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的前世今生——蹣跚的自由資本主義之路_風聞

一，殖民和立國

澳大利亞大陸具有一系列獨特的地理氣候特徵：四季和北半球相反，大陸西部的山地擋住了西風帶的海風，缺少水分使得澳洲無比遼闊的中部大平原變成大戈壁，只有東南一隅，東部沿海一帶享受到海洋氣流的滋潤，此處碧海青天，山巒起伏，牛羊成羣，鬱鬱葱葱。

澳洲大陸礦藏豐富，鐵，煤，鈾礦開採容易，產量極大而且品位極高。僅西澳Pilbara 地區的鐵礦就佔全球探明儲量的27%，天知道澳洲內陸無人區還有多少未開墾的寶藏。記得有一次和一位朋友開車遊著名的大洋路，他略帶調侃又有些妒忌地説，英國人在這塊地方殖民真是太賺了。

英國向澳大利亞殖民源於向其流放罪犯。這事又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的發明和紡織機革新驅動英國貴族和資本將大批農民趕出家園，騰出土地養羊。這個起於15世紀止於18世紀末的歷史過程稱之為羊吃人的圈地運動。那時的英國城市不可能有序容納那麼多湧向城市的農村人口，嚴刑峻法和流放成為當局應對“低端”人口的好辦法。

當時英國可以處以死刑的罪行多達225種，偷一條麪包，一小塊毛氈就可以判處7到14年的流放。流放地點先是北美，美國獨立後，英國亟需新的流放地點。

1768年庫克船長（James Cook）發現澳大利亞， 1785年英國政府頒佈命令向這片新大陸流放罪犯，1788年英國第一艦隊的11艘船向悉尼南部的Botany海灣運送了775名罪犯，英國向澳大利亞大規模殖民開始。

2019大選前，澳洲總理莫里斯在報刊上披露他的祖先William Roberts就是第一艦隊押送來澳的罪犯。William Roberts的罪名是偷了五磅半的紗線，價值九先令。他日後遇到了被第二艦隊押解到澳洲的女罪犯Kezia Brown, 後來他們結婚生子，開枝散葉，莫里斯是他們的第五代孫。

莫里斯深深感恩他的祖先能夠來到澳大利亞。他們為了活命而犯下今天看來微不足道的過錯；很多人在歷經數月的押送途中死去，他們到達新大陸時，衣衫襤褸，病弱不堪，精神萎靡，甚至不能站立。澳洲大陸接納了這些可憐人，使他們過上艱苦但卻自食其力的生活。

從 1788年開始到1868年結束，共有 16.2萬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罪犯被送到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第二波殖民浪潮是持續19世紀的淘金熱。探險家，投機商和大量勞工懷着對黃金的憧憬紛至沓來，僅1851年到1861年的10年間，超過60萬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人，6萬歐洲大陸人，4.2萬中國人，1萬多美國人，5千新西蘭和南太平洋羣島人登陸新金山——澳大利亞大陸。

人口的增長，經濟規模和貿易的擴大使得自治的殖民領地感到有必要成立聯邦政府。1901年一月一日，新南威爾士，維多利亞，昆士蘭，西澳，南澳和塔斯馬尼亞這6個州共同建立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澳大利亞成立了。當時澳大利亞人口4百萬。其中四分之一人口出生於海外。

澳大利亞769萬平方公里，世界第七。這片物產豐富的廣袤土地，需要更多的人口。接納移民成為澳大利亞迄今不變的國策；而移民數量，來源和種族管理歷來是澳大利亞社會發展的首要問題之一。

1950年以前，澳大利亞政府施行“白澳政策”，移民以英倫三島人口為主，同時逐漸接受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移民，其中以意大利，希臘居多。從1950年代開始，澳大利亞開始鬆動“白澳政策”。1973年澳大利亞通過《澳大利亞公民法》，宣佈廢除種族歧視，建設“多元文化”社會。2017年，印度，中國，伊拉克，菲律賓，新西蘭，英國，南非，越南，馬來西亞，斯里蘭卡成為向澳洲移民的前10位國家。

澳大利亞是發達國家中接納難民的模範國家之一。在1947年至1975年之間，估計有29.7萬難民來到澳大利亞，其中大量是歐洲二戰後流離失所的戰爭難民。從1975年到2017年，澳大利亞平均每年接納1.5萬難民，包括大量越南，中東，和非洲難民。難民佔澳大利亞移民總數的10％左右。目前海外出生的澳大利亞公民佔全澳人口28.5%，略多於120年前澳大利亞建國時的25%。

澳大利亞從白澳政策走向多元文化是巨大的進步。但不可否認的是，澳洲土著人口在歐洲人登陸後的遭遇是悲慘的。歐洲人未來之前，澳洲土著人口估計在70萬左右；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1901年澳大利亞建國時土著人口下降到11.7萬。200多年以後才恢復到76萬（2017年人口普查）。2007年當選的工黨總理陸克文代表澳大利亞國家向土著人在歐洲人早期移民時期受到的殘酷對待説了“sorry”。

二，依賴出口和經濟波動

澳洲經濟高度依賴農牧產品和礦產品的出口；澳大利亞歷史上所有的經濟擴張都帶有這樣的特徵，包括19世紀持續的淘金熱，一戰後的第一次羊毛出口熱，二戰後到1957的第二次羊毛出口熱，1960-1970年代對日本的礦產品出口熱，以及2005開始的對中國礦產品出口熱。這些出口使得澳大利亞享有“騎在羊背上的澳大利亞”和“躺在礦車裏的澳大利亞”的“幸運國家”名號。

福兮禍所伏，高度依賴礦產品和農牧產品出口，對澳洲社會發展也造成了許多不利局面。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澳大利亞國際貿易的航路被切斷，羊毛和礦產品出不去，許多工業和生活必需品進不來，經濟跌入低谷。

因此在一戰後直至1970年代，澳大利亞一直奉行擴大人口，建立相對完整的產業結構，保障就業，壯大國家的立場。澳大利亞在1920年代就開始建設汽車工業，鋼鐵工業；澳大利亞還有規模不等的食品加工，印刷，石油化工，製藥，服裝製鞋，有色金屬冶煉，造紙，造船工業等等。

但澳大利亞工業發展受到多方面的困擾和限制。澳大利亞人口少市場小，工業企業一般不能達到合理經濟規模。高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使得澳大利亞經濟深受國際市場影響，國際需求強勁時，大量出口會帶動澳元和本地工資上漲，強勁的購買力會推高國內通貨膨脹，特別是推高房價。當國際市場需求下降時，澳洲產品出口價格不斷走低，國家整體出現貿易逆差，外債上升，澳元大幅下跌。目前澳洲法定最低工資達到19.49澳元，高於美國和許多發達國家。

發生在1990-1991年，距今最近的一次澳大利亞經濟衰退充分體現了澳洲經濟的不平衡性。

1980年代末國際市場上對澳洲的能源和礦產品需求增大，澳洲經濟增長達到5%，就業增長達到3.1%，通脹達到7%。買房成為跑贏通脹的首屈一指的辦法。房貸規模和房價急劇上升，建築業擴張達到22%。為了應對通貨膨脹澳洲儲備銀行的現金利息達到18%。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發的石油危機嚴重打擊了西方各國商業信心，股市下跌，國際市場對澳洲初級產品的需求隨之放緩，澳洲經濟發生逆轉。全澳失業率迅速攀升到10%以上，房貸大量違約，多起銀行和金融機構倒閉。

痛定思痛，經濟衰退使得澳洲各界認定經濟結構必須改變，不能過度依靠出口原材料，要建設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聰明經濟”（smart economy）。市場化改革被認為是建立“聰明經濟”的必要條件，必須加速推進。

三，市場化改革

在澳大利亞開展市場化改革？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認為澳洲乃至西方歷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佔上風，其實不然。西方政治歷來有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之爭，而進步主義，既含有馬克思主義基因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在二戰以後的西方和澳大利亞一度佔據上風。有評論認為1980年代以前澳大利亞經濟帶有很多社會主義成分，或者説當時的澳洲市場經濟發育相當不全。

那時澳大利亞的銀行，大學，電信，民航，交通運輸，電力等行業基本國有或者由政府嚴格監管。行業工會強大，企業主沒有定工資的權力，也不能隨意開除僱員。國家實行高關税和匯率管制，對國內企業實行補貼十分普遍。

西方制度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在80年代受到衝擊，1973年的阿以戰爭和1979年伊朗危機是誘因。兩次石油危機引發了西方各國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美國進入滯漲時期（通脹和失業率同時居高不下）。同時崛起的東亞經濟不斷地向歐美衝擊。

在這種背景下西方保守派勢力回潮，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台，1980年裏根總統上台。撒切爾和里根採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小政府，堅信市場看不見的手，實行大規模國有企業私有化、打擊工會力量，縮減國家福利開支，開展減税等等。

1980年代的撒切爾主義風潮也深深影響到澳大利亞。不過與英國和美國不同，澳大利亞的市場化改革是由工黨政府首先推動。

控制工資過度上漲成為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第一炮，1983年，工黨政府以降低通貨膨脹和提供更多社會福利為條件，説服了澳大利亞全國總工會接受限制工資增長的要求。工資增長原則上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和通貨膨脹係數掛鈎。

接着工黨政府宣佈放棄對澳元匯率的管制，容許其在0.48-1.10的區間對美元自由浮動。1988年工黨政府啓動了降低關税的改革進程，放寬了外資銀行進入澳大利亞的限制。1990年工黨政府對澳洲最大的聯邦銀行（Commonwealth）實行私有化。出售了Telstra，（澳大利亞通訊公司），Qantas（澳大利亞航空公司）等一系列國有企業。1992年工黨政府引入養老金改革。

1993年上台的自由黨政府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自由黨取消了行業工資制度，由企業僱主和僱員的自行工資協商制度取而代之，工會力量受到重大挫折。1996年自由黨政府實行了銷售税改革；同年自由黨政府給予澳大利亞儲備銀行高度自主權，賦予其獨立調節利率的功能。

四，出了毛病的經濟

澳大利亞經濟市場化改革的確對澳大利亞經濟和社會產生了結構性的重大影響，但這些影響並不都是正面的。

 1. 澳洲建設“聰明經濟”的努力並未成功

澳洲市場化改革的主導者對自由資本主義是虔誠的，然而，澳洲製造業的萎縮證明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對在澳大利亞建設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產業方面的作用有限，甚至可以説起了反作用。

汽車工業曾是澳洲技術含量最高的規模產業，福特和通用在1920年代就在澳洲設立總裝廠，世界上數得上的汽車企業多數在澳洲辦過汽車廠，例如德國大眾，法國標緻，美國克萊斯勒，1992年尼桑撤出後，剩下豐田，通用，福特和三菱四家，幾十年來澳洲發展出幾百家汽車零部件生產商。

澳洲汽車工業首先受到市場狹小的限制，澳洲汽車廠年產量只能維持在7-8萬輛，距離20-30萬輛的經濟規模很遠。由於生產成本高，澳洲車企不可能和日韓在小排量汽車上競爭，只能生產3.0-4立升的大排量轎車。隨着油價上升和環保要求的嚴苛，這種車的需求不斷萎縮。

第二，澳洲汽車總裝廠和主要零部件生產廠都是跨國公司在澳的子公司，每當更替車型需要投資之時，跨國公司就需要對澳洲市場容量，出口前景和成本進行評估。澳大利亞政府是否對汽車行業補貼和維持保護性關税歷來是評估的關鍵因素之一。

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澳洲工業界，政府，學界曾有一場大辯論，爭論是否要維持對汽車工業的保護。主流的市場派基於以下原因反對保護：a, 關税和補貼實質上是拿納税人的錢資助某些公司，而這些公司大都是跨國公司，股東的大頭是外國人，拿澳洲人交的税補貼外國公司不合適。b,補貼和關税是保護低效率，長遠來看受保護的澳洲汽車工業競爭不過日韓和歐洲企業，取消補貼和降低關税有利於把資源轉移到澳洲真正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

支持補貼和維持關税的少數派強調汽車工業是澳洲少數和高科技高附加值掛鈎的行業，已經有了“產學研”的合作，沒有汽車工業對澳洲高技術產業發展和大學工程學教育是極大損失。

在澳洲汽車工業前景不明的1998年，澳洲汽車零部件企業為了證明行業能力自行獨立研發製造出一輛相當前衞的aXcess概念車。這輛車曾在底特律，上海等地展覽，獲得各大汽車跨國公司和媒體的相當關注和好評。但這個努力並沒有扭轉澳洲汽車工業的頹勢。

儘管澳洲政府仍然保持一定量補貼，隨着關税的下降和補貼的不確定性，跨國公司不願繼續投資澳洲整車廠更換型號，四家整車廠先後關門大吉，幾百家零部件廠也作鳥獸散。存在了近80年後，澳大利亞汽車製造行業終於退出歷史舞台。

澳大利亞汽車工業的境遇可以説是澳大利亞整個製造業的寫照，1960年代最高時澳洲製造業佔國民經濟的25%，現在不到6%。沒有製造業的支撐，澳洲發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產業的努力似乎已成空中樓閣。

2. 經濟發展的動力——中國因素和人口增長

1991年後澳大利亞就沒有發生過經濟衰退，但這並不能説澳洲經濟自1991年以來一直欣欣向榮。在全球互聯網經濟甚囂塵上的2001年，澳洲經濟被輕蔑為依靠初級產品出口的“舊經濟”（Old economy) ；是遠離北美，歐洲和東亞主幹經濟的枝葉經濟（Branch economy），2001年一月澳元跌至0.48美元，澳洲經濟軍心不穩。

然而2001年以後，澳元匯率掉頭向上，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前達到0.92美元，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回落到0.64美元，然後在2011年再次跳到1.10美元。所有這一切和向中國出口的迅猛增長高度相關。2001年時澳洲向中國出口不到100億澳元，2013年時達到900億澳元。澳洲向中國出口的主力是鐵礦石，其價格從2001年的13美元/噸飛漲到2011年2月的187美元/噸。 

2012年以後，中國經濟逐漸放緩，鐵礦石等價格向下，澳元匯率也逐漸回落到0.68美元左右。此時，新增人口成為維持澳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2006年澳洲人口不足2000萬，現在已超過2500萬。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在這麼短的時間經歷如此顯著的人口增長。新增人口帶來的住房，就業，消費需求歷來是澳洲經濟發展的一大動力。

中國移民在這人口增長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莫納什大學教授Andrew Markus指出過去五年中，出生在中國的澳大利亞華裔公民人口增長了一半，達到65萬（高於澳洲人口平均增長水平的八倍多），目前華裔總數120萬，2023年有望超過英裔人數。這幾年印度出生的澳洲公民人口增長的速度更快，目前達到59萬。

中國到澳洲移民，留學，旅遊，房產投資的資金一直快速增長，成為替補礦產出口熱後支撐經濟發展的生力軍。2018年中國人來澳旅遊達130萬，在澳花費115億澳元。

3. 兩極分化。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技術和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趨勢未變。中國，越南，印度等新興國家在改善投資環境，市場擴容和改善經濟結構上不斷進取，國際排名持續上升。此消彼長是國與國關係的重要特徵，新興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得，就是發達國家的失。

面對新興國家的壓力，西方政府主要實行了零利率，負利率和量化寬鬆政策刺激經濟。由於天量發鈔，發達國家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總額從2008年的不到5萬億美元激增至如今的約17萬億美元。2000年以來，澳大利亞家庭，企業和政府的債務總額從7400億澳元激增至2.9萬億澳元。債務比率如此之高使得央行很難提高利率，因為一旦提高利息，會極大的增加家庭，企業和政府的還債壓力。

大量刺激使得發達國家經濟表面上過得去，特別是美國和澳大利亞，澳洲家庭財產平均值第一次超過了一百萬澳元。但進一步觀察會發現西方包括澳洲經濟毛病很多：

首先大量貨幣並沒有進入製造業，而是進入服務業。美國經濟觀察家戈德曼（David P Goldman）指出美國基本放棄了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生產製造，美國的風險投資基本和資本密集型生產製造無關。2011年美國佔全球半導體制造的25%，2018年下降至不到10%，相關機構預測5年後下降到5%。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黃亞生指出美國聯邦科研支出實際數量近年來不是增加而是下降。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發表的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指出自2000年以來，西方發明集中在娛樂和通信設備上，使得設備更小，更智能，功能更強大，但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貢獻不大。

澳大利亞自70年代中期以來勞動生產率增長很長一個時期保持在1.7％，但2015年時減半，去年勞動生產率增長降至零，相應的是2013年後澳洲工資實際增長停止，（名義工資增長和通脹持平）。權威的墨爾本大學研究所數據顯示澳洲典型家庭在2009年的收入為80, 600澳元，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十年後同一家庭的收入為80, 100澳元。

極低的利息和大量印鈔導致不動產價格和股票價格飛漲。美股從金融危機後的7千多點漲到現在的2萬7千多，增加了4倍。由於貧富人羣對資產投資的能力不同，資產熱加大了兩極分化。

淨資產超過100萬澳元的澳大利亞人躍升了45％，其中淨資產超過500萬的激增了81％（華人在這資產熱中應該表現不錯）。但同時資產不足30萬澳元的家庭數量增長了11％。淨資產在30萬至100萬澳元之間的家庭減少了10％， 零財產的家庭增長了65％，達到127,000個。

五，對資本主義的質疑和選擇

福山當年提出人類社會形態的發展將終結於自由資本主義的判斷目前似乎成為笑談，相反資本主義出了毛病的文章充斥西方文壇媒體。最為影響深遠的是法國人皮凱蒂發表的《21世紀資本論》。通過大量數據分析，皮凱蒂指出資本回報率總是高於經濟增長率；工資收入遠遠不及投資回報。貧富差距是資本主義固有現象，不加控制的話，財富集中和階級固化現象將日益嚴重。

兩極分化和對未來暗淡的前景使得西方當代的青年人更加消極和離經叛道。根據墨爾本的斯威本大學調研，四分之一的澳洲人，包括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和青年人有“病態”級別的孤獨經歷。英國人伊麗莎白·科斯塔和大衞·哈珀恩進行的一項新研究表明，2000年以來美國和英國少女的自殘率提高了50%。根據澳大利亞競爭和消費委員會 ACCC的調查澳洲人平均每天上網5小時，但用於閲讀新聞的時間只有2.5%。這些調研發現年輕人廣泛牴觸政府，教堂，銀行，跨國公司，媒體，工會等等的權威機構。

面對當下澳大利亞罕見的山火，澳洲社會又一次顯露社會的撕裂，一方面是大量廣泛捐款，體育和演藝明星義賽和義演，墨爾本Casino的大股東James Packer 捐款達到5百萬澳元，礦業巨頭Andrew Forrest 捐款高達7千萬澳元。但另一方面，有183名放火嫌疑人被捕；87%的山火與人類活動有關。這些嫌疑人大多是20歲左右或60歲以上的男子，有各種心理問題和對社會不滿。

西方社會在人口問題上也出現了問題。年輕人面臨高房價，低薪和高生活成本不願組成家庭或生育；西方文化強調個性自由，競爭和性解放也不利於人口增長。發達經濟體包括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都面臨人口出生率極低的情況。市場經濟可以説是最有效的避孕藥。

澳大利亞和歐洲國家需要移民。德國總理默克兒接受百萬難民的初衷之一就是為了解決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不足。但人口問題事關種族和人權，極其複雜和敏感。目前歐洲面臨穆斯林人口爆炸，美國的墨西哥和非洲裔人口也將超過白人。澳洲的移民和難民問題業已成為尖鋭的政治問題。亨廷頓預測的文明衝突似乎不可避免。

西方政治結構顯示出對經濟發展的不利方面：頻繁的選舉不利於政府作出長期的發展戰略，為了選票政府不得不維持難以為繼的福利政策，受赤字困擾的政府難以投資基礎設施。

澳洲人均GDP超過5.7萬美元，五倍於中國。但凡澳洲大城市中等水平以上的街道，一幢幢帶花園的房子鳥語花香，環境優良。但這歲月靜好的表象下湧動着不安。根據澳洲調研機構McCrindle最近的一項關於過去十年生活態度變化的調查，選擇“擔心，不知所措和疲倦”的人遠多於選擇“積極，有能力應對和充滿活力”的人。

澳洲精英對發展中國家的追趕十分敏感甚至焦慮，最近《澳大利亞人報》上一篇關於澳洲外交政策的文章提到，澳洲目前還在G20之內，但根據聯合國相關機構的預測，澳大利亞到2050年可能G40也擠不進。

資本主義暴露出的毛病使得西方進步主義一派躍躍欲試。澳大利亞工黨，英國工黨在2019年五月的澳洲大選，剛剛結束的英國大選中都提出了很多帶有社會主義成分的政策。特別是英國工黨候選人科爾賓放話，如果上台將對撒切爾主義進行清算。面對2020年大選，美國民主黨人士沃倫和桑德斯也提出了對富人徵收高額所得税，提高公共醫療和教育開支的政策。

然而澳洲和英國工黨在大選中分別慘敗，加上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觀察家們發現，除了城市中的白領，大學裏的教師和公職人員，西方社會“沉默的大多數”並不支持進步主義的追求公平，加強環保和增加福利支出的政策。金融危機之後西方政治的一大顯著變化是保守派人物和資本家，例如特朗普，例如一個的鮑里斯.約翰遜，例如澳洲的莫里斯獲得了勞動大眾的廣泛支持。

觀察家們認為大眾難於接受進步主義激進的主張，擔心過於強調“公平”的經濟和福利政策會損害效率，養懶漢；過於“環保”的政策增加成本，破壞經濟；過於講究“人權”的難民政策導致人口失控，種族矛盾上升。澳洲知名經濟評論家Alan Kohler 指出當下的資本主義雖然出現問題，但人民並不想革命，他們還是想在當今的政治經濟結構下尋找更好的選擇。

資本主義從二戰後到1970年代是一個輝煌的時期，1991年蘇聯的解體更是資本主義標誌性勝利的時刻。問題是資本主義能夠再次輝煌嗎？

實際上，二戰後到1970年代的資本主義輝煌是建立在兩個條件之上：

第一，戰後恢復和第三世界國家獨立推動世界市場容量急劇擴大，市場的擴容延緩了西方國家的內部矛盾。換一個説法：市場擴大的速率超過產能過剩的速率，工廠開足馬力總能賺錢，而經歷了數次工業革命的西方能夠站在產業鏈的頂端獲取足夠的利益。

第二，西方勞動階級通過選舉和議會鬥爭，事實上從資本在全球擴張獲得的利潤中分割了一部分。體現在提高工資，減少勞動時間，改善勞動保護，提高社保標準等等；勞動分配在西方國家GDP中的比例在1970年代達到最高，中產階級的擴大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和諧。

但是70年代石油危機以後，資本主義不斷面臨挑戰，發達國家難以象從前那樣輕易地從殖民地國家獲得各種資源和市場。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不斷進入世界市場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

資本主義的各種內在矛盾在全球化時期沒有消除，只是改變了存在的形式，帶入更多的變量。長期的議會鬥爭使得資本在發達國家獲取剩餘價值的能力下降，資本和技術轉而向第三世界國家轉移。

伴隨這種轉移發達國家出現製造業萎縮，大量勞工失業，政府税基縮小，經濟脱實向虛，財富向極小部分金融和高技術領域人士集中等現象。西方社會普遍出現財富兩極分化，政治分裂，民粹和種族矛盾上升的狀況。

當前的世界的確是進入了百年未遇的時代，有觀點認為世界動盪的主因是文明的衝突，然而更確切的因素應該是不平等，國家內部的不平等驅使帝國主義者奉行以鄰為壑的政策，世界必然變得更加不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