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連載——從“一國兩制”到“內戰”——美國往事（二）_風聞

【本文節選轉自《火的考驗：美國內戰及重建》（作者詹姆斯·M·麥克弗森），轉自戰爭研究網站】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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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關於奴隸制的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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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奴隸制運動

       在18世紀以前，沒有什麼白人曾對奴役黑人是否合乎道德提過疑問。在人類文明史上，奴隸制在世界各地都是最古老的勞動形式。處於近代文明前期的哲學和宗教都為奴隸制辯護，認為它是維護社會秩序所必需的多種附屬形式之一。但到了18世紀後半葉，流行於英裔美國人和法國人的四種思潮匯合在一起，形成了世界反奴隸制運動興起的思想基礎。　　 

       第一股潮流是在宗教改革運動後興起的激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其中的教友派。傳統的基督教教義認為，奴隸制是上帝的意志，是宗教等級的一個必要的部分。宗教改革運動發出爆炸性的力量，對現狀提出了各種挑戰。在英國和美國，教友會是最成功的教派之一。

       到1760年，他們就開始清除自己隊伍裏的蓄奴現象。1775年，他們在美國成立了第一個反奴隸制組織：“賓夕法尼亞廢奴促進會”。

       與此同時，18世紀40年代的“大覺醒運動”(美國新教史上有幾個重要的復興運動，這是第一個復興運動。)產生了福音派思想，即相信信仰是可以改變的，靈魂是可以拯救的。接着，這個思想使許多公理會和衞理公會的教徒也像教友派教徒那樣改變了傳統的觀點，不再把受奴役視為罪有應得，而認為奴役他人是一種罪孽。　　 

       第二股思潮是“啓蒙運動”，它進一步從理性上駁斥奴役的理論根據，對奴隸制在為最大多數人創造最大利益的社會秩序中的地位提出疑問。

       第三股思潮是自由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自由經濟學反對封建主義和國家重商主義對自由企業和自由勞力的控制。亞當·斯密寫的《原富》 [ 譯者注：又譯《國富論》。 ] (1776)一書是闡述這一理論的最有影響的著作。

       在這部書裏，斯密寫道：“表面上看來，奴隸勞力只須養活他們就是了，實際上這是一種最昂貴的勞動。一個不可能獲得財產的人沒有別的利益，唯有儘量多吃，儘可能少幹活。”　　 

       第四股反奴隸制潮流是1775年以後使大西洋兩岸動盪了半個多世紀的一系列大革命運動。在這期間，美國馬里蘭以北新建的各聯邦州、在法屬西印度羣島 [ 注：1803年拿破崙在法國恢復了奴隸制。 ] 和擺脱西班牙而取得獨立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國家，都廢除了奴隸制。

       1808年，英國和美國也開始禁止其公民從事國際性的奴隸買賣。以後，英國又利用外交手段及其海軍力量不斷強迫更多的附屬國實施這一禁令。1833年，英國在其西印度羣島的殖民地廢除了奴隸制。1848年，法國和丹麥也在第二次歐洲革命浪潮裏效法英國。　　 

       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成就。將近兩百萬奴隸因此獲得了自由。奴隸買賣雖然還不能説完全絕跡，但也總算受到限制。可是，美國南部、巴西和古巴的蓄奴制度不僅沒有廢除，而且還因為1800年後這些地方的棉花、咖啡和甘蔗生產的發展而更加強了。其結果是，1850年兩半球的奴隸人口比半個世紀前還多。美國人和其它國家的人蔘與了把奴隸販賣給巴西和古巴相當興旺的黑市貿易。有些奴隸販子在1808年以後還繼續非法地把非洲人販運到美國來。 [ 注：每年約有不到一千的非洲人被販運到美國。 ]

廢奴運動與殖民地開拓

       在獨立戰爭時期取得不少成就之後，美國的反奴隸制運動就失去了一些勢頭。南部的傑斐遜主義者們作為種植園主，從蓄奴制中撈到了好處，因而為自由而奮鬥的精神就煙消雲散了。白人還擔心，黑人是下等民族，“野蠻成性”，讓許多黑人“解放出來”將構成對社會的威脅。正如托馬斯·傑斐遜在1820年所説的，南部已經“揪住狼的耳朵了”，不能鬆手讓它跑。　　 

       解決這個難題有一個頗得人心的做法，就是以“殖民地開拓”的方法逐步解放奴隸，也就是讓獲得自由的黑人回到非洲老家去定居。1816年，一些美國名人，如亨利·克萊和布什羅德·華盛頓(喬治·華盛頓的侄子)組織了一個“美國殖民協會”，設法在西非弄到了一塊土地，建立了利比里亞國家，把它作為美國自由黑人的天堂，並由該協會資助，把他們運送到那裏，幫助他們定居。開始時美國殖民協會抱着很大希望，到末了並沒有解決奴隸和種族問題。

       雖然利比里亞在1847年就成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了，但殖民協會及其在各州的附屬機構到1860年才勉強送去了不到一萬名黑人，而這不過是當時美國黑人自然增長數的0.3%。　　 

       美國殖民協會主要遭到三方面力量的反對：下南部的蓄奴制擁護者，他們反對妨礙實施蓄奴制的任何工作，儘管那是非常温和的工作；大多數自由黑人，尤其是北部的黑人，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不是非洲人；1830年以後的廢奴主義者，他們譴責殖民協會是種族主義者，因為它主張用把黑人趕出美國的辦法來解決種族矛盾。

激進的廢奴主義

       1830年以後興起了一股激進的廢奴主義思潮，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所謂的“第二次大覺醒”的宗教運動。在北方，領導該運動的是加爾文教修正派，他們強調人人都可隨意選擇自己救世的道路；上帝的恩澤並不是賜給預先選定的人，任何改邪歸正、棄惡揚善、信仰上帝並按其意志行事的人都可得到恩澤。這是一種積極的信念。它促發了一系列壓“邪”扶正的改良運動，如反對異教，維護安息日製度，反對娼妓、酗酒和奴役他人的行為。這運動繼承了清教的“一人之責集體承擔，一人之罪集體受懲”的教義。根據這一思想，四海之內皆兄弟，只要還有一個美國人受奴役，全體美國人都應對此承擔罪責。　　 

       查爾斯·格蘭德遜·芬尼是“第二次大覺醒運動”中最傑出的福音派傳教士。他的追隨者有善於雄辯的演説家西奧多·韋爾德和富商兄弟阿瑟和劉易斯·塔潘。再加上威廉·加里森，他們都成為1833年成立的“美國反奴隸制協會”的主要發起人。在此後數年裏，該組織及其在一些州和地方上的分會迅速發展，到1838年，各地已有1350個分會和25萬會員。這些分會出版小冊子和報紙，組織演講會並徵集簽名向國會請願，要求抵制奴隸制。　　 

       這一運動的規模和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1830年代的廢奴主義者與其温和的、循序漸進的前輩不同。他們反對把黑人殖民到非洲去的做法，認為這是奴隸制擁護者的伎倆，是為加強這一制度而給它塗脂抹粉。他們反對同蓄奴制妥協，認為罪惡必須剷除，不能妥協。

       1831年1月1日，加里森在他的著名的《解放者》報的創刊號上發表了新廢奴主義的戰鬥宣言：　　 

       我將像真理一樣無情，像正義一樣嚴正。關於這個問題，我不願温和地去思考、去談論或去寫點什麼了。不，決不！你可以讓一個家中失火的人温柔地呼救；讓丈夫温文爾雅地從強姦者手中搶回他的妻子，讓母親不慌不忙地救出她掉進火海的嬰兒。但是，不能讓我温文爾雅地對待眼前的這一斗爭。我是認真的，我不含糊，我不悔改，我決不後退一步。我的話是一定有人聽的。　　 

       19世紀30年代的廢奴主義者有兩個主要的奮鬥目標：讓美國人民，包括南部人和奴隸主們認識到蓄奴制是罪惡的；為自由黑人爭取平等權利。這些目標和實現目標的辦法都是根據“第二次大覺醒”的宗教運動(或稱為“復興運動”)擬定的。宗教改革者們自己“皈依”廢奴主義信仰，就希望改革信仰。他們認為，只要美國人都認識到蓄奴制和種族歧視是對上帝和人類的犯罪行為，就會停止犯罪，克服種族主義思想，廢除奴隸制，並讓所有的自由民享受平等的權利。　　 

       但是他們的希望成了泡影。南部根本不理睬他們。南部的一些州和市還出價懸賞買加里森和該運動其他領導人的腦袋。一些冒着生命危險跑到南部去的廢奴主義勇士們不是遭到暴徒的襲擊，就是被驅逐出境或被關進監獄。

       有些暴徒還衝進南部的郵電局，搶走或燒燬廢奴主義者的宣傳品。傑克遜總統支持這種行動，並命令郵政局長禁止郵遞這類印刷品，理由是它們有可能煽起奴隸暴動。只有為數很少的南部白人成為廢奴主義者，如肯塔基的詹姆斯·伯尼和南卡羅來納州的兩姐妹安格里娜和薩拉·格里姆克，他們不得不移居北部宣佈自己的信仰。　　 

       就是在北部，接受奴隸徹底解放並使他們享受平等權利的廢奴主義者也不是很多。受這些目標威脅的經濟利益和種族利益太多了。

       在1830年代，北方暴徒襲擊了廢奴主義演説家、毀壞了廢奴主義宣傳品並焚燒了廢奴主義者的財產。有些暴徒還襲擊自由黑人。暴徒大多是下層白人，他們害怕南方的奴隸解放後會湧到北部來與他們爭奪就業機會，分享社會平等權利。但也有一些暴徒是“有錢有勢的紳士”，他們大多是與南部有關係的商人、律師以及保守分子。這些保守分子認為，激進的廢奴主義者危及了國家和社會秩序的基礎。

廢奴主義政治

       一些廢奴主義者在規勸人民接受廢奴主義失敗之後，開始從事政治活動。1839年他們成立了“自由黨”，並提名詹姆斯·伯尼為該黨1840年的總統候選人。但伯尼只得了7000張選票，只佔選票總數的千分之三。　　 

       “自由黨”的建立是引起反奴隸制運動分裂的原因之一。以加里森為首的一派反對參加政治鬥爭，認為這意味着喪失原則。他們反對按美國憲法選舉總統，認為憲法是一個親奴隸制的文件。他們有些人甚至號召各自由州脱離這個維護奴隸制(或“拐騙人口制”)的聯邦。他們對一些大的教會組織拒絕接受激進的廢奴主義主張十分不滿，攻擊這些組織是“賊窟”。

       這使福音派廢奴主義者感到氣憤。加里森主義者還主張男女平等，這又冒犯了男性廢奴主義者，因為後者只支持給男性黑人以平等權利，但拒絕接受男女平等。婦女人權運動使婦女拋棄了廢奴主義組織。當她們撰寫和演講關於種族不平等的罪惡時，有些婦女還開始談論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地位。

       1848年，一些婦女廢奴主義者在紐約州的塞尼卡福爾斯市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女權大會。在8年前，反奴隸制協會的一些成員，如芬尼和塔潘兄弟等，因加里森派成功地使一名婦女當選為協會的執委而退出了該會。這些人後來成為自由黨的支持者，並於1840年代另行組建了一些反奴隸制協會。　　 

       1840年以後反奴隸制力量雖然分裂了，但仍很活躍，並且起着重要作用。它確實擴大了影響，正如事實所表明的那樣，自由州與蓄奴州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反奴隸制的政治家比廢奴主義者能贏得更多人的支持。但也正如加里森主義者所預言的那樣，運動範圍的擴大淡化了該運動原有的宗教和人道主義色彩。

       雖然廢奴主義的政界人士及其温和的同事們仍把廢除奴隸制和實現民族平等看作是最終的奮鬥目標，但他們集中力量防止奴隸制的進一步擴展，而不干預現有蓄奴州的內部事務。這是一種反對奴隸制的立場，而不是廢除奴隸制的主張。

       這種立場被寫進了自由土壤黨的1848年的政治綱領，也被勢力更強的共和黨寫進了它的1854年的競選綱領。自由土壤黨的多數成員，與多數廢奴主義者相比，更關心的是白人的權利，而不是黑人的權利。

       1856年，《紐約論壇報》著文説：“在共和黨裏有廢奴主義者，也有願意並確實在為黑人服務的人，但還有更多人，他們主要是為自由的白人勞力爭取新的領地，而很少或根本不關心自由黑人和奴隸黑人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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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奴隸制運動與現代化

       廢奴主義和反奴隸制力量都起源於新英格蘭和新英格蘭人聚居的北部地區。該運動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如芬尼、韋爾德、塔潘兄弟、加里森和温德爾·菲利普斯等，都是馬薩諸塞州或康涅狄格州人。

       在1840年代擔任“自由黨”領袖並於1848年協助將“自由黨”擴大為自由土壤黨的俄亥俄州人薩爾蒙·蔡斯，是在新罕布什爾出生和長大的。在567名廢奴主義領導人中，63%出生於新英格蘭地區，而當時該地區的人口只佔全國人口的21%。對上紐約州和俄亥俄州一些廢奴主義力量較強的縣份進行調查，也發現反奴隸制組織與新英格蘭人居住區和福音派復興主義者之間存在着密切的聯繫。　　 

       無論在英國還在美國，企業家與廢奴主義運動領導人的社會背景都很相似。教友會教徒在這兩組人中間都很突出，尤其是在英國。參加英國教友會的一些家族，如達比家族、勞埃德家族、巴克利家族和韋奇伍德家族，組成了英國工業革命先鋒，並在18世紀為英國的反奴隸制運動提供了許多領導人。同樣，教友會教徒在18世紀的美國商業界也很突出，並且在早期的反奴隸制組織裏佔壓倒多數。

       1830年以後，美國的廢奴主義運動的領導權逐漸轉移到新英格蘭地區的福音派新教徒和唯一神教派的手裏，而正是在這時，這一地區和這一些人形成了美國經濟中最現代化派別。表3.1説明了19世紀中葉美國廢奴主義和工業領導人之間社會背景的相似之處。在一份有關廢奴主義領導人(總數為622人)的職業調查報告中，從事工商業的人所佔的比例(21%)僅次於神職人員的比例(34%)。

自由勞力觀念

       廢奴主義者與企業家之間的相互關係不是偶然的。資本主義思想就是自由勞動思想。這種思想認為，新教主張的內在的自我約束，比奴隸制的外部制約能培養出更多的有效的勞動者。以增加工資和提高社會地位作為刺激的積極辦法和沒有工資和提升機會的消極刺激辦法都比鞭打產生的動力更大。

       某廢奴主義者説：“鞭子只能依靠刺激人的皮肉，不能觸及他的產生行為動力所在的部位。”反奴隸制的輝格黨的一位編輯霍勒斯·格里利寫道：“奴役一個人就等於抹煞了他的抱負，他的進取心和他的能力。在人性的構成中，改善生活條件的願望是使人努力工作的原動力。”　　 

       提高社會地位的理想是自由勞力觀念的核心。《紐約時報》在一篇歌頌北方的自由勞動制度的文章中説：“自由勞動制度可以使今天的窮人成為明天的小地主和商人。”

       1860年，亞伯拉罕·林肯已是一名頗有名望的律師，他説：“我毫不羞愧地承認，25年前我是一個僱工，鋪鐵軌或在平板船上幹粗活。”但是“自由社會”使窮人“有機會改善他的處境；他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勞動條件並非一成不變的”。林肯還寫道，“人人機會均等”的原則就是“為每一個人掃清道路，給每一個人以希望，最後使每一個人都能興辦企業和工業的原則”。　　 

       用林肯的話來説，奴隸“終生禁錮在受奴役的地位”，自由勞動理論把南部描繪成人民大眾貧窮落後和勞動只為少數特權者積累財富的地方。雖然南部人也可以列舉出許多白人由窮變富的例子，但自由土壤黨人堅信“奴隸制使一切都枯萎、凋謝，……是自由勞動的窮苦白人的禍害。……它使勞動成為一種恥辱的東西，從而使白人感到沮喪，遭受貧窮，並且越來越窮，社會地位越來越低”。

       1848年紐約一位國會議員説，哪裏有奴隸制，“哪裏實質上就沒有中產階級。要麼是大富翁，要麼是窮得使人絕望，這就是固定的社會格局”。　　 

       簡言之，奴隸制與現代化的資本主義是水火不容的。後來成為自由黨和共和黨領袖的威廉·西沃德在1835年訪問了弗吉尼亞之後寫道：“貧瘠的土地、古老而破舊的城鎮、坎坷失修的道路，……沒有工業、不見進步……，這一切就是奴隸制帶來的後果。”他還説，這個制度耗盡了“智力、精力和能力”，所以“這與國家的安全、福利和偉大所要求的一切條件是不相稱的”。就像歐洲資本主義必須擺脱陳腐的封建主義的束縛那樣，生機勃勃的美國資本主義已經不能繼續與陳腐的奴隸制度共存下去了。　　 

       北善南惡的觀點當然會被某些人歪曲。但到1845年以後，由於奴隸制在新獲得的領土上擴展勢力，衝突越來越尖鋭化，因而接受這一觀點的北部人也越來越多。反奴隸制陣營裏的人把這一衝突看作是關係到美國前途的鬥爭。

       自由土壤黨的一家報紙説，“我們反對蓄奴制的擴張，因為它削弱了人民的生產力，阻礙人民集結在一起聚居，阻礙了一切公共教育系統的建立。[只要奴隸制在那些新領土上實行]，各州的自由勞動就不可能進行。……如果各州的自由勞動得以實現，南部的奴隸勞動就無立足之地；而且在幾年後，這些領土上就會湧現出積極而活躍的人民。”

擁護奴隸制力量的反擊

從必然的罪惡到積極的善舉

       反奴隸制運動大大觸犯了南部的感情。作為革命傳統的繼承人，南部領導人起初也承認奴隸制不符合1776年人們為之奮鬥的自由理想。在美國獨立戰爭後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多數南部人把蓄奴制解釋為“必然的罪惡”。既然是罪惡，就應該隨着時間和進步的發展而逐漸消亡，但因為是必然的罪惡，就不可能迅速廢除，否則將導致南部的混亂。將解放的奴隸向非洲移民的做法旨在用循序漸進的改良辦法達到最終消滅這一罪惡的目的，所以在上南部受到人們的青睞。　　 

       到19世紀30年代，有兩種情況的發展使這種“必然罪惡”的觀點破產：一、棉花王國的出現，使奴隸制在南部經濟中成為空前必需的事物。二、廢奴主義運動的發展，使南部處於守勢，激起南部從理論上進行全面反擊，説蓄奴制根本不是“必然罪惡”，而實際上是“積極的善舉”。他們提出以下的論點，説明歷史上的偉大社會，諸如古埃及、《聖經》時代的以色列、希臘、羅馬帝國、查理曼時代的法國、大憲章時代的英國，都是以奴隸制或農奴制為社會基礎的。

       弗吉尼亞州的參議員R·M·T·亨特説：“歷史上沒有一個像樣的文明制度不是以國內的奴隸制為基礎的。”甚至《聖經》也是贊成奴隸制的：使徒保羅就曾規勸奴隸服從主人，並勸告一名逃亡奴隸回到他的主人那裏去。1850年，南部一個教士寫了一本小冊子，可謂這類小冊子的典型，其標題就概括了“積極的善舉”理論的內容：《南部對北部的責難和挑釁的答辯：蓄奴制是上帝為最完善的社會秩序奠定基礎的一種制度，是共和國政府永存的唯一保證》。　　 

       “積極的善舉”論鼓吹者自信其理論至少在南部贏了一招。1838年，約翰·卡爾霍恩説：“過去許多南部人認為奴隸制在道義上和政治上都是罪惡的，現在這種糊塗的謬論已不復存在了。現在我們認識了奴隸制的真實面貌，它是世界上自由制度的最安全、最穩固的基礎。”

       20年後，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詹姆斯·哈蒙德在談到那些抱有糊塗思想的南部人時説：　　 

       [他們]認為奴隸制是邪惡的、虛弱的、可恥的、罪惡的……，於是恐懼而戰粟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厄運。但是，一些勇敢的人接受了挑戰，迫使南部重新檢討這個問題。其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你再也找不到一個因為蓄奴制度而感到內疚的南部人了。　　 

       為達到這個目的，南部抵制外部的批評，並壓制內部的不同意見。南部建立起思想壁壘；用強制性的手段保持團結，以對付外部的攻擊和內部奴隸暴動的威脅。在1831年納特·特納奴隸暴動 [ 注：納特·特納(Nat Turner 1800-1831)，黑奴，在宗教思想的鼓舞下，於1831年8月在弗吉尼亞率黑奴舉行暴動，殺死了至少55名白人，引起南部各地發生一系列恐怖報復行動。 ] 後，南部各州以維護秩序為名，對白人和黑人都加強了控制。

       幾乎每一個南部州都通過了限制言論自由的法律，如路易斯安那州規定，對發表“助長有色人種的不滿情緒或煽動奴隸不服從主人”言論的人，要判處21年至終生苦役的刑罰。有些州授權治安法官或別的官員沒收持反對意見者的郵件。

       一些居民區成立了“警戒委員會”或“公安委員會”，採取“一切有效措施搜尋和偵查圖謀在居民區散發煽動性小冊子、傳單或其他任何印刷品的人，以及為煽動暴動而用不正當手段去影響奴隸的人”。一切陌生人，尤其新英格蘭人是懷疑和監視的對象。“警戒委員會”還檢查旅店客人或搜查旅行者的行李。許多外地人成為暴徒行兇的受害者，他們被塗上煤焦油，再插上羽毛，有些人還被拷打致死。　　 

       蓄奴制的代言人對於南部保守的社會秩序十分得意。他們不僅抵制廢奴主義，而且抵制影響着北部社會的各種“主義”，如女權主義、社會主義、烏托邦主義、先驗論、千禧年主義 [ 編者注：千禧年主義(millennialism)，從基督教神學觀點出發的一種歷史哲學，源自《新約·啓示錄》，第20章；宣揚基督教殉教者復活，與基督共同掌權1000年，在此期間，人類所期望的和平與公正將要通過上帝權柄實現。 ] 等等。

       南卡羅來納州的某人聲稱，蓄奴州是“抵制異端分子掀起的各種社會風浪和政治風浪的防護堤”。南北戰爭前，美國各地有一百多個烏托邦社區，其中只有兩個座落在南部。女權運動在波托馬克河以南的地區毫無進展，而在那裏，白人婦女依然安穩地坐在超然於男人的政治世界和政治事務的受人尊敬的寶座上。

       南部的一個編輯大驚小怪地指責被“主義”弄得神魂顛倒的馬薩諸塞州人竟然“蜂擁着去聽一個把丈夫丟在家裏看孩子的、穿着布魯姆女服的不男不女的人演講”。這樣的事在蓄奴社會是絕對不會有的，在那裏，“奴隸是最低層階級，是社會基礎，是上層建築賴以存在的堅固的基石，整個社會建於穩定的基礎之上，是不會受任何蠱惑而動搖的。”　　 

       1855年，裏土滿某報著文説，南部應抵制異端邪説，防止北部書刊流入。應設法讓年輕人留在南部，不讓他們到北部去上大學，因為那裏的“每個村子都有自己的報紙和演講場所，而每個演講者和編輯都不受健康輿論的約束，公開辯論為人們所信奉的宗教信條”，在那裏，天真無邪的青年有可能受到“異端邪説的毒害，這些異端邪説反對一切存在的制度，無視一切有關宗教、法律、道德、財產和政府的公認準則”。

       所以，年輕人應在南部接受教育，因為這裏的“教育具有道德觀和宗教的虔誠性，是穩健的，他們不管在校內還是校外，都不會讀到與正統基督教、純真道德、財產權和婚姻的神聖性相違背的一句話”。

關於僱傭奴隸制的理論

       擁護奴隸制的代言人在與外部的批評者唇槍舌劍中很快懂得，反擊是最好的自衞方式。

       1856年，新奧爾良的一家報紙寫道：“事實證明，北部各州的自由社會是失敗的，它已經內部腐爛了。”南部人寫了許多小冊子，説明在南部種植園裏工作的黑奴比工廠裏的“僱傭奴隸”的生活水平高。南方奴隸從不失業或降低工資；他們享受免費治療，老有所養，而不會被人拋棄、忍飢挨餓或靠救濟活命。他們還申辯説，在南部不存在“乞討、赤貧和衣衫破爛的現象”，而在北部，這些現象在每一個城市都可見到。

       1855年，南卡羅來納州的威廉·格雷森發表了一旨長詩，題為《僱工與奴隸》，鮮明地表達了“僱傭奴隸制”的主題：　　 

       僱工　　 

       自由徒有其名——奴隸苦役永無盡期……　　 

       骯髒的茅舍——窮人的窩棚，　　 

       或在惡臭的地窖，席地仰卧。　　 

       衣衫襤褸，黴臭的雜草當牀，　　 

       街溝裏撈點屠宰下水聊充飢腸度日……　　 

       這些慘境；如此貧窮，如此關懷，　　 

       為奴隸爭取的白由創造的就是這幸福……。　　 

       奴隸　　 

       他們有主人的諄諄教導和關懷，　　 

       有吃有穿，受到無數年月的護養。　　 

       昔日人數寥寥，如今已有百萬，　　 

       白人的一切有用技藝，已為他們所有，　　 

       勤儉、温良，精於林業，善於園田，　　 

       扶犁弄斧，樣樣皆能……。　　 

       不愁貧困，無須行乞，　　 

       從來沒有僱工的苦痛，　　 

       也不必像他們那樣絕望掙扎，　　 

       念及妻子兒女，奴隸感到寬慰；　　 

       也許一旦死亡來臨，尚有衷恩憂傷；　　 

       讓妻子兒女蒙受炎涼世間的仁厚。　　 

       一些人針對哈里特·斯托所寫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寫了許多小説，如《羅賓叔叔在弗吉尼亞的小屋和湯姆在波士頓無家可歸》，其題目就體現了上述理論。又如，反自由社會和擁護奴隸制的極端分子喬治·菲茨休寫的《吃人者！即無主之奴隸》這一題目也是如此。

       到1852年，以“僱傭奴隸制”為主題的書籍已如此之多，以致擁護奴隸制的人可以這樣寫道：“南部奴隸在精神、物質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條件都優於世界任何地方和任何環境下的勞動階級，這一點已無須再次證明了。”

騎士形象

       許多種植園主把自己設想為貴族階級。詹姆斯·哈蒙德聲稱：“奴隸制度實際上創造了一個貴族階級，一個有才華、有道德、慷慨無私和勇敢的貴族階級。”奴隸主家庭出身的人幾乎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開始接受發號施令的訓練。

       他們按騎士的準則來要求自己，如舉止高雅、彬彬有禮、尊重婦女、慷慨解囊等。司各脱的小説在南部所以特別受歡迎，其原因之一就是種植園主們把自己看成是《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裏的騎士或《威弗利》系列小説裏的蘇格蘭貴族。

       1850年代，南部民族主義思潮興起，一些南部人把自己稱為“南方人”，這個名詞就取自司各脱的小説。南部的上層人士還喜歡玩馬術比賽，比賽時年輕人把自己打扮成馬爾文騎士和老多米尼翁(弗吉尼亞州名)騎士等，在大庭廣眾之下競相向美貌少女獻殷勤。　　 

       從這種自我標榜的形象又產生了這樣的論調，即南部種植園主是17世紀英國騎士階級的後代，而新英格蘭人則是英國圓顱黨 [ 譯者注：圓顱黨(Roundhead)，1642年-1652年英國內戰時反對貴族的清教徒議會黨人，因他們剪短頭髮，與查理一世宮廷中流行的長頭髮不同，故云。 ] 即清教徒的後代。

       根據這一説法，英國騎士又是11世紀征服英格蘭的諾曼底騎士的後代，而清教徒則是被征服的撒克遜人的後代。肯塔基州某編輯在一篇頗有代表性的評論裏説：“南部的諾曼底騎士們對於撒克遜後裔新英格蘭人的庸俗與放肆忍無可忍。”

       1860年，《南部文學通訊》發表了一篇題為《北部人與南部人的種族差別》的文章，文中所述的“差別”，就是騎士和清教徒、諾曼底人和撒克遜人。

       該文聲稱：　　 

       在南部殖民地定居的是屬於王室的血緣和家族的人……被稱為騎士，……是征服者威廉大帝的諾曼底貴族的嫡系後代，以尚武和無所畏懼見諸歷史，以豪俠、勇武、誠實、文雅和智慧聞名於世。……南部人就是這一種族的繼承人。　　 

       引文提到的“尚武和無所畏懼”，與其説是有關騎士和諾曼底人的傳説，不如説是南部真實生活的寫照。當代的觀察家，包括北部的、南部的和外國的，都公認南部人比北部人更熟悉武器，並且普遍有使用武器的嗜好。在梅森-迪克森分界線 [ 譯者注：在賓夕法尼亞州南面的南北分界線。 ] 以南地區的兇殺案發生率大大高於該線以北的地區。

       自從艾倫·伯爾1804年在決鬥中殺死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之後，北部就很少發生決鬥事件，但在南部，決鬥現象一直延續到南北戰爭爆發。　　 

       決鬥的存在與南部貴族的榮譽標準和依靠個人行動而不是依靠法律去報仇雪恥的做法有關。南部許多傑出的政治家都與人決鬥過．安德魯·傑克遜曾打死過他的對手，南卡羅來納州某州長就曾以決鬥過14次而聞名，並且每次都打傷了對方。

       1830年以後，南、北關係漸趨緊張，南部的一些議員還向其北部對手提出決鬥挑戰。後者一般都予以拒絕(雖然1838年曾有一名緬因州議員被肯塔基州的代表打死)，這又似乎加強了南部人説的新英格蘭人是懦夫的觀點。　　 

       南部的戰鬥精神也比北部強。在美墨戰爭中，南部志願兵多於北部，其主要將領都是南部人。在1841年-1861年間，美軍首席上將都是南部人。在1850年代，三名准將中的兩名和所有地方師師長(除一名以外)都是南部人。

       1849年-1860年間，四名國防部長是南部人。在西點軍校學生和正規軍軍官中，南部人所佔比例為30%，而大於全國白人所佔的比例。到1861年，西點軍校的校友情誼顯得十分重要：在1828年和1829年的西點軍校生中，有11名成了南部邦聯的最高將領或領導人，其中包括羅伯特·李、艾·西德尼·約翰遜、約瑟夫·約翰遜和傑斐遜·戴維斯等。　　 

       比就讀西點軍校的南部人之多更能説明問題的可能是南部的軍事學校的數量。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和西塔德爾軍校是最著名的。到19世紀50年代，南部幾乎每個州都有自己的軍校。1860年的統計數字表明，南部軍校的數目是北部的五倍(但北部的大學和職業學校則是南部的兩倍)。這一點在1861年開始的南北戰爭中顯得很重要。　　 

       南部和北部都有很多志願兵連隊，其中有些是社會組織，不過軍事訓練充其量是一般化的，但也有許多是嚴肅地恪盡職守的真正武裝部隊。儘管證據還不夠充分，但按人口比例，南部的武裝部隊數目肯定比北部多，尤其是在1850年代。 [ 注：馬庫斯·坎利夫在他著的《士兵與平民：1775年-1865年美國的尚武精神》(波士頓，1968年出版)一書裏説，當時南、北的尚武風氣一樣盛行，北部的志願兵連隊可能比南部還多。但作者所舉的例子卻只能證明相反的情況。

       坎利夫還忘了應按人口比例來解釋他的證據，也就是説，南部白人數不到北部的一半，他們在西點軍校的學生和志願兵連隊的實際數字可能比北部少，但按人口比例卻大得多了。巡邏兵中也有非奴隸主，這也是奴隸主與非奴隸主之間的另一條紐帶，使他們與蓄奴制聯繫起來。 ] 當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只有四千名左右達到軍訓年齡的男性白人時，該市已至少有22個志願兵連隊。

       1859年，薩凡納市的一名律師這樣撰文描述他的炮兵連開往納什維爾市和返回的情形：　　 

       在梅肯，我們受到新成立的炮兵連的歡迎，並有梅肯志願兵、弗洛伊德步兵和比布縣騎兵的護送。……在由梅肯去亞特蘭大的路上，遇到了蓋特市的警衞隊代表。……在路經馬麗埃塔時，當地軍校學生放了一枚六磅重的小炮以示致敬……。[在納什維爾]我們受到德意志步槍隊、謝爾比警衞隊和軍校學生的迎接……。[在返回薩凡納時]警衞隊、警士、奧格爾索普的輕步兵和愛爾蘭賈斯泊綠衣隊都列隊歡送我們。　　 

       南部武裝戒備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控制奴隸。在南部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三、五成羣的白人在一名頭頭的帶領下，騎着馬在夜間巡邏，搜捕無通行證的奴隸和驅散奴隸的秘密聚會。一個巡邏兵每兩週值勤一次，所以每條巡邏線上總有50多個白人巡邏兵。　　 

       美國儘管很少發生大規模奴隸起義，但南部的人對此總是擔心的。美國只有幾次這樣的起義，如1831年納特·特納起義和1800年在里士滿附近由加布裏埃爾·普羅澤和丹馬克·維齊領導的第一次流產的陰謀暴亂，第二次是1822年在查爾斯頓。

       這些起義足以引起白人的恐懼。武裝的志願兵連隊的作用之一就是“鎮壓突發的起義”。前面提到的薩凡納某律師在1856年寫道：“我認為，在我們的社會里，每個公民都有義務參加這樣的武裝連隊。這種起警察作用的連隊，就其性質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奴隸制與美國政治　　 

       從1844年到南北戰爭爆發，美國政治鬥爭的焦點是蓄奴制度。1844年前，這個令人苦惱的問題也曾多次通過別的問題爆發出來，使南、北雙方發生衝突。例如，1819年至1820年的有關密蘇里州的爭執就是這樣。

       1832年，一些州拒絕執行國會的決議，表面看來這是在爭論關税問題，實質上還是蓄奴制問題在作祟。主張抵制國會決議的南卡羅來納州人認為，中央政府權力的集中——如關税問題所顯示的——蓄奴制就會受到威脅。拒絕執行國會決議是維護各州自主權的最極端的做法。這是一種地方分權制憲政理論，其主要目的是保護蓄奴制度和抑制中央政府可能對它進行的干涉。　　 

       民主黨是蓄奴制的主要政治堡壘，南部組成了奉行傑克遜主義的民主黨聯盟力量的主體。1828年安德魯·傑克遜獲得了蓄奴州的71%的選票，而在自由州他只獲得了50%的選票。他的五分之四的選票來自南部。

       四年後傑克遜在南部蓄奴州獲得了70%的選票，在北部有51%。傑克遜主義者們對南部的支持給予酬報。傑克遜指定了四名最高法院法官，其中三名是南部人。總統馬丁·範布倫是傑克遜親自選中的接班人，他在最高法院又安排了兩名南部法官，卻沒有增加北部人。傑克遜否決了重新頒發美國第二銀行特許執照和撥款修築公路的提案，這無疑使主張地方分權的南部人感到高興。

       傑克遜政府支持南部郵局禁止郵遞反奴隸制宣傳品的態度也受到南部的歡迎。在1836年至1844年間，國會通過了“限制言論自由法”，其目的就是抵制反奴隸制的請願書。支持這一立法的國會議員大多是民主黨人。　　 

       範布倫以“假面具”(指支持南部的北部人)而聞名，但南部仍不信任這位紐約人。由於這個原因，儘管範布倫在1836年的大選中當選了總統，新成立的輝格黨(其主要領導人是肯塔基的亨利·克雷)在南部還獲得了微弱多數票。

       在此後的15年裏，民主黨和輝格黨在南部和北部都保持着均勢。兩黨領導人都故意把有關蓄奴制的分歧排除在政治鬥爭之外。但這種做法只是在幾年內有效。後來，兼併得克薩斯領土和美墨戰爭的爆發隨即把蓄奴制的擴張問題推到了全國政治的前沿。這使兩黨在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分界線上分道揚鑣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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