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沒有拋棄非洲_風聞

文 / 艾森

在CES2020大會上，我們注意到了一個並不起眼的事實：超過450家人工智能參展商名錄中，僅有23家企業來自非洲。其中，摩洛哥佔據了11家、埃及9家，塞內加爾3家。

有趣而在情理之中的是，農業和醫療是這些非洲人工智能公司的強項。比如一家叫Dictaf的塞內加爾公司，旨在用無人機、SOS-Agri等人工智能提供農業及醫療服務，為當地青少年和婦女就業做出貢獻。

Dictaf等非洲公司正是非洲人工智能產業的縮影，在多彩如萬花筒般的CES展上，他們以不能再樸素的姿態提醒着我們：這個世界有七個大洲，非洲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力量。在人們為特斯拉、腦機接口和各種令人炫目的智能設備傾倒的同時，非洲人民的每一天都在用人工智能解決更直接的問題，比如糧食，比如藥品，比如如何讓貧民窟的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

同樣，來自非洲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們正肩負着他們這一世代的任務，這羣年輕人似乎就是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而誕生的：一，將實用的人工智能技術用在有用的地方。二，努力實現非洲科技的本土化，為此與科技殖民化相抗衡。

為了這兩個目的，他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科技公司和學術機構，形成了一種既依賴又警惕的共生關係。

胡椒樹下的重要聚會

若干年後，當人們試圖用一個圖案來代表非洲人工智能產業，他們可能畫出一顆胡椒樹的形象。

2019年8月，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這顆拱形常青胡椒樹下，非洲大陸上的數百名本土人工智能研究者聚集到了一起。兩年前，這些年輕的非洲人工智能研究者成立了一個名為Deep Learning Indaba的人工智能學術會議，旨在為非洲的人工智能行業尋找未來。

Indaba成立於2017年，這個祖魯語（zulu）詞彙意味“重要的會議或聚會”，由南非威特沃特斯蘭大學和相關的非洲科技研究者聯合成立。在這些非洲青年才俊的眼裏，Indaba是一個不得不成立的組織，因為對於他們而言——無論客觀原因還是主觀原因——西方人工智能世界並不太友好。

客觀原因非常簡單：這些非洲地區的研究者們要參加一次西方學術會議，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以人工神經網絡領域的著名會議NeurIPS為例（它的前身是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NIPS）。這個會議的舉辦地點往往在歐美髮達國家的五星級酒店舉行，即使獲邀參加會議，參會者也要付出頗為高額的經濟成本，更別提在2016年前，還沒有一個非洲國家的申請文件被會議接受過。兩年後，當100多名非洲研究人員試圖參加加拿大的NeurIPS會議時，他們全部因為簽證問題被拒之門外。

根據Indaba創始人的説法：“在現在機器學習領域中，被採用的論文中有多少是由非洲研究人員撰寫，或者是僅作為作者之一？答案是：零。在當代機器學習領域，不存在非洲大陸的研究。”

布魯斯·斯威利主演的電影《太陽淚》裏有一句著名台詞：“上帝已經拋棄非洲了”。Indaba成立之前，這句話在人工智能學界也適用。

正因此，Indaba的本土化努力在一開始就獲得非洲大陸多數國家的強烈反響。第一屆Indaba會議有近750人申請，300人被邀請參加。第二年，這個數字提高到了400人。而在2019年，已經有700名參會者和27場IndabaX活動。54個非洲國家裏，有超過40國參加了Indaba會議，既討論自動駕駛、自然語言處理和人工智能倫理這些行業標配話題，也討論如何用技術讓非洲的農業、醫療和交通獲得更直接的改善。

着眼於“本土化”的努力，Indaba為人工智能社區Deep Learning Indaba制定了明確的議程：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泛非洲科技（pan-African tech）社區——不是通過改造現有技術，而是為該地區所面臨挑戰：龐大的交通體系、保險索賠支付困難和乾旱狀態，創造適合的解決方案。一個不受硅谷控制的人工智能社區，是Indaba創立的初衷。

但在人工智能這樣的前沿科技領域，如此“高科技”的社羣光靠非洲人自己是不足以運轉起來的。無論在學術還是經費上，他們都不得不與國際科技巨頭有所關聯。在這次Indaba的活動中，就有來自谷歌、微軟和亞馬遜等大公司共計30萬美元的資助。

與科技巨頭們有所合作，但不依賴他們。保持對西方科技殖民的警惕，培養本土化人才，同時學習先進研究、緊跟前沿科技潮流。Indaba在做一件兩難的事情。

跨國公司的非洲責任

科技巨頭們像上帝和學術機構一樣“拋棄非洲”了嗎？事實證明，跨國公司敏鋭得多、也務實得多。遠在非洲科技市場還沒取得足夠的發展時，他們就已經着手進行佈局。

2013年，敏鋭的IBM Research就在內羅畢開設了第一個非洲辦事處，又接着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開了第二個。內羅畢和南非也因此成為了非洲人工智能研究產業的兩個橋頭堡。

就在去年，此前一直沸沸揚揚的“谷歌要在非洲開設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傳言終於塵埃落定：他們將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地址選在了加納的阿克拉。設立實驗室之前，谷歌還和蓋茨基金會做了一件同樣的事情：與坦桑尼亞的農民們合作，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糧食產量。

谷歌建立實驗室的目的十分務實：為研究人員提供開發人工智能產品所需的工具和環境，以解決農業部門在整個非洲大陸面臨的諸多問題。另外，利用人工智能改善醫療保健也是實驗的重大任務：人類的健康、植物的健康、糧食安全，這些問題只有在非洲才能切實感受到其緊迫性。

除了IBM、微軟和谷歌外。就在今年，一個重要的人工智能研究會議 ICLR 將在埃塞俄比亞的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舉辦。

專注基礎研究，試圖通過長期的投入全球健康科技和健康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這是科技巨頭在全球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同時，科技巨頭們對非洲的滲透（無論主觀與否）也帶着強烈的殖民色彩。

BBC此前曾報道，在非洲最大的貧民窟——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基貝拉（Kibera），有1000多人在非盈利組織Samasource的幫助下，為谷歌等硅谷大型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研究提供數據標註服務。

這1000多個在貧民窟的非洲人，每天的任務是在八小時的工作時間內建立訓練數據，把圖像加工成計算機可以理解的形式。需要標註的圖片信息包括人、車、路牌、車道標記甚至天空。

他們的工作既普通又重要，為了確保數據的準確性，一名上級會負責檢查工作。當員工的效率和準確率達到最高要求時，他們會獲得購物券作為獎勵。這些數據標記工的日薪是9美元，遠高於當地2美元的平均薪酬。Samasource因此幫助了大量當地貧民窟的人改善了經濟生活。

在巨頭陰影下

窮人通過工作獲得了更好的收入，科技巨頭僱傭廉價勞動力節約成本，你很難不承認這是一件兩全其美的好辦法。但這個“好辦法”同時也帶上了典型的殖民地烙印：這樣的故事，是不是讓你自然地聯想到了富士康？

起碼，一位非洲的博士阿貝巴·比爾哈恩（Abeba Birhane）就是這樣認為的。她將外國投資和數據收集行為與西方國家對非洲大陸的殖民行為掛鈎。在最近發表的一篇題為《算法殖民非洲》（the Algorithmic Colonization of Africa）的論文中，她寫道：“這種‘挖掘’人類獲取數據的論述讓人想起殖民者的態度，他們宣稱人類是可以免費獲取的原材料。”

另外，國際巨頭的影響力讓非洲原本起步就比較晚的人工智能企業難以獲得更好的發展：他們註定無法與跨國大公司競爭。南非科學家和人工智能專家西里達茲·馬爾瓦拉（Tshilidzi Marwala）對此提出過一個例子：南非原本有一個本土搜索引擎——Anansi，它能收集大量本土數據，但它不是谷歌的對手，在2011年徹底失敗了。若問全球排名第二的搜索引擎是哪個，可能大多數人都答不上來——是微軟的必應（Bing）。然而在谷歌的影響之下，即使排名第二也照樣舉步維艱。微軟尚且如此，何況是一個非洲本土企業？

在巨頭的陰影下，非洲的人工智能企業即使實現了技術落地，也難以形成比較大的規模。像以支付平台聞名的尼日利亞明星金融科技公司Kudi（你可以把它視為非洲的支付寶），截至2019年春天，融資規模也僅有510萬美元。成立於2014年的南非農業科技公司Aerobotics，通過通過無人機、衞星和人工智能為用户提供農業數據，目前獲得了480萬美元的融資。肯尼亞農業信貸平台Apollo Agriculture則融資了160萬美元。

這些公司上百萬美元的融資規模，在非洲科技公司中已屬翹楚。大部分的非洲人工智能公司，如肯尼亞的社交媒體服務提供商推薦平台Utu Technologies、埃及兩家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公司Botme和WideBot，這些值得關注的企業目前的規模都在5萬美元以下。

除了簡單僱傭非洲的廉價勞動力以外，科技巨頭們還通過投資來未雨綢繆。早在非洲75%的地區甚至還無法上網的情況下，國際科技巨頭們就盯緊了非洲巨大的投資機會。因為越早與用户建立緊密的聯繫，就越有望在長期的用户投入中收穫豐厚的回報。

背靠科技巨頭的大樹好乘涼，但殖民化的危險也無處不在，這是Indaba的創始人一開始就意識到的問題。Indaba對此的選擇是“周旋”。

創始人在第一次會議後寫道“Indaba的大部分資金來自國際組織，我們的許多國際演講者都來自國際科技公司。這可能會給人留下一個印象，即在大型科技公司，以及在非洲大陸以外的國家才能找到最好的工作。一個人必須離開非洲大陸，才能在該領域擁有有影響力的職業生涯。”

接受國際組織的資金援助的同時，這些Indaba成員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來自尼日利亞的科學家阿德坎姆比希望在未來10年內能夠培訓100萬尼日利亞數據科學家。為了防止非洲科技人才流向海外（其實你防止不了），他選擇啓動一個“數據科學家隨需應變（Data Scientists on Demand）”的項目，幫助尼日利亞的工程師遠程為世界各地的公司工作，並藉此，希望那些與非洲合作中獲益的公司，能夠真正在非洲建立公司，並通過投資當地的技術社區來表明自己的承諾。

“周旋”的階段性成果是，經過三年的努力，不斷誇大會議規模的Deep Learning Indaba終於在2019，將兩名Deep Learning Indaba 洲際競賽的獲獎者送上了他們的應許之地—即前文提到的NeurIPS。在那裏，不再被拒籤問題所困擾的幾位非洲人工智能研究者們將會尋求平等的對話。

結語

當我們談論“人工智能”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麼？我知道人工智能意味着未來，意味着自己能跑的無人車、腦機接口、太空旅行、《疑犯追蹤》裏令人無處可逃的天網、跟機器人談戀愛。也意味一些不那麼“黑科技”的場景，比如讓門自動打開、你家的燈自己亮起來、或僅僅是在鞋子上裝個芯片測量你的數據。

這些場景都已經和“人工智能”一詞鐫刻在了我們的腦海中，以至於很多時候，我們沒有意識到原來人工智能還可以用來做一些最基礎、最美好的事物：比如讓糧食增產不受害蟲干擾，比如消滅瘧疾。這正是非洲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們努力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實現的日常。

相比之下，非洲人工智能產業當前的發展讓我們看到了蓬勃的生機，以及某種可稱之為“初心”的東西：將實用的技術用在有用的地方。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還有更好的用途了嗎？或許非洲人民遠比我們瞭解人工智能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