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漢代至今都有國企_風聞

鄭永年

導讀

1月11日，在廈門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高端論壇上，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教授作了題為《中國的資本結構與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的主旨演講。

鄭永年現任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教授，《國際中國研究雜誌》(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和《東亞政策》(East Asian Policy)主編，羅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國政策叢書》(China Policy Series)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World Scientific)《當代中國研究叢書》(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編。

先後獲中國北京大學法學學士(1985)、法學碩士(1988)、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碩士(1992)、博士(1995)。1995-1997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

歷任中國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助教、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先後任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麥克阿瑟基金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2003-2005)研究基金研究員。

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近年來，先後出版專著數十部,其中，英文著作8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問道者

廈門大學經濟學科**《商道》**編輯部

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關鍵在於兩點，即**體制創新和技術發展。**技術創新與體制發展是相關的，如果沒有體制創新，那麼技術的發展就很難，即使技術發展了，很多的技術也用不上。

現在中美貿易戰，美國一直要求中國進行結構性改革，我們自己很多年來也説要進行結構性改革，那麼到底中國的結構是什麼呢？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貿易，可以從這個結構進行改革，也可以從工業結構改。

但在中國，最重要的就是資本結構，官方的定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外一種是説法是混合經濟，包括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外資等。但是按這個標準，好像世界上所有的經濟都是混合經濟，法國第三部門的國有比重可能比中國還大。

因此，**混合經濟也不能説清我們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經濟。**西方現在説中國的經濟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個邏輯是不對的，中國的民營經濟已經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從漢朝以來的資本結構，從漢朝到現代，中國永遠是三層資本結構，頂層是國家資本，底層是大量的中小型企業為代表的民間資本，中間是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互動的一個區域，就是現在説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漢朝到現在兩千多年來，大部分時間都是這個資本結構，在大部分時間，這個三層的資本結構都非常穩定。

在中國，國有資本要負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所以西方人稱中國是“水利社會”，這些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高鐵等私人部門做不了的項目，現在的國有企業還要提供公共服務等一些其他的作用，同時，底層的民間資本是創造能力最強的。

中國的儒家講究“士農工商”，把“商”放在了最後面，但是它是最有活力的，中國到了宋朝，商業非常發達，但是為什麼沒有產生資本主義，因為對於儒家來説，農業社會是最符合它的統治。

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互動的中間層也是很重要的，這三層資本結構，每一層都有它的作用。從這樣的資本結構來反思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可以找出一些符合中國自身的結構。

像廣東、浙江這樣經濟發達的省份，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強，互相配合；有些省份，比如説東北，就是國有企業太多，民營企業沒有足夠的空間。

對於中間層，在一些領域內，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做不到競爭中性，所以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要分工合作，即在某些部門讓國有企業起主導地位，有些領域讓民營企業去做。

有人説應該向新加坡學習，但是新加坡和中國不一樣，新加坡是城市國家，不需要有完整的國民經濟產業，中國則需要有一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

現在，很多中小企業從國有銀行借不到錢，光靠政府呼籲國有銀行給中小企業貸款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大的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肯定是大的國有企業和大的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拿不到錢就走向P2P和影子銀行，但是這些是很難被監管的。

在大型國有銀行之下，成立大批服務於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才是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