沉浸其中反而沒有提及“荊”、“楚”一國兩名的問題。好在2019年再出彩印版給了我這個機會，經責任編輯張亞莉同意，專門加了句：“同一篇銘文提及楚國，分別用了“荊”、“楚”兩個稱謂，可見當時一國稱兩名不是孤證”[4]，填補了這個缺憾。第二個談及的話題是隨棗一帶出土的曾，與山東之曾，以及參與滅周之曾三者的關係[5]，先生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專著時我採取直接引用童書業[6]、石泉[7]、李峯[8]、宋新潮[9]等先生滅周之曾在關中之觀點的辦法進行了處理。第三個繞不開的討論是曾與楚的關係，特別是西周早期的曾與楚。我向先生彙報了宜昌萬福堖的考古發現，以及關於早期楚在沮漳一帶的思考。我專門談了我這樣考慮的出發點是，儘管目前西周早期尚沒有確認的楚文化遺存，但葉家山等一系列曾遺存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從曾遺存看楚文化起源的新視角。這個話題談的時間頗長，但先生始終微笑地看着我，他在聽完我的陳述後説，早期楚的研究要關注漢水之南，早期的楚應該是在漢水之南。聊完這個話題我深受鼓勵，在著作中專門列了“西周早期的曾、楚關係”一節，系統説明楚起源於沮漳一帶的六點思考[10]。整個談話時間很長，怕先生疲憊，我不得不結束，但告辭之前我還是忍不住請教了最後一個問題：曾侯乙之後新近出土了曾侯丙，學界多有與我討論，曾侯丙的出現，是不是意味着存在甲、乙、丙、丁的序列，是否涉及日名問題？我頓了頓説，目前已發現“曾侯諫”、“曾侯犺”等明確曾侯加私名錶述的銘文共有12個[11]，乙、丙應該不是日名。但自己又不敢那麼絕對，所以説完後我非常不自信地補了一句：叫曾侯乙、曾侯丙是巧合吧？先生笑了一下，非常肯定地説，是私名。這次請教，是解決我關於曾國思考困惑的關鍵，也是我得以順利完成《曾國曆史與文化》的重要支撐。

　　值得補記的是，萬福堖遺址研究團隊今年首次在報告中公佈了該遺址G7的測年數據[12]，其中有三個數據落在公元前1000年的西周早期，同時第一次用“西周中期之前”來表述遺址的年代，為研究西周早期的楚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也為楚文化起源於沮漳河流域提供了新的證據。

　　我拿到責任編輯張亞莉特快專遞的《曾國曆史與文化》一書時，正值2019年春節前夕。那時先生在病房中靜養，我抑制住呈送一本的念頭，祈求先生快快好轉再呈送，不料竟成永久的遺憾。2019年2月24日，李學勤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全國曆史學界、考古學界無不為之震驚與痛惜！在清華園為先生送行的那一天，我提起自己並不擅長的毛筆，久久佇立，不知如何落筆，最後微微顫抖地寫了“國學瑰寶”四個字。是的，一代大師遠去了，但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永存！

　　關於曾隨之謎的學術問題，隨着今年上半年隨州棗樹林墓地的發掘[13]，曾侯寶夫人羋加墓中出土銅缶上有“楚王媵隨仲羋加”銘文等材料的出現，而終落下塵埃。

　　湖北省博物館新館將於2020年開放，新的基本陳列之一以曾國考古發現為主題，展覽名稱定為《曾國之謎》，這是先生1978年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時用的標題。所有這些，當是湖北文博人對李學勤先生最好的紀念。

註釋：

[1] 江鴻：《盤龍城與商代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2] 李學勤：《曾侯與編鐘銘文前半釋讀》，《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

[3] 方勤：《曾國曆史與文化——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封面摺頁。

[4] 方勤：《曾國曆史與文化——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9頁。

[5] 方勤：《曾國曆史與文化——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增訂本），對三個曾有較為清晰的表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第7、8頁。

[6]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7] 石泉：《古代曾國——隨國地望初探》，《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1期。

[8] 李峯：《西周金文中的鄭地和鄭國東遷》，《文物》2006年第9期。

[9] 宋新潮：《驪山之役及平王東遷歷史考述》，《人文雜誌》1989第4期。

[10] 方勤：《曾國曆史與文化——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36～151頁。

[11] 方勤：《曾國曆史與文化——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增訂本）， “曾侯編年序列”對目前所發現的曾侯進行排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第129頁。

[12] 馬仁杰等：《宜昌萬福堖遺址青銅器的科技分析及相關考古學問題》，《江漢考古》2019年第5期。

[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2019年發掘收穫》；郭長江、李曉楊、凡國棟、陳虎：《羋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江漢考古》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