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是電影大國了，接下來要做到電影強國_風聞

這些年來，我國的電影發展一直充滿活力、生機勃勃，無論是片子的產量還是年度總票房，都在連年增長。剛過去的2019年也順利完成任務，保持了增長勢頭。我們也相信在無數電影人的共同努力下，這個勢頭還能保持許多年。

另一方面，電影是展現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之一，如今有許多國家通過電影來展示自己國家人民的生活和價值觀，同時獲得經濟收益和社會效益，實現一種文化輸出。但需要承認的是，我們的電影在文化輸出上至今缺乏競爭力。既沒有向世人很好的傳遞當代中國人民的形象與觀念，也沒有獲得過突出的海外票房成績，和國內市場一片繁榮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海外成績一直不樂觀

所以在進入全新的20年代後，我們有必要在電影發展方面多關注文化輸出能力，想辦法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用電影來建立國民形象，傳播國家文化，使得電影能更好地發揮其作為文化產品的作用力，為國家文化輸出做出獨有的貢獻。

電影輸出的現狀過去的2019年不乏單片爆款電影，像《流浪地球》和《哪吒之魔童降世》都在同年內接連搶佔歷史票房亞軍的寶座，這樣激烈的競爭讓我們看到後感到安心與愉悦。因為它宣示着國內電影市場依然有活力，依然有競爭力，依然存在無數的可能性值得電影人探尋。

可即便是這樣的爆款電影，海外成績也與國內成績差距懸殊。據有關媒體統計，《流浪地球》的海外票房有4500萬人民幣，《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海外票房有近300萬美元。其實從中國電影的海外票房的平均水平來説，這兩部電影都已經算不錯的了，但他們的海外成績依然不能超過國內成績的1%，這樣的比例差不斷地在提醒着我們文化輸出能力的不足。

其實不只是過去的2019年，一直以來我們電影的海外成績就不夠理想。究其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國家對於進口影片份額一直有控制，對國產片實行了保護。這樣的舉措確實幫助到了本土電影發展，電影的產量和票房都能連年提高，並在短短十幾年內就取得了現象級的發展。但是從國際上看，我國電影一直沒有足夠的影響力。

這個問題其實也引起了許多國內電影公司的重視，他們也都努力想要做出改變。比如早在2010年，我國電影行業兩大頭牌公司華誼兄弟和博納分別獲取了美國華獅電影20%的股份，目的就是追求國產電影在美國的發展與同步上映，可遺憾的是一直沒有取得理想成績。像《唐山大地震》在國內屬於名利雙收的佳作，當年不僅擁有6.7億的高票房成績，也有豆瓣網近8分的大眾好口碑，但是在美國同步發行後票房僅取得6.3萬美元。

或許因為《唐山大地震》的題材太過本土化，要做到文化輸出十分困難，可是同樣出自華誼兄弟的喜劇電影《非誠勿擾2》在《唐山大地震》後也僅有42萬美元的北美票房。因此這絕不是單純的題材問題，而是電影工業的總合問題。即使是像馮小剛這樣的國內常駐票房冠軍，也很難在海外市場兩開花。

文化資本不夠成熟導致文化輸出不利

《社會科學研究院》雜誌曾經指出，中國電影產業急需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文化資本衍生力不足，文化資本的形態不確定。在電影生產中，文化資本以三種形態呈現：作為生產者文化能力的具體形式、影片存在的客觀形勢、有關評價體系的體制形勢。文化資本在平時容易被我們忽略，但它卻在根本上塑造了電影產業的形象。

首先説文化資本在電影生產者身上的形態，它包括了導演、製片、演員、編劇、攝影、美術、剪輯等主創。電影是一個集體合作的工業品，不同的生產者承擔不同的創作責任，而這其中無疑是導演起到中心作用，掌控全局。我國現在的主流導演分為兩類，首先是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為首的“經典導演“，他們在中國電影發展歷史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有過輝煌的藝術成就，也常年能夠進入國產電影年度票房前十位，時至今日也擁有號召力。其次是周星馳、徐崢、吳京、姜文等”中堅導演“，他們都是在近10年電影飛速發展開始取得現象級的成績，在新興電影市場競爭中獲勝的佼佼者。

而這些導演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其實就決定了他們的電影作品的文化輸出能力。可以説第五代的經典導演們曾經在亞洲範圍內產上過較大影響，在國際市場有過一些影響，而中間導演們目前仍然亟需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才能實現作品的文化輸出。

許多年過去了，最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導演還是張藝謀

然後説文化資本在客觀形勢上的形態，既是影片本身的影響力。自從2002年國家允許私營企業投資電影以來，電影產業就走上了不斷增長的“高速公路“。截止2019年，我國上映的國產故事影片已經近10000部，是一個十分值得驕傲的成績。但這裏面能夠引起廣發市場效應的只有極少部分電影。根據統計，從2002年到2019年，每一年的票房冠軍的總成績，佔據了國產電影票房歷史總額的10%以上，這也側面證明國產電影票房分佈不均。

央視報道票房分佈不均

如果在國內能夠具有影響力的電影都只是少部分，那麼可想而知能夠在國際上形成影響力，並做到文化輸出的作品將更加稀少。

最後再説文化資本在體制形式上的形態，既是説電影的獎項獲取情況。無論是我們自己的金雞百花獎，還是國外的金棕櫚、金熊、奧斯卡，亦或是全世界各地的電影節活動，能夠在這上面取得成就，就決定了電影在審美能力和意識形態表達上的水平和影響。這些電影獎項和電影節活動也對大眾的口碑和影片生產者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決定作用。

作為演員，王景春和詠梅在柏林電影節獲獎，值得讚揚

而我們的導演和電影在國際上近年來一直缺乏足夠的獎項數量，在國際電影節上的表現平平，也反饋除了文化輸出不到位的現狀。

總的來説，我們肯定需要更加關注電影產業的文化資本，它並不像經濟資本那樣直接產生收益，但它卻能構建文化形態，反映出文化軟實力。當我們能夠把文化資本的三個形態都做好的時候，電影在文化輸出方面自然會有另一番景象。

他國有何經驗可循

我們已經總結出了，我國電影產業的產量和票房增長迅速，國內市場也已經足夠繁榮，爆款電影在國內也有足夠的影響力，但是在國際市場上表現不足，無法做到國內外兩開花。但與此同時，我們鄰國的日本和韓國的電影卻能在國際上取得足夠的影響力，並形成文化輸出。同為東亞文化，我們有什麼可以從他們身上借鑑的呢？

日本電影產業最為突出的類型無疑是動畫電影，動畫電影不僅在日本國內電影市場佔據了很大的票房份額，在海外也能取得佳績。我們從近兩年《龍貓》和《千與千尋》在中國上映的票房成績就能看出日本動畫電影的影響力有多大了。而不僅是票房成績，日本動畫電影也能在國際電影獎項和電影節上屢有斬獲，作為代表人物的宮崎駿甚至能得到奧斯卡終身成就獎，這背後的意義本身就象徵着世界對日本電影文化的認同。

日本的電影文化輸出，吉卜力功不可沒

而日本動畫電影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就是因為他們做出了自己的特色的同時，保持了高效的工業體系。時至今日，動畫生產成為日本國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因為對於電影工業的發展，才讓日本的動畫電影水準能夠一直以來十分統一。

韓國電影經歷了很長的發展階段，起初他們並不出彩，直到進入21世紀，他們自己獨有的社會題材電影開始嶄露頭角。尤其是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在全世界範圍內備受好評，已經成為韓國電影的符號。會有這樣的發展，和韓國電影市場開發進口片密不可分。長年以來大量引進海外電影，雖然對本國電影的市場有影響，也曾引來許多韓國導演的憤怒指責，但卻也刺激了韓國電影的創作力，讓他們在與海外電影的直接競爭中實現突破。

《殺人回憶》讓韓國的社會題材電影成為標杆

而在各個電影節上韓國電影也總有一席之地，如今韓國導演和韓國電影都是戛納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的常客，必去去年的《寄生蟲》就是橫掃了所有A級電影節的提名甚至獲獎，可以説韓國電影與社會環境相聯繫的風格在歐洲市場引起了共鳴，這樣的文化輸出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參考的。

《寄生蟲》去年在全球的熱度極高

當然追溯歷史的話，我國也有文化輸出厲害的時候，上個世紀80年代的西部片就是典型。那會兒無論是張藝謀還是陳凱歌也都是國際電影節的常客，他們的電影也能不斷獲獎，主要原因也是當時他們拍攝的西部片題材很好的展示了當時中國的風土人貌，並且故事能夠引起共情。但遺憾的是這個題材很快就被拍盡，現在已經很難再有發揮的餘地，所以我們亟需尋找下一個“西部片“。

中國的西部片曾經達到了文化輸出的效果

我們現在説文化輸出，自然不止是要提高自身電影的國際成績和影響力，也不止是要追上日韓，終極目標自然是要趕超美國好萊塢。中國現在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力極大，尤其是經濟影響力其實已經堪比美國。這個時候我們的文化影響力也一定要跟上，而且我們相信中國電影能夠在世界電影文化裏做到自己獨有的貢獻。

新的一年，也希望我們除了關注本國市場發展的同時，也能夠提升成個電影產業的文化輸出能力，鼓勵國產電影進入國際市場，建立起中華民族在世界範圍內的文化認同，用電影來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