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私有制和公有制——兼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營經濟姓“社”不姓“資”_風聞

論私有制和公有制——兼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營經濟姓“社”不姓“資”

內容提要：我國已在實踐中破除了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對立，但是“剝削”的魔咒、“兩極分化”的陰影、“姓資姓社”的疑慮揮之不去。理論與實際的脱節，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既是挑戰更是理論創新機會。私有制公有制都有客觀需要，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私有制姓“社”不姓“資”。對私有制公有制必須具體地而不能抽象地進行“善”與“惡”的道德評價、“優”與“劣”的效率比較。宏觀層面，中國基本經濟制度令美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羨慕嫉妒；微觀層面，現代企業運行機制大同小異，競爭力之關鍵在於經營者，不在於國有或私有的區別。智慧生產時代已來臨，從生產方式變革、階級鬥爭歷史、社會財富演化看，人類正向着自由王國大踏步邁進。 關鍵詞：所有制理論創新 私有制 公有制 民營經濟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已經在實踐中破除了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對立，實現了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的有機結合、相輔相成，極大的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11月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鄭重指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擲地有聲、一錘定音。但是，人們對所有制的困惑、糾結仍然存在着，“剝削”始終是民營企業主的魔咒，“兩極分化”的陰影揮之不去，“姓資姓社”的疑慮如影隨形。如何認識私有制和公有制，如何理解社會主義“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這是一個必須弄清楚、講明白的課題。問題和挑戰恰恰是理論創新之機。30年前，鄧小平説：“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現在的一年抵得上過去古老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1-292頁。）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2019年12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關於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進一步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條件、指明方向。是時候走出私有制公有制的一些認識誤區，實現所有制理論創新，放下包袱、輕裝上陣，更加從容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了。 一、所有制困惑帶來的現實困擾 打倒腐朽的舊世界、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可以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的理由，新中國就是為社會主義而生的。新中國告訴全世界，我們搞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而奮鬥。而現實中非公有制經濟不斷發展，民營企業家階層正在崛起，社會上對私有制公有制或愛或恨，愛之則情人眼裏出西施，恨之則置之死地而後快。理論與實際的脱節，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必然導致思想混亂、行為失範、社會失序，種種問題的出現不足為奇。 第一，部分民營企業主心思不定。稱呼民營企業所有者、經營者為企業家，他們會很高興；稱他們為資本家或資產階級代理人，怎麼聽怎麼彆扭！任正非、馬雲們可能不在乎把他們財富的絕大部分交給國家、社會，但會很在乎他自己到底是不是剝削別人勞動果實的剝削者，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異己分子，是不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反動人物。更何況，有任正非、馬雲那樣胸懷、氣魄、眼光、成就的民營企業家畢竟有限，眾多民營企業主還主要在為個人利益奮鬥着，不少處於艱難求存的打拼中。名不正則言不順，無恆產者無恆心。如果消滅私有制、共產共享的利劍高懸，道理不清，政策不明，要民營企業主們心安理得創業也難。勢必或得過且過，小富即安，落個快活；或急功近利，不擇手段，撈了再説；或尋思資本出走，投奔西方樂土，腳踩兩隻船；不排除還有人要推牆，想翻天。 第二，一些執行公權者行為變異。掌握公權的人、包括管理國有資產的人，思想行為上也面臨着嚴峻的挑戰。一些人出現信仰危機，理想信念動搖，道德精神退化，甚至誤入歧途。不管這些人嘴上怎麼説，都會在實際中露出馬腳。有的認為非公有制經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刻意予以歧視和打壓。有的將非公有制經濟當成任我使用，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婢女，透着一股封建貴族瞧不起資產階級暴發户的酸腐味。有的見別人發財，眼紅心癢，心理失衡，動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歪主意，幹起雁過拔毛的勾當，還自慰他不義我何仁。有的雖初心猶在卻難當使命，六神無主，四顧彷徨，進退兩難，頹唐不振。有的認為公有制遲早玩完，身在曹營心在漢，只想從公家多撈點好處，從不想自己做了多少貢獻。有的長袖善舞，心懷叵測，體制內外勾搭成奸，殫精竭慮把國有財富攫入私囊。黨的十八大以來強力整風肅紀、懲貪除惡，揪出的為數甚多的違規違紀違法腐敗分子就是註腳。 第三，各階層不少民眾矛盾迷茫。新中國是在同悲慘命運一個多世紀的艱難抗爭中誕生的，舊中國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巨大苦難深深地教育了中國人民。客觀地説，大多數中國人在心底裏不認可資本主義，難以接受資本主義，但又似乎看不到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因而一些人矛盾、迷茫、痛苦在所難免。一個社會盲目迷信是危險的，但是不知什麼該信或者什麼都不信也是危險的。由於馬克思主義主流價值觀受到來自國內國外多方面的挑戰，社會前進的基本目標有所迷失，以致極端個人主義抬頭，利益分化、觀點對立、人羣撕裂趨勢令人擔憂。有的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才是人類正確歸宿，中國也不能例外；有的主張要再來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迴歸所謂正統。有的相信金錢萬能，物慾燻心，唯利是圖，炫富炫貴；有的奉行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巧取豪奪，坑蒙拐騙。有的極力鼓吹虛無主義，窮奢極欲，享樂至上，娛樂至死；有的身體力行不講假話幹不成大事，自欺欺人，兩面人生，精神分裂。有的失望，心灰意冷，隨波逐流，自甘沉淪；有的絕望，仇富仇官、仇視社會，戾氣深重，變態極端。 二、私有制公有制都是實際需要 經過建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實踐，目前我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有了長足的發展，都成為國民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一個社會有什麼樣的所有制形式歸根到底取決於生產力發展需要，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私有制是歷史產物也是現實的要求。私有制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伴隨着剩餘產品和個體家庭的出現而出現。沒有剩餘產品，私有制失去可能性，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人們甚至沒有私有概念。沒有個體家庭，大家生活在氏族公社、家庭公社裏，私有制失去必要性。從生產力角度看，當氏族公社、家庭公社集體勞動的效率高於個體家庭勞動時，集體勞動是不會退出歷史舞台的。隨着生產力發展，個體家庭的勞動效率優於公社集體，個體家庭勞動成為主流，私有制產生，貧富分化，階級對立，人類進入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形態。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過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新中國成立後，一度要徹底否定私有制、取消私有經濟，搞一大二公、計劃經濟，結果失敗了，國家和老百姓都吃了很大苦頭。人類社會作為人們共同依存的集體有其整體利益，每個人作為相對獨立的個體又有其個人利益，兩者都不容否認、不可忽視。必須承認人與人之間的能力差別、努力差別、收入差別，以及習慣、興趣、追求的差別，必須承認個人利益客觀存在，合理的、必要的個人利益必須得到尊重。私有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即在於此。我們既不能被所謂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私有制天經地義的意識形態所迷惑，也不應該對私有制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28頁。）如果一定規範下的私有制能夠激勵人們勞動和創造、滿足人們創新創業的需求，為什麼不可以是社會主義的呢？為什麼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組成部分呢。 現代公有制由美好願望到客觀必然。人類財富大致分天然形成和勞動創造兩類。天然財富應歸社會公有、勞動財富應歸勞動者所有的理念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但是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里，少數人憑藉壟斷財富而成為統治者，而大多數人辛苦勞動，財富卻與他們無緣，成為被統治者。儘管勞苦大眾深受統治階級“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君權神授、尊卑有序”意識形態影響，“等貴賤、均貧富”對很多人來説想都不敢想，但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總有人去想去做，革命種子天然存在，氣候適宜這種子就要發芽。縱觀中國史，天下為公的夢想自古有之，天下大同的道路卻異常艱難。歷代農民起義不管初衷如何，最終都是王朝興衰、世道輪迴。因此，光有主觀願望乃至實際行動是不夠的，還必須具備客觀條件。小農生產、自然經濟沒有必要也沒有辦法實現生產資料的統一擁有、社會生產的統一組織、勞動成果的統一分配。進入機器時代，社會化大生產及其加速度發展特性，使得私人資本控制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現代公有制應運而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實現土地礦藏等天然資源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國家的統一建設開發、人民的共同富裕發展，奠定了必要且堅實的基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艱苦創業，建立發展公有制經濟，為全民和集體積累了寶貴的財富，為生產力發展和民生幸福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中國從積貧積弱到強勢崛起。 物質利益乃理解私有制公有制之要。鄧小平説：“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羣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6頁。）在這裏，人們重視物質利益不再是社會主義理念中可恥和異己的東西，而是革命的動力和目的。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循着這個思路，承認了物質利益的基礎性，承認了個人利益的客觀性，承認了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發展的必要性，承認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搞市場經濟的必然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社會主義為什麼一定要搞市場經濟？因為計劃經濟無法準確有效地判定人們的能力差別、努力差別、收入差別，無法適應各人的習慣、興趣、追求，只有尊重價值規律，運用市場機制來解決這些問題。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這一度造成了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就是私有制的誤解，其實市場經濟是與生產力發展相聯繫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能夠也必須實行市場經濟，不能例外。搞市場經濟就有私有財富的積累，就要允許私人進行生產性投資，就要允許有私有制。如果規定人們的勞動收入只能用於消費或儲蓄、不能進行生產性投資，那就不是市場經濟而只能迴歸計劃經濟，回到平均主義、命令經濟的老路上去。 三、私有制公有制的“善”與“惡” 私有制公有制作為生產資料所有方式，是人類佔有財富、創造財富、分配財富、利用財富的方法和手段，用得好則促進社會公正和諧，用不好則起壞作用。公有不一定就公平，私有不一定就剝削，不能抽象地給私有制公有制貼上“善”或“惡”的道德標籤，簡單地將它們與“剝削壓迫”“公平正義”畫等號，陷入唯心主義的私有制或公有制崇拜。 私有制崇拜只看到私有制在保障個人應有權益、激勵人們奮進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卻忽視其若沒有必要的制約將成為壓迫剝削的工具。當絕大多數天然資源和勞動財富被少數人壟斷時，社會肯定沒有公平正義可言，人類沒有前途希望。“資本主義無論如何不能擺脱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不能擺脱剝削和掠奪，不能擺脱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7頁。）私有制不一定就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卻必然依據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才是罪惡淵藪。應當看到，資產階級儘管貪婪，卻並不愚蠢，不會坐以待斃。對“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句話要辯證理解。資產階級在維護統治過程中，肯定會從自身利益出發，主動或被迫進行自我調整。不能低估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否則就會犯戰略性錯誤。當然，資本主義再調整，本性不會改的，本性改了就不是原來事物了，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歷史侷限性。至今，華爾街還在貪婪地玩弄着資本遊戲、蠶食鯨吞社會財富而不顧大眾死活、國家利益。奴役剝削本國和世界人民的資本主義終將腐朽、終將退出歷史舞台。 公有制崇拜則徹底否定私有制的必要性，認為實行了公有制就萬事大吉，且想當然的認為越大越公越純越好，沉湎於主觀主義想象之中。新中國成立後，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受到了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廣大勞動人民的衷心擁護，以至世界人民的羨慕。但是，巨大的成功之下，我們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自以為無所不能，讓教條迷惑了心智，對實際視而不見，於是，否定物質利益、社會差別，否定價值規律、按勞分配，大搞平均主義、強迫命令，看似公平正義，好像十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其實卻走向荒唐，不公不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原則背道而馳。平均主義也是剝削和壓迫，另類的剝削和壓迫。人民公社、大食堂就是個災難，追求善而成了惡。如果説資本主義私有制解決不了社會分配問題，那麼社會主義公有制則必須解決好這個問題。公有制就是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不能把大鍋飯、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強加到公有制的本質規定上。生產資料不應成為剝削的工具，但生產資料應當成為人們創新創業、創造財富的工具。如果禁止任正非、馬雲、喬布斯、馬斯克這些人掌控生產資料、進行創業，沒了這些企業家，這個社會將黯然失色。 植根於社會主義土壤的非公有制經濟姓社不姓資。中國已經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政治上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經濟上實行土地、水流、礦藏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與國家發展規劃和宏觀調控相互呼應，發揮支撐引領示範作用，與此同時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由於我們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社會財富的最終分配權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國家掌握經濟命脈，通過對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報酬的調控，切實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促進社會的公正合理、科學高效發展。這與資本主義社會不同，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控制政權，佔有生產資料，掌握社會生產，擁有財富分配權；資產階級會隨着勞動效率的提高、生產力的發展，改善勞動者的勞動、生活條件，但絕不會許可勞動大眾威脅其對財富的控制和國家的統治，剝削壓迫、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本性。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受制於整體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大環境，其創造財富、造福社會積極的一面可有效發揮、居於矛盾的主要方面，貪婪、壓迫、剝削消極的一面被有效約束、居於矛盾的次要方面，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着事物性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正因此，習總書記強調“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民營經濟再發展，也是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系中運行的，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經濟上接受國家產業、投資、消費、就業、金融、區域等政策的宏觀管控，本質上是服從和服務於社會主義的。所以不能機械地把我國的民營企業等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企業。不能認為人們今天在國企上班就是主人翁、拿的工資是按勞分配，明天到了民企工作，就受壓迫、被剝削了。 回想起來，小平同志對姓“資”姓“社”判斷標準和“三資”企業的闡述苦口婆心、意義深遠。他説：“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説來説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佔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税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裏。有的人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規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税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因此，‘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373頁。）這是小平同志1992年初視察南方談話的一部分。在小平同志看來：第一，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主要看“三個是否有利於”，不看別的什麼。第二，歸根到底，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是有益補充。第三，“三資”企業性質之所以改變，是因為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制約。第四，要頭腦清醒，政權在手、公有制主體、國有和集體企業，這是我們的優勢。根據這四點，我們完全可以認定“三資”企業姓“社”不姓“資”，當然前提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則連基本常識都沒有”，不能刻舟求劍式地看問題。 時光又過去好幾十年了。如今，無論是外資還是民營經濟已遠非“有益補充”，其絕對體量和相對分量，相較於1992年已不可同日而語。如何堅持和發展公有制、體現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如何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把握人類正確的前進方向，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深入探索。 四、私有制公有制的“優”與“劣” 關於私有制公有制的“善”“惡”，是人們基於道德分析、主觀判斷，見仁見智；關於私有制公有制的“優”“劣”，則是其內在活力、實際效率的比較，是騾子是馬口説不行。私有制公有制孰優孰劣，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空洞抽象的去談。 宏觀層面，當今世界的競爭主要在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之間，中國模式優勢明顯。就經濟制度而言，中國以公有制為基礎，土地等天然資源公有，公有制經濟舉足輕重，國家有效控制經濟命脈，民營經濟擁有平等地位，公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市場競爭中都能得到充分發展。西方以私有制為基礎，私人資本控制市場進而控制社會，私人生產的貪婪性和盲目性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會放大。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私人佔有的矛盾客觀存在，時而突出時而緩和，表現為週期性經濟危機。中國實行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一旦發力，在建設效率、發展速度上確實是許多國家難以企及的，美國等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為之羨慕嫉妒甚而恐懼恨。人類是命運共同體，中國製度能夠較好地規劃協調整個社會的生產、建設，較好地處理人與人、公與私、整體與局部、近期與長遠關係，推動人和社會進步，看不到這一點，就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美國耿耿於懷於中國的國有制。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文本達成一致後，美方貿易代表説：“我們是自由市場體系，他們是國有社會主義體系，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方法讓這兩種體系可一起共事，這正是我們開始做的。”“希望我們能找到一個讓我們都變得富有的方法。”事實上，互利共贏才是國際貿易的王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較量正在進行時，不只是理論交鋒，更是實踐對決，歷史將作出選擇。 要辯證地看待社會生產的計劃性和靈活性，既要避免盲目性又要調動積極性。一個經濟體應當有着怎樣的計劃、計劃到什麼程度，取決於客觀可能和實際需要。並不總是計劃程度越高越好，物極必反，有時留有餘地、給予自由發揮空間、允許摸索、鼓勵試錯，可能更明智，更符合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更符合人心人性。看似完美無缺、消除了所有“盲目性”的計劃，也可能恰恰扼殺了人的主動性、創造性，成為最死板低效的計劃，避免盲目性不能以阻遏創造性為代價。公有制也曾出現過極端盲目的計劃，如大躍進、人民公社；私有制也催生出眾多創意天才，如喬布斯、馬斯克。計劃和市場作為經濟手段，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在用，只是看誰能結合得更好一些。計劃經濟和計劃是兩碼事。計劃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拋棄價值規律，排斥市場競爭，依靠行政權力自行其是，企圖計劃一切，包攬全社會的生產、分配、消費，整個國家就是一個高度組織性計劃性、高效運轉的總工廠。這想象得很好，但理想很豐滿，現實不給力，實際效率低下，效果很差，並不成功。蘇聯搞計劃經濟，也曾充滿革命浪漫主義，不可謂不真誠，不可謂不努力，而且短短几十年時間從歐洲病夫躍身成為與美國爭奪全球霸權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但最終崩潰。 微觀層面，人們詬病的國企所有者虛設缺失現象客觀存在，但並非本質。國企和民企都是市場中平等主體，一樣的經營納税、提供商品服務、創造就業，唯一不同的就是所有者。一般認為“為自己幹”和“為別人幹”責任心、付出度肯定不一樣，同樣開米店，國有就競爭不過私有。問題是我們不能停留在公有制即開小賣部這樣的認知上。社會主義真正要發展的是基於現代化大生產的公有制。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國企和民企都一樣面臨着選擇企業經營者的課題。中國已經成長起眾多傑出的民營企業家，可為國家所用。聘請馬雲這樣的企業家為國家效力、為人民服務有何不可？對馬雲來説掙錢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為這個社會貢獻些什麼、為這個時代留下些什麼。馬雲還是共產黨員嘛。有一批馬雲式的企業家，公有制經濟沒有搞不好的。行政官員轉成國企老總，要有規範，如果隨意性較大，德不配位、能不服眾，人們當然要質疑。 由於缺乏準確定性、清晰定位，現實中的國有企業處境較為尷尬。國企做強，説它靠政府支持，有先天優勢，不是真本事；國企發展不好，又説它是温室的花朵，缺少野性基因，天生不行。對此應該思考和警覺。就求新求變、創業拼搏而言，民企有值得國企學習借鑑之處。任正非、馬雲們的創業，既有身家性命所繫、盈虧全部在己、“必須贏”的壓力，又有能執着前行、屢敗屢戰、“輸得起”的硬氣，他們可以把本錢折騰得精光，而最終幹成大事。私企的這些玩命折騰也多在初創階段，一旦成熟成型也會轉換角色，改變發展方式，變得相對穩重，運用已佔據的有利地位，演繹大魚吃小魚的遊戲。我國公有制經濟，早已不是“兩把菜刀鬧革命”的階段，經過全國人民70年的艱苦奮鬥、持續積累，已形成氣候，奠定了不可撼動的地位。國企有國企的優勢，國企更加註重社會責任，有更加宏闊的視野、長遠的思維和全局觀念，這些也很寶貴。當下最重要的是加快優化公有制經濟運行管理，國有企業千萬不能成為凌駕於市場的怪胎，尤其不能變成政府的附屬品，成了官僚的提款機、特定羣體的搖錢樹，那樣則無效率正義可言，依賴特權、與民爭利、壟斷無能、揮霍浪費、假公濟私、化公為私、利益輸送等弊端，勢必氾濫成災。 現代企業運行機制大同小異，企業競爭力的關鍵在於經營者而不在於國有或私有。企業經營管理是一門學問，理論上企業就應由企業家或職業經理人經營管理。有什麼樣的企業家就有什麼樣的企業，企業家的道德操守、能力水平、拼搏精神甚至性格特質都至關重要。企業家為企業服務，為股東服務，不管這股份是國有還是私有，但最終還是為國家、為社會服務。隨着我國公有制經濟運行管理思路的轉變，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從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向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轉變，國有獨資或控股經營企業之外，更多的將是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企業，國家將更多地着眼於資本運營而不是直接經營企業。企業由企業家經營，股東選擇經營者而不干預企業的經營，股東既用股權説話，更用腳投票。國有資本和民有資本在市場上自由流動、競爭合作，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取長補短、相得益彰。 五、“計劃經濟神話”和“所有制迷信”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改革開放中的一項重大突破。作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鄧小平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以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實事求是精神，為我們破除了關於計劃經濟的神話，畫地為牢的教條被摒棄，生產關係得到革命性調整，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計劃與市場理論和實踐的突破，產生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的長足發展，然而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中私有制理論的研究卻不多，實踐遠遠跑到了前頭。在那些抽象認定私有制公有制是“萬惡之源”或“百善之本”人們的心目中，都有個所有制的迷信。如果説破除“計劃經濟神話”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起點，那麼，4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以“所有制迷信”的破除為之畫上句號。 仔細分析，會發現一個有趣的情況，小平同志對計劃與市場的論述幾乎都能用之於私有制和公有制。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它們有着內在聯繫、本質上相通。相信計劃經濟一用就靈的人必然主張實行徹底的公有制，迷信公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人必然認為計劃經濟無所不能。重温小平同志關於計劃與市場的系列論述，很有啓發。老人家從來言簡意賅而微言大義，果敢決斷且一言九鼎。 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爾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林達光等人時説：“説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説是資本主義。”（《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581頁。）我們可不可以説：“説私有制只存在於剝削社會，只有剝削階級的私有制，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有私有制，這個不能一律説成是資本主義。” 1982年7月，鄧小平同國家計委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缺點在於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問題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的發展就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832頁。）我們可不可以説：“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缺點在於如果市場運用得不好，私有制得不到應有的發展，經濟就搞不活。私有制和公有制的關係問題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的發展就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 1985年10月, 鄧小平在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回答美國時代公司總編輯格隆瓦爾德的提問時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説，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 就更能解放生產力, 加速經濟發展。”（《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1090頁。）我們可不可以説：“社會主義和私有制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的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單純搞公有制，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説，只搞公有制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 1990年12月，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説：“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1323頁。）我們可不可以説：“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在於社會和資本誰控制誰。社會主義也有私有制，資本主義也有公有制。不要以為只要允許私有制存在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私有制和公有制都得要。不允許私有制，農民養個雞都成了資本主義尾巴、賣個雞蛋都成了投機倒把，人們吃飯只能去公共食堂，那是作繭自縛。” 1991年2月，鄧小平在視察上海時指出：“不要以為，一説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説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1327頁。）我們可不可以説：“不要以為，一説公有制就是社會主義，一説私有制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私有制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1992年1、2月，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談話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1343頁。）我們可不可以説：“私有制經濟多一點還是公有制經濟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公有制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公有制經濟，私有制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私有制經濟。私有制和公有制只是生產資料所有方式。” 仔細推敲這些新結論，是符合客觀實際的，理論上也説得通。還是信服老人家的教誨：“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並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1345頁。） 六、防止“兩極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允許私有制，發展民營經濟，會不會導致“兩極分化”？我們這個社會是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還是走向共同富裕、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問題無法迴避，解答不好這個問題，所有理論都歸零。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同志當然特別重視這個問題。1985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即席講話時説：“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11頁。)1990年12月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1993年9月鄧小平同弟弟鄧墾談話時説：“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的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1364頁。）社會主義國家的分配問題大得很、難得很，但並非無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個關鍵性區別在於前者社會控制資本、後者資本控制社會。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執掌政權，進而實現對天然資源的控制，對經濟命脈的控制，對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有效調控，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也完全能夠解決好財富分配問題，引領社會走向共同富裕。 其一，鼓勵支持引導合法致富。理論和實踐已經證明，平均主義、同步富裕不合理、不必要、不可能。社會主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激勵人們創新創造創業，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財富的生產和分配是密切相關的。沒有財富的生產談不上分配，沒合理的分配不可能有積極高效的生產。農村生產隊時代，不少人哪怕挨餓受凍、日子過不下去了，也寧願苦熬不願苦幹。這不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不患貧而患不公”，道理是相通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顯著優勢”。只有社會主義能夠較好地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實現相對合理的分配，調動多方面積極性。社會主義分配政策鼓勵人們創新創造創業，為社會提供儘可能好的產品或服務，既實現個人財富的增長，從而能做更大的事業，又通過納税等方式為國有財富的增長做貢獻，為社會整體發展和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支持。不管國企民企，企業通過納税等形式回饋社會，不僅是因為國家的強制力，也不僅是對看得見的社會公共服務的回報，根本在於，一切企業的存在和發展都有賴於人類社會歷史形成的共有共享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來自社會，回報社會，理所當然。正因為民營企業家在個人致富的同時，也要對全民共同富裕做出貢獻，所以民營企業家致富不是壞事，關鍵要合法，承擔法定的義務。華為、阿里這些企業成長起來，任正非、馬雲這些人富起來，為社會帶來的是正能量；科學技術越創新、管理方式越創新、經營模式越創新，社會就越發達，人民就越高興。要在全社會確立積極向上的財富觀。財富在法權上可以屬個人、集體或國家，但終歸都是社會財富。馬雲想得透徹：“企業家要看清楚錢的本質，錢是完善社會、讓社會進步的資源。”“你有一百萬、一千萬的時候，錢是你的；但有一個億的時候，錢就不屬於你。只是社會大眾相信你會把錢用得更好，所以才把錢交給你。我們企業家要對得起這份信任。”因此，一方面要支持鼓勵人們用好其擁有的財富去創造更多的財富；一方面要引導規範社會消費，提倡簡約生活、循環經濟、生態文明。個人對私有財物的使用和處理也不能完全隨心所欲、不受制約。自古以來，揮霍浪費總被人們所不齒，所謂暴殄天物、天必殛之！當然也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想怎樣就怎樣的觀念，甚至出現變態的炫富鬥富，那正是剝削階級私有制的腐朽之處。 其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國有資本屬於全體人民，是保障全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黨率領人民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建立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國有經濟佈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着力強化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和歷史性成就。要不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是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試金石，是能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所在。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控制社會，通常情況下，資本家是不同意政府來摻和經濟建設的，他們認為這都是民間的事，説白了只能由他們去做，政府只是守夜人。那麼，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企業、有的佔比還不小呢？很簡單，資產階級統治需要，關鍵是，資產階級政權性質決定了這些企業只能服務於資本主義。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還是讓國有資本服務於私人資本，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應是在這裏分道揚鑣的。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是一篇大文章、一部極其宏偉壯麗的篇章，其中管好用好土地等天然資源、做好資源資產文章，應予更多更大的關注和思考。我國實行土地、水流、礦藏等天然資源公有制。憲法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等自然資源，都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於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塗除外”。土地等天然資源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對土地等天然資源公有制的經濟意義要估計足，其必要性、重要性需深入研究。以土地為例，土地是人類最基本的生活生產資料，“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一方面土地資源不可或缺，一方面土地資源總量有限，因此，土地一旦被一部分人壟斷，基本上意味着沒有土地的那部分人很難翻身，封建主世代是封建主，農奴永遠是農奴。人類歷史上大規模的土地權屬改變，要麼通過國家征服、種族戰爭，要麼通過人民起義、國內戰爭。而土地公有制則意味着，任何人擁有再多財富，也不能壟斷土地，不能通過壟斷土地進而實現對社會、對他人的控制。實行土地等天然資源公有制是我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強有力支點，是我們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底氣和信心所在。我國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以及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集體成分，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也是促進農民共同致富的重要路徑。 其三，着力提升全民能力素質。無論是發展社會生產力，還是促進國民共同富裕，加強科學文化教育、提升全民能力素質，行之有效、至關重要。鄧小平説：“忽視教育的領導者，是缺乏遠見的、不成熟的領導者，就領導不了現代化建設。”（1985年5月鄧小平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顯然，抓不好教育的領導者，也領導不了人民共同富裕。進入新時代，2018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深刻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業”。當代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成為人的能力和素質的競爭，良好教育是讓每個人都有出彩機會的基礎。華為是中國也是世界頂尖的高科技企業，其強大的創新力、超羣的競爭力，使美國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一個超級大國舉國家之力打壓一家企業，堪稱奇觀；堂堂一國政府為達到其卑劣目的，信口雌黃，賊喊捉賊，不擇手段，醜態百出。在任正非看來，華為最可寶貴的不是有多少錢，而在於員工的智慧，他説：“我們是高科技公司，財富在每個人腦袋裏”。華為實踐代表着一種趨勢、昭示着未來。當然，當今世界還遠未擺脱物質依賴，個人擁有多少資產確實重要，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但這又是個越來越依賴於智慧的時代，創造性勞動在生產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一個人的情商智商比繼承多少財產重要得多！隨着創新創造不斷、社會日新月異，財富的增長和貶值都非常之快，越來越要求財富與能力的匹配。人們完全可以無視一個無德無才的富二代，但是絕對不可以輕視一個勵志奮進的窮小子。一個人富有創造創新創業才能則資本蜂擁而至，反之資本消蝕在轉瞬之間，財產多了甚至是壞事。教育是昇華勞動價值、促進勞動致富的有效途徑。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大力發展高質量的教育，提升全民能力素質，賦予人們相對平等的創業機會。現今正在推進的脱貧攻堅偉大工程，重視對一些貧困家庭的志氣智力幫扶，亦是立足於在根本上關心人、發展人。市場給了每個人創業的機會，教育將賦予每個人創業的才能。消滅“三大差別”，靠的不是“上山下鄉”“亦工亦農”“知識分子幹些體力活”，那不是正確的解決問題之道，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大力發展科學和教育，最終讓人都成為智慧勞動者。 歸根到底，要回到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上。“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是小平同志1992年初在視察南方重要談話中作出的概括，“談話”要點作為《鄧小平文選》三卷本終篇。小平同志的這個概括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小平同志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奮鬥了一輩子，説這是他老人家總結畢生經歷提出的論斷，一點也不過，小平同志當年談話時即強調“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 七、未來已來，何須彷徨！ 新中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實踐表明：社會主義制度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姓社、不姓資，誰也離不開誰，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國企作為中流砥柱、發揮壓艙石的作用不行，沒有一大批民企創新創業，形成百舸爭流、千帆競發的局面也不行。有些人可能失望了，看來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甚至根本沒期嘛。造化弄人！資本主義喪鐘早已敲響，卻垂而不死，有的甚至得意猖狂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曾幾何時號角嘹亮，高歌猛進，卻又似乎偃旗息鼓了。然而，歷史的奇妙正在於，未來有時就在我們認為其遙不可及的時候悄然來臨。 從生產方式變革看，當新生產力發展起來而居於主導地位，相應新生產關係也必將居於主導地位，二者渾然一體、有機統一構成人類新生產方式。石器生產力與氏族公社文明大致相適應，原始人類肯定認為他們的生存狀態天經地義、天長地久。銅器為國家出現奠定了物質基礎，奴隸主控制奴隸和絕大多數社會財富、掌握軍隊等國家機器而成為統治者，其他人則為奴隸或平民。奴隸制雖然殘忍，但是人類本來就是從物競天擇的叢林中走出來的。鐵器應用的政治經濟意義在於，賦予勞動者一定財產和自由權，較之把他們當作會説話的工具，生產效率會更高，奴隸制不可避免地退出歷史主舞台，人類本性是趨利避害，不關公平正義、道德良心。機器大生產以絕對優勢摧毀了封建貴族和地主對土地的壟斷及對農民的控制，資本主義掃蕩了種種封建特權，但與真正的自由平等博愛相去甚遠。幸運的是，智慧生產時代已來臨，趨勢已很明瞭，所有人們厭惡的體力勞動將由智能機器替代，人類終將從事智力勞動，運用智慧創造更多更高智慧。鄧小平説：“總不能老把農民束縛在小塊土地上，那樣有什麼希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4頁。）一樣道理，老把人束縛在流水線上也沒有希望。智慧生產將徹底地解放人，知識爆炸令物質財富極大湧流，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勞動成為第一需要、真正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呼之欲出。144年前，馬克思預言：“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這是多麼偉大的思想！儘管如此，可能馬恩列寧乃至毛澤東也想象不到今天的科技發展。 從階級鬥爭歷史看，自有階級以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鬥爭綿延不絕，但如果沒有新生產方式出現，只能是週而復始的政權變更、治亂循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推翻不了封建制度。消滅奴隸社會的不是奴隸，而是代表新生產力的地主和農民；消滅封建社會的不是農民，而是資本家和工人。無產階級能不能消滅資產階級而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形態呢？從實踐看，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沒做到；反而是資本主義發展比較落後、帝國主義陣線中相對薄弱的俄國，在獨特的條件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反而是中國這樣一個近代工業幾乎為零的國家，人民革命成功。理論是灰色的，實踐多姿多彩。歷史總是不按人們想當然的方式運行着。就中國而言，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凌、封建地主和官僚買辦的腐朽、民族資產階級的孱弱，加之世界上已有社會主義國家成功示範，中國為什麼不選擇社會主義呢。蘇聯模式失敗了，蘇聯的失敗及其後果，既證明了此路不通，也證明了退回到資本主義的彼路不通。中國實踐充滿艱辛曲折，但已經取得歷史性成就，正大步走向智慧經濟時代，新智慧時代的人們有足夠的智慧和條件建設一個屬於他們的社會、一個讓人們能更好享受生活的社會。有階級就會有階級鬥爭，如果説階級鬥爭是為舊社會掘墓、為新社會催生的話，那麼生產力的發展則是直接誕生新生產者、直接誕生以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為標誌的新社會。馬克思説：“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08頁。)那麼，誰來引領智慧生產呢？農耕時代，無地或少地農民租種地主土地，向地主交租；機器時代，資本家僱傭工人進行生產，付給工人工資；智慧時代，人類在致力於智慧創造、加速擺脱物質和精神制約的進程中，必將形成嶄新的人際關係。歷史將證明，終結資本主義的是智慧經濟，終結資本主義世界的是中國。 從社會財富演化看，所有制問題本質上是財富的佔有、創造、分配、利用的問題，財富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人類的財富觀也是與時俱進的。關於財富，路易斯·亨·摩爾根有着精彩論述：“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財富的增長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廣泛，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對它進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這種財富對人民説來已經變成了一種無法控制的力量。人類的智慧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總有一天，人類的理智一定會強健到能夠支配財富，一定會規定國家對它所保護的財產的關係，以及所有者的權利的範圍。社會的利益絕對地高於個人的利益，必須使這兩者處於一種公正而和諧的關係之中。只要進步仍將是未來的規律，像它對於過去那樣，那麼單純追求財富就不是人類的最終的命運了。自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社會的瓦解，即將成為以財富為唯一的最終目的的那個歷程的終結，因為這一歷程包含着自我消滅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4-175頁。)恩格斯用這段話作為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的結束語。財富分物質和精神兩類。直到近代以來，人們逐步明瞭，生產力的核心是科學技術，物質難題終需科技解決。雖然至今人類還沒有解決好物質問題，最發達的美國也遠沒解決好。但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最終是科學解決問題，靠科學才有希望的理念至少在中國已深入人心。進入智慧時代，智慧力量是決定性的，智慧的特點是可以共享、愈共享愈發展，任何以資本控制智慧、控制社會的企圖都是不自量力、反動徒勞。放眼未來無限可能性，現有物質財富微不足道，不值得爭奪炫耀。生產資料，當其沒有必要私有的時候，私有制的式微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正如今天人們把很多枯燥乏味的工作都交由電腦完成，總有一天，人類會把那些沒有挑戰性的物質生產活動都交由社會公共部門去做，不是無私高尚而是自然而然，人們所追求的是創造性工作，思考人生、思考宇宙，享受人生、享受大自然。 人們總希望清晰地預知未來世界，所有制糾結者總要問將來究竟是什麼所有制？其實，如果今天的人們都能夠想得到、做得好，還用為聰明得多的後人操心嗎。可以確定的是，人類正大踏步地邁向自由王國。萬類霜天競自由，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最引人入勝、最激動人心。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歷史只會眷顧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而不會等待猶豫者、懈怠者、畏難者。”順應時代潮流，推動歷史前行，堅定地走好今天的路，未來一定會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