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 · 見 | 33年過去了，我們的災難報道進步了嗎？_風聞

作者 | 萊蒙

編輯 | 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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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9年9月至今，山火已經在澳大利亞肆虐了四個月之久。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火，近10億隻動物喪生或受到影響，20餘人死亡，兩千餘處房屋被毀，而總理依舊攜家帶口出國度假，澳洲民眾紛紛走上街頭抗議。一場發生在南半球的生態環境的浩劫，裹挾着荒誕的政客形象和日漸濃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在國內的輿論場上燒出了另一把自媒體VS新聞專業主義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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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9年9月至今，山火已經在澳大利亞肆虐了四個月之久。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火，近10億隻動物喪生或受到影響，20餘人死亡，兩千餘處房屋被毀，而總理依舊攜家帶口出國度假，澳洲民眾紛紛走上街頭抗議。一場發生在南半球的生態環境的浩劫，裹挾着荒誕的政客形象和日漸濃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在國內的輿論場上燒出了另一把自媒體VS新聞專業主義之火。

2020年1月10日，微信公眾號“青年大院”發佈原創文章**《沒有澳洲這場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國33年前這麼牛逼！》，文章描寫的是很多九零後讀者並不熟悉的，那場發生在1987年的大興安嶺大火。這篇極力渲染和放大中澳救災差異的文章，獲得了閲讀數與點贊數雙“10萬+”的超級爆款成績。1月12日晚，知名新聞傳播研究者方可成在其公眾號“新聞實驗室”發佈文章《對不起，33年前的那場大火絕不是一曲凱歌》**正面批駁“青年大院”扭曲歷史收割流量。而這場自媒體與新聞專業主義擁躉的battle，處處都散發着“熟悉的味道”。

“輿論事件——自媒體爆款文章刷屏——專業媒體從業者/專業機構性媒體發文批駁——引發新一輪刷屏與討論”如此輪迴，似乎已經成了社交媒體輿論場中潮起潮落般自然的規律性循環。自媒體寫手們在不同的新聞事件中挖掘出用户身上固定不變的痛點、癢點、敏感點，用反覆打磨並屢試不爽的行文風格輸出觀點，在讀者的情緒穴位上精準刺激，從而用又一篇爆款文章開啓上述循環。自去年暑假以來，中美貿易戰的緊張局勢、南方某城的風波引發的一系列事件、新中國成立70週年大慶以及相應的官方媒體的輿論調動似乎都在為大眾心中的愛國主義情感層層加碼。知曉傳播學基本理論的人或許都很熟悉宣傳策略中的“洗牌作弊法”，宣傳者所述皆為事實，卻又盡為被有意挑選過的事實。筆者認為與其説“青年大院”扭曲大興安嶺林火的歷史事實，不如説它只選取了消防員英勇行為這一表面事實，而遮蔽瞭如大興安嶺火災原因等更深層次的事實。在過去半年多各種輿論事件的情緒積累上，“青年大院”再次激起了絕大多數用户心中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感，實現了傳播學中的“鋪墊效果”。

如果僅僅停留在愛國主義層面，或許這篇文章還不足以那麼令人心生警惕。這篇文章的行文邏輯採用了最能激發效果的對比結構，卻在一開始就偷換了對比的對象。作者用大篇幅描述了澳大利亞總理和政府的應對不力甚至不作為，刻畫出一個不顧民眾死活的冷血政客和政府形象，但與之對比的卻是中國大興安嶺火災中的消防員、解放軍等救災個體的無私犧牲的行為，地球另一端山火中燻黑了臉龐的消防員們以及守望相助的社區力量、義工團體在文中都消失不見，而33年前《中國青年報》用載入中國新聞史的“三色報道”所揭示出的沉痛的大興安嶺火災人為責任也同樣不見蹤影。由此通過事實篩選和並不對等的比較，文章順利建構起一個“中國好、西方壞”的簡單二元對立的邏輯框架。在火災中無私、無畏的消防員和解放軍們固然值得崇高的讚頌，但將民族主義中的樸素愛國情感引向沙文主義的深淵，或許才是更值得警惕的“煽風點火”。

自媒體煽動情緒，而專業媒體人呼喚理性、媒介素養與新聞專業主義。這已經構成了當下每次輿論事件中的兩股主要對抗力量，再加上兩者各自衍生出的各種觀念羣體，常常將社交媒體變成一場黃鐘譭棄、瓦釜雷鳴的大亂鬥現場：有被斥為“小粉紅”的民族主義者，有被痛罵“精日精美”的逆民族主義者，有高高在上大舉理中客大旗的公知大V，由此又衍生出一系列的“戰狼”PTSD、理中客PTSD等等，不同觀念持有者在相互攻訐中走向極化，而彼此之間卻無法達成任何有效溝通，留下的只是眼球和流量。“青年大院”深諳“新媒體傳播規律”，反觀方可成的批駁文章，又何嘗不是建構起另一重“自媒體VS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二元對立，吸引一批心懷“天下苦自媒體久矣”想法的新聞專業主義擁躉掀起新一輪的點贊刷屏。

如果這場輿論對抗終究要留下些什麼，筆者希望是：**我們究竟想要看到什麼樣的災難報道？**這是所有讀者拋出的問題。在新聞報道情感的光譜中，一端是絕對的公正、客觀、不偏不倚，但卻也不可避免地陷入高高在上、不切實際與冷漠的陷阱，而另一端，是情感矇蔽了事實，情緒壓制了反思。而當下的我們，真的在這個光譜上找到了合適的位置了嗎？方可成所抨擊那種以往傳統媒體“把悲歌奏成凱歌”的災難報道路數成為過去式了嗎，而《中國青年報》振聾發聵的“三色報道”又成為專業機構媒體災難報道的常態了嗎，還是僅僅成為載入新聞史的一次高光時刻。災難美學的報道模式在天津爆炸案中重現，“最美逆行者”的話語在社交媒體刷屏，而新媒體時代的專業機構媒體似乎並未顯現出比自媒體更令人信服和認可的專業表現。而33年前，《中國青年報》“三色報道”環環相扣，有力重千鈞的責任追問，有直抵人心的温情關懷。這或許值得我們所有人反思。

本文由娛志The Review原創出品

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學生娛評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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