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這一百年：幾本與現代伊朗史有關的書_風聞

編者按：

近日，美軍擊殺伊朗軍方關鍵人物蘇萊曼尼，隨之而來的是伊朗的一系列報復行動，雙方衝突一觸即發，也加劇了中東的緊張局勢。與中國類似，回顧二十世紀伊朗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頻繁的戰爭和政治上的重大動盪，伊朗實際上一直身處國際政治進程之內並扮演重要角色。保馬今日推送李零老師《波斯筆記》一書中所介紹的幾本與現代伊朗相關的書籍，透過人物傳記、回憶錄去看西方國家如何總是利用中東亂局，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以維護它們認為最合適的世界秩序。而中東國家也總是利用這些大國的態度向背，為自身爭取生存空間。伊朗，像冷戰中的中東各國一樣，是意識形態衝突和大國爭霸的受害者。正如李零老師文末所言“世界上的文明古國，全都災難深重”。

本文選自《波斯筆記（上下）》（李零 著 三聯書店2019-10），感謝三聯書店授權保馬轉載！

幾本與現代伊朗史有關的書

 文 | 李零

好大喜功，集為怨府，盛極而衰，喜極而泣，這樣的故事，歷史上太多了。

1.

《巴列維傳》

[法國]熱拉德·德·維利埃 等著

張許蘋、潘慶舲 譯

商務印書館，1986 年

這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前，法國人寫的巴列維傳。

巴列維王朝是個波斯王朝。前面的愷加王朝是個突厥王朝。愷加王朝，有點像中國的清朝，晚期腐敗無能，北方是俄國人的勢力範圍，南方是英國人的勢力範圍。

巴列維王朝只有兩個王，禮薩·沙·巴列維（Reza Shah Pahlavi，1925—1941 年在位）和穆罕默德·禮薩·沙·巴列維（Mohammad RezaShah Pahlavi，1941—1979 年在位）。

老巴列維（1878—1944 年），出身草莽，是個袁世凱或張作霖式的人物。他是從一名俄國人訓練的哥薩克騎兵旅的小兵一步步爬上來，最後投靠英國，趕走俄國顧問，推翻愷加王朝。他的偶像是土耳其的凱末爾。他想做強人，但在列強面前，強不起來，只能仰人鼻息。

凱末爾

第一次世界大戰，伊朗遭土耳其入侵。土耳其戰敗後，波斯名義上獲得獨立，實際上淪為英國的“保護國”。1917 年，十月革命爆發後，儘管列寧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形格勢禁，為了對付列強的圍剿，不得不按對手的遊戲規則辦事，反以民族解放、民族獨立作突圍手段和安全屏障。1918 年，英軍佔領伊朗全境。1920 年，蘇聯紅軍追擊白軍，在伊朗的吉蘭省登陸。伊朗共產黨與庫切·汗（MirzaKuchek Khan，1880—1921）領導的叢林游擊隊聯合，驅逐英軍，建立吉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是為伊朗的“紅色革命”。1921 年，這一革命被英國支持下的老巴列維鎮壓，就像1927 年蔣介石在中國乾的一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伊朗苦英苦俄久矣，對自稱雅利安人之後的德國頗有好感。[1]戰爭爆發後，伊朗宣佈中立，不肯按英、蘇兩國的要求，斷絕與德國往來。1941 年，英、蘇以伊朗親德為由，出兵佔領伊朗，[2]逼迫老巴列維退位，由小巴列維繼任，並把老巴列維放逐海外。英國人説送他到阿根廷，其實是送他到非洲。他先到毛里求斯，後到約翰內斯堡，1944 年死在南非。

小巴列維

小巴列維（1919—1980），從小接受西方教育，比老巴列維更加親西方，希望借西方之力達成伊朗的民族復興，但結果仍如他的父親。戰後，在蘇軍支持下，伊朗共產黨一度成立過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國和庫爾德斯坦自治共和國，成為冷戰格局下大國博弈的一個焦點。1946 年，蘇軍撤出伊朗，小巴列維收復阿塞拜疆省和庫爾德斯坦省，統一全伊朗。

1951 年，伊朗首相摩薩台宣佈石油國有化，驅逐英國技術人員，指望美國幫伊朗開採石油。小巴列維深感大權旁落，有被廢黜的危險，也轉而求助美國，美國擔心伊朗共產黨坐大，投靠蘇聯，1953 年應英國軍情六處要求，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下，發動阿賈克斯行動，把摩薩台趕下台。[3]

任超 攝

1963 年，經過十年準備，小巴列維在伊朗發動“白色革命”，實行土地改革，推動世俗化和現代化，觸犯了神職人員的利益，也引發了各種社會矛盾。這一改革為1979 年的“黑色革命”埋下了伏筆。

作者對小巴列維的評價，很能體現西方人一貫自以為是（以自己為是非標準）的“政治正確性”。請看全書結尾。作者説，傳主靠薩瓦克統治，[4]太專制，太獨裁，越搞現代化，政權越危險，因為他不相信知識分子，禁止言論自由，説不定哪天就下台。好像問題全在言論自由。

巴列維家族回顧以往，看法正好相反，認為問題壞就壞在西方的指手畫腳和他們的輿論導向。

2.

《我對祖國的職責》

[伊朗]穆罕默德·禮薩·沙·巴列維 著

元文祺 譯

商務印書館，1977 年

此書譯自德黑蘭圖書翻譯出版社1971 年版（1960 年初版）。作者穆罕默德·禮薩·沙·巴列維是巴列維王朝的第二個國王，1941 年登基，1979 年被伊斯蘭革命推翻，流亡海外，先到埃及和摩洛哥，後到巴哈馬、巴拿馬和墨西哥，1980 年死於埃及。

此書寫於“白色革命”前。

請看第一章《古代和現在的伊朗疆域》，作者講了很多令他自豪的“伊朗第一”，如鬱金香、風磨、骰子、馬球、開心果（阿月渾子）、苜蓿、桃子、茉莉花、水仙花、酸奶、希拉酒、太陽鍾、天文台、計時錶盤、盤尼西林（據説是伊本·西納的發明），特別是伊朗的治國之術（居魯士大帝、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世等），行省和驛道，詩歌（費爾多西、薩迪和哈菲茲等）和宗教（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和什葉派的伊斯蘭教）。他説，“遠在發現新大陸以前幾百年，歐洲人把飯撒在地上用手抓食的時候，伊朗人已經用勺和刀在雅緻的繪有圖案的器皿裏用餐了。除中國而外，伊朗文化不愧是世界上最古老而悠久的文化。即使説我國文化在某些方面比中國更勝一籌，恐怕也不算誇口”（第8 頁）。

任超 攝

伊朗現代史，王權、教權和共產主義是伊朗國內的三股勢力，老百姓只能在這三股勢力裏轉磨磨。愷加王朝時，沙俄支持愷加王，英國支持立憲派。老巴列維推翻愷加王朝，代表的是立憲君主制。所謂立憲君主制，其實是軍人專政。

西方國家對這三股勢力的態度向背是決定伊朗發展走向的關鍵。[5]對西方國家來説，王權（或軍人專政）、教權是兩種可能的選項，共產主義不是選項。只要不是共產主義，什麼都可利用。

3.

《白色革命》

[伊朗]穆罕默德·禮薩·沙·巴列維 著

郭伊 譯

見上《巴列維傳》附錄

此書是據1971 年波斯文版翻譯。譯後記説，作者還有一本書叫《走向偉大的文明》（1970），未見。

這是小巴列維的代表作，目的是宣傳他的改革理念，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和牧場的國有化，出售國營工廠的股份作為土地改革的基金，工人擁有工廠股票和分紅，修改選舉法，建設知識大軍、衞生大軍、開發大軍、公正之家，等等。

白色革命的第一條是土改，土改得罪教權，這是巴列維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4.

《對歷史的回答——前伊朗國王巴列維回憶錄》

[伊朗]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 著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

此書譯自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 Answer to History, Stein & DayPub,1980。

這是小巴列維流亡海外時寫的回憶錄。

小巴列維和老巴列維的共同點是反共、親西方。他在“二戰”中登基，但主要生活於冷戰時期。冷戰時期，選邊站隊，決定一切，他選擇了美國。1979 年，伊斯蘭革命爆發，作者流亡海外，下場跟他老爹一樣。

他在書中抱怨，“我在位時曾認為我與西方的聯盟是建立在實力、忠誠和相互信任的基礎上的，大概那種信任是用錯了地方”（第1 頁）。

他被西方無情地拋棄了，像許多西方代理人一樣（前有蔣介石、李承晚、吳庭豔，後有薩達姆、卡扎菲、穆巴拉克）。

回憶往事，他最恨摩薩台和所謂“不光彩的紅黑同盟”（人民黨和宗教勢力結盟），[6]也後悔選錯了朋友，一廂情願跟美國跑。

這場革命，全靠一邊倒，反蘇反共，投靠美國，推行西化，但事與願違，引起的強烈反彈反而是告別美國和迴歸傳統。

5.

《伊朗公主回憶錄》

[伊朗]阿什拉芙·巴列維 著

許博 譯 楠柯 校

新華出版社，1984 年

此書譯自Ashraf Pahlavi, Faces in a Mirror, Memoirs from Exile, New Jersey:Prentice-Hall,1980。這是她流亡海外時寫的回憶錄。

作者阿什拉芙·巴列維（1919—2016）是小巴列維的孿生妹妹。

老巴列維曾強迫婦女摘面紗，認為面紗不是《古蘭經》的規定。她的女兒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難怪成為一位積極投入政治的女權主義者。她曾參與伊朗的外交活動，包括出訪蘇聯、美國和中國。她見過斯大林、赫魯曉夫，見過杜魯門、馬歇爾，也見過周恩來。她對蘇聯印象不太好，對中國印象比較好。她説，“我曾公開贊成伊—中接近和聯合國接納中國”（第194 頁）。

作者認為，在伊朗推行現代化，沒有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行，明智的做法，只能靠伊朗2500 年的君主制，不能靠西方的民主制，否則分裂，否則赤化。

這位伊朗公主有個印象，中東政局似乎是個怪圈。西方國家總是利用中東亂局，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今天支持這個，明天支持那個，以維護它們認為最合適的世界秩序，而中東國家也總是利用這些大國的態度向背，為自身爭取生存空間，希望有一天能擺脱它們的控制和擺佈，因而“始則聯合，繼則反抗、革命，而後對它失去幻想的基調，在中東政治的格局中屢見不鮮，這種格局過去和現在都週而復始地有規律地出現”（第7 頁）。

回顧以往，很多事情都不可思議。伊朗在脱貧致富的“大躍進”中，不是已經很富了嗎，為什麼反而爆發革命？她説，“我們發表了樂觀的講話，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在某種程度上給了人們太多的希望，超過了我們能兑現的程度。如果説我們未能兑現，那並不是我們不管、不關心，而是因為我們不完全理解突如其來的財富並不能使我們國家複雜的問題一下子就得到解決”。

巴列維時代的伊朗女性

她對西方的輿論導向也耿耿於懷。西方國家總是以家長、老師和裁判自居，他們以自身為標準，認為自己永遠有資格批評“不如己者”。特別是美國的傲慢、無知和自以為是，推翻任何一個政權，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翻臉不認人，那是再正常不過。

比如巴列維政權最招人恨的莫過薩瓦克。她説，這個組織經常受到美國媒體和國內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攻擊，“但實際上薩瓦克是我們和美國朋友合作的產物。薩瓦克的情報人員是中央情報局訓練的，也得到了以色列秘密警察莫薩德的一些幫助。它的主要職能是幫助國王防範共產黨的滲透，這是幾十年來伊朗經常面臨的一個大禍患。薩瓦克在第一任主任鐵木爾·巴赫蒂亞爾領導下做了第一次調查，破獲了打進軍隊中的一批共產黨分子。如果沒有把他們查出來，他們就可能發動軍事政變，在伊朗建立左翼分子的政權”。儘管“後來薩瓦克的形象很不好，可我認為與其他國家的反諜報組織或秘密警察相比，不論是以色列的莫薩德，或是法國的外國情報和反間諜局還是英國的秘密情報局，薩瓦克並不更好，也並不更壞”（第144 頁）。她認為，很多西方媒體對伊朗政治的報道都充滿謊言和謠言。

她見過斯大林（斯大林送她一件黑貂皮大衣），也見過赫魯曉夫。

她回憶，有一次她同赫魯曉夫談話，“他警告我，伊朗選擇美國做朋友是不明智的，有一天我會發現他的話是對的。後來，他在和一羣記者談話時更進一步説，伊朗好比一個蘋果，它一旦熟了，就會落到蘇聯人手裏。當時伊朗報紙強烈地譴責了他的這個言論。如今君主制遇到了嚴重的危險，赫魯曉夫的話不幸而言中了”（第196 頁）。

流亡中，她跟小巴列維在美國見面，回憶過去，有點後悔，“在不同的時期裏我們曾有不同的抉擇。我冥思苦想，假如我們在三十年前聽了斯大林的話，假如伊朗選擇了北方的鄰居而不是西方的鄰居做朋友，情形又會如何呢？這種結盟的代價可能十分昂貴，但今天伊朗人民也許不必生活在經濟混亂又面臨分裂危險的國家裏。當然，這只是一種假設，一種沒有答案的智力測驗的難題”（第212 頁）。

伊朗，像冷戰中的中東各國一樣，是意識形態衝突和大國爭霸的受害者。

6.

《忠貞不渝的愛——我與伊朗國王巴列維的生活》

[伊朗]法拉赫·巴列維 著

姜麗、彭修彬譯

東方出版社，2006 年

此書譯自Farah Pahlavi, An Enduring Love: My Life with the Shah, New York:HyperionBooks, 2004。

作者法拉赫·巴列維（1938 年生）是小巴列維的第三任妻子，1961 年加冕。她也參與過伊朗的很多外交活動，包括訪美、訪蘇、訪華。阿什拉芙·巴列維訪華是1970 年，她是1972 年。她對蘇聯和中國的印象與阿什拉芙·巴列維相似。1979 年，伊斯蘭革命爆發，她隨丈夫流亡海外。1980 年，小巴列維死後，定居美國。這是她在美國寫的回憶錄。

這位伊朗王后也是女權運動的支持者。“白色革命”後，伊朗國力提升，開始熱心操辦大型文藝活動，藉以提升伊朗的文化影響力。1971年的伊朗建國2500年大典，巴列維王后是主要操辦者。此舉在西方媒體頗受批評，她在書中做了辯護。[7]

任超 攝

本書最後一章，也就是第十九章，是講她丈夫死後的事。1980年，皇太子禮薩·巴列維（Reza Pahlavi，1960 年生）在埃及繼大統，領導海外的流亡人士。她説，“主要抵抗組織在法國、英國和美國，但德國和土耳其也有一些”，所謂“抵抗組織”就是王朝復辟勢力。

小巴列維和夫人

1981 年，里根任美國總統，她才獲准移居美國。她説，她特別喜歡密特朗。

商代、西周，收留逃亡者是備受譴責的事。[8]但到春秋，重耳出亡類的故事卻屢見於《左傳》。

現代國際政治，收留流亡者是家常便飯。列寧曾經流亡，孫中山曾經流亡，霍梅尼也曾經流亡。

西方固有保護反對派，留作後手的傳統。但里根上台前，美國卻拒絕巴列維入境，害怕影響人質危機的解決。

7.

《我在伊朗長大》

[伊朗]瑪贊·沙塔碧 著

馬愛農、左濤譯

三聯書店，2010 年

中文本由香港三聯書店提供，譯自Marjane Satrapi, Persepolis, Panthen，1994，2007 年改編成一部動畫電影。

作者瑪贊·沙塔碧（1969 年生），生於伊朗，移民法國。書名Persepolis 是小巴列維舉行伊朗君主制2500 年大典的地方，代表伊朗，中文本翻譯成《我在伊朗長大》。

我寫過一本小書，叫《何枝可依》。《我在伊朗長大》就是講伊朗人的“何枝可依”。讀上面的書，政治家尚且如此，何況百姓乎？伊朗是個文明古國，但近百年備嘗屈辱，跟中國一樣。三種革命，紅色革命、白色革命和黑色革命，全都鬧過了，該嘗試的全都嘗試過了。一個小女孩，從她爺爺奶奶那裏聽故事，什麼都知道，眼前的事，她也歷歷在目。這種故事，讓所有中東國家的人都感同身受。這個小女孩在伊朗長大，待在伊朗，不自由，出國；出國，受歧視，回國；回國又不滿意，還是出國……

人必須選擇，又別無選擇，總是沒轍想轍。

今天，我們才對“難民”二字有了一點兒體會。過去，我們以為“難民”就是在本國不自由因而逃離本國投奔自由的人。現在我們才知道，那些故意把別人的國家打爛搞亂，迫使他們逃離家園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這些所謂自由國家的人。先殺後救，不過是他們自導自演的同一出戏。

電影《伊拉克史詩》講伊拉克人民的不幸遭遇，跟伊朗非常像。

世界上的文明古國，全都災難深重。

註釋

[1] 伊朗的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地方。1935 年，波斯改名伊朗，即老巴列維所為。這一改名的積極意義，主要在於以伊朗人作為伊朗各族的總名，就像我們用中國人作為中國各族的總名，不再等同於漢族一樣，兩者都是以國為族。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朗，仍然叫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2] 老巴列維最得意的成就之一是修了縱貫伊朗的鐵路，但二次大戰中，英、俄入侵伊朗，正是為了利用這一運輸線，從波斯灣向蘇聯運送物資。

[3] 2013 年，美國如何策劃這一政變的檔案已經解密。下《伊朗公主回憶錄》也談到美國如何從巴黎送她回國，捎信給小巴列維，發動這一政變的很多細節。

[4] 薩瓦克（SAVAK），小巴列維統治時期的秘密警察。SAVAK 是 Sāzemān-e Ettelā’āt va Amniyat-e Keshvar 的縮寫, 意思是國家情報安全署。

[5] 《伊朗公主回憶錄》説，蘇聯在伊朗北部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杜德黨（人民黨），而“英國人把毛拉們看作對抗共產主義分子的有效力量”（44 頁）。

[6] 伊朗人民黨（Tudeh Party of Iran），1941 年 9 月 20 日在蘇聯支持下成立。1979 年，該黨支持伊朗伊斯蘭革命。1983 年，被伊朗當局取締和鎮壓，大部被抓被殺，少數流亡歐洲。目前，該黨總部設於德國柏林和英國倫敦，在伊朗國內也有地下組織。

[7]這一大典引起反彈，上《伊朗公主回憶錄》209 頁提到“他（指霍梅尼——零案）的追隨者曾一度想破壞波斯波利斯古城，被村民制止了”。

[8]《左傳》昭公七年引《周文王之法》“有亡，荒閲”，引楚《僕區之法》“盜所隱器，與盜同罪”，引《書·武成》“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都是講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