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我怎麼學起哲學來_風聞

　　在我的記憶中，1968年是我們白水知青空前自由、輕鬆甚至充滿歡樂的一年。那一年，wg已經結束，全國大規模的知青下放已經開始，我們沒有什麼心理不平衡的。看着那些“嫩知青”們與家人離別時抱頭痛哭的情景，我們這些“老知青”內心既有同情，又有些暗暗高興，覺得這一來大家都一樣了。一切理想都成了泡影，一切道理都成了空話，一切認真嚴肅的姿態都成了薰制過的、掛在臘味店裏出售的“板鴨”。政府每月用50斤谷、9元錢“安置”我們，大家都不怎麼出工，成天在各個知青點之間流竄，互相打秋風。記得有一段時行練舉重，白水男知青的目標是120斤算達標。我只能勉強達標。有一天來了一位長沙市摔跤隊的，1.78米的個子，白練也似的一身腱子肉，摔人的動作就象舞蹈一樣優雅。大家又很是瘋魔了一陣子，搞得整個廳堂裏灰塵四起，個個喘息如牛。後來又一窩蜂似的去辦小農場，那更是自由自在、無人管束。開始還有一點正經，因為這是我們自己構想的“****烏托邦”，有的人甚至拿出自己買的牙膏、肥皂來“共產”，誰家寄錢來了就一起去縣城“打牙祭”。可沒多久就四分五裂了，二三十人分成了一夥一夥的，有人做事有人玩。小知識分子的烏托邦，不過如此。後來被縣治安指揮部強行解散，倒是小農場最好的歸宿，聽説江永縣另外幾個類似的烏托邦也是這種結局。

　　正是在小農場的時候，一天晚飯後，我們像往常一樣聚在地坪裏高談闊論，合唱那些大家都已經非常熟悉的歌。有一位青年，聽説是上江圩的知青，卻顯得與眾不同。他一言不發，只是用他那鋭利的目光盯着那些説話的人，偶爾報以鼓勵的微笑。這就是鼎鼎有名的“張某”。張某之所以有名，在於他是當時在江永知青中不多見的一個全面發展的人，他能摔跤，會遊蝶泳，歌唱得好，寫得一手楷書，還看過不少理論書。他長相威猛，眉宇間一股傲氣逼人，要麼根本不看你，要看你就讓你受不了，活脱一位拉赫美托夫。熟悉之後，我和幾位朋友就有幾分崇拜他。過了幾天，我們和他一起從上江圩趕完圩回白水，在秋水般的月光下，他一邊走一邊與我們談起了人生，説我們現在二十來歲，正是學習的大好時光，應當多看些書，多增長些見識，以後的道路還長得很，現在錯過了時機，將來會後悔，等等。這些道理我們其實都懂，如果在學校由老師説出來，肯定會令人厭煩。但張某隻比我們年長兩歲，在我們心目中又有如此的威望，他的話在我們聽來非常實在，真是肺腑之言。我當時心中只有一個想法：一定要像他那樣有目的地生活，不能就此墮落下去。生活中總應當有些真實的東西，值得追求的東西，如果你現在還沒有發現，那就要去尋找。回來後，我們幾位朋友又談論了很久，相約一起進入一種積極的生活，學理論，有意識地觀察社會，讀人生這本大書。

　　那時白水的知青處於一種奇怪而矛盾的生活方式中，晚上有組織有預謀地去糟蹋農民的菜地，白天則自發地在一起學習社論和毛主席的講話。當時知青組裏有幾本磚頭厚的理論書，如《列寧選集》(兩卷集)，梅林的《馬克思傳》，都令我望而生畏。我從那些當時出版的馬列著作單行本中挑了一本最薄的，即列寧的《****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開始認真地讀起來。這是我所閲讀的第一本理論性讀物。但麻煩立刻來了。以我的初中文化水平，書上的字雖然都認得，句子再長也可以勉強讀下來，但就是不知道寫的是什麼意思。當初選中這本書，除了它薄以外，還想解決一些思想問題，我自認為自己是不是的確有一些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幼稚病。然而看了幾天，根本看不進去，眼皮直打架。我認為自己“不是這塊料”，打算放棄，仍然每天和大家一起打撲克、唱歌、練舉重。過了十來天，我在縣城買菜時又遇見了張某。他一見面劈頭就問我：“最近讀了什麼書?”我便將自己所遇到的困難和苦惱都和他説了。他只説了一句話：“開始的時候都是這樣的。”這句話對我的震動很大。我回來苦苦地想了很久。為什麼要學習?經歷了wg的動亂，腦子裏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對政治，對人生，對前途和命運。但最大的困惑歸結為一點：我為什麼在一切社會事件面前像個沒有頭腦的白痴，沒有自己的見解和選擇，只有愚昧和盲從?人不應當這樣活，而應當自覺地活，才不枉為人一世。因此這是我生死悠關的事。至於讀了有什麼用，是否能為將來要乾的事做準備，這倒還在其次。總之，讀書是為了“成人”。

　　説來奇怪，張某的一句短短的話，在當時給了我那麼大的力量。我想，他肯定也經歷過這樣一個艱難的階段，但他已經過來了，我為什麼就不能像他一樣克服困難，成為一個自我完善的人呢?於是，我這回下了最大的決心，用最笨的辦法，即在小學、中學裏學過的分析文章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辦法，一段一段地去啃。每啃一段，就在頭腦裏把前面幾段串起來從頭過一遍。這本一百多頁的小冊子，至少讀了十幾遍，已可以大致背下來，用自己的話向別人講述出來。這時我覺得自己懂了。以這種方式讀過幾本理論書，以致於發展到做眉批、做筆記、做縮寫、夾紙條寫心得等等，多管齊下，我發現自己水平大有提高。當時知青中盛行論辯之風，常自發地聚在一起就某部小説、某個問題辯論，通宵達旦。我發現自己也常能發表些自己的見解，而過去我是從不開口的。慢慢地，我一個一個地超越一些原認為很不錯的人，不是有意識地要去超越，而是遇到問題向他們請教，他們回答不出，或回答得不滿意，我只好自己去解決，去找答案。到後來，我發現再也沒有人可以請教了，其中也包括張某。崇拜本來是自造的幻影，它在一段時期內有它的作用。一個人如果從小任何人都不曾崇拜過，那他是不幸的；但更其不幸的是，他一輩子也不敢超越他所崇拜的人。當所有原先在一起學習、討論的朋友們都漸漸遠離了書本，只剩下我一個人孤零零地還在看書時，我覺得我應該獨自起程了。

　　當時我為自己訂了一個五年的學習計劃，決心要在五年之中，看完所有那時以單行本出版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以及一切能到手的中、外哲學著作和文學作品。那時能看到的書很少，我的計劃之所以着重於哲學，一是這方面的書相對好找一些，二是哲學是個制高點，它無所不包，再就是後來嚐到了一點甜頭，深深體會到哲學的重要性，它是理解其他一切學問的前提。但我決不是從“專業”的角度來看哲學的。當時只是想要使自己成為一個有主見、有自己一貫的原則和堅定的立場、知識豐富、判斷準確、行動有預見性的人，也就是成為我理想中的“真正男子漢”。為此我要“看盡天下書”，凡是人類數千年創造的精神財富，我都要儘可能地吸收為自己的營養。所以我的涉獵面很廣，古今中外的哲學、自然科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藝術、美學、邏輯學等等，只要是字、是書，幾乎沒有界限。當然，最熱衷的還是看小説。我覺得一部小説，一部經典文學名著，凝聚了作者一生的體驗，如果能吃透、消化，你就活了兩輩子。人不就是要儘量多活，才追求長壽嗎?

　　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我的五年計劃，因為我已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的努力。1970年，我離開了知青點，申請一個人回到我的老家耒陽農村，真正生活在農民當中，成為他們的一員。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決定自己命運的自由選擇。孤獨常常是一種享受，特別是當你的目的不是放在經世濟民、報答某個人或某些人之上，而是要為自己“成人”時，你就可以不依賴於社會或他人對自己的評價，而獨自一人去和歷史、和全人類的精神對話。當然，人不可能完全孤獨，他生活在社會中，但他可以獨立地考察這個社會，這正是他已經“成人”的標誌。在老家農村的三年中，我徹底靜下心來讀了一些哲學書，包括西方哲學原著。勞動並不緊張，並且此時對我來説，要養活自己一張嘴是不值得全力以赴的，活着的意義只是為了能夠繼續思想。至於考大學，考研究生，連想也沒想過。當時的知青們紛紛去學一門手藝，有的還賺了大錢，我卻一直當了十年農民，返城後又去幹最粗笨的體力活，挑土和搬運。這也是我的自由選擇，它符合我自己的生活準則和安排：體力勞動既鍛鍊身體，又休息腦筋，還接觸社會底層。我很滿意於自己的設計，以致於後來單位領導要把我從搬運工調到辦公室搞供銷，被我斷然謝絕了。我非常從容地完成和超額完成了自己的五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因為1976年以後，許多書慢慢開禁了，我如飢似渴地讀書，其效率非常驚人。這主要得益於我的哲學功底，它使我的理解力和分析綜合能力大大提高，能迅速把握事情的本質，看起書來往往一目十行。儘管如此，1978年報考研究生時，我還是很費了一番躊躕，是報考文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是由於對最後這門學科我學得最系統、最有把握，從可能的實際效果考慮，我才選報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專業。記得那天從水電安裝公司下了個早班，一身灰土地去省招辦拿了張報名表，騎車回家的路上，夾在車後的表掉了，後面兩位女士揀起來交還給我，還沒等我走遠就在議論説：“哪裏考得取?”我心裏想，我要考不取，天理難容!

　　但畢竟，因父母的“右派”問題尚未解決，儘管我的考試成績已上了錄取分數線，並去北京順利通過了複試，在政審上仍被卡了下來。我的母親十分傷心，但我自己倒並不感到特別遺憾。因為這時，我填報的第二志願武漢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專業的陳修齋先生收到了我在報考的同時給他寄的信和兩篇論文，給我來了封熱情洋溢的信，充分肯定了我的自學成績。後來知道我因政審落選，並決心明年第一志願再報考他的研究生，又來信再三勉勵我。他説他不擔心我的專業和基礎課程，但要注意外語的準備，我原來考的俄語當然也不是不可以，但西方哲學用得較多的是英、德、法語，最好能在這幾門中選一語種，打一點基礎。我當時憋着一口氣，瞄準了我認為代表哲學最高水平的德意志民族的語言，找了一位學過德語的老先生請教，用8個月的業餘時間苦學苦練，後來居然以高出分數線10分的成績通過了外語考試。我把這種超常發揮的學習能力也歸功於我對哲學的領悟，因為根據現代哲學的觀點，學哲學也就是學語言，哲學功底對語言的掌握肯定有極大的幫助。

　　在準備期間，陳修齋先生和他的搭檔楊祖陶先生還將他們主編的《歐洲哲學史(試用稿)》寄了一套給我，一是供我係統地複習，二是也想聽聽我的意見。我當時真是初生牛犢，看完後一下子提了七八條意見，其中主要的如“奴隸階級有無哲學”的問題，我認為像“伊索寓言”、希臘神話這些都不能算是哲學，哲學要討論思維和存在的問題，奴隸階級由於其地位不可能提出代表自己階級的哲學。其他還有對唯心主義的評價問題，我認為貶得太多，哲學史成了階級鬥爭史，而不是人類認識發展的歷史。不料這些隨意而發的意見正合陳、楊二位先生的意，在回信中得到陳先生的高度讚賞。後來我才得知，陳先生1957年和賀麟先生正是因為肯定唯心主義在人類思想史上的積極意義而受到打擊迫害，楊先生1971年則因堅持“奴隸階級沒有哲學”的實事求是立場而遭到非難，他們所編的這套“試用教材”並不完全反映他們本人的觀點。

　　1979年考取武漢大學哲學系的碩士研究生，是我人生命運上的轉折點。從此以後，哲學不僅是我的愛好和生命，而且成了我的職業，我的謀生之道。但我並不因此而看輕我的哲學，對我來説，事情並沒有本質的改變，只是條件更好了，時間更充分，可看的書更多、甚至太多了。1982年畢業留校後，我仍然像在農村和當搬運工時一樣，爭分奪秒地搞我的學問，並在導師的提攜下，沒費什麼事便連連破格被提為副教授(1988)和教授(1989)，又被評為博士生導師(1993)。這以後，來採訪的記者多起來，有電視台的，雜誌的，還有作家。我對他們説，你們採訪我肯定得不了獎，我沒有什麼“事蹟”，只有思想，你們不要思想，只要“事蹟”。他們每個人都要問的一個問題是：你是怎樣自學成才的?我説“自學”二字首先不通，學習不可能是“他學”，本來只是每個人自己的事，自己不學，如何能叫做“學”?一切學習都是自學，與電腦不同，人的本性就在於有自學能力。高級計算機也有學習能力，但那畢竟是人預先安排好的，是“他學”。其次，什麼叫“才”?才者，材也，棟樑之材，可用之材。然而，我學的是哲學，哲學和哲學家並非可用之材，非但無用，而且還要拿錢來養活。但正因此，哲學體現了人的本質，即人最終説來不是工具(材)，而是目的。當今哲學誤把自己當作某種工具，哲學瞧不起自己，也等於人瞧不起自己。

　　可以説，我學哲學決不是為了要“成才”，而是為了自己的興趣，否則我不可能堅持十幾年無功利的學習。因為“才”(工具)不用就無意義，就會是“懷才不遇”，而我的哲學即使一輩子不被“用”，對我也有最高價值。所以我的自學整個充滿了樂趣，並無一點勉為其難或卧薪嚐膽、苦修苦煉的感覺(雖然客觀上看條件很苦)。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段話數千年來激勵了無數負有天降之命或歷史使命的志士仁人發憤圖強，成為偉人和聖人，但用在我身上卻不恰當。我只是一個普通平民，沒有多少使命感。我學哲學純粹出於個人興趣，由此而產生出對自己個人即對這點興趣的責任感，要把它實現和完成。當然，有些興趣多半是天生的，如對音樂、繪畫的興趣，但沒有人生來要當哲學家，對哲學的興趣多半是後天的、社會性的。但社會性屬於人的本質，每一個還保留一點人的本質或人性的人，都多少有一點哲學。一般説來，對自己的人生進行反思就是哲學興趣的根源，不作任何反思的人生只能是動物式的人生。其實，我學哲學就是要自覺地使自己成為越來越純粹的人，自覺地抵制一切使人動物化、物化的影響。

　　有一年我參加過一次武漢知青回顧上山下鄉的座談會，題目是“青春是否無悔”。我是會上資格最老的知青。我的發言大意是：人是一個整體，不能割取一段來評價其有悔無悔、值不值得，而應該聯繫當前你正在做什麼，以及你將來要做什麼來評價。如果上山下鄉對你今天的生活和未來的目標不是資本、財富，而是損失，或毫不相干，那麼你用不着説大話，你當然可以抱怨説，我不下鄉的話本來可以上大學、當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現在卻不得不從頭來爭取人家早已得到的東西，我下鄉是白白浪費了最寶貴的青春。但如果你今天的追求與你青年時代的經歷有本質的不可分割的聯繫，那就不同了。我很早就着意把生活、生命當作一個整體，並通過不斷的反省使它熔鑄為一個整體，每一部分都是寶貴的、不可失去的。我是用全部生命在搞哲學，或者説，哲學才是我真正的、內在的生命，是我的人格和性格的表現。我並不主張人人都去搞哲學，這也是不可能的。但每個人作為人都應當意識到，不論他寫作還是在拉板車，他只有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人時才真正是一個人，而這種意識已經就是哲學。人有責任探究自己，建築自己，把自己作為一項畢生的工程來建造。一切外在的生活都只是由於內在的生活才有意義，本身則毫無意義。所以，哪怕你浪費了全部青春，如果你能把這種浪費轉化為一種思想，成為塑造你自己獨立人格的材料，你就可以在更高一層意義上做到無悔。人們今天悲嘆價值的“失落”，其實價值本來是沒有的，要靠每個人自己去創造，決不能由外部給予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必都像我一樣活。我只能説我自己活得充實，雖不瀟灑，很累，但心甘情願。我從來不想當生活的模範，只想當“自己”。

今天時代不同了，我們的下一代不再有上山下鄉，但任何一個時代，人都是被“拋入”環境和世界中的，這卻不意味着人在環境面前只能一無所為、聽任命運擺佈。時代與時代不具可比性，但人之為人就在於他在被拋入的那一瞬，他就能利用環境去成就自己的意義。放棄努力而一味地抱怨生活的無意義、世界的虛無或“人文精神失落”，是沒出息的態度。世界的虛無不應成為懶於創造的藉口，而正應成為一切真正創造即“無中生有”的前提條件：既然一切都是虛無，那就沒有什麼阻止我創造出從未有過的奇蹟。自己不去創造，一切有利條件都會成為不利條件，並且會遇到致命的詰問：這一切有何意義?做學問有何意義?解決一個理論問題有何意義?出一本書有何意義?這樣陷入苦惱、茫然，只能怪自己。我們這一代人是獨特的、空前絕後的。但仔細想一想，哪一代人不是如此?歷史是沒有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