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的四十年暗線：破繭、假貨、革新_風聞

2003年，台灣公司聯發科突破了手機芯片技術，將芯片與軟件平台整合在一起，推出了具備通信基帶、藍牙、攝像頭等模塊的一整套手機解決方案。甫一推出，深圳的華強北就成為了這種“保姆式“解決方案的最大受益者，“山寨機"一鳴驚人。

適逢國產手機快速崛起的時期，低成本的MTK平台迅速成為山寨機的首選，而華強北恰好擁有電子元器件到模具廠等最為齊備的產業鏈，兩者可謂天作之合，直接把做手機的難度拉到了攤煎餅的水平。隨着八個喇叭的三卡三待手機迅速鋪開，華強北也迎來黃金時代。

鼎盛時期，華強北的一個鋪面動輒兩三萬元的租金，一米櫃枱造就億萬富翁的傳説不斷上演。聯發科也順手拿了個“山寨機之父”的頭銜，可謂與有榮焉，也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一鋪難求的繁榮景象貫穿了新世紀的頭一個十年，直到iPhone殺入手機市場。

2013年，諾基亞帝國分崩離析，曾經人聲鼎沸的華強北也宣佈封路改造。兩年後，東莞手機代工廠兆信通訊資金鍊斷裂，董事長高民在深圳自殺，他在絕筆信裏寫道，“願賭服輸，我輸了”。在他身後，山寨王國走向了終局。

華強北崛起到坍塌的掠影並非孤例，假冒、廉價、山寨幾乎伴隨了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把質量提升作為國家戰略來佈局。但在這背後，卻是一條漫長而波折的打假之路。

01 莆田的嘆息

1998年，金融危機爆發，重創東南亞的同時，也波及了年輕的中國製造業。

福建晉江和莆田山區裏的名牌運動鞋代工廠，一下子失去了海外訂單，眾多身負鉅額債務的老闆紛紛跑路，拋下了廠房、生產線、原材料，以及數以萬計需要養家餬口的製鞋工人。

晉江的鞋廠痛定思痛，決定自創品牌。當時還是一家小作坊的安踏，年利潤只有區區300萬，老闆丁世忠直接拿出了80萬，請了奧運會乒乓球冠軍孔令輝做代言人，在央視體育頻道上喊出“我選擇，我喜歡”。安踏品牌一夜之間聞名全國，年銷量從2000萬增長到2億，從此走上了名牌國貨之路。

當晉江的安踏選擇自己做品牌的時候，莆田的鞋廠卻選擇了另一條路：生產名牌高仿鞋。

對莆田的工人們來説，已經做了十幾年代工，現在轉做仿製不是大問題。運動鞋本身是高度標準化工業化的產品，而莆田的材料、設備、技術都是現成的，還因為不用納税，能買到更便宜的材料。而且，當時即使被海關抓到，也只會沒收、罰款，不會入刑。很快，莆田的假鞋廠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了上千家。

莆田的運動鞋代工廠

一雙正品的耐克鞋，成本兩三百，但售價動輒上千元，這種價格落差給了莆田的同款高仿鞋巨大的定價區間，足以同時讓自己賺錢、讓消費者買得起。因此有人戲稱，“國內10雙假鞋9雙來自莆田，全球3雙耐克就有1雙是莆田製造”，是莆田“讓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鞋”。

易生產、高收益、低風險，假鞋讓莆田人迅速致富。每逢春節，莆田的馬路就會被各種豪車佔滿，每張餐桌上必配一盆鮑魚、一隻穿山甲［1］。在這種環境下，本有機會從事其他職業的年輕人，經過長期耳濡目染，也加入了假鞋產業。

在莆田，距離假鞋銷售中心安福市場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莆田學院。這裏的很多學生都在白天上課、晚上發貨，畢業以後也開網店賣假鞋，因此莆田學院也被稱為“阿冒學院”。

更有甚者，本來已經出國留學了，還是回莆田賣假鞋。有媒體曾經拍過一部莆田鞋的紀錄片［2］，片中的主角是一名賣莆田鞋的商人，原本是在英國學醫的留學生，在留學過程中開始賣假鞋。

當時，他會先上社交網站 Reddit查看最新的潮流動向，然後向鞋廠拿貨。拿到貨後，再通過在社交軟件上發佈廣告賣出去。

光是做假鞋分銷商就利潤驚人。他一天可以向全世界的賣家賣出120雙鞋，月入10萬美元，比起長年學醫、負債累累的同學，簡直爽太多。因此畢業後他“棄醫從假”，專職賣假鞋。

在國內，莆田假鞋也駛入了互聯網的快車道，在世紀初與電商平台共生共榮，形成了一條“線下製假、線上售假”的龐大產業鏈。在電商平台相繼提高打假強度後，莆田假鞋又帶着面膜兄弟轉戰社交媒體，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喜提賓利的神話。

與華強北的升騰和隕落不同，不管真鞋假鞋，其實都沒有太多科技含量，很難像華強北一樣，在技術迭代的過程中發生從山寨之都向硬件之都的大轉型。因此，莆田雖然有數以千計的鞋廠，卻迄今沒有一個大眾熟知的自主品牌、沒有一家上市公司。而這種隱蔽在角落裏的線下製假產業鏈，又恰恰是最難啃的一塊骨頭。

正如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鄭俊芳的描述，“關閉100個線上假貨店鋪，不如在線下端掉1個製售假窩點。”

但相當長的時間裏，在線上打假被用爛了的大數據和AI，卻在線下捉襟見肘。蓋因線下的製假窩點不依附於任何一家平台，星羅棋佈於全國各地，就連政策的制定者，也被這塊冰山之下的無人區困住手腳。

02 職業打假的末路

2002年4月，山東青島的“職業打假人”臧家平在北京購買了幾盒假冒的“藏汴寶”，並向假藥生產商——一家陝西的保健品廠提出賠償要求，順利獲得了1萬元補償。

作為青島市公安局治安隊檢測中心的曾經一員，臧家平的名字在製假圈家喻户曉。1996年，臧家平就曾購買過100節假冒的日立充電電池，為了賠償打了場官司；兩年後，他又帶頭髮起了一次打擊假藥淋必治的浩大行動，一時聲名鵲起。

在“藏汴寶”上嚐到甜頭後，臧家平又找到了藥品生產商，請求由他來打假，費用自己出，賠償對半分。師出有名的臧家平再次找到生產假藥的保健品廠，稱自己的筆記本電腦中有一篇對保健品廠不利的文章。一翻斡旋之後，廠商花4萬元買下了臧家平手中的假藥，再掏3.5萬元購買他那台市場價只有7500元的電腦。

不久後，廠商專程來北京，將7.5萬元送到了臧家平手裏，只不過跟着廠家一起來的還有北京警方。一年後，臧家平出現在北京市海淀區法院的被告席上，以犯敲詐勒索罪被判刑三年。

這起案件在打假圈引發軒然大波，同一時期，職業打假人身上的光環也開始褪色。不單單是公眾，中國的公權機構對於打假人的“知假買假”也存在多次反覆，這種情形，在中國的法制史上極為罕見。

出台於1993年10月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一直是打假人手中的尚方寶劍。1995年春天，22歲的王海陪弟弟來北京考試，在一家小書店無意間翻閲到了這本法律條文，緊接着，他買了12副索尼耳機，並依據消法第49條提出了雙倍賠償的要求，“打假第一人”由此走進公眾視野。

那年冬天，迅速躥紅的王海應邀參加中消協組織的座談會，會場上的政府官員、法律專家和工廠老闆激烈爭論着：王海是打假英雄還是刁民？是新型消費者還是在鑽法律的空子？這也成了之後十多年困擾整個中國法律界的問題：職業打假人到底算不算消費者？

2001年，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唐德華在國家法官學院的一次培訓中稱，“知假買假，從中牟利，這種打假是假打，不應獲得雙倍賠償。而兩年後，臧家平被判敲詐勒索。

這期間，王海因為“津成事件“一度傳出精神失常的消息，開起打假公司的劉殿林，手下的調查員被造假工廠打進了醫院，一位名叫黃立榮的律師受僱於打假公司，結果被暴打致死棄屍街頭。

為避免被報復，王海常年帶着墨鏡

與之伴隨的是公權機關對打假者態度的不斷反覆：臧家平入獄一年後，上海高級人民法院頒佈文件，稱不支持消費者“知假買假”，久而久之，不支持營利性打假逐漸成為共識，而曾經翻雲覆雨的打假人，在經歷了諸多浮沉之後也已銷聲匿跡。

而在法律的爭論之外，一度茁壯成長的職業打假羣體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假貨的生存空間，反而成為了一個與假貨亦敵亦友的龐大產業。打假第一人王海就曾毫不掩飾的稱，自己打假是為了淨化市場，也是為了賺錢。隨着新廣告法實施，職業打假人的矛頭又從假貨變成了宣傳廣告，而不是商品質量問題。

以深圳為例，在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釋後的4年裏，職業打假人的投訴舉報佔比幾近95%，而這其中近75%都是標籤標示類投訴，一些打假團隊接着互聯網跨時空打假，投訴量動輒近千件，往往真正的造假巨頭毫髮無損，用了“一流”、“獨家”等絕對性用語的賣家倉促躺槍。

2019年12月，創造了王海的那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誕生26年後，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正式出台新規：關閉“職業索賠”投訴之門，職業打假終被掃進了歷史的塵埃中。

但真正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被解決。

03 打假的真相與未來

中美入世談判期間，中方首席談判代表佟志廣曾買到過一箱假冒美國品牌的桔子，美國正牌叫“Sunkist”，中國假貨叫“Sunkists”。後來寫回憶錄，佟志廣想起來還是覺得氣，“你是想給那些馬虎人打個馬虎眼，説這是美國貨，何必呢！”

説20年前，稚嫩的“中國製造”還需要仿冒洋品牌來給自己做背書，那麼20年後的今天，假貨已然成了中國製造業面前的絆腳石，“康帥傅”、“六禾核桃”挨個登場。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製假羣體遠遠比我們想象中的強大，打假形勢也遠遠比我們想象中的嚴峻複雜。

2017年7月，莆田警方在阿里的技術協助下，破獲了一起假冒椰子鞋案。售假團伙用twitter和YouTube引流，用海外版微信和買主溝通，交易直接以美元結算，反偵察手段和經驗跟好萊塢電影比只高不低。

製假售假手段不斷推陳出新的同時，也是阿里巴巴在打假道路上不斷成長的過程，從與奢侈品集團鬧不愉快、到被國際反假貨聯盟除名，到重新被接納，被國際主流認可，也是一段充滿波折的探索之路。

阿里的全方位打假始於2010年，那年淘寶年會上，馬雲代表深受假貨困擾的阿里説了一句，“如果關閉淘寶可以取締假貨，今晚就把淘寶關了。“

馬雲的表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打假事業在當時的尷尬窘境：公權部門起到的作用大多是事後處理，在事前監察上捉襟見肘；對企業來説，花大成本打假，往往打了一個又冒出來十個，得不償失；靠消費者投訴舉報，不僅流程繁瑣、對假貨的震懾也是杯水車薪。

2015年年底，在前期探索的基礎上，阿里巴巴成立了為打假而生的平台治理部。按照馬雲的説法，這個部門“預算無上限、進人無上限”。

之後，本着“不能單幹”的口號，阿里開始聯手公權部門深入線下打擊製假售假窩點。2017年新年伊始，阿里再度宣佈，和LV、施華洛世奇、華為等20多家品牌聯手建立打假聯盟，利用互聯網技術打擊假冒產品。目前，這個聯盟已經囊括了茅台、蘋果等全球170個知名品牌權利人。

根據阿里發佈的2019最新打假年報數據，在剛剛過去一年，96%的疑似侵權鏈接一上線就會被封殺，96%的知產權投訴在24小時內即被處理。同時，阿里聯手圍剿假貨源頭的區縣執法機關從2018年的227個增至439個，一年新增93%，協助抓獲的製售假犯罪嫌疑人從2018年的1953人增至4125人，一年上漲111%。

​2020年開年，阿里巴巴正式對外發布了“打假無疆”平台，消費者可以在阿里系APP內對線下假冒品牌權利人的可疑店鋪發起舉報，每次成功舉報均可獲得公益時並兑換相應激勵。這意味着阿里巴巴開始觸及中國打假歷史上最複雜的問題：如何有效打擊星羅棋佈於全國各地線下假店假貨？如何讓消費者參與其中，又不讓他們變成逐利的職業打假人？

消費者通過支付寶或淘寶搜3小時公益，即可在“打假無疆”平台發起舉報

舉例來説，如果消費者在線下發現冒牌的五糧液零售網點，就可以直接通過支付寶或淘寶中的“打假無疆”平台舉報。反之，正牌的銷售點也會在高德地圖、天貓小店等上面有特別標註，防止消費者受騙。

這是一種純公益的新型打假模式。消費者每一次的成功舉報將換來“3小時公益”平台的公益時激勵。“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消費者通過舉報在保障自己權益的同時，也在為社會公共利益作出一份貢獻。

過去，線下打假魚龍混雜、亂象叢生的情況遲遲不能改善，導致線上治理的再好，也會被線下所侵蝕。而在馬雲喊出“今晚關淘寶”的第十個年頭，阿里通過自身的漫長實踐，結束了線上於線下打假長期以來的割裂情況，也為中國的打假事業趟出了一個新格局。

在這個平台下，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各司其職：消費者檢舉、品牌方核驗、行政執法機關查出，阿里則用技術的力量貫穿其間，扮演者一個”超級信息渠道”的角色。

可以預見的是，“打假無疆”會在未來逐漸重構中國線上線下一體化打假格局。而通過公益的方式，它又成功撬動全中國的消費參與到線下打假當中。欣慰的是，這個純公益的平台，從出廠設置那一刻起，就阻斷了職業打假人的索賠之路。

佟志廣在回憶錄裏，講完了冒牌桔子的故事，他總結説，“（當年）我們確實是傾向於保守，傾向於被動，我們的創新精神總是不夠，模仿精神倒很強”。

創新來源於知識產權保護，一個尊重知識產權的環境，才是中國製造業騰飛的基石。

從華強北山寨王國的起落浮沉，莆田假鞋的遍地開花，到職業打假人的窮途末路，打假無疆的橫空出世，這一幕幕勾勒出中國四十年來製假與打假相互交織的歷史脈絡。而脈絡背後，是中國製造業從無到有、從有到強的必經之路。

決定這條路走要多遠的，是科學、嚴密與高效的模式和體系，是身處其間的每一個平台、每一家生產商和每一個消費者。希望有一天，佟志廣買桔子的經歷會成為一個單純的段子，“康帥傅”、“六禾核桃”也會成為往事。

願天下無假。

參考材料：

[1］《莆田的“叛徒”》，《GQ》

[2］VICE莆田鞋紀錄片，VICE

[3] 王海這十年，人民網

[4] 美國眾議院震驚：美國公司打擊假貨遠不如中國的阿里巴巴，環球時報

[5] 禁止抑或限制——知假買假行為規制研究，法學評論

[6] 職業打假人牟利性打假行為的司法認定，法律適用

作者：姚書恆/黃主任

數據支持：遠川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