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海霞 孟楠 | 從自在到自覺:近代新疆各民族的中華民族認同之路_風聞

基本信息

作者簡介：趙海霞，西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孟楠，新疆大學中亞研究院。文章原刊《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

摘要：幾千年的經濟、文化交流使新疆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一百多年的反帝反封建歷史,使新疆各族人民休慼與共、血肉相聯,又結成了同呼吸、共命運的親密關係。在經受血與火的洗禮、血濃於水的演化過程中,作為中華民族一部分的新疆各族人民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反對外來侵略,同全國人民一道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完成了使中華民族實體從“自在性”到“自覺性”的轉變。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的自在實體形成後,歷經秦漢到魏晉南北朝、隋唐到兩宋、元明到清等階段性的發展過程,不斷趨於穩定、強大。但因中國古代“天下體系”內存在“差序格局”,以及歷代統治階級實行分治隔絕政策,直至近代前夕,中華民族一體性一直處於自在階段。(1)近代,隨着西方列強的入侵,使得“天下體系”的“差序格局”逐漸被打破,近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輸入,使得中華民族一部分成員開始從自在階段醒悟過來,並不斷朝深層次展開。對此,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先生從民族學的角度提出了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的論斷,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2)對我們認知近代新疆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認同的歷程具有重要啓發。

新疆各民族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在我們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與其他民族一起做出了重要貢獻。新疆各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過程,也是其中華民族認同感構建和不斷強化的過程。近代在中華民族逐步由自在走向自覺的歷程中,新疆各民族與中央政權之間、與內地各民族之間的聯繫加強,民族交往增多,在政治思想上也更多受內地的影響,不斷排除“雙泛”思想的干擾,其中華民族認同也經歷着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本文利用檔案、文獻史料,分階段系統梳理近代新疆各民族的中華民族認同之路,並進一步總結其特點。

一、傳統與現代的過渡:晚清新疆各族中華民族認同觀念的萌發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中國被迫納入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話語體系之下。隨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近現代中國的疆域與國界逐步確定下來。伴隨着中國的近代化進程,西方的近代國家觀念與主權意識傳入國內,使得國人傳統的樸素國家認同受到了強烈衝擊,近現代的國家認同觀念開始形成。新疆地處中國西陲,與加速擴張的浩罕、沙皇俄國毗鄰。處在反侵略鬥爭第一線的新疆各族人民,為捍衞國家的領土完整和統一,同樣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反對外來侵略的鬥爭中,新疆各族人民對中國的國家認同,既繼承了古代的“忠君”“報國”的樸素王朝認同,也開始出現了近代意義上的國家認同意識。

1.對國家共同體的忠誠和歸屬性認同

19世紀以來,浩罕、沙俄一直沒有停止對新疆地區的鯨吞蠶食。他們借和卓後裔之名潛入新疆製造一系列動亂,或通過誘騙、武裝威逼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佔中國新疆大面積的領土。外敵的入侵強烈地刺激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激活了民族主義情緒,也滋長了共同的中華民族的情懷。這是一種與國家命運同質的責任感,也是千百年來的歷史所鑄就的對自己國家的忠誠和熱愛。他們有的雖生活困苦、流離失所、淪為難民,或身處異國他鄉,但面對侵略者的鐵蹄,他們勇敢地表達了自己對祖國的愛和對“中國人”身份的強烈認同。

據當時清政府派往伊犁附近與沙俄交涉的伊犁將軍榮全奏稱:“(1871年)俄人到伊後,該國小官等先勸歸附,阿爾瑪圖廓巡撫又約各營官員,逼令投降。各營眾官員商議,……總望中原迅來大員救拔,豈可苟順外夷。所有滿、綠、索倫、錫伯、察哈爾、額魯特各營,以及民人,並有精河土爾扈特貝勒等人眾,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3)後來,沙俄又借“散發口糧”,企圖勸服諸部歸順。伊犁各族人民再一次堅決抵制,“兵民不從,亦不領糧”,並多次派人與清朝官員和軍隊取得聯繫,表示“惟盼大兵早到,復共圖收”。(4)

沙俄侵佔伊犁,逼籤《中俄伊犁條約》。在談判中,沙俄還企圖按“人隨地歸”的辦法,將所要侵佔領土上的三萬多蒙古族和哈薩克族牧民全部歸入俄籍。蒙古、哈薩克等族人民表示“雖死不從”。在交還伊犁時沙俄還通過欺騙、恐嚇等手段,強行劫走我國伊犁維吾爾、哈薩克、回、柯爾克孜、蒙古、索倫等各族居民共十萬多人。“所遷之民,多非情願。比以限期日近,俄人在固勒札驅迫益急。其不願遷者,鞭撻立至,哀號之聲,徹於四野。”(5)有的人寧願死於沙俄的皮鞭和刺刀下,也不願離開自己的家鄉。被沙俄劫走的新疆各族人民,雖身處異鄉,但仍“不忘故土,仍歸我國”(6),他們紛紛以逃回祖國的形式表達了對祖國的熱愛和認同。從1883年開始,被劫居民從俄國統治下跑回伊犁的不絕於途。自1883年到1884年間,就有1102名維吾爾人和177名回族人從俄國逃回伊犁。1892～1893年,逃回中國的維吾爾、回等族居民就有89起,男女1007口。(7)還有哈薩克族堆三伯特率眾人回到伊犁,堅決不入俄籍,“求歸中屬”(8)。被劫走居民的不斷歸來,充分反映了中華民族巨大的向心力和各族民眾對祖國的認同。

2.捍衞國家領土主權

現代政治學認為,國民、領土、政府和主權是構成近代意義上國家的四要素。一個國家擁有一定的領土就必然有邊界。但在古代中國的傳統國家觀中,更多強調的是對其所統轄區域設立管理機構、掌握人口數量、駐紮軍隊、收取賦税等,行使最高管轄權,他們對國家觀念、領土主權、邊界等概念並沒有十分清晰的認識。直到近代,隨着國際法的傳入和國家邊界的劃定,使得中國近代國家觀念開始形成。此間,新疆各民族在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時,他們的民族意識在傳統範圍內發生了新的變化,即中華民族自覺應有內涵的國家觀念與主權觀念、領土意識凸顯出來。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簽訂後,沙俄又利用條約中“勘改”、“勘定”中俄西段邊界的條款,使用武力威脅和其他各種卑劣手段,肆意割佔我國西北邊疆七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在1883年中俄雙方談判“勘改”齋桑湖以東地區邊界時,沙俄事先出動大批軍隊侵入我國哈巴河地區,企圖迫使清政府接受以哈巴河為中俄邊界的要求。沙俄的這些侵略活動,引起當地蒙古、哈薩克族人民的強烈反對,他們憤怒斥責沙俄掠奪中國領土的罪行,指出:“當年分界之時,已將沃壤之區任聽俄人挑割,……現又聞俄人將從前既定之界又來勘分,何其貪心不足,一至於此?彼意莫非欲絕我蒙古生路,必使將來求一托足之地而不可得,情何以堪?”(9)他們堅決表示:“絕不肯將膏腴之地,讓與他國”,倘若將眾民隨地劃歸俄轄,“雖死不從!”(10)由於當地蒙古、哈薩克等族人民的奮起反抗,到處“人情洶洶,至死不肯分讓,大有濟河焚舟之勢”(11),迫使沙俄不得不降低其侵略要求,退至哈巴河西面的阿拉克別克河劃界,我方“始得挽回牧地二百餘里”。據參加過入侵伊犁戰爭的沙俄將軍捷連季耶夫記載:“在戰場上倒下的500多名伊犁軍民中,除塔蘭奇人外,還發現有很多漢人、卡爾梅克人,吉爾吉斯人和東干人。”(12)

1865～1878年,浩罕軍官阿古柏挾持和卓後裔張格爾之子布素魯克進犯南疆,建立長達十年的侵略政權哲德沙爾汗國。為保衞自己的家園,新疆各族人民與阿古柏侵略者展開激烈的鬥爭。同治五年(1866),阿古柏帶領數百人大舉侵犯葉爾羌。當地維吾爾族軍民奮起反擊,阿古柏入侵者在一片“殺死安集延人”(13)的吶喊聲中全線潰逃。烏魯木齊南山以徐學功為首的漢族民團,自從阿古柏侵入北疆後,“常以馬隊攔截安夷(指阿古柏匪徒)”(14)。

由此可知,隨着近代劃界、國家、疆域概念的進入,新疆各族人民在與列強的鬥爭中,不僅對中外民族有了感性的認識,而且也開始形成中國領土意識、中華民族主權意識、國家意識和責任義務觀念。他們不是把新疆伊犁領土的丟失僅僅看成是新疆的問題,而看成是中國和中華民族存亡的問題。外敵入侵面前,為了保護共同的家園,新疆各民族多元一體觀念得到加強。正是在新疆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同抵抗下,才使得沙俄、浩罕屢次對新疆的侵犯才最終沒有得逞。

3.協助清政府抗擊外敵

同治三年(1864)前後,蒙古族僧侶棍噶札勒參由甘肅來新疆各地説法誦經。目睹沙俄屢屢侵犯我國主權,陰謀佔領塔城地區。棍噶札勒參召集僧眾和蒙古騎兵,與清朝軍隊一起固守塔城。同治十年(1871),清政府因其“始終出力,報效國家”,封其“呼圖可圖”(聖人、活佛之意)名號。(15)光緒元年(1875),清政府派陝甘總督左宗棠督辦新疆事務。左宗棠調兵遣將,採取“緩進速戰”之策,收復失地,驅逐入侵者。清軍所到之處,新疆各族人民“或為嚮導,或隨同打仗”(16),協助清軍收復新疆。光緒三年(1877)四月十四日,劉錦棠率所部自烏魯木齊出發,十六日夜圍達坂城。城內維吾爾人民冒着生命危險,潛出城外向清軍報告消息:“安夷(阿古柏匪徒)待援不至,現議突圍而走”。(17)清軍加緊進攻,激戰三天攻克達坂城。對此,維吾爾文史書也有相關記載,“沒有一個城鎮向皇帝陛下的大軍射過一粒子彈。相反,很多城鎮的好人還為皇帝的大軍做了力所能及的事”(18)。阿古柏反動武裝力量潰不成軍,節節敗退。同年八月,清軍繼續向南疆進發,緊追逃寇,深受阿古柏匪幫奴役和殘害的維吾爾、回、柯爾克孜等族人民,紛紛起來協助清軍。在維吾爾、回、柯爾克孜等族人民的協助下,清軍終於1878年1月收復新疆。

1889年後,隨着俄、英爭奪帕米爾鬥爭的激化,沙俄為確立自己在帕米爾地區的霸權地位,先後派遣以揚諾夫為首的侵略軍,非法入侵帕米爾地區,並盜走蘇滿塔什的乾隆紀功碑。面對揚諾夫盜碑的卑劣行徑,帕米爾地區的各族人民,同裝備精良的俄軍一方面進行頑強的鬥爭,同時他們協助清朝軍隊構築工事,傳送情報,並以行動向沙俄侵略者證明了“中國人是優秀的射手”(19)。

綜上所述,鴉片戰爭後伴隨着帝國主義對中國新疆侵略的日益加劇,新疆各族人民概莫能外地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奴役,中國開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使長期處於自然狀態的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發展歷程被中斷了,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血肉關係已經將新疆各民族凝聚為一個牢固的整體。為保護共同的家園,新疆各族人民並肩作戰,相互支援,休慼與共,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念得到加強,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逐漸開始萌發。

二、精英認同:辛亥革命時期新疆各族中華民族認同的覺醒

清朝末年,隨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不斷加深,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思想也在社會中不斷發展壯大。1911年,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人士領導和發起武昌起義的炮聲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1912年2月12日,清宣統皇帝退位,不僅宣告了延續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傳統國家政治認同形式終結,也標誌着中華民族作為一種傳統“自在”的國族認同形式,已經到了必須要進行革新和“自覺”的生死存亡時刻。(20)1912年1月,孫中山在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宣佈實行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政體後,在《對外宣言》上首次使用了“中華民族”的稱謂和提出“五族共和”的理念,號召以民族平等、團結來達到民族融合和民族和諧,説明中華民國代表當時中國民族的團結和祖國的統一,也標誌着長期以來中華民族由自在的統一體向自覺的民族統一體過渡的完成。(21)

辛亥革命的風雲激盪着全國各族人民,處於西北邊陲的新疆各族革命黨人,亦建立“五族共進會”,並先後發動了“迪化起義”“伊犁起義”,成立伊新大都督府,最終迫使清王朝在新疆的統治退出歷史舞台。從此,新疆各族人民不再是清朝皇帝統治下的臣民,而是中華民國法定意義上的公民。此間,新疆資產階級革命派所宣揚的“五族共和”思想及其在此基礎上建立的“伊新大都督府”頒佈各項民族政策,加深了新疆各族人民對近代“國家”“民族”的認同,對近代“中華民族”的建構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方面,革命黨人以《伊犁白話報》為主要宣傳陣地,用漢、維吾爾、滿和蒙古四種文字出版,深刻揭露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大聲疾呼籌還“國債”,收回國家主權,而伊犁則“要爭各省之先步”(22)。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屢向新疆各族人民痛述,我們中國有萬里大好河山、四億民眾,假若不能與世界各國比肩稱雄,則是我們做國民的恥辱。革命黨人還疾呼新疆雖遠離內地,同時伊犁又是新疆的一個犄角,但外有沙俄虎視眈眈,我們絕不能置若罔聞,得過且過。在帝國主義的侵略面前,新疆各族羣眾要萬眾一心,奮力抗敵。另一方面,革命黨人還採編許多新疆各族人民愛國、救國活動的相關材料進行宣傳,以此激發新疆各族人民的愛國熱情。儘管當時伊犁各族民眾尚不能將帝國主義對祖國侵略的不斷深入與清廷的日益腐敗相結合來認識國家被蹂躪的命運。但革命黨人用自己的行動,成功地將新疆各族人民團結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鬥爭的旗幟之下,激發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愛國熱情,促進了各族人民現代國家認同意識的進一步覺醒,中華民族向心力進一步增強。

1909年10月,革命黨人在陝甘大寺召開籌還國債大會,新疆各族人民羣眾踴躍參加。在會上,革命黨人楊纘緒發言慷慨激昂,厲訴帝國主義侵華罪行。一時羣情激憤,極大地激發了新疆各族羣眾的愛國熱情。勸募開始,參加大會的各族羣眾紛紛解囊捐獻。當場有回族周姓孀婦捐獻金鐲子一隻,又有革命黨人陸子山因家境貧窮無實物可以捐獻,當場以刀砍去手指,以此表明自己的愛國決心。回族知識分子韓玉書也上台沉痛陳詞,“從前勾踐不忘會稽之恥,卧薪嚐膽,生聚教訓,終於滅吳;我國甲午戰役,雖受挫於日本,但民氣不餒,自有奮起圖強之日……”(23)此外,察哈爾、額魯特及哈薩克各部也不甘落後,爭先進行捐獻,支持革命。

1912年6月,于闐策勒村各族羣眾因不堪沙俄駐喀什領事指使下的俄商約色依提無理打死我國羣眾和士兵的罪行,憤起反擊,殺死沙俄侵略者,焚燒色依提的宅院,搗毀沙俄非法設立的商務機構,給沙俄侵略者以沉重打擊。1928年,國民政府雖然完成全國形式上的統一,但軍閥割據所形成的地方軍事勢力依然存在,政局變幻,戰亂頻起,外敵更是虎視眈眈。面對內憂外患的國家局勢,新疆回部八王公(24)積極上書建言獻策,給南京國民政府呈上《回族勸告書》,建言政府“申明大義,通電全國,無論何黨、何派,凡系國人,均應化除私見,共濟大同,內謀建設,外圖抵禦,戮力同心,共商國政”。“我回族亦五族之一分子,國家存亡榮辱有關。敝部各王公將領愛國之心不後於人,一旦國家有事,願徵精兵至貳百萬,以備國防、援助政府而強我中華神州”(25)。《勸告書》中不斷出現的“回族亦五族之一分子”“國家存亡榮辱”“愛國”“中華神州”等字句,既表達了回部王公對國家所面臨的內憂外患焦慮萬分的拳拳愛國之心,同時也明顯看出新疆少數民族精英階層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的發展軌跡。他們不再僅停留在對傳統王朝國家的忠誠,而是希望作為中華民族中的一分子、國家中的一員來參與到新的國家治理當中。

可以説,辛亥革命不僅是近代中國政治重建與國家轉型真正意義上的開端,也是中國近代民族關係建構和國家認同的新起點。儘管辛亥革命在新疆最後以失敗而告終,但它對於加強新疆各族人民對近代“國家”“民族”的認同,激發新疆各族人民的愛國熱情,促進各族人民國家意識的覺醒產生了重要影響,中華民族向心力進一步增強。包爾漢在回憶哈密維吾爾農奴起義時稱:“一位維吾爾族朋友説,在這幾百年裏,極不平凡的兩年是1911年到1912年。其所不平凡的是: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這兩年無論在烏魯木齊、伊犁、南疆,尤其是在哈密發生的重大事件,已經不是民族間的戰爭或仇殺,而是各個民族中的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們起來反抗本民族中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在這些反抗運動中,不同民族的底層,有時還互相支援,打擊他們的共同敵人。”(26)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新疆廣大各族民眾仍然停留在傳統的“王朝認同”意識上,只有一部分各族上層精英分子、革命派的思想已經發生轉變,從傳統的王朝認同轉為對現代國家“中華民國”認同。當民國初年中華民族自覺意識藉助“五族共和”理論,並通過革命黨人、知識精英、社團的努力向新疆各民族全體成員播散之際,後因新疆在楊增新、金樹仁的統治下,新疆與內地交流的受限,又受到“雙泛”思想的干擾和影響,致使中華民族自覺在橫向範圍擴大和縱向層面的深入方面都不能順利地展開,新疆各族對共和的政治認同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基本處於鬆散的聯合狀態。

三、大眾認同:抗戰時期新疆各族中華民族認同意識的全面覺醒

如果説晚清、辛亥革命時期新疆各族現代國家的認同主要是各族部分上層、知識分子、革命派等,那麼抗日戰爭則徹底改變了人們的家國觀念,建構了普通中國人的現代民族國家認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及伴隨而來的各種暴行,激發了中國各民族國家意識的成長,極大地改變了我國各階級、階層、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民族危亡的巨大壓力促使人們在許多重要問題上迅速取得共識,走向一致。作為大後方的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戰熱情更是空前高漲,成立各種羣眾組織,動員全疆人民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線。在抗日戰爭中新疆各族人民所表現出來的愛國熱情,充分表現了在國家危難面前,新疆各族人民的國家認同意識得到全面覺醒,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觀念深入人心。

首先,抗日戰爭時期新疆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的中華民族認同意識普遍覺醒。在中國共產黨主張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新疆各族人民在抗日救亡中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及歸屬於其中的身份感意識得到強化。新疆各種社會力量出現了空前的團結。無分男女老幼,無分階級階層,無分貴賤尊卑,在空前的民族災難之中形成了全民奮起。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全力支援抗戰。

在和田,維吾爾族貧民艾沙,“欲為前防將士捐助銀兩或物品,因家貧無力,不能達到目的,願將一十八之子於素甫捐送前防,以力抗戰日寇,犧牲國家,以順其願。倘其子不忠實抗戰,打倒日寇,即系不孝,如無該子,寧死不見子面”(27)。温宿縣,維吾爾族農民巴海巴依在臨終前不忘囑付其子沙海阿訇將自己朝貢路費2700萬銀元的一半捐助給前方抗日將士,希望“前方能多買幾種槍彈,多殺幾個敵人,好給我們中國報仇等語”(28)。在哈密,艾山洋行經理吾甫阿吉,自動捐助銀一千五百萬兩。(29)塔城地區俄羅斯族醫生格林根雖一直以行醫為生,本身並不富裕。但面對國家、民族危亡之時,他不僅用“藥資數十萬兩捐助救國”,而且還將自己節省購得的二十五頭牝牛捐出,請求政府作為藥資轉送前方醫院,以表達他對前線作戰將士的敬意。(30)1944年,綏來縣政府組織宣傳隊分區進行一縣一機運動募捐。常年身居山林的哈薩克族孀婦嘉義克“當場自動慨獻重五十兩元寶一顆”(31),用以支援抗戰。回族紳商楊錦候更將自置的昌吉地畝變價為省票銀二百五十萬兩,作為抗日捐款。(32)迪化普通市民魯秀貞拿出500元,用以支援當時正在開展的“文化勞軍運動”(33)。

在他們當中,不僅有大批愛國的各族政治精英、知識分子、商人、學生,還有分佈全疆各地的各族普通民眾等,他們始終與祖國同命運、與中華民族共存亡,以滿腔的愛國熱情積極投身於抗日圖存的革命洪流中。這些均體現了在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面前,新疆各族同胞舍小家為大家的愛國主義情懷。1938年3月15日,迪化市俊興德商號的蔡連俊在寫給新疆民眾抗日救國後援總會的一封信中稱:“商民雖學識短淺,然抗日救國之心決不浚人,誠以爭取中國解放乃全民之責,不能親赴前線與敵人作殊死鬥爭已有虧國民之天職,若再安居後方不關心國難,甚至仍存自私自利之心,以為死難有人我可坐享其成,將何以對死難之同胞,將何以為中華之民族。商民本此良心,謹由俊興德號內自本年四月一日起每月捐助省票一百萬兩,至抗戰最後勝利之日為止。”“按月支送,不勞來取。”(34)信函不長,也沒有晦澀或華麗的語言,但它卻真實地顯現了一位商人抗日愛國的拳拳之心。1938年4月,留塔什干醫科學生劉德俊、張悟、鄭淑芳等雖然因在外求學不能親臨抗戰前線,但將節省下的6400盧布作為抗日救國費寄往抗戰前線。(35)

抗日戰爭時期,諸如上述能反映出新疆各族人民對祖國的認同感和熱烈的愛國之情的感人事蹟還有許多,國家危亡之際,他們舍小家為大家,捨棄對個人的孝,盡全對國家的忠,慷慨解囊,同仇敵愾,主動以國家主人翁的姿態共擔國難,為愛國救國獻出自己的力量。“中華民族”“中國”“祖國”“國民”等詞在不同階層民眾言語當中頻繁出現,充分説明他們對中華民族、對國家的認同已得到進一步昇華,並深入人心。

其次,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已經成為新疆各族人民的共識。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新疆的各民族擯棄前嫌、同仇敵愾,出現了空前團結的局面,維護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成為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心聲,1938年,正當抗日戰爭如火如荼的時候,新疆召開了全疆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新疆各族代表就抗戰局勢紛紛發表看法,言語中流露出了對侵略者的憎恨和對祖國命運的擔憂,紛紛表示要起到代表的作用,回去後發動自己所在地區的羣眾支援抗戰。

于田縣一位維吾爾族代表堅定地説:“于田是中國的地方,我們是中國人,不能因為地方遠,就不負起救國的責任哪!我們回去要宣傳,要募款捐助政府,救了國家才能永遠過太平日子啊!”(36)喀什疏勒縣農民阿特漢説:“我們對詳細情況雖然不很清楚,但是我們知道日本鬼子是可恨的!我們當地農民都知道。”並且表示,回去後要把大會上得到的消息傳達給村民,“呼加爾(農民)也是中國人,也要救國啊”!(37)新疆錫伯族首善説:“別看我們這一小族,我們一定為國家貢獻力量。”(38)回族大阿訇馬良駿説:“我們只有一個敵人——日本,我們要一致抗戰。我雖然是一個將近七十歲的老朽,我願意率領全疆的回族同胞為救祖國而戰。”(39)

在全疆代表大會上,各族代表發自肺腑的言語,充分體現了新疆各族人民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所表現出的崇高愛國熱情和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在反帝愛國的旗幟下,新疆各族人民團結起來進行抗日。正如新疆駐南京政府代表張元夫所言:“在此全面抗戰時期,新疆民氣極激憤,即一般回民現亦恨敵入骨。回漢兩民族界限已剷除,抗戰情緒熱烈,而地方與中央尤能完全一致,決心在全國最高領袖領導下對敵抗戰。”(40)在與其他民族聯合的過程中,進一步促進了各民族間的交流與互動,提升了新疆各民族對民族共同命運的認識,推動了民眾對國家認同意識的覺醒。這是新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意識覺醒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的一個重要標誌。

第三,反對民族分裂,維護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肢解中國是日本的既定國策。侵佔東三省後,日本多次派間諜來新疆廣泛蒐集關於新疆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民族、資源等方面情報的同時,不惜歪曲新疆歷史,與新疆的民族分裂勢力勾結,大肆宣傳泛伊斯蘭主義思想。抗日戰爭時期,在以英國為代表的境外勢力的支持下,新疆先後出現了多個民族分裂政權。如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和闐成立的伊斯蘭教國、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建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麥斯武德、艾沙等分裂分子妄圖在新疆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等。在民族分裂勢力面前,新疆大多數各族羣眾發揚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做到以國家利益為重,以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領土完整為己任,同民族分裂勢力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在新疆少數民族羣眾的反抗聲中,各種分裂政權均以失敗而告終。抗戰時期,新疆少數民族羣眾與分裂勢力進行的鬥爭,不僅鞏固了各民族之間的團結,更是在國家危難之際確保新疆沒有從中國分裂出去。這是新疆少數民族人民在抗日戰爭時期國家認同的集中體現。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國家危難面前,全疆範圍內興起了支援前線、抗戰救國的熱潮。這種抗戰救國的熱潮超越了民族、階層、地域的侷限。有的是在已經覺醒的本民族上層的呼喚下覺醒的,有的是在中國共產黨及知識分子的組織或救亡呼喚下覺醒的,有的是對各民族近代以來與其他民族共同抗擊外敵入侵的鬥爭中形成的共同的歷史記憶。不管是何種形式,它們都是中華民族一體意識自覺的表現形式。這些行為不斷地催醒着他們的中國意識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逐漸打破原有民族之間的隔閡與封閉,並自覺將本民族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連接起來,以強烈的中華民族憂患意識支援抗戰。國家觀念得到了進一步的昇華,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

餘論

時至今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業已形成。中華民族由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已成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回顧近代新疆各族中華民族認同意識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中華民族認同之路的基本特點和歷史演進邏輯。

1.從思想觀念的角度看,近代新疆各民族的中華民族認同意識經歷了從生成、覺醒和不斷深化、強化的曲折發展歷程。中國近代史是中國各族人民抵禦外敵入侵的歷史,同時也是各民族中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意識轉型發展的縮影。在與列強的對抗中,新疆各民族被歷史推向抗擊外敵的前沿。新疆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經歷了從自在到自覺,從萌芽、覺醒到全面覺醒的過程。雖然其中交織着統一和分裂的較量,但近代中國政治命運的一致性就像一劑凝聚劑黏合了新疆各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培育起來的國家意識,並在外敵的壓力作用下,新疆各族人民抗擊分裂勢力,為生存去追求更高層次上的大一統。換言之,新疆各民族的中華民族意識是在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立和民主革命的前進過程中不斷鞏固和提升的。

2.從社會接受角度而言,新疆各民族的中華民族意識經歷了從少數人的精英思想到最終得到社會各階層廣泛認同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倚仗其堅船利炮一步步打開中國的大門,邊疆危機使清政府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國土喪失,主權破壞,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亦喚醒了新疆各民族一部分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他們開始表達愛國立場,併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積極開展各種反帝運動。這是新疆各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初期。辛亥革命期間,受到革命黨人的影響,越來越多的新疆各族精英階層積極參與到各種進步運動中。資產階級革命及其所帶來的“中華民族”“五族共和”的理念成為新疆各民族中華民族認同意識覺醒的思想基礎。到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新疆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得到了全面的建構。新疆各族人民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抗日救亡運動,並在各民族間深入宣傳中華民族團結救亡的思想,使新疆各族民眾的愛國精神、國民意識均有了全面的提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得到進一步深化。

3.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新疆各民族始終有着凝聚中華的強烈趨向。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新疆各民族作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成員中的一員,始終有着凝聚中華的強烈趨向。新疆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匯聚的地區,民族和文化的多樣並未導致新疆各民族的離散和分裂,他們對中華民族和統一的多民族祖國始終有着強烈的內聚力和認同感。如生活在塔爾巴哈台地區的土爾扈特蒙古,於明朝末年遷到伏爾加河下游一帶遊牧,後因不堪沙俄政府的剝削和壓迫,在其首領渥巴錫的率領下,土爾扈特蒙古不遠萬里,打破沙俄數萬軍隊的圍追堵截,扶老攜幼,歷經艱險,於1771年迴歸祖國。1864年沙俄逼迫清朝政府簽訂《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強行割佔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屬於我國的44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生活在當地的哈薩克族阿勒班部也被迫淪入俄國統治之下。首領塔扎別克熱愛自己的祖國,不甘受沙俄的奴役,帶領部民,日夜兼程,終於回到祖國的土地。伊犁收復後,沙俄又擄掠伊犁大批人口,但伊犁各族人民不願做沙俄的奴隸,他們用逃回祖國的實際行動,表達了對祖國故土的熱愛。1944年,蒙古族巴音大拉等人因阿山事變由霍布克逃難外蒙古,飽經艱苦,後“仍不忘祖國,冒險跋涉內向”(41)。可以説,新疆各民族用自己的行動所表現出的不畏強暴、不怕犧牲的堅強意志和思念祖國故土的愛國熱忱,體現出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向心力、凝聚力。

不斷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根本就在於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42)長期的經濟、文化交流使新疆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一百多年的反帝反封建歷史,使新疆各族人民休慼與共、血肉相聯,又結成了同呼吸、共命運的親密關係。在經受血與火的洗禮,血濃於水的演化過程中,作為中華民族一部分的新疆各族人民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反對外來侵略,同全國人民一道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完成了使中華民族實體從“自在性”到“自覺性”的轉變。當前,我們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中華民族正處於走向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只有不斷推進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才能使每個民族、每個公民都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共享祖國繁榮發展的成果。

註釋

1高翠蓮:《清末民國時期中華民族自覺進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