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連載——從“一國兩制”到“內戰”——美國往事（一）_風聞

【本文節選轉自《火的考驗：美國內戰及重建》（作者詹姆斯·M·麥克弗森），轉自戰爭研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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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內戰前的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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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經濟

       在前面談的有關美國現代化的一般情況中，南部在許多方面是個突出的例外。農村和農業在各蓄奴州仍佔壓倒優勢。那裏的經濟也得到增長，但是還沒有建立起像樣的商業和工業部門。

       1860年，南部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的，這和1800年一樣。對於佔南部勞力一半的奴隸來説，他們的社會地位根本不可能提高。與教育蓬勃發展和接近普遍認識文字的北部相比，南部促進教育的努力微乎其微，而且文盲接近占人口的半數。在各自由州蓬勃發展的羣眾性協會、改革運動和自我改進協會等大多未觸及南部。各蓄奴州重視傳統與穩定，而輕視變革和進步。

北部和南部的某些比較

       表2.1至2.5列舉了北部和南部之間某些重要統計數字差異。表中所指的“蓄奴州”包括1861年仍留在聯邦裏的四個邊界州。如果只指最終脱離了聯邦的那十一個州，那麼北部和南部之間的差距就更大了。　　 

       其它方面的資料也證實了這些表反映的情況。馬薩諸塞州的工業品產量在1860年就超過了未來邦聯各州的總產量；紐約和賓夕法尼亞的產量則分別是未來邦聯各州總產量的兩倍。生產原棉的南部各州只佔全國棉紡能力的6%。1860年，紐約州的銀行資本幾乎是全部15個蓄奴州的總數；而馬薩諸塞州的銀行資本則為南部棉花種植州的總數。南部白人的人均報刊發行量不及北部全部人口的一半。

       南部白人人口占全國白人總數的三分之一，但在1790年-1860年期間，南部人的重要發明只佔全國的7%。軋棉機的應用使南部經濟發生了變革，但其發明者則是於1792年到喬治亞做家庭教師的馬薩諸塞州人伊萊·惠特尼。內戰前南部的大部分大學校長、教授、研究院的負責人，家庭教師和報刊編輯都是從北方來的。

南部的殖民地經濟

       自從1610年代弗吉尼亞開始試種煙葉以後，為世界市場種植原料怍物就一直支配着南部的經濟生活。在1776年以前，從南部各殖民地運往英國的出口量佔總數的五分之四：弗吉尼亞和馬里蘭州出口煙葉，卡羅來納和喬治亞出口稻米和靛藍原料。

       在獨立戰爭以後，靛藍作物基本上停產了，煙葉產量也下降了不少。但是，惠特尼發明的軋棉機使商業性種植短纖維棉成為可能 [ 注：1793年以前南部很少種“短纖維棉”，因為這種棉纖維短，與棉籽的粘合力強，用手工剝除棉籽費工，使得這種種植不能營利。軋棉機是一種很簡單的裝置，用一個帶刺的圓筒在一個格柵上旋轉，分離棉籽和纖維。長纖維棉質地好(也貴些)，棉籽、棉絨容易分離，所以在1793年前就進行了商業性種植，但它的種植區只限於佐治亞和南卡羅來納沿海地區和海島上。在惠特尼發明軋棉機(1793年)後，南部廣大地區都可種植短纖維棉了。 ] ，而英國和新英格蘭棉紡工業的興起，則對棉花有了新的、巨大的需求。在1800年-1860年期間，南部莊園和農場的棉花產量每十年翻一番。

       1815年-1860年，棉花的出口量佔美國出口總量的一半多。為奴隸制和南部辯護的人頗有根據地爭辯説，統治美國經濟的是棉花大王。　　 

       南部作物在生產和銷售過程中的大部分資金和管理人員來自南部以外的地區，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代理人”或稱為“代理商人”。這種代理業務始於殖民地時代，那時倫敦的煙葉公司派代理人到弗吉尼亞採購和運輸煙草。

       這些代理人以未來的收成為擔保，向種植園主提供信貸並作為種植園的採購員，到倫敦或其他地方去購買消費品。到了19世紀，這種做法自然而然地就轉變為棉花銷售，只是代理商越來越多的是北方人，而不是英國人。多數(現在估計約有三分之二)代理商儘管住在南部，但實際上是新英格蘭人或英國人。　　 

       當種植園的棉花運到孟菲斯、新奧爾良、莫比爾、查爾斯頓、里士滿或幾個別的城市以後，就由代理商掌管了。代理商提供貨棧，承擔運輸並推銷給買主。他還為種植園主安排保險、信貸和物資供應。他從每一項服務中收取一筆手續費。

       各種手續費(如果種植園主還債的話，還包括利息在內，正像很多種植園主做的那樣)加起來，相當於全部作物收入的20%。這種代理業務意味着南部財富的外流；在內戰爆發前不久的一段時間裏，估計外流的數目每年在一億至一億五千萬美元之間。　　 

       所以，種植業儘管賺錢，但大部分銷售利潤(暫不算加工為成品後的利潤)流入外人手裏。南部作為原材料的出口地和工業品的進口地，它與北部和英國實際上保持着一種類似殖民地的經濟關係。

       1847年，莫比爾的一個居民抱怨説：“我們的商業除一小部分外都掌握在北方人的手裏。我們的銀行股份，八分之七為北方人所有。……我們的批發業和零售業，及一切值得一提的買賣都掌握在新英格蘭人手裏。……在財政上，我們所受的奴役比我們的黑人更甚。”

       1851年，亞拉巴馬州的一家報紙説，“目前，北方靠着南方已發財致富了。”　　 

       我們從北方購買全部的奢侈品和必需品。……北方佬辱罵和譴責奴隸制和奴隸主，而我們的奴隸卻穿北方生產的衣服，戴北方的帽子，穿北方的鞋，用北方的鋤頭、犁和其他工具。……奴隸主穿北方的衣服，用北方的馬鞍，誇耀北方的四輪馬車，讀北方的書。……他的產品是用北方的船運至市場的，他的棉花是用北方的軋棉機脱籽的；他的甘蔗是用北方的機器榨糖和加工的；他的河流上行駛着北方的汽船。……他的兒子在北方的大學求學，他的女兒在北方的美容所接受精心美容；他的醫生是北方一個醫學院的畢業生，他的學校裏聘請北方教員；他用北方的發明裝備自己。　　 

       1852年，想改變這一狀況的南方人恢復了“南部商業大會”(它創辦於1837年)。這個組織在1850年代後期每年都召開一次年會。其目的是想用南部的錢修建鐵路、開闢汽船航線、修築港口、設立銀行、興建工廠和其它企業，以便使其經濟獨立於北部。

       這一運動的領導人還規勸南部同胞購買南部產品、抵制北方的教科書和教員，只資助南方的作家並只去南部的勝地度假等。南卡羅來納的威廉·格雷格極力主張建立南部自己的棉紡工業，並於1840年代帶頭在格拉尼特維爾建了一個紡織廠，作為榜樣。南方的激進派人士埃德蒙·拉芬只穿南方生產的服裝。弗吉尼亞的參議員詹姆斯·梅森自豪地穿着家庭織的布做的衣服出席參議院會議。　　 

       但是這一切都不奏效。南部商業大會的結果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這個大會逐漸成為主張脱離聯邦的分裂主義者的講壇。表2.4的數據表明，在1840年-1860年間，南部的人均工業投資翻了一番，但這個數字仍低於北方，而且在全國工業生產能力中，南部所佔的比率實際上還下降了。

       新奧爾良的詹姆斯·德鮑是商業雜誌《德鮑評論》的出版商，也是南部經濟獨立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他發觀，新奧爾良缺少印刷設備，他的《評論》不得不送到紐約去印刷。在他的廣告收入中，四分之三來自北方的企業。該雜誌出版了一本有關南部工業潛力的評論集，在北方的銷售量竟是南方的六倍。甚至參議員威廉·格雷格也不得不為他的格拉尼市紡織廠僱一名北方人當廠長，僱一名新英格蘭人作監工。　　

       奴隸既是資本又是勞力，這是南部經濟的一個重要事態，可以用來説明它不能實現現代化的原因。在一個典型的種植園裏，在奴隸方面投資超過了在土地和農具方面投資的總和。奴隸制農業是不可能走北部農業的道路並發展成為更加資本密集型的農業；恰恰相反，因為資本的增加在這裏意味着勞力的增加。種植園主不是投資購買機器，而是購買更多的奴隸。

       正像現代的一位觀察家所説的那樣，“出售棉花是為了購買奴隸，即生產更多的棉花去購買更多的奴隸，這個‘無休止的循環’就是一個典型的棉花種植園主的一切活動的目的和方向。”　　 

       從1793年軋棉機問世到內戰爆發前夕，南部的農業技術很少變化。從表2.3上可以看到，由於資本被勞力所吸收，南部的土地和機械的單位產值還不及北部的一半。

       在1800年-1860年間，南部農業的人均產量確實增加了(可能與北部的速率相當)；但增加的原因主要不是技術的進步，而是種植園勞力安排的改善，以及像所附地圖表明的那樣，種植園邊界向西面處女地推進的結果。　　 

       所以，南部經濟是“增長”了，但不是“發展”了。從表2.2可以看到，1860年南部農業勞力所佔的比例與1800年基本一致。南部沒有實質性地發展城市的中產階級和技術工人隊伍，沒有能形成可提供多種產品和多種服務的多樣化經濟。

       由於南部把奴隸、其他種類的人員和不動產都算作財產，1860年南部白人的人均財產($3978)幾乎是北部人均財產($2040)的兩倍。南部自由民佔全國自由民的30%，而在全國最富的人中間，南部佔了60%。另一方面，南部人均收入估計只有103美元，與北部的141美元相比，低了27%。　　 

       有些經濟歷史學家認為奴隸制是有利可圖的，但對誰有利呢？當然是對棉花和甘蔗種植園主(煙草、稻米和大麻種植園的利潤可能低些)有利。他們的平均投資收益與北部工業企業家相當，而高於北部的農場主。上南部的許多奴隸主也是有利可圖的，他們向西南部的興旺的棉花種植園提供了他們多餘的奴隸。但對奴隸來説就無利可圖了。

       有兩位經濟史學家曾估計過，棉花種植園裏奴隸的收入以食物、衣物和住房計算只佔種植園生產總收入的22%。在奴隸解放以後，種植園的勞務支出與總收入的比例就上升到了56%。對於南部的小農場主來説也無利可圖。他們被大種植園主從最肥沃的土地上擠走了，也很難從價格不斷上漲的奴隸市場上買得起奴隸。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認識奴隸制經濟，那就是看一看這種制度是促進還是阻礙了南部的發展。許多當代的學者對此問題是持否定意見的。南部生活的觀察者們，包括到南部訪問的法國人亞歷克西斯·托克維爾、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埃利奧斯·凱恩斯和到南部旅行的新英格蘭人弗雷德裏克·奧姆斯特德，都認為奴隸制造成了南部經濟的落後。

       1831年，托克維爾乘汽船順俄亥俄河下行，他的左側是肯塔基，右側是俄亥俄州，蓄奴社會與自由社會的鮮明對照引起了他的沉思。

       他寫道：　　 

       河的左岸人煙稀少，時而看見一隊奴隸在半荒蕪的田野裏懶洋洋地走着。……你會覺得這個社會正在沉睡。但是右岸，從遠方傳來嘈雜的哼哼者，你可以知道人們正在忙於勞作；田地裏長着茁壯的莊稼，……舒適的跡象顯而易見。人們看起來是富裕的、滿足的。他們在勞動。　　 

       1850年代，奧姆斯特德在南部作過三次廣泛的旅行，每次都寫了書。他對南部的看法也像托克維爾一樣尖刻。他説，蓄奴州缺乏“自由勞力社會的一些特點，如具有眾多的不同工種的技術勞力、本地的多種作物市場、密集的居住區和大量的小資產者的存在。”

       他還説，如果一個人在離開20年後再回到北部，他會驚奇地發現：　　 

       “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房屋、教堂、校舍、工廠、鐵路、公路、運河和橋樑更好了；人們穿得更漂亮了；文化修養提高了。但是，如果一個旅行者過了20年又重新回到密西西比，他看到的棉花利潤所積累的財富是什麼呢？種植園主指給他看的不是房屋、圖書館、教堂、校舍、工廠、鐵路或任何類似之物，而是他的黑奴——沒有任何別的。　　 

       南部不能實現現代化和經濟獨立的根本原因在於它沒有建立多種經濟，即過於依賴一種作物——棉花。1850年代因棉花需求量增加了，使這個問題更加突出。在國民經濟從1837年-1843年的危機中逐漸恢復後，棉花價格從1844年的最低點每磅五美分逐漸上升到1850年代的十美分。種植園主於是不擇手段地利用每一寸土地種植棉花，而且棉花產量幾乎年年創新紀錄。這又反過來刺激了奴隸價格的上漲。

       1850年代，奴隸價格幾乎上漲了一倍，因此佔用了南部絕大部分現有資金。一位主張在南部興辦紡織工廠的佐治亞人沮喪地反問道：“為什麼我們要把棉花運到遙遠的北方去加工，爾後以如此高價反銷到我們這裏來呢？這是因為我們把所有的餘錢都用來購買奴隸了。”儘管盛產棉花的南部在1850年代空前繁榮起來，但其經濟更加侷限於單一作物的農業了。　　 

       南部經濟失敗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南部的社會價值觀。

（圖片轉自網絡）

南部的價值觀與經濟變革

       在南部，要求發展工業的呼聲常被那些指責企業家倫理觀為新英格蘭人庸俗的實利主義的聲音所淹沒。南部人喜歡自我標榜的形象是鄉村紳士派，其舉止風度是忠厚謙和、熱情好客、悠閒自得、善騎獵、對婦女有騎士風度、對同等人尊重、對下等人仁慈。在他們的眼裏，新英格蘭人則是一批見錢眼開的店小二：精明但無尊嚴，勤奮但缺少悠閒階級的風采。

       一個密西西比人説：“北方人愛賺錢，南方人愛花錢。”作家喬治·卡里·埃格爾斯頓在回憶他於內戰後從印第安納州到弗吉尼亞州去接管莊園遺產時説：“我辭別了發展迅猛的、世界性的和萬花筒似的西部，前往生活閒逸、環境恬靜的弗吉尼亞，那裏沒有壓力感或緊迫感，沒有對未來的憂慮，明天要乾的事跟今天完全一樣。”　　 

       1850年代的許多南部頭面人物都同意托馬斯·傑斐遜對農民的讚揚，説他們是“真實、純真美德的特殊寶庫”；還同意他關於反對城市工業家階級的警語，説他們是國家政體上的膿瘡。亞拉巴馬的一位政治家在內戰前夕聲稱：“我們沒有城市，我們不需要城市。……我們不要工業，我們不期望貿易，不期望有機械的或製造業的階級。只要我們有稻米、甘蔗、煙草和棉花，我們就有錢買到我們所要的一切。”

       1857年，弗吉尼亞州長亨利·懷斯盛讚奴隸主階級的紳士風度，説他們“身居僻鄉不失文明；生活歡愉不忘仁慈；在社交中舉止穩健、優雅，……有閒暇的時間去提高自己在道德、行為、哲學和政治方面的修養。”南卡羅來納的某種植園主十分反對北方所使用的商業、工業、內部改良、城市和改革運動等專門名詞術語的進步概念。他警告説，這些“吱吱喳喳、吵吵鬧鬧的進步分子”的目標如要在南部實現，“只有靠消滅掉整個莊園主階級”。這種思想的盛行無疑成了南部經濟變革的障礙。

美國南部的奴隸制

       奴隸制構成南部獨特的社會體制的基礎。雖然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南部經濟的基本制度是種植園農業，不是奴隸制本身，可是這兩種説法並沒有多大區別。奴隸制與種植園自17世紀起就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了。在1850年代，從事採礦、交通、建築、伐木和製造業的奴隸只佔奴隸總數的10%；家奴和從事其它非農業勞動的奴隸佔15%，其餘佔75%左右的絕大多數奴隸是從事農業勞動的：55%種植棉花、幾乎全部水稻、甘蔗和大麻及一大部分糧食作物都是由奴隸勞力生產的。　　 

       擁有奴隸的南部白人家庭只有三分之一，但由於奴隸昂貴，這個比例還是相當高的。對比之下，1950年只有2%的美國家庭擁有與一個世紀前一個奴隸價值相當的公司股票。1850年代，近一半奴隸主只有5個以下的奴隸；但是佔總數12%、擁有20個或更多奴隸(這個數目通常區別種植園或農場的標準)的奴隸主佔有了一半以上的奴隸。

統治民族的民主

       蓄奴制對於非蓄奴白人有何利害關係呢？對於這部分人，存在着幾種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認為他們無一例外，都是些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無文化知識並沾點種植園經濟的邊勉強度日的“窮苦白人”。

       與此相反，一些南部的歷史學家認為，這些種植糧食併為市場種植少量煙草、棉花或養豬的“樸實平民”是自豪、聰明、欣欣向榮和政治上起重要作用的農村中產階級。許多現代學者，包括北部和南部的，則把他們看作是反對蓄奴制度的潛在力量，因為種植園制度對他們沒有好處，他們感到蓄奴制把一切勞動都降格為奴役勞動了。　　 

       這些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為避免偏見，實事求是，必須把農村中三種不同的非奴隸主白人區分開來。一組是“山區”居民，即居住在阿巴拉契亞高地、馬里蘭西部和肯塔基東部至亞拉巴馬北部的峽谷、密蘇里南部和阿肯色北部的奧薩克高原的居民。這些地區的奴隸人數很少，其居民大多數是種植糧食和飼養家畜的小農場主。

       在政治上，山區居民常常在議員名額分配、州政府對內部改良的資助、土地税及奴隸等問題上與山下和低地居民持對立態度。他們是種植園經濟的反對派，其態度與南部反蓄奴制第五縱隊最為接近。在內戰期間，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忠於聯邦政府的。　　 

       第二部分人生活在“松林區”或“雜草地”，那裏是沙地或沼澤地，位於北卡羅來納東部、佐治亞和亞拉巴馬南部，密西西比東部和其它許多峽谷地帶。這些人最合乎“窮苦白人”的傳統形象。他們只種幾英畝玉米地或在林區放養幾匹骨瘦如柴的牲口。儘管他們有時也向南部較富裕的地區出售少許生豬，總的來説，他們像那些山區人一樣，極少參與商品作物經濟活動。　　 

       但第三部分非奴隸主白人，人數最多，在這種經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們居住在山下或不那麼肥沃的沿海低窪地帶。他們每年收穫一兩包棉花，或一大桶煙草，也種些糧食作物。他們在個人利益上和情緒上與種植園制度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為種植園軋棉花，也有可能向附近的種植園出售自產的豬肉。

       他們中許多人對奴隸主的地位垂涎三尺，而且也確有某些能幹的或幸運的人終於實現了這個願望。南部還存在着傳統的親連親的關係，一個非奴隸主白人很有可能是位於同一條公路沿線的某個莊園主的堂表兄弟或外甥、侄子。大種植園主還按照習俗，每年舉辦一、兩次野餐會招待窮苦的鄰里——尤其是他正在競選議員的時候。　　 

       在奴隸主與非奴隸主白人之間，除了存在着他們潛在的階級矛盾緩和的親戚關係和共同的利益外，還存在着一種最重要的紐帶，即種族聯盟。南部的白人儘管並不都擁有奴隸，但卻都擁有白的膚色。蓄奴制不僅是一種勞動剝削的手段，而且它還是種族統治的一種手段。不管有多少非奴隸主白人多麼討厭蓄奴制度，但沒有什麼人認為尚有其他手段可以維護白人的優越地位。

       亞拉巴馬的一個農民對弗雷德裏克·勞·奧姆斯特德説，他相信蓄奴制是錯的，但是他也不相信解放奴隸是對的。他説：“假定他們自由了，你會發現他們自認為跟我們一樣優秀了。……一個黑人以為跟白人一樣優秀了，你怎麼想？一個黑人登門向你的千金求婚，你怎麼想？”另一個穿着邋遢的農民對奧姆斯特德説，他希望“這裏根本不存在黑人。他們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孽障。……但是給他們自由，讓他們呆在這裏是行不通的。在我認識的人中沒有一個贊同解放奴隸。讓他們自由並呆在這兒，我們生產出來的東西都要被他們偷去了，那樣誰都沒法在這裏住下去了。”　　 

       奧姆斯特德敏鋭地指出：“自孩提時起，在白人大眾的社會環境中就只有一樣東西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有價值一些，那就是黑奴比他們要低賤。”作為南部親蓄奴制的主要政治發言人、南卡羅來納州的約翰·C·卡爾霍恩也意識到這一點。1848年卡爾霍恩説：“對於我們來説，社會的兩大對立陣營不是富人和窮人，而是白人和黑人；所有的白人，包括貧窮的和富有的，都屬於上層階級，受到尊敬，享受平等……從而享有貧困或災難都剝奪不走的地位和榮譽。”　　 

       社會學家皮埃爾·L·範登伯格把這種為蓄奴辯解的理論和白人的優越感稱為“統治民族的民主”，即屬於統治民族居支配地位的種族的人都優越於不屬於這個民族的人。統治民族的觀念在南部和北部都具有強大的號召力。

       亞拉巴馬州的南部權利的衞士威廉·L·揚西説：“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是在兩種思想基礎上建立這個政府的：第一，白人都是公民，是居支配地位的種族，白人與白人之間是相互平等的；第二，黑人是低賤的種族。”按照這個説法，《獨立宣言》裏所説的平等是所有“白人”的平等。

       《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是個奴隸主。以安德魯·傑克遜的名字命名的“傑克遜民主主義”的核心是平等，但傑克遜總統也是一個奴隸主。

       傑克遜的民主黨人是白人優越論的積極維護者。他們的統治民族的觀念幫助他們把北部的愛爾蘭人、灰鬍桃人和非技術工人吸引到民主黨一邊來，因為該黨宣稱，不管他們多麼潦倒，他們仍然比黑人優越。像南部的非奴隸主白人那樣，他們也害怕解放黑奴，因為黑奴解放了，他們的白色皮膚就無意義了。

       弗吉尼亞州的州長懷斯説：“粉碎蓄奴制，而且將以蓄奴制的拳頭粉碎人人平等的原則。”這就是美國曆史上重要的奇談怪論：對許多白人來説，蓄奴製成了自由與平等的基石。

奴隸的處境

       對於奴隸來説，不存在這種奇談怪論：奴隸制就是奴隸制，自由則是其對立面。奴隸契約賦予奴隸主對奴隸幾乎毫無限制的權力：可以買賣；可以不經法庭隨意處罰；可以拆散奴隸家庭；可以姦污女奴；甚至可以殺死奴隸而不必害怕承擔法律責任。奴隸作為一種形式的財產，在法律上不享有人權。他們在法律上不許結婚，不許佔有財產，在多數蓄奴州里也不許學文化。

       主人可以允許他們建立家庭，掙點錢，或者(少有情況)用錢贖買自由，但是在他們獲得自由之前，他們的錢、配偶和孩子隨時都有可能被強行奪走。

       有幾個州雖然允許奴隸贖買自由，但獲得自由後必須離開該州。1860年在各蓄奴州共有25萬自由黑人，其中只有3.5萬人生活在下南部的八個產棉州，而且受到各種令人憤慨的限制，因而許多人的生活比奴隸好不了多少。　　 

       在實踐中，奴隸主對奴隸的權力常因自身的經濟利益或有時的温情主義而有所約束。主人和監工不可能光靠鞭子維持其統治。由於奴隸的死亡、殘廢、受虐待或逃跑，即使能生產一點棉花，也是很少的。

       就像僱主和被僱者之間的關係那樣，這裏也需要勸説、誘導、獎勵和讓步。紳士派的種植園主所遵循的“高尚行為”準則也要求他們對下等人施以仁慈。奴隸和主人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信仰的是同一個基督教的上帝。在奴隸和主人之間除了敵對和仇視外，信任和情感瓜葛也是可能存在的。　　 

       總之，奴隸制既是一種法律的和經濟的制度，也是一種人際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衝了其非人道的傾向，併為奴隸提供了創造其各種文化機構的活動自由。這些文化機構會支撐他們在倍受奴役的環境下能夠一代代生存下來。在黑人居住區裏出現了一些自然形成的領袖，他們往往成為黑人教會“無形機構”的雄辯的傳教士。

       黑人教徒們不顧禁令，避開白人，單獨集會做禮拜(有些是秘密進行的)。奴隸們創作的《黑人聖歌》是內戰前美國最早的和最感人的音樂，它既反映了黑人無可奈何地忍受痛苦的狀況，也表達了他們對自由的嚮往。南北戰爭後這種音樂演變成為傷感民歌，最後又發展成為爵士音樂。奴隸制很難使家庭生活穩定，但多數奴隸還是設法建立了牢固的親戚關係和家庭關係。所以儘管奴隸制起了壓制黑人的作用，但積極的黑人文化所表現出的反抗力，提供了奴隸在苦難面前爭取生存的見證。　　 

       與西半球的其他許多地方相比，美國的奴隸主對奴隸的肉體摧殘不那麼嚴重。在西印度羣島的甘蔗種植園或巴西的咖啡種植園裏，絕大多數的奴隸生活條件實在惡劣，過着牛馬似的生活，壽命很短。在那裏因氣候和疾病而死亡的奴隸人數要比北美多，為奴隸提供的食物、衣物、醫藥和日用品更少。在熱帶甘蔗園裏，對勞動節奏的要求要比北面種植棉花或煙葉更殘忍。　　 

       當奴隸制在加勒比地區和南美洲盛行時，非洲的奴隸貿易仍在自由進行。但美國則相反，它的奴隸制達到頂峯只是在1808年禁止販運非洲奴隸以後。這與奴隸所受到的待遇有重要關係。在拉丁美洲，許多種植園主認為，與其為奴隸創造一個條件，讓他們組織家庭和通過自然繁殖維持其人數，不如把他們奴役致死，然後從非洲進口新奴隸來得合算。

       在美國，奴隸的進口來源被卡死了，種植園主就只能依靠自然繁殖來維持和增加其奴隸“資本”。所以，改善奴隸的健康狀況和鼓勵生育是符合奴隸主利益的。一名解放了的奴隸説，他的主人“像照料你飼養的一匹馬似的，按時讓我們吃飽、吃好。”另一個解放奴回憶説：“路易斯安那州有個種植園主喜歡在來人面前誇耀健壯的奴隸兒童，説‘這一個值一千美元’，‘那一個真是個龐然大物’。你看，這完全跟養匹小騾子一樣。”　　 

       1840年以後，美國的奴隸人口每十年平均增長27%，跟白人的自然增長率幾乎相等。這樣的增長率在奴隸制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西半球的其他地區，自然繁殖連奴隸的原來人數都難以維持，更不用説增加了。

       例如，在巴巴多斯，1712年-1762年期間，奴隸人口每十年自然減少43%。在廢除奴隸制時，美國的黑人人數是從非洲進口黑奴人數的十倍，而在西印度羣島，則只有進口黑奴人數的二分之一。奴隸販子一共從非洲運了一千萬人到大西洋彼岸，其中只有6%的非洲人運到了美國；而在廢除奴隸制時，美國的黑人人數是西半球黑人總數的30%強。　　 

       這些簡單的人口統計數字反映了重要的社會含意。比如，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律是允許奴隸結婚的，還為他們的家庭提供了某種形式的保護，但在美國，奴隸的婚姻是沒有法律基礎的。

       可是，西印度羣島和拉丁美洲的國家依靠進口奴隸來維持奴隸的需求量，而從非洲進口的奴隸中，男性人數幾乎是女性的兩倍。因此，許多男性奴隸根本沒有結婚和組織家庭的可能。

       相反，1820年後美國的男、女奴隸數目基本相等，多數奴隸都得以組織家庭。這是北美奴隸自然增長率大大高於其他地區的原因之一，也有助於説明為什麼美國發生大規模奴隸起義的次數少於加勒比地區或拉丁美洲國家：有家庭義務的男人比沒有家庭義務的人較難參加起義。　　 

       然而，美國的奴隸家庭是脆弱的，因為它缺乏法律保護，美國奴隸制最大悲劇之一就是奴隸家庭的破裂。即使奴隸主本人不願拆散其奴隸的家庭，將他們出售，也不能阻止他人在他去世後為抵償他的債務而這樣做。許多研究美國奴隸制的學術報告都證實，被奴隸主拆散(通常是賣掉一人或將兩人分別賣給不同主人)的婚姻佔奴隸婚姻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至於被賣掉的子女或被拆散的兄弟姐妹，就不知其數了。

蓄奴制與勞動道德觀

       在現代社會里，人的地位與出身有關，也與個人的成就有關。但奴隸的地位是完全由出身決定的。對於絕大多數的奴隸來説，提高地位的範圍是極小的：如從田野作業提拔為司機或室內奴隸。即使那些花錢贖回了自由的奴隸，其地位的變動也受到種族主義和各種限制自由黑人的法律約束。　　 

       蓄奴制也破壞了南部白人的勞動道德觀。由於體力勞動都與奴隸相聯繫，勞動就成為低賤的，而不是光榮的事了。弗吉尼亞的政治家喬治·梅森承認，“蓄奴制對發展工藝和製造業不利。窮人輕視奴隸從事的工作。”南卡羅來納州的工業家威廉·格雷格抱怨説，他的州“缺乏勤勞人民應該具備的一切特徵。”由於就業機會少和對白人的勞動缺乏尊重，到美國來的移民中只有八分之一在南部定居。從蓄奴州移居自由州的白人是自由州移往蓄奴州的兩倍。　　 

       奧姆斯特德直言不諱地批評了南部白人和黑人的勞動態度。他在作品裏描寫了南部草率的耕作、坎坷不平的道路、破爛不堪的公共設施、火車和汽船晚點或無故取消班次，以及整個得過且過的氣氛。奧姆斯特德和其他學者一樣，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奴隸勞動的低效率。強制性的勞動是不情願的勞動。奧姆斯特德寫道，奴隸們“看來是在做着勞動的動作，實際上不使一點勁”。

       他認為北部一個自由工人的效率相當於一個奴隸的兩倍。他解釋説，大多數奴隸缺乏努力勞動和提高效率的積極性，以增加產量。他們缺乏現代化勞動所必須的時間觀念。一個南部白人説：“他們的時間對於他們自己毫無價值。”奧姆斯特德認為這個評論是很中肯的。　　

       黑人用消極怠工的方式抵制這種強制性勞動。這從黑人的傳説和種植園主的檔案記錄裏可以找到印證。例如，他們假裝生病、在監工不注意時停止工作、假裝聽錯了命令、破壞工具、虐待耕畜、逃進森林或沼澤地等。

       奴隸制也是南部農業技術落後的原因之一。

       南部的鋤頭十分笨重，據説是因為北方農場通常使用的那種輕便鋤頭會被奴隸弄壞。北方的農場主開始使用馬牽引犁和中耕機之後很久，奴隸們還在繼續使用鋤頭翻地和耕耘。南部農業所用的犁，都是老式的騾拉鐵鍬似的淺耕犁，而不是19世紀30年代北方普遍使用的馬拉模板式深耕犁。南部普遍以騾為耕畜，因為騾雖不如馬那樣健壯有力，但不需精心飼養，經得起奴隸們的折磨。

       在1860年，各蓄奴州飼養的騾佔全國總數的90%，而馬只有40%。 [注：經濟史學專家羅伯特·福吉爾和斯坦利·思格爾曼不同意“奴隸制效率低”的理論。他們認為，由於管理認真、奴隸積極性高，以及大型種植園經濟具有優越性，南部的農業生產效率比北部的高。沒有什麼歷史學家同意這種説法的。參閲福吉爾和恩格爾曼所著的《處在十字路口的時代：美國黑人奴隸經濟》一書，及批評此書觀點的另外兩本書：保爾·戴維的《蓄奴制的帳單》和赫伯特·古特曼的《蓄奴制與數字遊戲》。 ]　　 

       最使蓄奴制與現代化背道而馳的是禁止奴隸學文化。奴隸中至少有90%是文盲。奴隸們雖然創造了豐富的口頭文學，但由於不識字，就使他們無法在現代化社會里交流知識、思想和文化。文化程度低是奴隸與自由民之間最大的差異，也是南、北之間最大的區別(見表2.5)。廢奴主義者認為，這也是南部“落後”和蓄奴制極不道德的主要原因之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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