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戰蘇伊士17：為什麼_風聞

埃及對十月戰爭進行了周密的計劃，這是初期成功的決定性因素。戰前保密和佯動也十分有效。薩達特驅逐蘇聯顧問後，埃及不斷製造蘇制裝備缺乏備件、埃軍技術裝備離開蘇聯顧問根本開不動的假情報。儘管埃蘇關係掉至冰點，蘇聯實際上依然在提供先進軍事裝備，包括比以色列空軍“鬼怪式”戰鬥機更先進的米格-23戰鬥機和“飛毛腿”短程彈道導彈，只是在戰爭開始前，交付還來不及完成。以色列情報部門判斷：在大批米格-23到達之前，埃及空軍不可能做好戰鬥準備，現有的米格-21不造成嚴重的威脅。這是根據以軍條令的機械思維。米格-21輕小、靈活，但航程不足，留空時間不足，也缺乏探測距離較遠的雷達和中程空空導彈。用於打了就跑的點防空不錯，在空中游獵和爭奪制空權就比較勉強。米格-23不僅航程遠、裝備了先進雷達和中程空空導彈，其變後掠翼還可以在保證高空高速性能的同時擁有優秀的格鬥性能[[1]](https://undefined)。蘇聯剛開始交付“飛毛腿”導彈，這將是埃軍對以色列縱深攻擊的主要手段，但以色列情報部門認為，埃軍需要至少4個月才能完成初步戰鬥準備。在這樣的背景下，儘管從1973年9月起，戰爭迫在眉睫的情報開始湧入以色列情報部門，10月1日，埃及和敍利亞進入總動員，以色列情報部門和達楊還是堅信自己的判斷，戰爭一時打不起來。在此之前，埃敍也進入過總動員，包括5月間一次，以色列也相應進入總動員，因此這一次應該還是虛張聲勢。不過“狼來了”玩多了，狼真的來了，以色列就措手不及了。

埃及對發動進攻的時機是精心選定的。選擇猶太人和穆斯林都最神聖的贖罪日（齋月）發動進攻，可以最大限度地達成突然。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都屬於亞伯拉罕系宗教[[2]](https://undefined)，兩家都有贖罪日（或者齋月）的齋戒傳統。以色列方面沒有防備，正在齋戒的猶太人應該是精神和身體狀況最虛弱的時刻。對埃及和敍利亞來説，只要事先秘密準備好，阿拉伯士兵的精神和身體狀況不成問題。這一天也是滿月，有助於夜間作業，大潮還有利於渡河和登陸，減少水面與河岸的高差。進攻時刻選定在下午2點，這個時間不光是大潮，也留出5個小時的白晝時間，便利搶渡作戰。此後的6個小時的月光時間將用於架橋，再後的無月光的6個小時用於將坦克和大部隊從橋上通過。計劃還包括兩波空襲，還要求日落前在以軍後方機降。埃軍自西向東進攻，西落的太陽還對東岸以軍造成炫目的效果，掩護埃軍作戰行動。埃軍將和敍軍同時進攻，迫使以色列空軍疲於奔命，在關鍵的第一天的白晝時間內無暇組織有效的進攻，至少要到第二天才能組織起有效的空中支援。

但以色列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最大的原因來自自身，來自以色列軍政各界過於輕敵和對以軍能力的過於自信。儘管埃及和敍利亞努力保密，以色列依然有足夠的情報和清楚的跡象，表明埃及和敍利亞正在進行戰爭的最後準備。但以色列拒絕承認這樣的威脅的可信性。軍事情報局長澤依拉宣稱戰爭的“可能性”很低，以色列軍政各界各層次對這樣的樂觀評估不假思索地笑納了。埃及、敍利亞的戰爭宣言和準備行動實際上就在以色列的鼻子底下，但包括以色列總理梅厄、國防部長達楊、總參謀長埃拉扎爾和阿丹、沙龍這樣的高級軍官對此不屑一顧，盲目自信以軍可以輕易戰勝任何埃軍和敍軍的挑戰。是什麼導致這樣的盲目？

十月戰爭的教訓太慘痛，以色列在戰後組織了專門的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戰爭初期失利的原因，避免未來重犯這樣的錯誤，當然也包括追究責任。委員會由退休大法官西蒙·阿格拉納特主持，所以也稱阿格拉納特委員會，以軍第一任總參謀長亞丁也是委員會成員之一。阿格拉納特委員會最後把責任完全加在軍方頭上，尤其是軍事情報局長澤依拉和總參謀長埃拉扎爾。軍方當然要負主要責任，但阿格拉納特委員會的結論不是沒有問題的。

阿格拉納特委員會認為，以色列軍方相信，“只要阿拉伯人沒有足夠的空中力量發動對以色列縱深的攻擊，挑戰以色列空軍，只要他們沒有遠程地對地導彈報復以色列對埃及縱深的空襲，戰爭就不期望發生，”這樣的輕率的推斷是以色列遭到突然襲擊的根本原因。這樣的推斷固然是輕率的，但不是以色列輕敵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阿格拉納特委員會讚揚了達楊在1973年5月21日對總參謀部的訓話。在那次訓話中，達楊預見到夏末戰爭的可能性，下令進行戰爭準備。但阿格拉納特委員會的錯誤在於沒能區分官樣文章和過於輕敵的基本信仰，對以色列國防軍的能力過度自信，而這種錯誤態度為以色列上下全體所接受，以色列國防軍、政府、議會和各個政治黨團概莫能外。

軍事是政治的延伸，國家安全的基本判斷是一個政治判斷。鄧小平關於“世界大戰在未來30年內打不起來”，奧巴馬關於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這些都是政治判斷，有關軍事判斷是以這樣的政治判斷為基礎的，這就好比具體法律與憲法的關係一樣。軍事領導的專業判斷不能替代政治領導的基本判斷。

澤依拉在10月初的情報判斷當然是錯誤的，但這樣的錯判有其歷史淵源和現實土壤。從1948年的獨立戰爭到1956年的西奈戰爭到1967年的六天戰爭，以色列由弱到強，以軍的勝利也越來越輝煌。尤其在六天戰爭後，以色列沉浸在驚人的勝利中，確信阿拉伯人再也不敢侵犯以色列。即使有人膽敢嘗試，新增的疆界也使得以色列具有前所未有的戰略縱深，防禦態勢不可同日而語，而絕對軍事優勢依舊，因此任何進犯將都被輕易粉碎。澤依拉的情報判斷固然是錯誤的，這是澤依拉個人盲目自信和輕敵的歷史慣性使然，但這不是一個人的一時糊塗，這樣的歷史慣性遍佈以色列上下。在眾多清晰的警告跡象面前，沒有人引起警覺，沒有人質疑澤依拉的判斷。事實上，在澤依拉最後報告戰爭即將爆發後，質疑反而集中在先發制人的必要性和明智性。

對於達楊訓話也一樣。達楊警告的真正意義不在於言辭，而在於行動，尤其是後來的實際決策和事態發展。同一個達楊在幾個月後告訴以軍要準備適應縮短強制兵役、常備軍裁軍和削減國防預算的新現實，達楊關於戰爭準備的警告到底是政治家的泛泛而談，還是真實的洞察力和預見，這是值得商榷的。最大的矛盾來自於他的決定。在1973年夏，很多高級將官預定退役，結束他們的軍事生涯。如果達楊認真預見到戰爭即將到來，需要認真準備，在這個時候批准大規模高層人事變動至少是不妥的，而所有將官的升遷、調任和退休都由國防部長批准。事實上，高級軍官大規模人事變動的主要考慮之一就是當前局勢的緊張程度和戰爭的可能性。如果局勢緊張，戰爭可能性很大，新的任命將推遲（即使任命已經在先前宣佈），直到重大作戰行動不再緊迫。對於即將退休的軍官也是一樣。沙龍要是相信三個月後西奈將進入戰爭，他將毫無疑問地推遲他從南方司令部司令的位置退休。即使內定戈南接任，也會由於新人、缺乏經驗而不會在這樣的動盪時期接任指揮。達楊要是真的相信戰爭馬上就要爆發，是不會發起和批准這樣大範圍的高層調動。最低限度應該從本部門副職晉升，確保新任主官熟悉業務，保證工作的連貫。

恰恰相反，以軍高層的人事調動不僅在南方司令部，而是遍及整個軍中。沒有比這更清楚地表明，以色列軍政最高當局認定：戰爭依然遙遠。中央司令部司令萊哈萬姆·澤埃維少將在9月30日退休，由埃弗拉特准將接任；埃弗拉特准將在此前任總參作戰部副部長，他的位置在九月中由萊維准將接替；萊維准將此前任炮兵司令，炮兵司令的位置在8月底由納迪·沙羅尼上校接任。作為裝甲兵司令，阿丹計劃在10月底退休，阿丹的後任曼德勒少將已經任命。如果不是戰爭迫在眉睫，曼德勒本來已經要開始向馬根准將移交西奈師的指揮[[3]](https://undefined)。這些指揮層調動都不是從副職晉升的，有些新任甚至沒有在本專業服役過多久。他們是從其他司令部或者專業調任過來的。跨專業調動有利於軍官的全面發展，但在已知臨戰狀態下，這樣的調動至少是不負責任的。

以色列是怎麼走上錯得如此離譜的歧路的？在六天戰爭之前，以色列缺乏戰略縱深，任何邊境緊張局勢都立刻導致提高戒備。這是戰略態勢的必然，沒有辦法的辦法，所以在以色列國內被很無奈地接受了。比如在1955年西奈戰爭前夜，埃軍增強了西奈的部隊，以軍立刻動員了預備役裝甲部隊，部署到內格夫。這是很勞民傷財的過程。預備役被徵召到緊急集合地，分發軍服和武器；他們把坦克開動起來，裝滿彈藥；坦克運輸車也動員起來，把坦克拉到前線。危機過後，或者埃軍後撤了，坦克和裝備再回到軍火庫，但還是要撤下彈藥，擦洗裝備，檢修好所有需要檢修的系統，這樣才能入庫。一部分人要多留幾天，幫助軍需軍官和彈藥庫人員整理庫存，為下一次緊急出動做好準備，這樣下一次緊急出動可以更加迅速。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好幾次，有時接連三四次，在預備役的解散和重新徵召中間只間隔幾天。每次徵召不僅嚴重影響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還給預備役人員帶來繁多的個人和家庭問題。

六天戰爭之後，以色列得到了更加有利的邊界。在西奈方向，整個西奈半島成為戰略緩衝，蘇伊士運河進一步增強了以色列的安全感。在北方，戈蘭高地消除了敍軍俯瞰加利利、可以隨意射擊基布茨人們的威脅。在中部，從獨立戰爭時代就如刺在喉的耶路撒冷終於落到以色列手裏，約旦河西岸消除了海法到特拉維夫之間的蜂腰地段。約旦河對於看慣大江大河的人們來説只是一條小河溝，但畢竟是自然邊界，也大大有利於防守。總的來説，邊界拉直推遠了，離以色列的中心地帶遠了，離阿拉伯國家的首都（開羅、大馬士革、安曼）近了。以色列對於鄰國威脅的敏感性降低，以色列不再面臨國家被腰斬成兩段的威脅，也沒有了城市在戰爭爆發時就遭到炮擊的威脅。在空中，這也是以色列建國以來第一次擁有了緩衝空間，如果敵人飛機攻擊，以色列第一次擁有了充足的預警時間。在軍事上，阻擊作戰成為可能，甚至以空間換取動員預備役的時間現在都是可能的事情了。

所有這些都意味着敵人進攻將遇到更大的困難。由於阿拉伯國家在過去更好的條件下也從來沒有成功過，以軍對阿拉伯國家在新的條件下更不可能成功感到自信。開羅離蘇伊士運河只有100公里，大馬士革更近，而且在無險可守的戈蘭高地的下坡方向。戰爭對敵人的人口和政權是更大的危險，以色列有恃無恐。在這樣的背景下，以色列推斷，在沒有贏得力量對比決定性地扭轉之前，阿拉伯國家不敢發動戰爭。如果他們膽大妄為，這對他們是自殺。

當然，事情沒有那麼簡單。阿拉伯國家沒有消極地接受失敗。在常規的軍事鬥爭上無法壓倒以色列之後，阿拉伯國家轉向非常規手段，一方面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越境襲擊，另一方打消耗戰。兩者在軍事上都很棘手。反恐是勞民傷財的行動，攔截越境滲入的游擊隊更是軍事上成本很高的作戰，對於兵力弱小的以色列國防軍尤其如此。巴勒斯坦游擊隊還有有利條件：被以軍佔領土地上的阿拉伯民眾對巴勒斯坦游擊隊有天然的同情。阿拉伯人還可以把對以色列的襲擊擴大到國際上。以軍在打擊巴勒斯坦游擊隊越境襲擊方面卓有成效，在國際上的反劫機努力也取得效果，巴勒斯坦武裝分子的活動逐漸減少了，但局勢從來也沒有徹底安寧過，好在以色列可以過得下去，也沒有影響國家的發展。

在消耗戰期間，埃及佔據了主動，以軍面臨困難的選擇。這種戰爭對埃軍的兵力和火力上的數量優勢最有利，也暴露了以軍在這些方面的缺點。埃軍能夠沿着整個接觸線上密集部署，常年保持臨戰狀態，還有大量炮兵火力的支援。以軍弱小的常備軍不可能按照足夠的密度部署，漏洞百出，致使埃軍經常能夠渡河偷襲，甚至肆無忌憚地炮擊以軍的部隊。儘管如此，以軍成功地在這場漫長的對抗中堅持了下來。對於埃軍來説，在消耗戰中堅持下去就是勝利；對於以軍來説，迫使埃軍中止消耗戰就是勝利。在消耗戰中，以軍沒有得到一寸土地，但也沒有丟失一寸土地，以軍最後勝利了，迫使埃及停止了消耗戰。所以，以色列有理由欣慰：阿拉伯國家在軍事上已經沒有辦法了，他們一輸再輸，還將一直輸下去。阿拉伯國家千方百計，已經王牌盡出，使得以色列軍政當局得出根本結論：以色列的“質量優勢”不僅不在降低，反而還在增加；未來戰爭還將爆發，但在質量差距大大降低之前不會發生。換句話説，戰爭不會在眼前發生。

應該説，如果阿拉伯國家發動戰爭只以消滅以色列、收復全部失土為目的，以色列的基本判斷沒有錯，1967年後增加的戰略縱深和以軍質量優勢確實在理論上可以保證阿拉伯軍隊的失敗。但被推下戈蘭高地的敍利亞依然離以色列的加利利海和特拉維夫只有很近的距離。以軍新的停火線離大馬士革確實更近了，但這好比掰手腕子到最後多一寸少一寸的差別，如果對方出左勾拳，這點距離無關緊要。敍利亞固然無力單挑以色列，但埃敍同步進攻，就可能給以軍造成足夠的壓力，撕開足夠的缺口，危及以色列的北方腹地。固然，埃及出手的話，埃軍依然無力奪回整個西奈，但要是埃及的目標不以奪回整個西奈為目的，而是隻要登上運河西岸、站住腳就是勝利，這樣的有限戰爭是以色列沒有料到的，也是對埃及戰爭決心徹底低估的更本原因。

就這樣，以色列定下了阿拉伯國家不可能在近期內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基本判斷，這樣的有色眼鏡使得以軍對於所有跡象的觀察都扭曲了，這種扭曲的根本原因是以色列沒能理解阿拉伯國家的基本心態。在六天戰爭結束時，當時還是上校的戈南在蘇伊士運河上給兒子寫信時説到：“我希望你不用再打仗了。你父親這次把仗都打完了。”達楊也在戰爭結束後宣佈，他現在“在等阿拉伯人（來求和）的電話”。這些話似乎符合邏輯。但阿拉伯人的邏輯不一樣。在1967年8月29日的喀土穆會議上，阿拉伯人宣佈：“永不言和，永不談判，永不承認。”這不是空洞的宣言，而是準備不惜代價兑現的誓言。這本應該成為一個警告：阿拉伯國家準備付出巨大代價，但會繼續戰鬥，而且堅信他們可以付出犧牲而不會崩潰。但是以色列沒有察覺到這一點，沒有意識到即使阿拉伯國家在近期無力發動大戰，他們也不願意接受“不戰不和”的僵局。以色列沒有意識到阿拉伯國家在歷次戰爭、消耗戰和越境襲擊失敗後，他們還會尋求另一種方式。

事實上，薩達特和薩迪克的爭議正是圍繞着另一場戰爭的形式上。薩達特要國防部長明白，僵持的政治局面是不可接受的。要打破僵局，就要準備戰爭，即使不能得到無可置疑的勝利，即使埃及要承受巨大傷亡，也要打。這使得埃及的戰爭計劃在本質上就只有有限目的。他們預計到以軍即使對有限戰爭也會強力反擊，他們決定只設定有限的軍事目標，但是動用最大的力量。

但以軍對於埃及（和敍利亞）的戰爭準備麻木不仁。在埃及積極準備上百條公路和淡水運河水下暗橋時，以方只是旁觀。這些公路和暗橋離蘇伊士運河很近，或者平行。以方暗自嬉笑：“這不錯，現在我們渡河作戰會更容易了。”埃軍在蘇伊士運河河岸修築坡岸，繼續暗自嬉笑：“現在爬上對岸更容易了。”以方看着他們修築很高的加高沙土壘牆，在牆上構築觀察哨和火力點，可以越過以方沙土堤壩，觀察先前被遮擋的西奈一側。以方的反應是：“太好了，現在我們知道他們的坦克在那裏，更加容易集中以方的火力了。”以方觀察到他們在巴拉島對岸演練把兩棲裝備放到河裏，把裝甲車輛、坦克和其他車輛運送到島上，演練渡河和用高壓水槍打開沙土堤壩的缺口。以方只是想：“他們真是有很多傢伙啊！還真現代化呢！……但他們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訓練，這説明他們根本不是認真的。”

在消耗戰期間，以色列飛機偶爾受到埃及防空導彈攻擊，以軍在蘇伊士運河區和戈蘭高地的坦克也有時遭到反坦克導彈的攻擊。以色列空軍和裝甲兵正在研發反制手段，但對這些本應引起高度警覺的新進展還是不夠重視，還是缺乏緊迫感。

阿拉伯世界持續不斷的分裂狀態也使得以色列對他們的戰備不以為然。納賽爾之死和薩達特繼任的重要性被徹底忽視了。薩達特幾次宣佈發動戰爭的新日期，一再宣佈“決定性的一年”即將到來，以色列對薩達特的決心徹底失去了敏感。蘇聯顧問離開埃及的時候，以色列更自信了，得出結論：戰爭又推遲了。薩達特説埃及願意犧牲100萬人來換取勝利，以色列認為這是徹底不理性的胡言亂語，只是為了內政需要，而不是真的準備好了這樣的犧牲。以色列也不認為阿拉伯人真有這樣的犧牲精神。

國防部長達楊在4月的訓話中提到，阿拉伯人將不會滿足於僵局，局勢肯定走向大爆炸。他提到，薩達特宣稱準備犧牲100萬人，看來他願意為哪怕是有限的軍事成就付出高昂代價，這是他在國際政治中打破僵局的籌碼。但在7月份，達楊在另一次對高級軍官的訓話中指出，他預期在下一個10年裏不會有戰爭。他也對削減國防預算和縮短強制兵役的提議照單全收，因為以色列的安全形勢空前地好。另一方面，埃拉扎爾儘管也認為阿拉伯人不會滿足於有限的或者零星的行動，還是有可能會藉助“半突然襲擊”發動大戰以希望贏得什麼東西，然而他還是全盤接受了軍事情報局長澤依拉在9-10月份提交的情報評估，儘管那時“半突然襲擊”式的大戰跡象已經俯拾即是。

基於戰爭只是遙遠可能的假定，以軍當局採取了一些本來不可能採取的行動。由於新邊界大大推前，以軍後勤部門準備把大量裝備、彈藥和器材的儲存設施搬遷到更加靠近前線的位置。這可以在戰時縮短補給的距離和時間，但大搬家的過程必定造成混亂，尤其是沒有預計到搬家過程中會爆發戰爭的情況。在十月戰爭爆發的時候，很多靠前的儲存設施還只是部分建成，設施不全，有的連通電都沒有做到，器材和裝備散亂堆放，影響了後來戰爭爆發時的快速分發，影響了預備役有序完整地開赴前線。

以軍高度依賴情報部門能夠提供至少48小時的戰略預警。以軍缺乏步兵，在和平時期，輪流抽調坦克兵、炮兵填補步兵兵力的空缺，擔任邊界巡邏和警備任務。但由於實際上沒有任何預警，從南方的沙姆沙伊赫到北方的赫蒙山，以軍有很多坦克兵和炮兵在邊界上忙碌着本來應該是步兵的職責。戰爭爆發後很長時間，這些坦克兵才完全歸隊。

十月戰爭結束後，人們反思的結論之一是，如果以軍在和平時期準備更加充分一點，應該不至於在開戰的時候被打得這麼慘。這既對也不對。在六天戰爭時代，要是以軍也措手不及，結局將非常悲慘。那時以軍有三個星期的預警，這段時間被利用起來作強化準備，緊急採購裝備，檢修坦克，組織和訓練部隊。另一方面，在十月戰爭爆發時，以軍儘管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還是能夠把大量裝備良好的部隊以創紀錄的時間開進到前線。是戰略判斷錯誤導致以軍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這導致預備役開上前線時沒有做到齊裝滿員，但這不是在和平時期懈怠的原因。

如果中東局勢再次緊張，以色列的常規軍事威脅再次浮現，以軍的常備軍和預備役問題將再次尖鋭化。阿拉伯之春改變了中東政治版圖。如果以色列和埃及再次敵對，戰爭再次爆發的可能性並非不現實。阿拉伯軍隊的基本力量都是常備軍，兵力強大，而且可以常年部署在以色列的邊界上。在戰爭爆發的時候，預備役動員或者與以色列不相鄰阿拉伯國家的增援部隊屬於額外力量，但並不必要。這些額外力量可以作為第二梯隊，只需要幾天就可以趕到戰區、投入戰鬥，增加勝算。但以色列依然必須依賴預備役作為戰爭主力，對以軍的情報和預警能力依然保持最高要求。

除了在情報和戰備上杜絕再次遭到突然襲擊的可能性外，以色列在十月戰爭中最大的教訓是：以色列必須擁有可以防禦的邊界。以色列的邊界需要給常備軍以空間換時間的餘地，以爭取時間，開動動員機器，並掩護預備役開上前線。這使得中東和平進程中以土地換和平成為一大死結。埃以和約規定以色列歸還西奈，但和約也規定了埃及在西奈只能駐紮和運作保安部隊，沒有以色列的同意不得進駐配備重火力的正規軍。穆爾西上台後，西奈的武裝分子攻擊埃及邊防哨所，以色列出於邊界安全，只有同意穆爾西把埃及軍隊（包括F-16戰鬥機）重新部署到西奈和內格夫的邊界。穆爾西被推翻後，埃及政局繼續曖昧不清，但軍方背景的塞西對以色列並非福音，如果他面臨當年薩達特那樣的執政不穩情況的話，用以色列製造話題不失為政治上轉嫁危機之舉。敍利亞阿薩德政權的生存看來是保住了，但內戰沒有完全結束前，任何變數都有可能，只是具有遜尼派伊斯蘭主義背景的反對派對以色列的敵意至少不低於阿薩德，敍利亞動亂對以色列的威脅不是降低，而是升高了。從1967年六天戰爭以來，不算黎巴嫩真主黨或者加沙哈馬斯這樣的非正規武裝的話，埃軍重新進駐西奈，這是具有潛在敵對意圖和真實實力的外國軍隊第一次直接駐紮在以色列的傳統邊界。但西奈方向畢竟有內格夫沙漠擋着。戈蘭高地就不一樣了。這片居高臨下的地方面向以色列一側是陡峭的山壁，面向大馬士革的一側是緩緩降低的坡地，離海法和大馬士革都是100公里左右，也就是2小時坦克推進的距離。即使敍利亞願意訂立和約，以色列也未必願意放棄戈蘭高地。更加要命的是約旦河西岸。按照1967年前的邊界，在海法到特拉維夫之間，以色列國土的最窄處只有20多公里寬，這在軍事上是無法防守的，使得以色列不可能放棄在六天戰爭中奪取的約旦河西岸的土地。這些戰略考慮使得中東和談成為聾子的對話，但這些都是題外話了。

[[1]](https://undefined) 西方對早期米格-23需要手動控制變後掠翼、實際空戰格鬥性能頗為笨拙這一特點還不知曉。

[[2]](https://undefined) 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是亞伯拉罕系宗教的另一主要分支。

[[3]](https://undefined)如前所述，移交應該在10月3日完成，但由於前線緊張，曼德勒決定推遲移交，直到局勢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