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米爾·阿明: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內爆_風聞

編者按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1931-2018）是當代著名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全球化問題專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家。他也是著名左翼社會活動家，曾擔任第三世界論壇主席。阿明多次到訪中國，就學術與社會運動與中國學者討論交流。阿明也十分關注並支持當代中國鄉村建設運動，多次參加鄉村建設領域的學術討論，與温鐵軍教授、戴錦華教授、劉健芝教授等建立了深厚友誼。8月12日，阿明在巴黎逝世，為表達哀思與紀念，我們將陸續推送相關專題文章。今天推送的是薩米爾·阿明教授《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內爆》一文。2012年，阿明教授在重慶北碚參加了可持續實踐與鄉村建設國際研討會暨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成立儀式，本文收錄於會議論文集《可持續實踐與鄉村建設》（温鐵軍、周常勇、劉健芝編，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15年）。摘要

當代資本主義是普遍化壟斷的資本主義。即是説，壟斷再不是在一片相對自主的企業汪洋大海中的孤島(即便它有多重要)。壟斷已經成為一個整合的系統。這些壟斷集團緊緊控制所有生產系統。中小型企業，和甚至嚴格來説不算是寡頭的大企業，都被束縛於壟斷集團佈置的控制網絡中。它們的自主性萎縮至只淪為壟斷集團的分包人。

在1980-90年代，資本愈益集中於美國、中西歐與日本這三巨頭裏，而這個普遍化的壟斷系統正是資本集中新階段的產品。

普遍化壟斷正主宰全球經濟。所謂的“全球化”，是指它們對全球資本主義邊緣地區的生產系統施以控制的一系列要求。這無異於帝國主義的新階段。

普遍化和全球化壟斷的資本主義系統，確保這些壟斷集團能從資本剝削勞動所榨取的巨量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徵收壟斷租。由於這些壟斷集團在全球體系的邊緣地區運作，即是説壟斷租正是帝國主義租。

因此，界定資本主義不同階段歷史形式的資本累積過程，它的驅動，是極大化壟斷／帝國主義尋租。

資本累積重心的轉移，正是收入與財富不斷向壟斷集團集中的根源。這些利益大部分被統領其他寡頭集團的寡頭(富人統治集團)所壟斷。他們不惜犧牲勞工應得的報酬，甚至非壟斷資本的收益。

這種持續增長裏的不平衡狀態，轉而成為經濟金融化的根源。即是説愈來愈大部分的剩餘價值不再被用來投資於擴張及深化生產系統。因此，在壟斷集團的控制下，資本累積要持續，惟一選擇是把這些過剩的剩餘用作金融投資。

金融化是收入及財富分配日益不平等的原因。它產生不斷增長的剩餘，而且以此自肥。“金融投資”(或者説其實是投資於金融投機)以令人暈眩的速率一直在膨脹，完全與實體生產投資與GDP增長脱節。GDP增長也變成大部分虛擬增長。

金融投資的爆炸性增長需要各種形式的債務作為燃料，尤其是主權債務。霸權國政府聲稱尋求“減債”，實際上是在故意説謊。因為金融化壟斷集團的策略要求通過債務增長來消納壟斷的剩餘利潤。所以它們在追逐債務，而不是減債。所謂為了“減債”而強加的緊縮措施，實際上是刻意用來增加債務。

這個體系一般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實際是普遍化壟斷資本主義系統，它全球化(帝國主義)和金融化(它自我再生產所必需)。這個體系正在我們眼前內爆。它明顯不能克服其愈益嚴重的內部矛盾，註定要繼續如脱繮野馬，到處踐踏。

回應當代資本主義內爆的歷史時刻，南北世界的激進左派需要大膽提出可以替代這個系統的政治構想。這個歷史時刻需要大膽和徹底的另類替代作為惟一有效的回應。它要能推動工人和人民奮起反抗，擊敗對手訴諸戰爭的策略。建基於對當代真實資本主義的分析，這些構想需要直面我們要建設的未來，捨棄對過去的眷戀，打破身份認同或共識的幻象。（薩米爾·阿明，可持續實踐與鄉村建設國際研討會，重慶·北碚·西南大學，2012年12月）

南方:新興國家與破落流氓式發展 (lumpen development)

何謂 “新興崛起” ?

新興崛起一詞，在不同脈絡裏所指各異，有時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含義。使用的人大多不關心其準確含義。本文會界定一系列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變遷。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邊緣地區的國家、民族和人民，要符合這些轉變，才可以稱得上是在興起。(至於邊緣地區，其涵義則沿用我的著作所界定。)

所謂 “興起”，並不是如世界銀行和西方強權所控制的援助機構，以及傳統經濟學家所説的，以國內生產總值(或出口)的長期增長(超過10年)，或是社會獲得更高水平的人均GDP來衡量。“興起”有更豐富的意涵：工業生產的持續增長，以及強化這些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力。這裏我們又需要界定哪些產業重要，以及何謂競爭力。

我界定興起的標準，首先得排除那些採掘產業(礦產和石化能源)，因為某些自然資源豐厚的國家，光是依靠採掘就可以快速增長，卻不一定能帶動整體的生產活動。這種“非興起”的極端例子，包括海灣國家、委內瑞拉、加蓬等國。

此外，某個經濟體的生產活動的競爭力，必需以整體生產體系來評估，而不僅只是看重個別的生產單元。跨國企業偏好外包和分包，它們在南方國家的營運，可能會促進當地創造本土的生產單元。這些單元或依附跨國企業，或具有自主性，有能力出口到世界市場。根據傳統經濟學的術語，這些國家因此便算具有了競爭力。這種片面的競爭力概念源自經驗主義的方法論，不是我們所理解的競爭力。真正的競爭力必須是整個生產體系的競爭力。生產體系要具備競爭力，其經濟體必須由各種生產元素所組成，具備多個生產部門和分支，它們之間要充分相互依存，唯有如此才稱得上是一個 “體系”。

我們所指的競爭力，取決於眾多經濟和社會因素，其中包括整體的教育水平、各級勞動者及員工的培訓，以及管理國家政治經濟的機構的效能(財政、商業法規、勞動法規、信貸、公共服務等)。而且，生產體系也不能把生產性轉變化約為僅限於製造業和消費(雖然説缺乏生產和消費，也就稱不上是生產體系)，它還應該整合糧食和農業，對於維繫體系的正常運轉，這些服務是不可或缺的。

現實中的生產體系會有 “先進”程度的差別。意思是還必需辨明其生產活動羣組：它進行的是 “一般”的生產，抑或高新科技？為某個新興國家定位時，我們必須要看：它在生產附加值產品的梯階上，究竟爬到哪一個階段？

因此，關於興起的問題，還必須從政治以及整體的層面去考慮。一個國家唯有其目標是向內建構一個國內市場(而非目光朝外)，並從而確立國家經濟主權，才稱得上是興起中國家。要實現這個龐復的目標，需要確立涉及經濟生活所有面向的主權，尤其是需要保護糧食安全及主權的政策，以及本國自然資源主權，乃至有獲取領土外的自然資源的能力。這些多重和互補的目標，有別於買辦階級政權。他們只會滿足於推行全球主導體系(“自由-國際化”)所規定的增長模式和所恩准的可能性。

這裏提出的“興起”界定標準沒有處理國家及社會的政治策略問題：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然而辯論這個議題時不能排除這個問題，因為領導階層的選擇，對於興起的成功與否產生重大的影響，不管是正面或是負面。我不會説追隨資本主義路向是惟一的選擇(建立帶資本主義性質的系統，控制及剝削勞動力及建立利伯維爾場)。我也不認為只有挑戰這些資本主義形式(財產、組織性的勞動、市場控制)的激進社會主義方案便足以長期延續，並且在世界體系裏推動社會前進。

興起的政治問題，以及伴隨的社會變革，兩者的關係並不僅僅取決於前者的內部協調，也同樣視乎它與社會演變互補或衝突的程度。社會鬥爭，不管是階級鬥爭或政治衝突，不會因為國家推行興起的邏輯而調整自身與之適應；相反，它們是興起計畫的決定性因素。當前的經驗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兩者關係的多樣性和多變性。興起通常伴隨着不平等的加劇。我們必需仔細考察其性質：究竟這不平等的受益者是一小撮的少數，或是相對較多的少數(中產階級)，以及在不平等的背景下造成絕大多數勞動者的貧窮化，抑或相反地，是伴隨着大多數勞動者生活條件的改善，即使勞動收入的增長遠低於體系受益者的利益。換言之，政治的選擇會決定興起是否帶來普遍的貧窮化。一個國家的興起並不會依循既定的規律，興起的過程一步接一步地走，前一步可能為下一步鋪下成功之路，卻也可能朝向死衚衕。

同樣，新興經濟體和世界經濟之間的關係處於恆常的變動狀態。這兩個不同層面所導致的政策，可能會強化，也可能會削弱國家主權；同時，可能會強化或相反地弱化社會的團結。因此興起並不等同於出口增長，也不等同於據此來衡量的力量增強。出口增長與內部市場(普羅大眾、中間階級)的增長緊密扣連，前者可能支撐後者，也可能造成障礙。出口增長因此可能強化，也可能弱化新興經濟體相對於世界市場的自主性。

興起因此不能一概而論，也不能概括某種興起模式(中國、印度、巴西或韓國)。我們必需在個別案例中具體地檢視興起國家發展的前後路徑，辨明它們的強項以及弱點，分析它們在推行發展中的複雜動態，以及伴隨的各種矛盾。

興起不僅只是經濟的、而且是政治計畫。從傳統經濟的角度來看，不少崛起中國家的確已取得一定的經濟成果，但是資本主義主宰中心還是不斷地透過各種手段維繫其主宰的地位。因此，要衡量一個興起國家的成就，就要看它是否有能力抗衡這些手段，減低其影響力。我指的控制手段，是這些主宰性強權對以下領域的控制：科技發展、自然資源的取用權、全球金融和貨幣系統、信息傳播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我認為帝國主義三巨頭聯盟(美國、歐洲、日本)始終試圖透過各種手段維繫它們主宰地球的優勢，並且禁止新興國家質疑其主宰地位。我的結論是：新興國家的發展雄圖會牴觸帝國主義三巨頭的戰略目標。至於衝突過程所導致的暴力程度，視乎新興國家在挑戰霸權中心上述的特權時，究竟會有多激進和徹底。

經濟上的興起因此與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究竟新興經濟體是要選擇站在帝國主義三巨頭政治-軍事聯盟的一邊，接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略目標？或者是相反選擇反對它們？

興起與破落流氓式發展(lumpen development)

沒有社會集團作為穩固基礎並賦予其合法性的國家政治，就談不上興起。政府要有能力建立一套連貫的計畫，建構面向本國的國民生產體系。它們應該同時保證大多數社會階級能參與，並分享增長的成果。

相對於上面所描述的這種高品質的真正興起，其反面是那些單向順從全球資本主義及普遍性壟斷戰略的推行。它帶來的只有一種結果，我稱之為 “破落流氓發展”(lumpen development)。我在這裏隨意借用已故A•G•弗蘭克(André Gunder Frank)的用語，他曾經以此分析類似的演變，不過是在不同條件的時空之中。今天，這種“破落式發展”是社會加速解體的後果，與此相關的是那套帝國主義中心壟斷集團強加於其所宰制的邊緣社會的發展模式(它根本稱不上是發展)。 這種破落式發展表現出來的，是“賴活”經濟活動(即所謂非正式部門)的驚人增長，也就是內化於資本累積單向邏輯的貧窮化現象。

大家會注意到我並沒有對興起冠以“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因為興起是兩者互動互補以及衝突激盪的過程：一邊是資本主義經濟管理邏輯，另一方是“非資本主義”(因此具有社會主義潛能)社會管理與政治管理邏輯。

在當前的興起經驗當中，有幾個經濟體值得特別注意，因為它們沒有破落式發展的現象。普羅階級沒有受到貧窮化的衝擊，而是生活條件獲得或大或小的改善。其中有兩個案例明顯是資本主義陣營的經濟體──韓國與台灣(在此我不詳細討論讓它們得以成功的特殊歷史條件)。另外有兩個是承襲了以社會主義為名的遺產──中國和越南。古巴也可能加入後者的行列，如果它可以克服當前面臨的種種矛盾的話。

可是我們也知道有其他興起的案例，在相當大程度上屬於破落式發展。印度是最鮮明的例子。印度有某些環節稱得上是興起，譬如一套有利於強化工業生產體系的國家政策。結果是中間階級擴大，科技和教育能力有所增長。它在國際政治棋盤上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社會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卻是加速貧困化。印度因此是一個混雜的案例，既有興起，也有破落式發展。我們可以強調這兩個社會現實面向之間互動互補的關係。我相信，其他被視為新興國度，大多歸屬於這個混合的類型，包括巴西、南非等其他，這不算是過於寬泛的概括。

可是也還有其他大部分南方的國家，整體社會中看不到興起的要素，而破落式發展卻幾乎就是現實的全部。土耳其、伊朗和埃及這三個國家就屬於這個類型，也因此我稱之為“非興起”，它們的興起計畫全盤落空。

南方的挑戰：全球資本主義重心轉移？

邊緣地區的國家和人民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勝利，究竟是鋪下了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抑或在打造資本主義的新中心？

當前的事態似乎表明新舊對立：陷入危機的舊資本主義中心三巨頭(美歐日)衰落，而新興國家(中國等)的增長掀起了資本主義的浪潮。當前的危機難道不會引致資本主義重新崛起(現在集中在亞洲和南美)？這意味新興國家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不是導向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新崛起(儘管比之前的資本主義較不兩極化 )？

這篇面向大眾的論文中的批判的主要論據，是源於觀察資本主義的歷史模式。資本主義現在被提倡為惟一的選擇。打從其歷史源頭(歐洲重商主義)開始，它便依賴生產與再生產全球兩極化。這個特徵本身是小農遭大規模驅趕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發展恰恰建基於此。只是因為通過大規模移民到美洲緩和了歐洲小農失地的社會危機，這個模式方可持續。對於今天邊緣地區的國家，要複製這個模式是絕對不可能的。世界上80%的人口居住在邊緣地區，其中差不多一半是農村人口。要“追趕”那種模式的資本主義，我們需要5至6個美洲。因此“追趕”純屬妄想，任何朝向這個方向的進展，只會是一條死路。因此我説反帝國主義鬥爭必然藴涵反資本主義鬥爭。如果無法追趕，我們便要走另一條路。

當然，在新興國家的長遠“發展”願景裏，這樣的轉變並非一定“無可避免”。它只是有需要而且有可能而已。新興國家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系統裏利用資本主義方式加速增長，當前的成功強化了追趕是有可能的幻象。在20世紀，相同的幻象也曾伴隨“南方甦醒”的第一波浪潮。只不過當時是想象為“通過社會主義來追趕”。我曾以同樣的概念來分析萬隆計劃(1955-1980)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聯合爭取解放的計劃，內在隱含衝突和矛盾。

今天，三巨頭的集體帝國主義動用所有的手段—經濟、金融和軍事—來延續對世界的主宰。哪些新興國家敢於採取種種策略以削弱三巨頭的優勢，包括技術、控制世界自然資源，以及對全球的軍事控制，便與三巨頭正面衝突。這樣的衝突有助於破除它們可以在目前的體系中前進上升的幻象，也讓大眾的民主力量有可能影響事態的進程，朝向邁進過渡至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阿明教授和温鐵軍教授在一起）

三大挑戰：民主、農民問題、生態

民主?抑或伴隨社會進步的民主化?

大西洋聯盟國的“民主”話語，事實上只是近期才出現。北約創建之初，可以毫無問題容納各種極權：葡萄牙的薩拉沙爾、土耳其和希臘的軍事強人。與此同時，三巨頭在外交上支持(有時甚至扶植)拉美、非洲和亞洲有史以來最糟糕的獨裁政權。

大西洋聯盟選擇“民主”這領域來在外交上發動攻勢，是神來之筆。它一開始的目標是令蘇聯解體，以及重新徵服東歐諸國。這個決定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它在歐洲的安全及合作組織會議裏漸漸成形，並且在1975年簽署的赫爾辛基條約中確立。Jacques Andreani在陷阱：赫爾辛基及共產主義的倒台(Le Piège, Helsinki et la chute du communisme)一書裏解釋蘇聯本來期望這個協議能使北約裁軍，真正令兩邊陣營的關係緩和。他們不過是被西方矇騙了。

這是神來之妙，因為“民主問題” 的確是一個真問題，而且蘇聯怎也稱不上是民主政權，不管如何界定民主的概念和實踐。相反，大西洋聯盟諸國卻可以稱為“民主”，儘管在實際政治實踐上有種種限制和矛盾。民主是附屬於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需求。兩種制度一比較，民主這邊便顯得有利。

這套民主話語後來漸漸被蘇聯及盟友支持的“和平共存”所取代。它強調兩邊尊重各自的政治實踐，並互不干涉對方的內部事務。

這共存話語有其重要的時刻。例如1950年代的斯德哥爾麼呼籲提醒人們：美國自波茨坦會議(1945)後所推行的侵略性外交政策為世界帶來實質的核威脅。就在會議後的幾天，美國便用原子彈攻擊日本。

可是，與此同時，選擇共存及不干預的策略，對於雙方的主宰勢力，都是方便實用之舉。因為它讓東西方兩邊都把對現實的各自描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它使人們不去認真探討這兩套體制的確切本質：當代的實際存在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及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聯合國在兩大勢力陣營的策略性協議下，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轉換為“市場經濟”及“中央計劃經濟”。

這兩個概念都是錯誤的(或者只是表面正確)。它們讓某些人可以強調兩種體制的融合。現代技術可以促進兩者融合(這套理論也是錯誤的，它源於一套單子論和技術主義的歷史觀)。它接受共存，為了促進兩者的自然匯合；又或者相反在冷戰的某些時刻，強調兩邊是無可協調地對立—“民主”模式(市場經濟)和“極權”(“受管理”經濟的產物)。

選擇集中在“民主”話語的戰場，讓他們可強調兩種體制不可能和解，東歐只有投降一途，只有它們重新迴歸資本主義(“市場”)，自然會產生促進民主化的條件。至於事實並非如此(例如後蘇聯的俄國)，又或者民主體制結果表現為非常拙劣的形式(例如瀰漫歐洲的民族主義)，又作另論。

開始的時候，新的民主話語還比較含蓄。大西洋聯盟的主要當權者看到過分談民主會帶來干擾他們更重視的“現實政治”的諸多不便。直至美國的卡特總統(頗似今天的奧巴馬)民主才變成道德講道。在法國，密特朗放棄戴高樂拒絕美國的冷戰策略強行分化歐洲的傳統。後來的戈爾巴喬夫經驗説明向這套語話靠攏只會帶來災難。

新的民主話語因此初見成果。對於歐洲的左翼輿論，似乎有足夠的理據支持這套話語，不僅是參加選舉的左翼力量(社會主義政黨)，還包括更激進的傳統(共產黨是其承繼)。在“歐洲共產主義”的旗幟下，這成為普遍的共識。

帝國主義三巨頭的統治階級從勝利中學習，決定延續這策略，集中辯論“民主問題”。它們不譴責中國向世界開放其經濟，而是指責這些政策是由共產黨來管理。古巴的社會成就在整個拉美中傲視同儕，完全不被提及，它的一黨體制卻經常遭受指責。相同的話語也加諸普京的俄國身上。 

民主的勝利是這套策略的真正目標嗎？只有最天真的人才會這樣相信。它的惟一目標是強加“市場經濟”在桀驁不馴的國家之上，要它們開放並整合到所謂的自由世界體系裏。事實上，這是帝國主義。它的目標是把這些國家淪為世界體系中被宰制的邊緣地區。這個目標一旦成功，將成為受害國家民主進步的障礙，絲毫不會推動“民主問題”。

在實際存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民主進步的機會本來在中期而不是短期內會有更大的可能性。社會抗爭的辯證過程，本來會自身發展，打開超越實際存在社會主義的侷限的可能性，並且看見曙光。可是，由於局部依附自由化經濟的開放，它最終被扭曲了。

事實上，民主被提出來作為問題，只是針對那些不想向全球化自由經濟開放的國家。那些高舉民主的人實際上並不介意那些高度獨裁的政權是他們的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是最佳例子，還有格魯吉亞(親大西洋聯盟)等等。

而且，目前提倡的民主形式，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多黨制的滑稽戲。它不僅完全不關心社會進步的需求，而且幾乎總是與社會的反進步力量勾結。實際存在的(壟斷)資本主義要延續它的主宰，正正需要和製造社會的倒退。這種民主形式事實上摧毀了大部分的民主。很多人因此極度困惑，不再信任民主，取而代之的，是依戀昔日的宗教和種族情懷。

因此，我們比以前更加需要鞏固激進左派的批判。(我突出“激進”，是為了有別於一般左派的批判。它們混淆了問題，而且模糊不清。)換言之，我們的批判要把社會民主化(不限於政治管理)與社會進步(社會主義視角)結合起來，而不是分割兩者。在這種批判裏，民主化鬥爭與爭取社會主義，是同一件事。沒有民主便沒有社會主義，可是沒有社會主義的視角，也不可能有民主的進步。

民主是永不完結的過程，不能被化約為多黨選舉代議政制。這種所謂的民主實際上沒有強化人民的力量，以及容許他們推動社會變革。民主化是多面向的。它整合性別的重大課題，並保證個人自由得到發展而不是受約束。它也關乎集體社會權利，推動社會化經濟管理，朝向超越建基於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產權的資本主義。

2)  新的農民問題:南方所有小農能獲得土地

所有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小農社會，它們的生產各自根據種種特殊的體系和邏輯而運作，不過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法則(即是在市場社會中極大化資本的回報)。

現代資本主義農業以富裕農户和／或商業農糧集團為代表，它們正試圖向第三世界的小農生產發動大規模進攻。WTO的多哈回合談判對此亮起綠燈。 不過，小農仍然佔了人類人口的一半。農業生產分成兩大領域。這兩者在數量上呈現巨大差別，其經濟社會特徵以及效率皆有明顯差異。

資本主義農業的運作原則是資本回報。它幾乎只集中於北美、歐、拉丁美洲南部和澳大利亞，只僱用幾千萬已經不是小農的農民。他們依賴機械化(在全球都被他們壟斷了)和勞均耕地面積優勢，每個農業工人的生產率每年介於1萬至2萬公擔。 

另一方面，小農耕作仍然是全人類一半人口，即三十億人賴以為生的方式。這些耕作系統又分為那些能得益於綠色革命(化肥、農藥和特選種子)卻低度機械化的農民，以及被排拒於外的小農。前者的人均年產量大概是100至500公擔；而後者則只有約10公擔。

新的農民及土地問題，是這不平等發展的後果。

現代化往往結合建設和毀滅兩面；前者體現在資本累積和生產力的進步，後者表現為把勞動力淪為市場上待價而沽的商品、恆常破壞生命和生產再生產所需的自然生態、全球貧富兩極化。現代化“整合”那些受益於市場擴張而獲得僱用機會的人，同時卻排拒那些在前資本主義體系中失去位置、卻不被整合進新勞動力大軍的人們。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上升階段，它確實整合與排拒同時並行。可是，現在，對於第三世界的小農社會，它只是大規模排拒，只整合一小部分的人。問題恰恰是這個趨勢是否繼續。對於三十億仍然在亞、非、拉美小農社會的背景裏生產和生存的人，它是否將繼續運作下去。

關鍵問題是農業和糧食生產，應否像其他形式的生產一樣，被納入開放、不受調控的市場競爭規則，正如世貿的2001年11月多哈會議所決定的原則那樣？

這些原則能否促進農產品的生產？

我們的確可以想象地球上增添2千萬新的現代化農夫，生產比三十億小農扣除僅夠餬口後能供應市場的更多作物。要這樣做，條件是得從現在的小農社會手上把大量良好的耕地轉移給那些新農業操作者，還有是打通資本市場(購買農需品)和消費市場。這樣，這些農業操作者的確將會成功與十億計小農競爭。可是後果會怎樣呢？

如果正如世貿那樣把農業產品和糧食強行納入競爭原則，意味着接受十億計無力競爭的人在短短几十年間將被驅趕離開耕地。這些人大部分是窮人中的窮人，連餵飽自己都覺得吃力。這十億計的人類將會怎樣？更嚴重的問題是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會面臨怎樣的困境(世界上四分之三糧食不足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即使我們不切實際地幻想假設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每年可以持續有7%的經濟增長，在五十年之間，沒有任何相對具競爭力的工業發展，能吸收哪怕只是這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 

合理化世貿競爭教條的主要論據，是類似的發展確實曾經在19世紀歐洲出現。結果產生了現代富裕城市工業-後工業社會，還有足以養活一國之餘還能出口的農業。這個模式為什麼不能在當代第三世界複製，尤其是在新興國家？ 

這種論據沒有考慮令這套模式幾乎完全不可能在第三世界複製的兩個因素。 首先歐洲模式花了一百五十年伴隨勞動密集的工業技術而發展起來。現代技術卻遠不如此勞動密集。因此，第三世界的後來者希望在全球市場中具備競爭力，便得采用低勞動密集的技術。其次，在這漫長的進程中，歐洲得益於讓大量剩餘人口移民美洲。 

資本主義確實 “解決”了發達中心地區的農民問題，這種論點一直為大部分左派認可，包括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考茨基的名著、成書於一戰以前的《農民問題》，説明了這一點。列寧主義承繼了這個論點，並以此為基礎通過史太林式的集體化推行現代化，其成果令人質疑。人們一直忽略的問題是：資本主義雖然解決了中心地區的問題，卻在邊緣地區製造了巨大的農民問題。它只能藉着消滅一半的人類，才有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在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裏，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明白其中的挑戰是何等艱鉅。所以，那些批評毛澤東思想的農民革命偏離馬克思主義的人，這種批評本身恰恰表明他們缺乏理解現實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分析能力。他們只是把資本主義概括化約為抽象的話語。

世貿及其支持者所提倡的通過市場自由化而推行的現代化，終於把兩個組成部分並列起來，甚至無需結合兩邊：(i) 現代競爭性的農業操作者的全球糧食生產主要依賴北方，但將來也可以讓某些南方國家分一杯羹；(ii) 現在第三世界三十億的小農將會被邊緣化(排斥)，而且愈加貧困，他們最終被隔離，成為某種“儲備”。它因此結合了(i)擁護現代化-效率的主流話語，以及 (ii) 一套生態文化儲備政策，讓受害者可以“生存”。這兩者因此可以互補而不衝突。

我們可否想象其他替代方案，而且推動廣泛的討論？在這個構想中，小農農業在廿一世紀的可見將來，應該繼續存在，但同時參與持續的技術／社會轉變及進步，其改變的速率可以讓農業人口逐漸轉往非農村-非農業的就業。這樣的一系列策略性目標，需要在國家、地區及全球層面上具備複雜的政策配套。

在國家層面，需要有保護小農糧食生產的宏觀政策，以免他們受現代化農企(不管是本國或國際的)的不平等競爭所損害。我們要保證可接受的國內糧食價格最終不受國際市場價格影響(事實上，國際市場價格本來就是受北美、加拿大和歐洲富國的補貼所扭曲)。 

這些政策目標也將會質疑工業—城市發展的模式。它應該較少建基於優先考慮出口導向(這種模式本身從低農業工資中獲利，也隱含低糧食價格)，而是關注社會均衡的內部市場擴展。

應對挑戰的發展策略應該建基於保證所有小農儘可公平地獲得耕地和生產工具。 可是小農户農業所需的生產力進步，確實需要工業的支持。工業化因此無可避免。可是這種工業化的模式不應該是再生產資本主義工業化。後者產生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及生態災難。任何試圖以良好管治、扶貧等空泛話語配合的所謂外國援助來取代創造新模式工業化的計劃，都不過是殖民話語的延續。帝國主義的真正目標是使人們邊緣化。 對於帝國主義，重要的是非洲的自然資源，而不是非洲人民。後者實際上成為他們掠奪資源的障礙。

這個原則同時有利於整合一套全面的政策，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一個國家要作為全球社羣的活躍一員，享受不可或缺、一定範圍的自主性，具備協商談判的實力，糧食安全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在區域和全球的層面上，這意味國際的協議和政策要擺脱控制世貿的自由主義教條。它們要具有想象力，根據不同地區的特殊具體情況而制定，因為它們要考慮具體的課題，以及具體的歷史和社會條件。

3) ‘環境’，抑或社會主義使用價值的視角? 生態問題與所謂的可持續發展

在這個議題上，討論的出發點是要承認一個現實：自然環境的破壞，乃至地球上生命的存亡受威脅，是由於資本累積的邏輯所致。 

這個問題在1970年代開始被提出來，更準確來説，是始於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會議。但長時間以來，它一直被主流話語及經濟管理方式邊緣化，變成一個次要的問題。直至近來，這個問題才被納入主導的策略，成為新的核心綱領。

把使用價值納入考慮範疇(生態足印是第一個好的例子)，意味社會主義應該是“生態”的，而且除了生態以外，不可能是其他。正如Altvater説：太陽能社會主義，否則便沒有社會主義。(  Elmar Altvater，“資本主義災害、能源危機、氣候崩潰、飢餓與金融不穩定”(The plagues of capitalism, energy crisis, climate collapse, hunger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ies), 世界另類替代論壇報告論文，加拉加斯， 2008)。

可是，這也意味着任何資本主義體系，不管經過怎樣的“改革”，都不可能把生態的使用價值問題納入考慮範疇。下面將會説明。

馬克思在他的時代，不僅懷疑這個問題的存在，他已經嚴格劃分價值與財富，這恰恰是庸俗經濟學所混淆的。他明確表明資本主義積累破壞它賴以建立的自然基礎，即是人類(異化、被剝削、受控制和壓迫的工人)，以及土地(賜予人類的自然財富的象徵)。不管這種表達方式的侷限(人總是受他的時代所束縛)，他畢竟清楚意識問題的所在，而不僅僅是一種直覺。這一點應該受到認可。

所以，可惜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態學家沒有讀馬克思，否則他們便可以把命題推進一步，更能明白他們的革命性影響，並且甚至明顯超越馬克思對此課題的認識。

現代生態學的缺陷，讓它很容易被主導的庸俗經濟學所收編。這種情況正在進行中，甚至已經達到一定程度。

政治生態學，像Alain Lipietz所提倡那一種，首先在“親社會主義”的政治左派中出現。其後，綠色運動(以及稍後的綠黨)被歸類為中央偏左，因為它們同情社會及國際公義，批評污染廢物，並且同情工人和窮人。可是，除了這些運動的多樣性之外，對於回應有關挑戰所需的真正社會主義面向，以及同樣需要的生態面向，它們沒有把兩者嚴謹地連結起來。要這樣做，我們不能忽略源於馬克思所劃分的價值和財富兩者的區別。

生態學被庸俗經濟學收編，在兩個層面上進行：將使用價值的計算化約為交換價值的“改良”計算，另外是把生態的挑戰整合進一套“共識”意識型態裏。這兩種操作，讓人無法清晰地意識到一個事實：生態和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對立的。

庸俗經濟學迅速俘獲生態計算。在美國以及鸚鵡學舌的歐洲，成千上萬的研究人員為此而被動員起來。

“生態成本”因此被歸納為外部性。他們用量度交換價值(本身與市場價格混淆)的成本／效益分析同一套方法，計算出一個“公平價格”，把外部性經濟與“不經濟”(diseconomies)整合起來，便完成了他們的把戲！

事實上，我們發現的是：寡頭集團挪用生態主義去合理化開闢新的耕地，以拓展其毀滅性的擴張。浩達(François Houtart)在他研究作物燃料的著作裏，報導了很好的案例。( 弗朗索瓦•浩達，作物能源與資本主義危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對於三巨頭的執政者(不管是右翼還是左翼)和寡頭集團的主管，“綠色資本主義”是當前的風尚。問題中的生態主義遵從所謂的“弱可持續性” 這當下流行的術語，即是説銷售地球資源的使用權。所有的傳統經濟學家紛紛公開共同支持這立場，提議“拍賣地球資源(捕漁權、污染許可證等)”。這種主張不過是支持寡頭的野心，讓他們能進一步抵押南方人民的未來。

生態話語被俘獲，正好為帝國主義服務。這樣生態問題便遭邊緣化了，如果還稱不上被抹煞掉的話。我們都知道，發展的問題一直沒有被重視，直至南方世界有能力提出自己的倡議，並促使三巨頭勢力願意談判和讓步，才終於推上國際議程。可是，一旦萬隆時代終結了，問題便不再是發展，而僅僅是開放市場。而生態，在主導勢力的詮釋下，只是在延續這個狀況。

通過共識政治(它是處於歷史終結的資本主義這概念的必然表達)而收編生態話語，也是一樣進行得如火如荼。

生態話語的被俘獲的過程如此暢順，是因為它呼應了主導文化(即是資本主義文化)賴以延續的異化和幻象。這之所以輕易，是因為這個文化已經存在，並且佔據了大部分人類的心智，不管是在南方，抑或是北方。

相反，要表達社會主義抗衡文化卻不容易。社會主義文化不是在我們眼前存在。它是未來，需要我們創造出來。它是文明的計劃，向創造性的想象敞開。 諸如“通過民主而非市場來社會化”和“文化主導，而非經濟，政治為此而服務”等提法，是不足夠的，儘管它們成功推動了歷史變革過程。因為這將會是一個漫長的“世俗” 過程：根據非資本主義的原則來重建南北方的社會，不可能一蹴而就。可是要建設未來，儘管是遙遠的未來，也得從今天開始。 （阿明教授的代表作之一《不平等的發展》）

大膽創新，更多大膽創新

當代資本主義內爆所創造的歷史處境需要南北方的激進左派大膽構想替代現行體系的政治方案。本文是説明為什麼需要大膽創新，而這又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需要大膽創新？

1. 當代資本主義是普遍化壟斷的資本主義。即是説，壟斷企業再不是在一片相對自主的企業汪洋大海中的孤島(即便它有多重要)。壟斷已經成為一個整合的系統。這些壟斷集團緊緊控制所有生產系統。中小型企業，和甚至嚴格來説不算是寡頭的大企業，都被束縛於壟斷集團佈置的控制網絡中。它們的自主性萎縮至只淪為壟斷集團的分包人。

在1980-90年代，資本愈益集中於美國、中西歐與日本三巨頭裏，而這個普遍化的壟斷系統正是資本集中新階段的產品。

普遍化壟斷正主宰全球經濟。所謂的“全球化”，是指它們對全球資本主義邊緣地區的生產系統施以控制的一系列要求。這無異於帝國主義的新階段。

2. 普遍化和全球化壟斷的資本主義系統，確保這些壟斷集團能夠從資本剝削勞動所榨取的巨量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徵收壟斷租。由於這些壟斷集團在全球體系的邊緣地區運作，即是説壟斷租正是帝國主義租。

因此，界定資本主義不同階段歷史形式的資本累積過程，它的驅動力，是極大化壟斷／帝國主義尋租。

資本累積重心的轉移，正是收入與財富不斷向壟斷集團集中的根源。這些利益大部分被統領其他寡頭集團的寡頭(富人統治集團)所壟斷，他們不惜犧牲勞工應得的報酬，甚至非壟斷資本的收益。

3. 這種持續增長裏的不平衡狀態，轉而成為經濟金融化的根源。即是説愈來愈大部分的剩餘價值不再被用來投資於擴張及深化生產系統。因此，在壟斷集團的控制下，資本累積要持續，惟一選擇是把這些過剩的剩餘用作金融投資。

資本推行種種具體系統，使金融化以不同方式運作： 

(i) 公司管理屈從於“股東價值”原則

(ii) 靠資本化維持資金的退休金系統(退休基金)取代退休金分配系統

(iii) 採行“彈性匯率”原則

(iv) 廢除中央銀行決定利率(流動性的價格)的原則，轉移由“市場”負責

金融化把控制累積系統再生產的重大責任，轉移到帝國主義三巨頭的大約三十家巨型銀行手上。所謂的市場不過是委婉的説法，實質是指這些主宰經濟的人舞弄其策略的地方。

這種金融化是收入及財富分配日益不平等的根源。它產生不斷增長的剩餘，而且以此自肥。“金融投資”(或者説其實是投資於金融投機)以令人暈眩的速率一直在膨脹，完全與實體生產投資與GDP增長脱節。GDP增長也變成大部分是虛擬增長。

金融投資的爆炸性增長尤其需要各種形式的債務作為燃料，特別是主權債務。霸權國政府聲稱尋求“減債”，實際上是在故意説謊。因為金融化壟斷集團的策略要求通過債務增長來消納壟斷的剩餘利潤。所以它們在追逐債務，而不是減債。所謂為了“減債”而強加的緊縮措施，實際上是刻意用來增加債務。

4. 這個體系一般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實際是普遍化壟斷資本主義系統，它“全球化”(帝國主義)和金融化(它自我再生產所必需)。這個體系正在我們眼前內爆。它顯然不能克服其愈益嚴重的內部矛盾，註定要繼續如脱繮野馬，橫衝直撞，到處踐踏。

這個系統的危機恰恰源於其“成功”。直到目前為止，壟斷集團所推行的策略的確一直取得其渴望的效果：“緊縮” 計劃，以及所謂的社會(實質上是反社會)裁減方案，儘管遭受反抗，仍然被強制推行。直到今天，主動權仍緊握在在壟斷集團(所謂的“市場”)及其政治僕人手裏(那些屈從於所謂“市場”的要求的政府)。

5. 在這樣的處境下，壟斷資本公開向工人和人民宣戰。它的宣言可以用一句話表達：“自由主義沒有商榷的餘地”。壟斷資本肯定會繼續橫衝直撞，毫無放緩之勢。 我以下對“調控”的批評，正是基於這個事實。

我們正處於這樣一個歷史時刻，其中尋求“社會妥協”是一個可能的選擇。在過去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刻，例如二戰後西方社會民主國家中資本和勞工之間的社會妥協、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以及南方的民眾民族計劃。可是目前的歷史時刻不再一樣。現在是壟斷資本與工人及人民之間的衝突。後者被要求無條件投降。在這種處境下，自衞式的反抗策略不可能有效，而且肯定最終將被打敗。面對壟斷資本的宣戰，工人和人民需要發展能讓他們採取攻勢的策略。

在社會戰爭時期，必定會出現國際政治衝突漫延，以及帝國強權三巨頭的軍事幹預。三巨頭的帝國主義壟斷集團要繼續主宰南方的人民、民族和國家，美國及附庸的北約盟友利用軍事力量來控制地球的策略，最終是惟一可用的手段。

面對壟斷集團的宣戰，當前有人提出了什麼替代方案？

第一種回應：市場調控 (金融及其他市場)

壟斷集團及各國政府聲稱他們正在尋求這個方向的倡議方案。事實上，這不過是空談，目的是誤導輿論。這些倡議無法阻止對金融回報的瘋狂追逐，而這正是壟斷集團控制資本累積邏輯的結果。

第二種回應：迴歸二戰後的模式

這種反應滿足了三重懷舊：1. 在西方重建真正的“社會民主”；2.基於支配廿世紀社會主義的原則，復興“社會主義”；3. 在南方邊緣地區迴歸民眾國家主義。這些懷舊心態想象我們有可能讓壟斷資本主義倒退回1945年的模樣。可是歷史從來不容許倒轉回到過去。我們要直面今天的資本主義 ，而不是想象可以阻撓它的進化，希望它是什麼模樣。然而，這種渴望仍然盤踞在世界上大部分左派的腦海裏。

第三種回應：尋求“人道”的共識

我這樣理解這種虔誠的願望：心存幻象，妄想根本上對立衝突的利益可有可能達成一個共識。天真的生態運動以及其他運動，都抱有這種幻想。

第四種回應：昔日的幻象

這種幻象祈求“特殊性”和“差異的權利”，卻不費神去理解這些概念的範疇和念義。過去已經解答未來的問題。這些“文化主義”可以表現為很多種近似宗教或民族的形式。神權和民族政權成為替代民主社會鬥爭的便利之選。它們的綱領早已把後者排除出議程之外。

第五種回應：“個人自由”優先

個人自由優先，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價值”。基於這個原則的一系列回應，把擁護“代議制選舉民主”的鐵桿支持者視為同路人。他們把“代議民主”視為民主本身。這套原則把社會的民主化與社會進步割裂分開。為了不否定他們那種民主，他們甚至容忍實質上的社會退步。可是這種民主現在已經淪為悲情的鬧劇。

這種立場還有更危險的形式。我指的是某些常見的“後現代”潮流(例如特別是Toni Negri)。他們想象個體已經成為歷史的主體，彷彿共產主義(讓個體從異化中解放出來，並且真正成為歷史的主體)，就在眼前！

以上所有的回應，包括右派(例如訴諸不觸動私有產權壟斷的“調控監管”)的主張，仍然在左翼的大部分人當中得到迴響。

6. 當代帝國主義的普遍化壟斷資本主義的宣戰，對上述的錯誤替代方案而言，不值得恐懼。

怎麼辦？

當前的時刻讓我們有歷史機遇走得更前。回應當代資本主義內爆的歷史時刻，南北世界的激進左派需要大膽提出可以替代這個系統的政治構想。這個歷史時刻需要大膽和徹底的另類替代作為惟一有效的回應。它要能推動工人和人民奮起反抗，擊敗對手訴諸戰爭的策略。建基於對當代真實資本主義的分析，這些構想需要直面我們要建設的未來，捨棄對過去的眷戀，打破身份認同或共識的幻象。

激進左派大膽創新的計劃

以下的建議分為三個大題目：(i)壟斷產業產權社會化；(ii)經濟管理去金融化；(iii)國際關係去全球化。

社會化壟斷產業產權

另類替代方案的效力，在於必需質疑壟斷資本的私有產權原則。建議“調控”金融操作，迴歸市場“透明度”，令市場參與者的期待更理性， 以及界定達致這種共識的細項條件，卻不提廢除壟斷產業的私有產權，無疑於矇蔽天真的公眾。這些建議要求壟斷集團“管理”針對它們自己的改革，卻無視於它們仍然有各式各樣的方法繞過這些改革的目標。

另類替代社會計劃應該扭轉壟斷集團的策略所導致當前社會秩序(無序)的洪流，確保穩定僱用及極大僱用機會，並確保隨着社會勞動生產力改進工資亦有合理相應的增長。不取回壟斷集團手握的權力，是沒有可能達到這個目標的。

經濟理論家的軟件必須再編碼(借用莫寧(François Morin)的用詞)。所謂“預期”的經濟理論是荒謬而且不可能的，它把民主從經濟決策的管理裏驅逐出去。這方面的大膽創新需要徹底改革教育，不僅是對經濟學家的教育，還包括所有出任管理位置的人的教育。

壟斷產業的體制需要根據民主的原則來管理。這恰好與神聖化私有產權的人直接衝突。“公共品”是從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移植過來的概念，它本身因為常常與有關社會衝突的涵義的辯論割裂而變得含糊不清。(盎格魯-撒克遜語言往往故意忽略社會階級的現實。)雖然如此，我們這裏可以借用公共品一詞，來特別針對“公共品”的壟斷。

廢除壟斷產業的私有產權要通過國有化。這第一步法律行動無可避免。可是大膽創新意味着要超越這一步，提出計劃以社會化國有化後的壟斷產業的管理，並在這條漫長的道路上推動民主社會抗爭。

以下提供一個具體的社會化計劃例子。資本主義農民(發達國家的)，正如小農(大部分在南方國家)，都是兩邊的囚徒：一邊是上游的壟斷集團，它們提供農需品和信貸；另一邊是下游壟斷集團，農民要依賴它們來加工、運輸及銷售自己生產的農產品。因此，他們沒有真正自主的“決策權”。而且，他們從生產力所得的利潤被壟斷集團榨乾。生產者淪為“分包人”。對此有什麼可能的另類替代呢？

我們應該以公共機構來取代壟斷。它們要在法律的框架下確立管治方式。包括三方的代表：(i)農民(主要利益者)；(ii)生產鏈上游的單位(農需品生產者、銀行)及下游單位(食品產業、分銷鏈)，以及(iii)消費者；(iv)本地公共部門(涉及自然及社會環境的)：學校、醫院、城市規劃和住房、運輸；(v)國家(公民)。以上各部門的代表根據與其社會化管理相配合的規定程序自我推舉出來。例如農需品生產部門的單位由董事會管理，董事會的組成包括單位直接僱用的工人以及有關分包商僱用的員工。管理結構的設計應該結合管理人員及各層次的員工，例如開發獨立及適當技術的科研中心。如果有需要，甚至可以包括在國有化過程中產生的資本提供者(“小股東”)。

這裏討論的制度方式，比人們熟識的“自我指導”或“合作社”更復雜。我們需要創創造新的工作方式，以便在經濟管理上實踐真正的民主，它建基於涉及利益的各方公開協商。這種方式講求把社會的民主化與社會進步系統地連結起來，以對立於資本主義把民主與社會環境割裂。現實中的民主，被化約為政治的形式化管理，而社會環境，則被遺棄給“市場”。而市場本身卻被壟斷資本所生產出來的東西主宰着。惟有經濟管理民主化，我們才可以談論真正的市場透明度。透明的市場是由社會化管理的制度形式所調控。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裏，以上的例子似乎只是邊緣的問題，因為在那裏農民只佔工人總數的非常小部分(3-7%)。可這卻是南方世界的核心問題。在未來一段長時間裏，南方的農業人口仍然佔相當大比重。在南方，保證所有人均可獲得耕地使用權(儘可能最少不公平條件)，是推進小農農業的基本原則。小農農業不應該被視為“落後農業”(或者“傳統”、“民眾”)。小農農業所需的進步的確需要某程度的“現代化”(雖然此詞有誤導性，因為它立即讓很多人聯想到通過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改善小農勞動的生產率，需要更具效率的農需品投入、信貸和生產供應鏈。這裏提出的方案是為了推動在方式和精神上皆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也就是説築基於社會主義視角。

顯而易見，這裏選的具體例子是需要制度化的例子。對於壟斷部門(工業、運輸、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國有化／社會化，我們應該抱着相同的精神來構想。在董事會的構成方面，應考慮其特殊的經濟及社會功能。同樣，這些董事會應包括企業的工人，以及分包人、上游產業代表、銀行、研究機構、消費者及市民。

工人及人民面臨當代普遍化壟斷資本主義的挑戰。在這條主軸下，壟斷產業的國有化／社會化回應根本的訴求。壟斷集團藉着剝奪人民而累積資本來推動經濟管理方式，要打破這種做法，國有化／社會化壟斷產業是惟一可行之途。

惟有“市場管理”的領域不斷擴張，壟斷集團所主宰的積累才可以自我再生產。為了達致這個目的，他們推動過度的公共服務私有化(把市民剝奪得一無所有)，以及自然資源使用權私有化(把人民剝奪得一無所有)。壟斷集團從“獨立”經濟單位榨取利潤，甚至連一般資本家也給金融寡頭剝奪得一無所有！

去金融化：沒有華爾街的世界

國有化／社會化壟斷產業這種做法本身，並且因此，將會廢除“股東價值”的原則。這個原則不過是資本累積策略為了壟斷租而強加於社會之上。要大膽走出當前經濟管理困局的覆轍，這個目標是關鍵。實行壟斷產業國有化／社會化，將會推翻經濟管理的金融化。我們是否要回到凱恩斯在他的年代所提出著名的“食租者的安樂死”呢？不需要，而且肯定不盡如此。我們可以通過金融回報來鼓勵儲蓄，條件是它們的來源(工人的家庭儲蓄、商業和社區的儲備)以及其賺取條件需要清楚界定。一般經濟學中有關宏觀儲蓄的話語，掩蓋了壟斷集團排他地佔據資本市場的組織方式。所謂的“市場所推動的回報”，不過是用來保證壟斷租的增長。

當然，國有化／社會化壟斷也適用於銀行，起碼包括主要的銀行。可是，社會銀行切入經濟的方式(“信貸政策”)，具有其特殊性，它們的董事會組成需要適當的設計。傳統意義上的國有化，只是以國家來取代由私人股東組成的董事會。原則上，這樣做可以實施國家制定的銀行信貸政策。這本身已經不是一件小事。可是僅限於此肯定不足夠，我們的考慮是社會化需要讓有關的社會夥伴直接參與銀行的管理。在這一點上，由銀行職員來“自我管理”，是不恰當的。當然，關於銀行員工的工作條件，肯定要由員工來參與決策。可是除此之外便不能僅僅由銀行員工參與，因為信貸政策並不能只由他們來決定。

如果董事會需要決定涉及利益衝突的問題(提供信貸的銀行與接受信貸的企業雙方)，那麼設計董事會的組成方式時也要考慮企業的情況以及它們的需要。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形成對銀行業的監管架構在過去四十年遭廢除，銀行體系因此變得過度集中化。我們有充分而有力的理據支持以專門化的方式來重組銀行業。銀行業應該根據信貸接受者的需求以及其經濟功能(提供短期流動性、為中短期投資提供融資)來重組。例如，我們可以創建“農業銀行”(或者由多所農業銀行組成的協調集體)。它們的顧客不僅限於農民或小農，還包括上述的農業產業鏈“下游”。銀行董事會將一方面包括銀行家(由董事會招募的銀行職員)，以及其他客户(農民或小農，及其他上下游單位)。

我們可以想象其他組成方式的銀行系統，它們各自配合不同的產業部門。其董事局包括產業客户，和確保該產業的生態影響受監控的技術及服務研究中心，以儘量降低風險(同時也要清楚沒有任何人類行為是完全沒有風險的)。它們也要接受透明公開的民主辯論所監察。

經濟管理的去金融化，需要兩方面的立法。首先是主權國家禁止境內的投機基金(對沖基金)活動。其次涉及退休基金(它們是目前經濟體系金融化的主要操作者)。這些基金的設計(當然，首先在美國)，是把資本一般所引致的風險轉嫁給員工來承擔。而承擔風險，恰恰是合理化資本回報的理據！這是可恥的安排，甚至違背了替資本主義辯護的意識形態論據。可是對於壟斷集團主宰的累積策略，這種“創新”卻是理想的工具。

為了分配性退休系統的利益，廢除退休基金是必需的。在估定應償付金額的數額和期限，還有退休金額與支付報酬之間的關係等問題上，退休系統的本質就需要並容許民主辯論。在一個尊重社會權利的民主體系裏，這些退休系統應該所有工作者普遍共享。可是，必要時，為了不壓制某些人想設立補充性退休基金，也可以容許這類基金的存在。

以上提議的所有去金融化措施都朝向一個明顯的結論：一個沒有華爾街的世界(借用François Morin的書題)，是有可能，而且值得爭取的。

在一個沒有華爾街的世界裏，經濟仍然主要由“市場”來控制。可是這些市場將會第一次真正透明公開。它們將由直正的社會夥伴經民主協商而調控(這些人將第一次不再是對手，不像資本主義限定他們那樣) 。被廢除的是金融“市場”(它的性質是不透明的，並且服務於壟斷利益)。我們甚至可以探討是否需要關閉股票市場，前題是財產權(包括私有及社會形式的)，將會以不同的方式而存在。我們甚至可以考慮是否需要為此而重建股票市場。可是不管怎樣，“一個沒有華爾街的世界”，仍然會是有力的象徵。

去金融化，肯定並非意味廢除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宏觀信貸管理。相反，宏觀政策得以從尋租壟斷的策略中解放出來，它將重拾其效能。國有中央銀行將不再是“獨立”，而是同時附屬於國家與市場，它們受社會夥伴之間的民主商討所調控。這樣的中央銀行將恢復其力量，使宏觀信貸政策的規劃行之有效，並服務於社會化的經濟管理。

國際層面：去依附

這裏我用我在半世紀前提出的“去依附”。在當代，這概念似乎被“去全球化”這同義詞所取代。 我從來沒有把去依附理解為與世隔絕、自及自足。它無寧是面對內外勢力時，為了回應自主發展無可避免的需求而採取的策略性扭轉。去依附推動重建全球化，使之建基於協商，而不是屈從於帝國主義壟斷的排他性利益。它也可以減少國際不平等關係。

去依附是必需的，因為前兩節所提倡的措施，目前不可能在全球的層面，或甚至在區域(例如歐洲)上真正實施。它們只可能在具備發達的激進基層社會政治抗爭的國家的背景下推行。這些國家要堅定推動其經濟管理的社會化進程。

二次大戰前後那種形式的帝國主義，打造了工業化的帝國主義核心及被宰制、工業被壓抑的邊緣地區之間的對立。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通過推行去依附政策，選擇走自主發展的道路，打開了邊緣地區工業化的進程。這些去依附運動，伴隨間或激進的社會改革，創造了條件，讓那些在這方向走得更遠的國家，最終可以“興起”，中國當然是其中的佼佼者。

然而，當代的帝國主義，也是説三巨頭帝國主義被迫退讓，並自我“調節”去適應這新時代條件，在新的基礎上重建自己。它基於其“優勢”，藉此試圖保住其排他性的特權。我把它們分為五方面的控制：

•技術

•挪用地球資源

•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的整合

•通信及信息系統

•大毀滅性武器

因此，今天去依附的主要方式正是要挑戰當代帝國主義的這五大特權。新興國家正在這五方面實行去依附，不同國家在不同領域達致不同程度的控制與自決。過去二十年去依附的成功，讓它們能加速發展，尤其是在全球化“自由”體系裏使用“資本主義”的方式，通過工業發展而取得成功。這方面的成功，讓它們抱有幻想，以為這一條路繼續走下去，就可以冒起成為新的“平等資本主義夥伴”。嘗試把這些國家中最突出的幾個納入新創的G20集團，助長了這種幻象。

可是當前帝國主義持續的內爆(稱為“全球化”)，卻似乎打破了這個幻象。三巨頭帝國主義強權與新興國家之間的矛盾，已經浮現，而且預計將會激化。如果新興國家想向前走，它們的社會便惟有通過民族計劃及強化南南合作，朝向更自主的發展模式。

在這情況下，大膽創新，意味積極及連貫清晰地朝向這目標邁進，把去依附所需的措施結合人們渴求推進的社會進步。

這激進化有三重目標：社會民主化、接着實現的社會進步，以及反帝國主義立場。不僅是新興國家，還有對於遭“遺棄”或“註銷”的全球南方，皆有可能致力於朝這個方向邁進。這些國家在1980年代受制於結構調整計劃之下實際上已經被再殖民化。它們的人民現在奮起反抗，不管是否已取得一定戰果(南美)，或是還沒有(阿拉伯世界)。

在這方面，大膽創新意味這些社會里的激進左派需要有勇氣採取行動，投身他們面對的挑戰，支持正在進行的所需鬥爭持續下去而且激進深化。

南方的去依附鋪下了帝國主義系統的解體之路。在受全球貨幣及金融體系影響的地區，這尤其明顯，因為這是美元霸權的結果。

可是要注意：試圖以另一個“更平衡、更有利於邊緣地區發展的世界貨幣和金融系統”來取代現行系統，只是妄想。一如既往，試圖由上而下在國際上尋求共識推行改革，只是一廂情願，無異於在期待奇蹟。現在已經提上議程的，是現行系統的解構—它的內爆—以及重建國際另類替代體系(在國家、大陸或區域的層面)。某些南美洲計劃正在朝這方向推展。在這裏，大膽創新就是有勇氣向前走，懷着最大的決心，別過分憂慮帝國主義的反應。

去依附／解除，這互相關連的問題羣組，對於歐洲一樣有意義。歐洲也是附屬於壟斷集團主宰的全球化的一個子集。歐洲一體化，打從開始便是設計和建構來剝奪其人民實踐民主的能力。歐盟的建立，是作為壟斷集團的保護領地。隨着歐元區內爆，它屈從於壟斷集團的意志，結果是廢除民主體制。現在民主已經淪為一台鬧劇，並且走向極端的形式，只關心一個問題：“市場”(即是説壟斷集團)和“評級機構”(即是説，又是壟斷集團)會有什麼反應？他們現在會提的，就只這個問題。至於人民有什麼反應，他們一概漠不關心。

顯而易見，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大膽創新以外，也再沒有其他選擇，那就是：不再聽命於歐盟憲法以及想象出來的歐元中央銀行。換言之，除了解構歐盟體制及歐元區外，別無選擇。要最終重新建立另一個屬於歐洲人民和國家的歐洲，這是無可避免的先決條件。

總言之，大膽創新，更多的大膽創新，永遠大膽創新。

我所謂的大膽創新，因此是指：

(i) 對於帝國主義三巨頭社會里的激進左派，需要投身於建設另類替代的反壟斷社會聯盟。

(ii) 對於邊緣地區的激進左派，需要投身建設另類替代的反買辦社會聯盟。

要建立這種社會聯盟，將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看見進展。可是如果激進左派決心承擔運動，投身於推動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這個進程是可以加速的。因此，我們有需要提出不是光為了“解救資本主義”危機的策略，而是“走出已陷入危機的資本主義”。 

我們正處於歷史的關鍵時期。資本主義惟一的合法性，是創造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後者是文明的更高級階段。資本主義是已經陳腐過時的系統。延續資本主義只會導向野蠻狀態。再沒有其他形式的資本主義是可行的。一如既往，文明之間的衝突所帶來的後果是不確定的。要不是激進左派通過大膽創新成功推動革命的進步，就會是反革命的勝利。這兩種對挑戰的回應，是無法達致任何有效的折中妥協。

所有非激進左派的策略實際上都是非政策，它們只是隨着系統內爆的事態而見一步算一步地調整。如果説掌權者試圖像獵豹 (le Guépard) 那樣，“改變所有事情，好讓事情沒有改變”，左翼的政治候選人則相信可以“改變生活而不用觸及壟斷權力”！非激進左派無法阻擋資本主義野蠻狀態的勝利。他們缺乏投身戰鬥的意願，早已在鬥爭中輸了。

我們需要大膽創新來促進資本主義之秋。資本主義的喪鐘將由它的內爆敲起，還有由真正人民之春的降臨所宣佈。這樣的春天，是有可能降臨大地的。

參考書目

Samir Amin, Sortir de la crise du capitalisme ou sortir du capitalisme en crise ; Le temps des cerises, 2009.

Samir Amin, Ending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r ending capitalism. Pambaz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