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生活的那些日本人，到底圖什麼？_風聞

文章來源丨復旦大學出版社

近年來，日本國內人口驟減，但移居海外的日本人卻逐年增加。其中，移居中國的日本人數量激增，現在已經超過12萬人。上海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日本人長期移居的城市。

有學者認為，日本人移居海外是因為20世紀60—7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和日本企業的國際化引起的派駐人員數量增加造成的。因此，在泡沫破裂後這“失去的二十年”間，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移居海外的日本人數量理應減少。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赴海外移居者數量持續攀升，特別是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日本人移居者聚居的國家。

日本人為何來中國？

居住在亞洲各國的日本人口數量正呈現急速增長的趨勢。1996年移居到亞洲其他國家的日本人總數僅為153386人，2011年達到331796人，增長了一倍多，高於北美等其他地區的增長率。

特別在中國，1996年有57523名日本人，2011年達到163327人，增長到接近3倍。在華日本人多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其中上海56481人，香港22184人，台北12406人，北京1355人，蘇州7326人，廣州6183人，大連6175人，深圳4730人，東莞2881人，天津2631人。參照1996年上海日本人總數僅有5161人的情況來看，到2011年的15年間，在滬日本人數量增長了近10倍。

那麼，為什麼在亞洲地區，特別是中國地區的日本人數量出現如此快速的增長呢？

主要由於以下兩個因素：一是亞洲經濟發展，即pull因素；另一個是日本經濟停滯，即push因素。

pull 因素

中國經濟在近30年間，平均每年都保持10%左右的增長率，如今中國已經躍居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輸出國和世界第二大貿易輸入國。中日貿易總額在1992—2011年間增長了10倍以上。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中國成立了深圳等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開發了上海浦東新區等。儘管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經濟曾出現短暫停滯，但2001年加入WTO以後又重現發展勢頭。中國擁有巨大的人口總量，勞動力比歐美和日本低廉，成為“世界工廠”。這正是日本人被吸引（pull）到中國的主要原因。2000年以後，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國民購買力飛速提升，不僅作為“世界工廠”，中國作為“世界市場”的魅力也逐漸顯現。包括日本企業在內的許多企業，瞄準購買力旺盛的中國中產階級，開發產品，打入中國市場。這是當今最大的pull因素。

push 因素

日本經濟發展停滯是擠出（push）的原因。20世紀90年代，由於日元上漲，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驟減。加之日本國內租金昂貴難以維繫生產，很多日本企業將生產線搬到中國。另外，日本消費者越來越偏好物美價廉的商品也是原因之一。過往，日本企業採取高投入、高品質的經營方針，但當日本消費者逐漸被國外進口的價格低廉的商品所吸引時，高成本的產品便不再受到青睞。除此之外，日本正邁入人口負增長型社會，日本消費市場本身也有停滯不前甚至萎縮的趨勢。一方面，少子老齡化的人口結構、年功序列式的薪酬制度，使得有育兒和購房需求的年輕一代不但人數不多，收入也不高。而另一方面，人數眾多且收入頗豐的老年人卻並沒有消費需求，一味儲蓄，使國內市場陷入不景氣的惡性循環。這樣的惡性循環是把日本企業和日本人擠出（push）到海外的重要原因。

到此為止，我們分析了最近30年間的經濟狀況，但日本人移居中國的理由並不僅限於經濟原因。

本研究中採訪的日本人列舉了日本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中年人指出，在日本公司加班是工作的常態，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同事之間往往要相互監督；大學生和其他年輕人指出，他們從小接受的都是一問一答式的應試教育，畢業時公司招聘的標準單一，完全不考慮年輕人的個性；老年人認為，退休以後的生活不夠充實，人際關係淡漠。女性認為，育兒和工作難以兩全；男性覺得工作壓力太大。他們的不滿，有些是由於個人的性格問題，而有些則起因於日本的社會制度和教育制度。

與移居歐美一樣，來到上海和香港的日本移居者中也不乏為了脱離傳統家庭制度、教育制度、日本企業文化的人。然而，在歐美的日本移居者身上，能夠明顯看到他們對崇尚個人主義的歐美國家價值觀的憧憬和幻想，而在上海和香港的日本移居者身上卻難以看到這一點。

日本駐上海領館

在移居者口中經常出現的諸如“古老美好的日本”或是“懷舊”等關鍵詞，與老齡化日本的昭和懷舊及日本人對亞洲的鄉愁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諸如福澤諭吉的脱亞論、竹內好的亞洲主義、日本式的東方主義這一系列的理論和學説所論及的內容都潛藏在日本移居者的意識中。

這些移居者對現在在日本的生活感到不滿，美化過去的生活，對“古老美好的日本”抱有懷舊的情緒。但是，在現實中，已經找不到那個“古老美好的日本”了，他們就藉助遠離日本、移居中國來尋找自己想象中的故鄉和理想的生活。他們所懷念的對象不是日本的過去，也不是中國的過去，而是想象中的自己的過去。

中國日本人社區是日本社會的縮影

日本人社區可以大致分為派駐人員社區和當地錄用者社區。派駐人員指從日本企業外派到中國的職員，他們通常在中國生活3—5年，但由於他們回國後還會有繼任的人員再被派到這裏，所以在各個城市形成了延續存在的日本人居住區。當地錄用者是自己主動選擇來中國發展的，他們或就職於日企，或從事為日本人移居者服務的餐飲業和房屋中介工作。

即使同在一家公司工作，派駐人員和當地錄用者之間的待遇差別也往往很大，派駐人員通常跟家人一起居住在城市中心的高級公寓，而當地錄用者分散在城市的周邊，因此，除工作場合以外，二者交流的機會也很少。從派駐人員與當地錄用者之間的這種社會經濟差別中還可以看出大多數的派駐人員是男性，而很多當地錄用者是女性這一性別差異問題，同時，這種差別與日本本土通行的“正式職員/合同制職員”的差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日本人社區內部的“派駐人員/當地錄用者”的差別跟日本國內的“正式職員/合同制職員”“男性/女性”的差別在構造上是共通的，可以説，中國的日本人社區是日本社會的一個縮影。

來中國的日本人中國化了嗎？

 移民自我認同的變化可以分為三類：

1.受移居地文化價值觀的影響，被移居地價值觀同化；

2.由於在人種或性別等方面受到歧視，對移居地價值觀產生牴觸，迴歸到自己國家的價值觀，形成民族主義；

3.雖然受到移居地價值觀的影響，但通過媒體與本國保持某種聯繫，形成跨國身份認同。

來中國的日本人是中國化了，還是再發現日本的價值，從而更加日本化了，抑或形成跨國身份認同了？

在這一點上，只在中國生活3—5年就回國的派駐人員與沒有明確回國計劃的當地錄用者之間，在對日本和中國的看法、文化認同方面都有顯著差異。派駐人員更願意承認日本價值觀的優越性，保持日本人的自我認同。相反，當地錄用者總是指出日本價值觀的問題，更傾向於接受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價值觀。

近年，在日企工作的當地錄用者轉職到外企或當地的中國企業的例子越來越多，特別是在香港取得永久居住權的移居者也在增加，移居者的定居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因戰爭陰影而隱瞞自己的日本人身份的移居者在中國香港這樣一座日貨遍佈、善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城市裏，一邊發揮自己的語言和身份優勢，一邊享受存留在香港的西方社會制度，一邊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從多種價值觀中進行着選擇。在這些取得香港永久居住權的移居者身上，能夠看到跨國身份認同形成的過程。所謂的自我認同，在利益優先的現代社會，不過是在日本社會習俗對他們產生壓力的時候就選擇遠離日本人身份，而當這一身份對他們在中國上海或香港的工作生活有利的時候就強調自己的日本人身份罷了。

香港日本人俱樂部

對於生活在物資富足的日本的人們來説，機票、船票等交通工具的價格越來越便宜，通過網絡可以瞬時瞭解全世界的信息。因此，在經濟層面上，日本人移居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變得十分容易。日本已經從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進入成熟社會，人們可以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多樣化的選擇。人們會不由得把自己在日本的生活跟世界上其他城市的生活相比較。他們開始為了實現自我而跨越國境去追尋理想的生活。對他們來説，上海、香港不過是眾多移居地選項中的一個。

在從前，這種跨越國境的移居意味着自己周圍環境的天翻地覆，是一生只能有一次的選擇。而在21世紀，在日本這樣物資富足的發達國家，跨越國境、實現自我只不過是消費的一種形式而已。

**|**內容節選自《東亞跨國自我認同：當代在華日本人社會的人類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