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主講：未來外交使命，從利益攸關者到話語引領者_風聞

來源：文匯報—文匯講堂  2020-1-7 

【導讀】歷史上從大國走向強國，需要經過哪些能力的提升？未來5-10年，中國外交能力提升體現在哪些領域？外交能力的提升為何要取決於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在上週六（1月4日）的第142期文匯講堂上，北大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為中國外交提出了細緻的建設方向，讓在場聽眾深感任重而道遠。今分享主講精要。

今天與大家一起探討新時代未來5至15年中國外交能力建設，重點是審視不足，尋找短板與軟肋，而非過分讚美成就。孟子常説，“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只要用心審視不足，我們就一定會向上走。

中國經歷三個時代，外交能力各不相同

過去70年，新中國經歷了三個不同的時代，對中國的外交能力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第一代中國，軍人大使主導，需要強硬姿態

毛澤東時代讓中國站起來，從一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病夫”，轉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大國，成為世界政治的重要一極，國外稱之為“第一代中國”。外交能力既指自身的外交能力，也包括對外博弈的能力。當時的外交事務由軍人外交官主導，著名的陳毅元帥、耿飈將軍、姬鵬飛將軍、黃鎮將軍、伍修權將軍等，都曾在外交一線的第一期承擔了重要的使命。他們的風格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外交能力特點：像戰士一樣頑強，以長征般意志處理外交。由於當時我國部分邊界尚處於談判階段，國內也存在一些軍閥混戰等不穩定因素，需要軍人大使以其強硬的姿態、勇於鬥爭的意志控制局面。因此，軍人內涵成為第一代外交官最重要的素質。

（從左到右）陳毅元帥、姬鵬飛將軍、耿飈將軍、黃鎮將軍、伍修權將軍等，都曾在外交一線的第一期承擔了重要的使命

*第二代中國，為國內經濟建設而廣開合作之門

鄧小平時代外交的特點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第一使命。解放戰爭後，如何實現人民生活的富足，如何解決長期以來都未解決的低水平發展問題成為第一要務。1970年代後期，中國國民總產值僅佔全球產值的1.3%，人均收入甚至不及非洲國家的三分之一。第一代中國雖然以“站起來”著稱，以幫助亞非拉的解放而聞名，但在全球科技、金融、貿易、消費等領域的發展卻未能顧及。而在鄧小平時代，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了另一種光芒：成為全球經濟的發動機，不僅是全球消費的重要來源，也是全球就業、全球脱貧的主要推手。

第二代中國對外交能力有什麼要求？為中國的建設發展保駕護航。因此，善於招商引資的外交家成為中國的外交主力，其使命就是與各國牽線搭橋，一方面，引入我們需要的資本、技術、人才與現代化管理經驗。另一方面，鼓勵大量留學生、有志青年、國家幹部走出國門，學習他國管理經濟、開展金融貿易、設立經濟特區這種先進模式。改革開放後，中國向歐、美、日、澳等世界發達國家與地區，輸出了幾百萬青年，不論何種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只要對中國有利，我們就要引進、發展與合作。此後，上海的浦東、深圳一躍成為了這一時期的亮點，是全世界點贊中國最多的地方。

*第三代中國，為全球提供中國方案、聲音和動力

第三代中國指的是現在起至2049年的30年時間，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強國夢，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發展提供中國智慧、中國聲音、中國動力”。第二代中國，從外形角度看，本質上是一個全球範圍內戰略收縮的國家。而第三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軍人和普通民眾都在思考如何成為全球最大的建設者，思考如何解決全球貿易危機、全球脱貧事業，參與聯合國改革，遏制全球冰蓋融合，保護全球動物等問題。雖然現在只是開始，但歷史會證明，第三代中國是二十一世紀前葉最大的動能、國際關係最大的變量。習總書記經常説，我們不另起爐灶，我們是這個世界負責任的大國，我們要為建設人類美好新家園做出貢獻。這就是“時勢造英雄”。正是中國今天的實力、中國的衝勁、中國的民心、中國的發展態勢，才讓政治精英產生了這種慾望和宏偉的藍圖。

目前，“一帶一路”、聯合國改革、非洲發展、氣侯議題、環保議題、海洋安全議題、全國難民議題等等，都已進入中國新外交的視野，成為我們現代精英的思考重點。

提高外交能力要關注四大涉外層面

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俄羅斯這些世界公認的強國、老牌國家相比，第三代中國外交優劣明顯，劣勢是美國的高科技、教育體制、軍事實力、美元霸權均佔上風，優勢是中國經濟發展一枝獨秀，民眾意氣風發；社會動員能力強；“一帶一路”已經形成全方位、立體化的“海陸空天網”，與非洲、極地、拉美、歐洲等地區，在各個方向上都展開了更大規模的合作，是中國第三代外交的代名詞、中國向全球進發的重要指南。但是，當前第三代中國正處於“新長征”的階段，面臨諸多壓力與困難，毫不亞於過去爬雪山、過沼地的難度。要警惕那種高估自身、低估對手及競爭者的思維和心態。

*肩負大國責任，提供多層次的國際公共產品

“國際公共產品”是中國最近幾年新提出的概念，在過去30年來的外交史上，從未出現過。當然，早期中國沒有能力和意願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而當下第三代中國已被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全世界，推測為最有可能的國際公共產品的供應者。在美國對國際責任退縮之時，中國開始接棒，並且要越做越好。

首先，自2012年以來中國不斷追加聯合國會費，從原先的5%上升至2019年的12%；面對世界各地頻曝的安全問題，全球維和任務加劇，中國上繳的聯合國攤派軍費在2015年就從第六位上升至僅次於美國的第二位，同時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全球維和部隊最大的出兵國。

當地時間2018年5月22日上午10時30分，中國第16批與第17批赴黎維和部隊舉行指揮權力交接儀式（董永康 攝）

其次，中國人對建設綠色地球村勇擔責任。不僅國內要實現青山綠水，解決前期發展過快、環保落後的難題；在國際層面，中國對《巴黎協定》的協議達成和推動一直起着積極作用。今後，中國能對新一輪的全球氣候方案做出哪些貢獻，中國能否影響聯合國的中心議程，並在本世紀中葉前，促使全球氣侯變暖的速度放緩，温室氣體效應減少，全球冰蓋熔化的速度下降，部分地區物種瀕臨滅絕的緩解，這些已經成為全球的期待。

第三在外空領域，繼美、俄之後，中國迅速成為全球三大外空軍團之一。外空作為一個公共領域，未來，中國在外空的開發，外空的非軍事化等過程中，如何趨利避害，為人類提供更加安心的方式呢？

大國有大國的責任，中國作為全球化的受益國，正將自己從全球化競爭中吸取到的養分——發展經驗和發展優勢回饋世界，並帶動全球發展。事實上，這一回饋過程從鄧小平時代後期就已開始，例如我們對非洲國家的援助。“一帶一路”就是一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性公共產品。

未來，區域性公共產品包括許多經濟、貿易、安全、氣侯變化等，也會越來越多。前幾年，非洲爆發了嚴重的埃博拉疫情，中國提供了大量藥材、疫苗和醫學專家。同時，中國正在盡力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等等。

那麼，中國的公共產品好不好？我認為是大而不精。或許發達國家在外形上不如我們，但其精細程度、分類方式、落地後的維護與保養、使用效能等方面，都超過我們。另外，我們在提供這些公共產品的同時，也應當思考：如何讓區域中的其他國家安心，並願意同中國一起建立命運共同體。這也是我們未來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的一種思路。

2014年8月10日，中國政府援助非洲抗擊埃博拉病毒物資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停機坪上等待裝運（新華社發）

*有效保障海外利益，需要增強外交資源力量

中國遊客是全球最大的羣體，超過每年1.5億人口；在“一帶一路”全球鋪開的進程中，中國在全球的海外資產已超6萬億美元；龐大的海外留學生團體也滋生更多的權益保護訴求，因此，保障這些海外財物、人員、留學生與工地的安全就顯得尤為重要。

反觀美國，其在全球設立了600多個軍事基地，十幾支航母編隊。儘管總人口只有3億，但其外交官數量遠多於中國的3倍，形成了“大馬拉小車”的態勢。美國在追繳對手、打擊恐怖分子時，總能實施非常精準的轟炸。這些方面無不凸顯美國保護海外利益的巨大能力。面對海外勢力侵擾中國利益的行為，我們能否進行有效的反制？十多年前，中國的外交官不足現在的三分之一。今天，隨着中國海外利益的不斷擴大，我們的外交資源如外交人手、外交使領館、海外軍事基地、海外代辦處、包括外交部招募的外交官等等，正以算術級別增長，也是大國中增長最快的。但是，中國的海外利益例如人口、財產、物資、船隊、工地等卻呈現幾何級別的增長態勢，這種算術級別的增幅遠不及幾何級別的保護對象的增幅，這導致兩者差距越來越大，出現“小馬拉大車”的窘迫。這是中國外交的大坎，是外交轉型中極為艱鉅的任務。

*國內能源需求加大，運輸安全通道尤其重要

在對外能源資源安全依賴性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中國能否維護海洋、陸地、石油管線、船隊、大規模鐵礦石等全球運輸生命通道？

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能源進口最多的國家，石油、油氣資源、鐵礦石進口量全球居首。國內每100種油中，至少有60種需要進口。眾所周知，中國的鋼產量幾乎佔據全球的半壁江山，但制鋼原料——鐵礦石的三分之二都需要進口。從總體上看，在30種主要的能源中，中國有三分之二都需依賴進口，國內只有煤炭、稀土等資源能夠自給自足。大多數能源已開始出現缺口，並且逐漸擴大，這就使得運輸通道的安全性問題愈加重要。面對這種大規模的能源進口局面，我們能否保障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與穩定，例如，如何應對海盜與劫匪，如何處理沿線國家戰亂或當地政權更迭帶來的問題，如何將這種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以及脆弱性降到最低，使外部能源的供應能夠得到長期、可持續的保障，這是外交和軍隊亟需應對的挑戰。

我國第四大能源進口通道——中緬油氣管道

*掌控話語權，從利益相關者轉變成話語引領者

在全球戰略關鍵及熱點、難點區域，中國方案夠不夠？中國的參與程度和話語權如何？有一位中東特使曾專門來北大跟我討論，他説如果創造性地介入中東事務，在中東事務上我們就要發言，要提出解決當地的戰亂的中國方案。我還見了北極事務特使，未來二三十年後，隨着氣侯變暖，北極大陸下大量資源的商業開發已可實現，中國需要提前研究北極船體的材料，資源開發的設備，瞭解北極冰蓋下面藴藏的資源儲量及構成。作為北極事務特使，中國外交官的任務就是與各方展開溝通，包括加強協調與研究，保證未來幾十年後，能夠在北極事務中發力，進而獲得必要的利益。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唯一來自發展中的大國，許多國家對中國的期許越來越高。但事實上，中國目前對於大多數全球熱點問題的發言權非常有限。涉及全球安全、全球熱點的聯合國決議，70%以上都由美國製定並實施，中國能夠把握主導權的決議估計只有5%左右。例如，目前全球共有六七千萬難民從非洲北部、中東，向撒哈拉以南、歐洲地區湧現，這是全球性的難題和挑戰。但我國迄今為止僅提供了一些經濟層面的幫助。這類問題70%以上仍然由美國及其盟友提供解決方案，出謀劃策，派遣特使斡旋等等。中國的貢獻主要集中在經貿領域，例如全球就業、GDP增長、動力來源、全球投資、全球脱貧等問題，但在其他領域有待大大提高。

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對於全球戰略關鍵難點、熱點問題的解決，我們不是引領者，只是利益攸關者，這是未來需要突破的重大方向。近幾年，外交部設立了幾十個特使派往全球，專門解決氣侯、難民、海洋等全球性難題。外交史新的特使篇章將由中國人來書寫。前景可期，但任重道遠。

提升中國外交能力從國內體制改革做起

除了對外的能力需要建設，我們審慎地反思現有的外交體制，克服自身困難，可能比改進涉外機構的短板、軟肋更加困難。習總書記常説，“打鐵還需自身硬”。外交研究並不是單純的博弈研究，外交建設主要在國內。國內的短板軟肋能否有效消解或者克服，國力改革能否更高推進，事業能否更寬地鋪開，這些才是重中之重。作為大國國民，中國人要明白，中國未來的勝出不是老天賜予的，而要依靠自身的強勁，以及可持續的發展。

*加強外交決策透明度，讓民眾充分理解政策

外交決策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是目前我們最大的短板之一。領導人提出的方案，外交部、軍方或者對外外交宣誓，是否能得到國民充分支持和理解？舉例，中國在聯合國、歐洲大規模地增加會費與維和部隊的經費。2015年、2018年中國領導人向非洲提供兩期各600億美元的資金。對此，很多百姓並不理解。一些發達國家在這個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它們的外交通常經過多重決策程序，例如，提交國會辯論、由智庫反覆對比方案、經媒體公開討論成效，等等。包括北歐、日本在內的許多發達國家，都會定期發佈國家政策的白皮書，以供民眾參閲。同時，國外還設有一些政策評級機構，根據國際公認的標準，評估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而提高社會公信力。中國在這方面還需要極大的努力。反之，會導致民眾對領導人的決策目標、階段、有效性產生了不解與困惑，不少政策最終事倍功半。

王逸舟指出，對於全球戰略關鍵難點、熱點問題的解決，我們只是利益攸關者，這是未來需要改造的重大方向

*部門協調+央地協調，外交外事需相互配合

涉外強力部門協調也是一個重要問題。軍隊、外交、商務是最有名的三大涉外支柱部門，但其各自設有不同的目標與功能，自然也會產生一些摩擦和不協調。這在每個國家都如此，如果能有效協調，就能提高效率。中國是一個超大國家、超大社會，設立了很多省、市、地方等行政區劃，央地協調也非常總要。許多涉疆、涉邊的外交都和地方外事有關。許多國家的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外事風格，比如美國有加利福尼亞外交，德國有巴伐利亞外交，地方外事如何與中央外交協調也是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的工作。

*加強外交人才培養，打造國際公務員隊伍

中國的外交人才隊伍如何有效建設？外交精英、外交特使、外交的分類如何？與眾多外交官接觸後發現，這方面存在諸多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在外交人才高級隊伍建設和教材、科目設置方面，北大近幾年按照領導人要求，加大國際公務員的培養，重點培養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的人才。過去，我們遠遠落後於日本、韓國、美國。以日本為例，該國在聯合國的幹部和實習生比我們多得多，美國更不用説了。我有許多學生前往哥倫比亞大學，並以該校學生的名義申請國際組織的職位，這比國內學生申請要容易的多。這表明，中國很長時間都只關注温飽和發展，忽略了國際幹部的培養，缺少國際組織話語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兩千多人中，只有8位中國人。樹人比樹林更難，製造航母可能需要五至二十年，但培養人才須得幾十年、幾代人。現在，我們已經開始啓動彌補，這方面的短板、軟肋需要進一步加強。

第三代新中國應當是我心目中的仁智大國。當然，革命大國解決中國生存問題，毛澤東讓中國人站起來了，經貿大國解決經濟問題，鄧小平讓中國人開始富有了，經濟活力充沛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動的“強起來”，不只是拳頭大，而是在解決全球重大難題中，如何與這個世界同呼吸、共命運，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這個方案的實現一定與我們在改革中補齊自身短板、軟肋分不開。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三代新中國的長度、難度，它的挑戰絕不亞於前兩期。希望所有人都是第三代新中國的參與者，更是這個時代的貢獻者，而不只是旁觀者或見證人。

【人物】

王逸舟：為複雜的新時代中國外交學會“長跑”|142期主講嘉賓

來源：文匯報   2019-12-30 

如果你聽王逸舟枚舉出小學到初中搗蛋的一樁樁淘事：自制臭氣彈噁心不喜歡的阿姨、生吃小區雞窩裏雞蛋、用蜂窩煤驚嚇女護士、射斑鳩烤熟了吃、砸小貓取樂、東湖裏游泳時腦殼撞到石頭、半夜撕大字報……你絕對不會和眼前謙遜平和、著書頗豐的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掛上鈎。“我那時的理想是做一名游擊隊員。”然而唯有一件事並沒有變：長跑。已過62歲的他有近50年跑齡，現在每週依然要擇時長跑兩三次，每次3000米到萬米不等，甚至還愛上了極端天氣中的爬野山。耐久持韌、調息運力，這樣的品能也用在了對國際關係理論和中國外交戰略、對策的研究上，只因為都鍾愛。

長跑需要腿腳耐久、氣息勻稱。1980年代末，在中國社科院馬列所，他考察東歐8國寫出了東歐改革三部曲；1990年代末，在世經政所，他訪學哈佛大學寫出了當時最為系統的“西方國際政治學”著作；2009年調入北大，從2011年開始的5內陸續寫出《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三部曲》；如今提出“仁智大國”概念的王逸舟，作為首席專家承接了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新時代大國外交能力建設研究”。彷彿是進入長跑的加速段，他過關了腿腳耐力、氣息均勻的訓練，接着要比均衡感和可持續性。“自己並沒有特別的學術天賦，但是我始終對世界好奇，願意打開更多有用的窗口，努力在堅守初心和多元創新之間尋求平衡。”2019年12月11日晚上，記者在北大國關學院蹭了一節研究生課，開始感悟這位“長跑”學者的提質、開放、責任。

12月11日，記者在北大國關學院聆聽研究生課程

“沒想到，高考是真的！”

1975年，王逸舟從武漢烽火中學高中畢業，作為家裏的長子，他被下放到湖北省鍾祥縣長灘公社的知青農場，被人遺忘、偏僻的半山區半丘陵地帶。對於這樣的命運安排，他並沒有特別的失落。因在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工作的父母由於鑽研業務或家庭出身遭到批判，自己與一般人嚮往的參軍、入廠肯定無緣。以至於兩年後去公社參加高考都沒有太當真，但命運就這樣改變了。

*喜愛各類文體活動，在農場開上了拖拉機

自小，感受父母恩愛帶來的家庭和諧氣氛，曾看到醫院貼着母親的大字報，但父母從不把政治鬥爭中的委屈展現在兄妹倆面前，濃濃的關愛中帶有幾分嚴格，養成了王逸舟樂觀朝前看的性格。上了初中，他被選為班級體育委員，那些超乎想象力的淘氣事就慢慢淡出生活，使不完的勁頭用在了田徑、籃球上，王逸舟的1500米和3000米分別拿了學校的冠亞軍，還頗有悟性地學會了三級跳和擲鐵餅；興趣廣泛的他參加了父母單位的舞蹈隊，儘管只是《紅色娘子軍》洪常青的B角，但因為舞蹈隊常會去軍區巡迴演出可以開眼界，“能吃上香噴噴的肉絲麪”，王逸舟樂此不彼。因為表現不俗，省歌舞團曾有意招收他。各類富有小技巧的文體活動，成了他的強項，也因此成了中學團委裏唯一的學生代表。

王逸舟（後排左三）高中時期團支部合影(王逸舟供)

帶着這樣的特長和個性來到軍隊後勤的知青農場，這裏除了少數的農民代表和軍代表來管理外，都是年紀相似的知青，多是軍區後勤單位的子女，因此並沒有霸凌事件或者上海知青去雲南的孽債等曲折發生，儘管勞作辛苦，只能寒暑假探親，前途也不明朗，但知青們自己蓋房自己種地管温飽，每年還收穫一點工分。因為表現出色，王逸舟第二年就被調入機務隊開拖拉機。“我開過手扶拖拉機、履帶拖拉機，還會開汽車。”不過這樣就沒有農忙農閒之分，常年要出車幹活。1977年底恢復高考消息傳來，醫院派了一位藥劑師給知青們複習數學，“我恰好被派活外出開拖拉機了。”王逸舟揶揄道：不然不至於數學只考了20多分。

*被東歐的各種變革所鼓舞，做科研寫起小論文

去參加高考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就是王逸舟開着拖拉機，載着近二十名知青説笑着前往公社所在鎮上參加考試。“去的路上，似乎並沒有感覺這是很要緊的一件事，也沒想因此真能上大學。”10月底的高考，年底陸續來了通知，王逸舟並沒有拿到。1978年的1月初冬，機務隊去支援礦區，一天，隊長揮着一封信向在開拖拉機的他跑過來。“看來，你要離開我們了。”

1978年3月後，王逸舟趕到武漢師院政教系報道時，學校都已經開課了。對於思政領域還留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陳舊教材，王逸舟留下的印象並不深。大三時，一次講座激發了他探索的興趣。

湖北大學今昔校門（曾名武漢師範學院）

中國社科院馬列所副所長蘇紹智，受時任副院長兼馬列所所長、經濟學家于光遠委託，前往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考察，回國後，他到各地高校巡迴演講。“那一天，師院的大教室水泄不通。”蘇紹智將在東歐所見所聞描繪給學子：思想活躍求變、生活富足殷實。那些具體的細節如同閃電般衝擊着王逸舟和他的同學們。講座後，王逸舟去圖書館借閲了《歐洲共產主義》和蘇東方面的書籍。他細讀後發現，在匈牙利的社會主義形態，不同於社會民主主義，也有異於蘇聯模式；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的共產黨人不主張暴力革命，而是信奉“歷史性妥協”，看上去更適合長期和平時代。為何他們對前景如此具有信心？理論思想如何解釋？王逸舟嘗試寫了一些小論文，寄給湖北省社科院和中聯部的專家。“算是自己的初次科研吧。”

大四時，因為畢業分配都很好，全年級只有他一人考研，目標就是中國社科院馬列所的蘇紹智。為此，他放棄了留校做團委書記的機會。

命運就在這次關鍵的抉擇中徐徐拉開了既有的軌道，25歲的王逸舟踏上了為學之路，這是此前他未曾想過的。

國關和中國外交研究路上的長跑提質

知青一代學者因為失去了學習最黃金的歲月，便將刻苦和社會歷練轉化為他們所長，自覺完善知識結構為國家建言獻策；而在中國大國成長之路上，學習、借鑑到建構甚至引領也是一條必由之路。如果個人的知識儲備、學識眼光與國家的成長躍升同步，那就是一種無言的幸運和幸福了。走過35年為學歲月進入花甲年後，依然精力充沛地站在研究的一線，王逸舟時常感嘆身為社科學者的幸運，並由此產生着不言而喻的使命感。

*提升之一：社科院的百花齊放和東歐變革三部曲

“進入中國社科院，讓我腦洞大開，這段學習讓自己學會了獨立思考。”1982年2月，和王逸舟一同報考蘇紹智（此時為馬列所所長）研究生的還有從南開大學哲學系過去的郭樹清，兩人一同留所又跟隨導師讀在職博士，直至1988年。

1980年代是中國社科院的黃金歲月，很多學貫中西的老先生當時還健在，他們輪流為年輕人做講座。曾來過講堂做客的國際關係領域的李向陽、黃平、張宇燕，文學領域的陳眾議都做過仔細的回憶。導師蘇紹智帶學生非常包容和寬鬆，“所講內容卻是字字句句都有深意。”那時，資深學者兩週會給年輕人座談一次，王逸舟是研究生會副會長，創辦了“視野講壇”，請有影響的資深專家學者來演講。哲學家金克木、李澤厚，政治學家李慎之、高放，作家王蒙、劉心武，經濟學家于光遠、董輔仁等都給王逸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尤其記得於光遠先生論述的文章的三種境界：淺入淺出，深入深出，深入淺出。1984年，他發表了第一篇學術文章，涉及他至今看重的馬克思早期思想。讀博期間的1987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個人專著《匈牙利道路》。“我那時下筆飛快，文字生動卻粗糙，學理談不上嚴謹。”當時的氛圍，空氣裏也是思想，洋溢着理想主義。

1980年代的黃金歲月，頗有影響的資深專家、學者來演講（上排依次為金克木、李慎之、李澤厚。下排依次為于光遠、劉心武、王蒙）

因為這本著作，匈牙利大使邀請王逸舟前往匈牙利考察100天。這對用心追蹤蘇東社會變革的王逸舟真是一個大禮包。在訪學期間，他走馬觀花遍訪了東歐8個社會主義國家。“匈牙利共產黨人正處在改革前期的徘徊中，它是蘇聯改革的‘綠洲’，你能感受到在大街小巷中人們求變的那種慾望；也能感受到他們對蘇聯斯大林模式的不滿。”當時具有“西馬鼻祖”之稱的哲學家盧卡奇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蘇聯最大的弊端是理論和實踐的脱節。”回國後，王逸舟筆不停滯地發表了很多論文，記者查詢到從1988年至1989年，在《開放時代》《世界歷史》《經濟師》等刊物上陸續有《關於社會主義與改革的四十個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幾點研究》《蘇聯東歐紀行系列》《改革與守舊——王逸舟談蘇聯東歐8國的改革》《盧卡奇政治理論簡介》等，文章的筆鋒也相當犀利，滿懷着“羅馬一日建成”的豪邁激情。他的《波蘭危機》一書1988年出版，同年撰寫博士論文《南斯拉夫實驗》，與《匈牙利道路》一起構成了東歐變革三部曲；那時中國對外開放已有近10個年頭，迫切渴望學習各國改革經驗。三部曲為那時的中國學界提供了一定思想借鑑。

他還有特別的感悟：“在馬列所的這段學習工作，讓我學會了不唯書不唯上，體會到什麼叫獨立思考，增長了批判能力。”1988年王逸舟博士畢業，不久評上副教授，成為那年中國社科院破格晉升的兩位最年輕副教授之一。

王逸舟三部曲之《匈牙利道路》《波蘭危機》，1987年翻譯著作《經濟體制》

*提升之二：哈佛訪學讀書著書交友更感悟多元

東歐八國的走訪和之後的成書，讓王逸舟初入為學之門，好比長跑中一隻腳的腳力得到了加強。當鋒頭正健時，他迎來了兩次系統的“補課”。小補是系列西方名作的翻譯，大補則是去哈佛一年多的訪學。這期間他的研究領域有所轉向，1992年，他調入了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比起馬列所的研究，這是個全新的領域也有着較高理論要求。王逸舟需要提升另一隻腳的腳力了。

一次小補一次大補

在1990年初期，王逸舟承接了在台灣出版的西方經典書籍的翻譯工作，3年內，《政治與市場》《政治學概論》《權力精英》相繼出版，“上百萬字的作品，着實讓我補了一課”；同時他開始研讀國際政治學經典著作，學人必讀的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卡普蘭的《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權力與相互依存》，約翰·伯頓的《全球衝突——國際危機的國內根源》。“幾乎是從頭學起。”王逸舟很滿足於新知識的吸收，兩條線的交織讓他重煥學術熱情，筆頭勤快的他在1995年出版了《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一部在此後二十年中國國關學界有很高引證率的作品。

機會總是垂青有所準備的人。1996年，一個大補的機會來了。王逸舟爭取到了中國社科院的福特基金項目，前往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訪學一年。“在這所聞名遐邇的大學，在世界上最好的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之一，我度過了近四百個終生難忘的日日夜夜；那真是一個研究者夢寐以求的美好學習時光。”在訪學的成果、一氣呵成的著作《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的致謝裏，王逸舟這樣深情落筆。儘管在出國前，王逸舟曾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和北大國際關係研究所給研究生授過課，但當來到哈佛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旁聽了國際關係課程後，他還是大大詫異，哈佛大學政府系一學年的課程多達160門之多，覆蓋領域的寬廣令國內難望其項背；其課程設置多元的特徵更符合國際形勢研究的複雜性特點。更可貴的是，課堂上非常強調橫向觀察，避免以一家之言左右甚至誤導學生；而圖書館資料之多，亦有着驚人的厚度優勢。在那樣一個產生思想、鼓勵創新的氛圍中，王逸舟文思泉湧，這本系統論述西方國際政治學理論方法更新、範式變遷規律的著作相當新穎，既探討了二戰後三場理論大辯論，又介紹了最新的後實證主義觀、建構主義線索、激進學派立場、兩極後思想衝擊波等。此書在1998年出版後，2005年二版、2018年三版，成為國關人考研必讀。

王逸舟（前排左二）與社科院同事出訪(王逸舟供)

王逸舟的著作《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1998年、2005年、2018年三個版本

哈佛的課和人

在哈佛除了讀書，更讀人。王逸舟向記者回憶了他所接觸的四位不同風格的知名學者。史華茲在哈佛有個綽號“不先生”，這位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權威是海外最好的嚴復研究專家。在“文明衝突論”研討會上，史華茲向亨廷頓表示質疑，認為這個説法未必符合中國、韓國在內的東亞國家，亨廷頓當即亮出“免戰牌”；與研討會上的強勢相比，史教授私下卻是非常和藹，王逸舟曾去這位長相和愛因斯坦酷似的學者辦公室，感受到其細緻的傾聽。“最好的學者就應該是這樣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是王逸舟那段時間交流得最多的美國中國學專家。“傅高義交往特別廣，上至政要下至學者，閲人無數，是中國通裏最高瞻遠矚者之一。”王逸舟尤其佩服其耄耋之年依然富有創新力。談到亨廷頓，王逸舟略有保留，他去哈佛時，《文明衝突論》剛出版不久。在某次研討會上，亨廷頓得意地説，尼克松是第一個打電話表示祝賀的讀者。王逸舟注意到，這讓在座哈佛學者有反感，聯想起亨廷頓曾和權勢的過於接近。“後來在他辦公室交流的40分鐘內，亨廷頓待人彬彬有禮，但依然隱隱透出‘美國中心主義’的自大，再讀他的作品時，理解就有所不同。”談到同齡人、建構主義大家、加拿大裔的美國學者江憶恩（A.Iain Johnston），王逸舟誇其學問好又不趨炎附勢。“在哈佛，給人的感覺就是——大學是產生思想的地方，無論權還是富在這裏都無法趾高氣昂。”

在哈佛大學，王逸舟與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交流最多(王逸舟供)

在哈佛大學，王逸舟與同齡人、加拿大裔學者江憶恩合影(王逸舟供)

1996-1997年度，王逸舟在哈佛圖書館(王逸舟供)

哈佛之訪，讓他的另一隻腳腳力大增，王逸舟長跑的次數增加了。在最艱難的耐力跑階段，他腦海中閃過的是這樣的念頭：國際政治學“美國重心”被替代需要的時間還很漫長，“國際政治”主要是大國強國政治，“東西方”共同創造國際理論、“南北方”同時貢獻“研究範式”的景象一時片刻不易出現，需要決心和韌性努力。

*提升之三：中國外交轉型思考，提出創造性介入

1990年代末的大補，雖讓王逸舟夯實了腿腳的含鈣量，但心裏難免有些遺憾。新世紀後，全球範圍國際政治理論進入沉悶期，而入世後的中國外交卻出現了新的氣象。這種氣象無法用美國的國關理論來解釋，王逸舟視野轉身聚焦中國外交實踐，希望用新的理論來為這種方興未艾的實踐做支撐。

中國入世後，他先後主持了“國際組織與中國的關係”“非傳統安全與中國”等大型課題，他的學術創作力再度活躍。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應該如何去應對？2008年的《中國外交新高地》一書表達了他的思考，該書很快有了日文、韓文、英文和越南文。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王逸舟的學術生涯也迎來了另一個提升期，此前一年，他以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副所長調入到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擔任副院長。在高考時，他的第一志願就是北京大學，30年後成了這裏的教授，北大自由包容的學風激發他更多的創新思考。在2011年、2013年、2015年，相繼寫出了對中國新外交的理論設計——《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三部曲》，在《中國外交新取向》《中國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中國外交的轉型》三本書中，有傅瑩方式、北非撤離、緬甸斡旋等外交案例，也有歷史座標中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習近平時代的三個時期外交特徵的分析，更提出了外交轉型以人為本、中國式國際公共產品、外交機制財政基礎等新課題。在2018年6月出版的《“創造性介入”概説：仁智大國》一書中，他清晰地定義了創造性介入的內涵，既是倡導積極進取、角色活躍的對外態度，同時是要對自身長短應有清醒的估計，努力成為有風範的、進步的、被本國人民熱帶並受國際社會歡迎的國家，即仁智大國。

王逸舟2011年、2013年、2015年出版的《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三部曲》

在出訪非洲中東，在和部委機構座談中，在和外交一線大使參贊溝通中，王逸舟深感隨着國力的增加和世人的期待，中國外交面臨不可小覷的挑戰。

他的長跑開始加長，每週基本穩定有2-3次萬米跑，有時加到半個馬拉松距離；在調整使自己氣息均勻中，他時常會想起視為事業榜樣的四位前輩同事，思想開闊而犀利的全球化研究大家李慎之，在國際關係領域學問無人出其右的陳樂民，嫉惡如仇卻優雅知性的資中筠，聰明絕頂和幽默風趣的業界“頭牌”王緝思……他們共同的特點是見多識廣、見解深刻，作為思想者而“頂天立地”，所謂天是除了思想外，金錢、地位和官名都無法與之相比，所謂地，是接地氣，瞭解社會及普通人的感受。當他提出“創造性介入”觀點時，王逸舟就會自問，這幾位師長會如何評價。

在學習模仿、消化理解之後，需要的是創新，當2019年底接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新時代中國大國外交能力建設研究》後，王逸舟反覆修改課題大綱，他對記者説：我要多調研多看書，不急着下結論，爭取補一些短板，讓成果立得久一點。

從左到右依次為全球化研究大家李慎之、歐洲問題專家陳樂民、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資中筠、國際政治學家王緝思

腳力足夠了，氣息調勻了，還擔心跑不下長距離嗎？中國外交能力的建設同樣迫切但要穩紮穩打。

“我希望我的學生超過我”

常常感念人生中交集過的中外學者、師長，作為同樣的為人師表，王逸舟帶學生也是出名的包容，他最大的期望是“他們能超過我，做我做不了的選題。”他向記者誇獎自己的得意弟子們。

袁正清，他的第一個博士，如今是《世界政治與經濟》的常務副主編，“是中生代建構主義理論中國化的主要代表之一”；“規範理論”將是國關研究的新增長點，而身邊在讀的博士生張豫潔很適合這方面的創新；擅長將藝術和國際理論相結合的博士生嚴展宇，得到了格外的鼓勵與合作；在作為教育部協調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事務的幹部、同時是北大在讀博士的宗華偉，同樣受到導師的青睞——“她在探討中國國際話語權領域會有獨到貢獻”。

2002年，王逸舟在學院畢業典禮上與研究生合影，左為其第一批博士生袁正清（《世界政治與經濟》的常務副主編），右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肖歡容(王逸舟供)

在很多場合，記者聽到王逸舟鼓勵學子們不要迷信權威，要打開國關研究的多扇窗子，“這就需要有勇氣有想象力。”即便是現在非常風靡的理論，也不可能涵蓋事物的所有面，一定要多看幾種理論，在比較中汲取長短。王逸舟向記者反思1980年代中後期自己文字的過於尖鋭，“因為那時相信有唯一的真理，以為自己手中有最好的理論鑰匙。”如今，他更願意平實地去啓發弟子們用多種眼光去觀察事物，“世界複雜性，遠遠不在我們的掌握中；經久不息的思想一定深刻且包容。”

他自己依然保持着好奇心，曾一氣借了一打量子力學的書籍掃盲，雖被天文學家的妻子告誡勿要輕易引用貽害弟子；他引用聶衞平聊AI機器人的觀點，贊同聶所説“人類該思考如何與之和平相處”；記者談到韌性素養時，他當即提及“學習理論”流派……

在2005年2月的一次採訪中，王逸舟把自己比喻成國關研究中的長跑者，不必具備驚人的爆發力和過人的速度，但有耐力和韌性。如今，他更篤信，“只要是認準的路，就應堅持下去。”他有個野心，從1984年開始發表作品，已度過35年研究時光，“我希望自己還有30年，能忠實地記錄中國外交艱難而輝煌的崛起。”那時衝在一線的，或許是他帶出來的那些不迷信權威的學生們。新中國外交才走過70年，即將在新的舞台上展現自己的個性，只要有長跑的耐力，笑在最後一定是笑得最美；作為研究者，又何嘗不需要這樣為中國外交“強身健體”的定力和戰略眼光呢？

作為北大國關學院足球隊一員活躍在綠茵場上（後排左二）(王逸舟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