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後的日本政治經濟形勢_風聞

偶爾被拔高，參加了學術討論會，勉強寫了一篇發言稿，水平不高，但用了渾身的氣力。貼在這裏，供批判用。

1****日本經濟面臨的問題

在談2020年以後的日本經濟問題的時候，我想先整理一下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經濟中存在的問題。

首先，1989年以後的股價下調，1993年以後的房地產價格的下調，在日本被認為是個金融問題，需要靠金融的手段來解決泡沫經濟崩潰的問題。

將近30年的金融政策，對不良資產的處理，一些城市銀行、住專的倒產、長期的低息政策、2%的通脹目標等，都沒有解決日本金融方面的問題。安倍晉三成為首相以後，長達7整年的執政，使用了所有能夠使用的金融手段，但日本經濟依然沒有振興。單純的金融手段並不能治理日本經濟上存在的問題。不論安倍在2020年8月的奧運會之後，是否依舊待在首相的位置上，一直幹到2021年9月，通過金融手段來解決日本經濟問題，有些緣木求魚的感覺，讓日本經濟很難真正得以實現發展。

其次，日本經濟在戰後獲得急速發展的原因在哪裏，現在是否還有這些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

戰後經濟發展的原因在於一系列的改革，包括解散財閥、農地改革、勞動改革等。這種改革在戰後特殊階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進入到上個世紀60年代以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日本可以享受改革的紅利，但改革本身已經走到的勁頭。尤其在90年代以後，隨着蘇聯的崩潰，東歐社會的潰散，改革的參照物、目標都消失了，日本不再有改革的出現，也不可能改革。2009年出現的民主黨政權，絕對不是一個改革的政權，是日本的一場噩夢，從此以後，日本更不可能出現制度改革上的口號，目標。

在沒有改革空間，也沒有改革的紅利以後，日本經濟的發展靠的是經濟結構上的重新架構，來實現經濟上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新型重化工產業，包括鋼鐵、化工、汽車產業的興起。借用我們比較容易理解的説法是，新再生產結構中，第一生產部門的優先發展後，緊接着帶來輕工業等第二生產部門的發展。而且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日本的全套生產手段實現了國產化，能夠根據國內的需求，迅速滿足消費部門的生產需求，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同時，能夠向世界市場提供相關消費品。貿易在日本的再生產結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國外市場的開拓變得特別重要。不論是日本經濟剛剛復甦的1950年，還是日本召開了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以後，重工業生產嚴重過剩的時候，突發的越南戰爭，為保有生產部門，將生產部分生產出來的產品出口到亞洲及世界各地，這些讓日本經濟得以走出產能過剩，並且走向強大。特別是越南戰爭，美國市場對日本的開放，越戰周邊國家的工業需求等，為日本提供了足夠的市場。

**第三，我們比較重視的是日本的技術革新。**越戰結束後，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日本開發的集成電路、在生產環節大量使用電子技術，讓日本產品成本優勢特別顯著。在工業管理中，大量使用電子技術，工業生產效率得以提升，特別是微電（ME）技術的普及，讓日本走到了世界工業的最前列。

我們認為，但制度改革、產業投資、技術革新撞上天花板後，日本能做的只是投資股市，炒房地產。等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還能改革制度、重新進行產業投資、化大精力做技術革新嗎？將近三十年，沒有做到這些，一味地使用金融手段，帶來了日本的長期停滯。

日本是否能夠對現在面臨的這些問題進行改革，或者説2020年以後，日本政治經濟會走向何方，這些是今天需要分析的內容。 

2  2020****年及今後的日本經濟問題

第一，先談談安倍政權。

安倍作為自民黨總裁可以在2021年9月以前一直坐在這個席位上。儘管有各種醜聞，但這些醜聞不足以將他從總裁、總理的位置上拉下來。而中國企業賄賂日本國會議員的事，有可能讓安倍醜聞得以逃脱民眾的批判。畢竟是中國企業在參與日本的博彩，讓日本國會議員顯得很不乾淨，而且日本檢察廳也已經開始抓人。今後用這個賄賂醜聞為安倍擋箭的事情還會發生。

安倍政權總的來説是穩定的，而且從日本歷史學家對日本政治的觀察看，安倍的歷史作用大致相當於日本戰國時代結束時的豐臣秀吉。大家知道，1467年發生應仁之亂後，日本亂了100多年，到了豐臣秀吉出現後，日本再度出現統一，武士、農民、商人都在期待強權的出現，這個時候產生了豐臣政權，豐臣之後日本基本上維持了江户幕府400年的穩定。我不懂政治，但感覺在安倍之後，十年的政治穩定，換句話説，政治上沒有作為，該是一條主線。

第二，安倍及安倍之後的經濟政策依舊以金融政策為主。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早川英男認為，安倍政權採取的政策為“金融萬能論”。日本經濟長期不能振興的原因在於通貨緊縮，通過大膽的金融政策，解決緊縮問題，才能改變日本經濟。日本的零利率是從25年前開始導入的，25年來未能解決問題，原因在哪裏？日本經濟學界、日本銀行依然認為問題在於通縮，需要持續推進零利率，使用金融手段，讓日本出現變化。

如果説過去25年，金融萬能論未能發揮足夠的作用，那麼現在的安倍政權依舊使用這套政策，可以推論的是，2020年以後，安倍政權幾乎不能在金融方面獲得任何進展，而安倍之後的日本領導人，想找到一個能替代金融萬能論的政策也依舊困難。2020年以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通過金融的方式來解決日本經濟問題依舊是主要方法，日本的問題也依舊不能得以解決。

日本的學者、教授就真的不知道金融萬能論對治療日本的病症沒有作用嗎？我想不是的。但我們知道，日本的經濟學者主要是在美國拿博士學位，日本的大部分大學是不頒發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在日本大學裏教書的教授，比較有影響的人大部分畢業於美國的大學，尤其是美國名牌大學。美國今後也依舊會通過金融的方式來解決經濟問題，這個方式美國不會改。日本學習美國，日本的經濟政策也主要會採用金融方式，儘管這種方式並沒有什麼作用，今後也還是會持續下去。

尤其我比較重視的是MMT，也就是現代貨幣理論。這個理論基本上以日本為研究對象，抽象出的理論。認為主權國家不論有多大的財政赤字，只要這個赤字是在國內發生的，主要購買者是國內的人，就可以一直髮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國家有發幣權，通貨膨脹通常不會因為發幣而產生。這和我們理解的經濟學有很大的不同。

專欄作家，同時也是紐約大學教授的保羅·克魯格曼，麻省理工大學的布蘭查德(Blanchard,Olivier Jean)等都是金融方面的專家，對金融十分重視。如果不關心金融，不懂金融的話，在今天的美國、日本經濟學界，幾乎不能成為主流。金融確實對國家經濟的影響非常的大，但在美國之外的國家，絕對不能用金融手段去分析所有問題。之所以我們不看好日本經濟問題的解決能力，就在於這裏。

第三，從微觀、從產業、企業的角度看，日本技術革新出現了的嚴重停滯。

我首先想説的是，諾貝爾獎和企業經營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日本的研發確實用了很多的錢。最近內閣府還提出了“ムーンショット型研究開発制度”，拿出了1000億日元來支持研發。但和其他國家的研發費用比，這個金額太小，幾乎不能進行像樣的研發。

日本企業在上個世紀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及90年代，都有一些革新性產品推廣到市場上。但2000年以後，這種具有新技術，能夠創新出新市場的產品上的革新已經基本停滯。一方面日本依舊是個能夠向市場推出大量的具有實用性的產品，至少讓中國人到日本以後，會發現什麼都挺值得買的，價格也非常的便宜，但另一方面，如同上個世紀60年代以後的IC、ME等日本生產，在日本產品上使用的商品已經很少。在IT平台上的搭建上，日本尤其缺少了革新的能力。去不少廠家看過5G方面的研發及產品，感覺和中國比起來，在實用上還差得比較大。

日本不缺乏革新、研發的熱情，也有相關的經費，企業在投入大量的金錢從事相關研發，但日本就是很難出革新產品、在生產管理方面的革新後勁嚴重不足。一個比較大的原因在於，上個世紀50年代、60年代那種在國內建設全套生產體系，以鋼鐵、汽車的形式固化了下來，鋼鐵和汽車有非常完整的體系，能夠參與國際競爭，但鋼鐵產量已經不能和中國、印度比。汽車嚴重需要國外市場，產業需要轉移到美國中國去，不再是日本國內的完整生產-出口體系。受國際社會的影響很大。

於是我們看到，1993年以後，日本存在的一個特別大的問題是，該如何構建新的產業結構，或者説該向哪方面進行設備投資？日本的目標很不明確，在電視等家電方面的投資，受韓國、中國及中國台灣地區的廠家的競爭，到2020年前後已經基本失敗，在鋼鐵、汽車之外沒有找到一個新的產業，更沒有新的方向。設備投資的資本是有的，但就是找不到投資的方向，不能建立新產業結構體系，日本想從經濟停滯狀態下走出來，就非常的困難。

此時還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人口的迅速減少，現有人口的老齡化。這讓日本國內市場越來越小，企業不可能在這樣的市場裏投資。設備投資動力不足問題，也愈發讓日本只能從金融的角度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

今天的幾點結論：

第一，安倍及安倍之後的自民黨政權是穩定的。在經濟政策方面堅持金融萬能論，希望通過金融的方式解決日本問題，緣木求魚，解決不了問題，今後會依舊延續日本經濟的停滯。

第二，日本的鋼鐵產業、汽車產業，在基礎材料及關鍵零部件上具有較高的技術製造能力，開發能力。但在日本國內不可能出現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特別是基礎材料、零部件必須要依附於其他國家的產業鏈，通過其他國家來實現價值。日本今後不可能構建新的全套生產體制。日本國家必須強調多邊貿易，建設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支持中日韓FTA，亞澳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第三，日本輿論沒有出現與中國關係回暖的變化，牽制中國，對中國持特別嚴厲的批評或者批判態度依然是主流。今天我們對日本的理解和期待，比日本對中國的理解和期待要高出很多。這種温度差越大，讓兩國的關係處理起來也越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