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龍與扎克伯格的沉思_風聞

文|吳俊宇

孩子長大之後，它的成長軌跡往往是不受家長控制的。

身為家長，只能修枝剪葉，在適當的時候輕輕用手改變軌跡。僅此而已。

張小龍被譽為微信之父，扎克伯格則是臉書之父。兩位父親對自己正茁壯成長的孩子都充滿一絲憂慮。

因為他們都不清楚，孩子的未來究竟會通往何方。

2020年的修枝剪葉，或許預兆着下一個十年社交媒體的新方向。

一

張小龍通過視頻發表2020年微信公開課演講時提到了提到了“社會關係的擴大和複雜”這個問題。

之後的第二天，扎克伯格宣佈放棄年度個人挑戰，他決心打造全新的私人社交平台，解決代際問題，形成新的數字監管方式。未來10年，他的目標之一是改進社交媒體的私人化互動。

但是和扎克伯格的選擇截然相反，張小龍希望打破5000人好友的限制——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好友，但也促使微信要擴大好友數目。

好在張小龍具備敬畏之心，他在做出這個決策之餘説到了這樣一句話：

它帶來的影響，説實話誠惶誠恐，我們會反覆思考。

如果對比扎克伯格和張小龍這兩年來的很多語言會發現，這兩位全球最大社交媒體的掌舵者都在試圖合上潘多拉的盒子，馴服愈加失控的社交媒體。

回顧過去兩年這兩位掌舵者的目標會發現很有意思。

2018年，扎克伯格的目標是“修理”Facebook，在那一年，他必須解決圍繞着選舉影響和隱私權等重大主題出現的一系列問題。

2018年，張小龍提到，如果只是從利益的角度出發，可能會讓產品越走越偏，變成只是一些利益的堆砌，失去產品更本質的東西。

2019年，扎克伯格發起了一系列關於科技在社會當中角色的公開大討論。

2019年，張小龍則是倡導放下手機，多和朋友見見面。

顯而易見，張小龍和扎克伯格都在思考社交媒體的未來形態。

二

二十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是社交媒體氾濫的十年，在這十年裏我們一開始對社交媒體充滿好奇與嚮往，然而卻漸漸發現社交媒體也帶來信息過載等一系列問題。

社交媒體氾濫非常確切地正在帶來真實人際關係疏遠。人們不斷在社交媒體上看到奇怪的生活方式——他們打着自由的旗號，傳遞着讓總感覺哪裏不對的價值觀。

這裏面充斥着性、拜金、炫耀、異化，當有人表達質疑時，對方用一種不容置疑的語氣指責你，甚至不斷潛移默化侵蝕你原有的價值判斷。

思潮與思潮之間的博弈讓人不斷產生疑惑，自己到底應該堅信哪一個理念——因為每個理念的倡導者都採用着絕對化的語氣，不斷煽動自己的信徒，讓自己的聲音無限放大。

但那些更含蓄、更內斂、更思辨、更充滿自我懷疑的聲音在激進、絕對的聲音面前顯得軟弱無力。

我們卻往往會忽略，這種聲音可能更值得不斷回過頭來仔細咂摸。

不斷在有聲音説，人的價值和尊嚴來源於社交關係的重建——我們需要走入真實生活，和一個個真實的人展開面對面的社交。

過去十年，我們使用社交媒體帶來的關係是碎片化的。

你可以和A聊文學，你可以和B聊電影，你可以和C聊音樂，你和可以D聊哲學，你可以和E聊工作，你還可以和F聊政治。

ABCDEF就像是碎片，拼接成了一個手機裏虛幻的人，每個人都如同工具一般滿足自己的某一方面的需求——我們面對着冷冰冰的手機微笑，卻總懶於和真人在線下見面。

在各種虛幻的關係中，毫無負擔，也可以隨時逃離——假裝沒看到消息就好了，只要不在其他社交平台上出現，沒人知道你到底是在工作還是在睡覺。

高效的連接甚至可以讓人在1分鐘內同時和人聊工作。在信息的狂潮之中我們如同一隻鴨子，喉嚨被塞上了一根水龍頭，這根水龍頭不斷灌入源源不斷的內容。

我們未經篩選、咀嚼、思考遍把這些內容全部吞下。我們都沒有精細化吸收，這些內容便又如同黑洞一般被排泄了。

空空如也的腦子似乎如同一根管道。

虛幻的互動漸趨增多，真實的互動卻愈加減少。然而遇到真正的問題時，卻往往需要尋求身邊人的幫助。

還是回到人類學家項飆所説的人的價值和尊嚴，並不在於所謂社交、外賣、支付手段帶來的所謂“更便捷的生活”，它源於“人際關係的重建”。

因為人類回到萬年之前，我們的心智模型就是面對面溝通，眼神與眼神傳情，手勢與手勢交互——而不是面對機器傻笑。這其實也是張小龍所憂慮的問題：

這在歷史上，甚至十年前，都是難以想象的。人們真的能駕馭這種信息互聯嗎？還是説，技術在引導甚至控制人們的生活方式？

三

歷史往往由一系列前進與修正構成。

1月7日，《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篇名為《Facebook稱將禁止“深偽”視頻》的文章，文章指出Facebook仍是分享虛假政治故事的最大平台，因此在新型數字操縱方法被廣泛傳播之前，發現並制止它們尤為緊迫、至關重要。

1月8日北京時間，美國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下的數字商業和消費者保護小組委員會就“美國面臨的風險：數字時代的操縱和欺騙”舉辦聽證會。

是的，過去十年社交媒體帶來了虛假消息的泛濫，這也是為什麼張小龍會在今年強調信息被動獲取環境下的如何尊重用户的問題，用他的話來説：

推送什麼信息，決定了用户會看什麼信息，決定了他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裏。這是一個我們要經常思考的問題，也是我們在努力的方向。

信息的治理是必然的。

上一個十年社交媒體氾濫帶來的信息過載接下來會不會使得更私密的社交工具誕生，人們因此可以通過圈層化的社交方式，回到更窄、更小圈層的社交之中？

不好説。我們並不知道確切的答案究竟是什麼。

《瓦爾登湖》的作者亨利·梭羅在美國19世紀工業革命機器聲轟隆隆響起時躲進了瓦爾登湖，通過迴歸田園牧歌的方式尋找內心的寧靜。他在書中寫道：

我們彼此以隨機的方式聯繫太多，如果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錯，我們將不能夠彼此尊重。廉價的社交使我們活得太過擁擠，要想發現彼此的價值，我們需要拉開自己與他人、社會的距離。

是的，上一個十年我們活得太擁擠。下一個十年，我們希望活得更真實。

不知道社交媒體，能否提供更親切的真實。

張小龍和扎克伯格，下一個十年，或許會給出更好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