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眾號“短史記”:別吹了，《易經》中並沒有什麼高深莫測的東西_風聞

開門見山，先扔結論：《易經》（本文所談《易經》，均指包括了經與傳的《周易》）是一部基於對天文學和氣象學的觀察而總結出來的、用以指導勞作、生活與管理的著作。書中有價值的內容，我們在九年義務教育時代，大體上就已經學完了。而且，九年義務教育的內容，遠遠超出了《易經》的範疇。 當代國學市場上，有很多人在賣“解讀《易經》”。在他們的嘴裏，《易經》包容萬象、藴含無窮智慧，小可以啓悟人生真諦，大可以解開宇宙密碼。 別信他們瞎説！

《易經》產生於中國理性文明發端的商周時代，所以，當代國學界稱之為“華夏文明智慧的源頭”。這種讚譽倒也不算過分，問題是：“源頭”處的理性文明，必然是簡單的、粗糙的、不成熟的，甚至雜入了許多錯誤邏輯在其中，但“國學大師”們一方面要讚譽《易經》是“華夏文明智慧的源頭”，另一方面又要吹噓《易經》無所不包高深至極，這就大大地矛盾了，不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常識了。 這種自相矛盾的雙重吹噓，不僅僅存在於《易經》。比如，兩千年多前，有個人發現光“煦若射”，然後在兩千多後的今天，有人既讚譽他“世界上第一次明確指出光沿着直線傳播”，又歌頌他“啓發了量子通信”。 一個剛剛觸及光學常識皮毛的人，“啓發”不了當代最前沿的科學成就。一本記載剛剛發端的理性文明的著作，也不可能高深莫測藴含無窮智慧。 所以，迴歸常識，且來看看《易經》究竟是在説什麼。 古人其實有過很精到的總結。比如《太史公自序》裏説：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意思就是説：《易經》這本書，談論的是天文地理、晝夜陰陽、四季時節、萬物生用（古人認為金木水火土構成萬物）的變化。 比如，《觀》卦裏説，“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觀測日月星辰，並此制定歲時曆法，用於觀象授時，就可以做到按季節合理耕種、合理採伐、合理勞休，不會誤了事情。 司馬遷之前，研究《易經》最權威的人是孔子，他專門寫了《繫辭傳》上下兩篇，來解釋《易經》究竟在説什麼。《繫辭傳》開篇，孔子就把問題説明白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意思是説：天象的變化為“尊”，地上的四季晝夜變化為“卑”（天尊地卑），後者由前者決定，把這個道理説明白了（卑高以陳），就可以在事物與現象中定出“乾坤”、分出“貴賤”（乾坤定矣、貴賤位矣）。然後，在日常的勞作和生活中，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該“動”該“剛”，什麼時候該“靜”該“柔”（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也可以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劃為同類，哪些物種屬於同羣，進而辨別出它們的吉凶。 翻譯最末一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之前，要先解釋一下——漢語裏“象”、“形”經常連用，但二者的古義是有區別的，“象”通常指的是一種比“形”更高層級的存在（參考“大象無形”一詞）。孔子的意思是：天上日月星辰雷電，是一種高層級的“象”，地上四季晝夜變化，是一種低層級的“形”，高層級“象”的運轉，會引發低層級“形”的變化。 這是孔子所理解的《易經》的內容。 這些內容，顯然沒有超出九年義務教育的範疇。 以《易經》第一卦“乾卦”為例略作解讀，就可以看到，孔子的理解是準確的。 乾卦的爻辭是這樣的：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這裏的“龍”，指的是“東宮蒼龍”。中國古代天文學把周天星座劃分為四個天區，分別是“東宮蒼龍”、“北宮玄武”、“西宮白虎”、“南宮朱鳥”，每個天區由七個星座組成，合稱二十八宿。“東宮蒼龍”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個星座組成（見《史記.天官書》）。

下面具體解釋一下乾卦裏的那些“龍”。 初九：潛龍，勿用——“初九”這一天，“東宮蒼龍”還在地平線以下，是一條看不到的“潛龍”，在這一天，要用“勿”把民眾集合起來，舉行一場占卜活動——《説文解字》裏説，“勿，州里所建旗，……所以促民”，是官府立起來的一杆旗子，作用是招呼民眾；“用，可施行也，從卜”，“用”字的古意，與占卜有關。（注：《易經》的數字系統與今天不同，這個“初九”不同於今天標記月份日期的“初九”，有學者認為，這個“初九”指的是冬至日）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二”這一天的黃昏，“東宮蒼龍”已經浮出了地平線，“在田”。民眾是時候着手準備耕種了。“利見大人”，學術界的解釋很多，有人認為“大人”是指導、監督民眾勞作的官員，似有一定道理。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三”這一天，耕作者（君子，甲骨文中的“君”字，是一個向土穴中播種之人的形象；也有意見認為君子指的乃是東宮蒼龍，終日乾乾的意思，是指東宮蒼龍每天都很努力在朝着天空——也就是“乾”——上升）需要整天在田地裏幹活，即便到了傍晚也要繼續努力，如此才能“無咎”，才不會違背天時，才算得上沒有過錯。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這時候的“東宮蒼龍”，已不是“見”（部分出現在地平線附近）了，而是整個“躍”了出來，龍身全部離開了地平線。民眾要好好勞作，才算不違背天時，才算沒有過錯（甲骨文的“淵”字，是一種外為範圍、內有流水的形態，指的可能是塘壩一類的人工水利設施）。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東宮蒼龍”終於飛昇到了最高處，運行到了天穹的正中央。這時節是農作物能否豐收的關鍵期，負責指導、監督民眾勞作的官員（大人）必須積極行動起來。 上九：亢龍有悔——這裏説的是“東宮蒼龍”運行到中天后，開始往回下落。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這裏説的是“東宮蒼龍”的“龍首”隱沒在了西方的地平線下面，但構成“東宮蒼龍”的其他星座都還可以見到。“吉”，農作物到了收穫的季節，當然是“吉”。 這些內容中的某些要素，比如“東宮蒼龍”，今天的初中生是肯定不會再學了，但二十四節氣之類的知識，顯然仍屬於義務教育的範疇。 當然，以上解讀未必全然準確，某些字詞（比如“大人”）如何理解，學術界存在很多的意見分歧。但《易經》乾卦六龍，是一種按照“東宮蒼龍”出現的方位來確定季節、指導勞作的知識模塊，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後續“坤卦”裏的“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等爻辭，也很明顯是在指導節氣（冰霜）和勞作（王事）。 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其走向理性，均是從天文學和氣象學發端。這與原始農業社會的繁榮，須高度依賴氣候變化，有着直接的關係。中國自然也不例外。《易經》所顯示的，正是商周時期的中國人，想要依賴其在天文學和氣象學方面長期觀察所得到的經驗，來構築一種“世界的運作邏輯”的努力。 《易經》最基本的八個卦象，對應的乃是自然界的八樣事物——乾為天，離為日，坤為地，坎為月，震為雷，艮為山，巽為風，兑為澤。以震卦為例，其卦辭是：

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虩虩，是恐懼的意思；啞啞，是笑聲；匕鬯，是食具和酒。大意是：雷聲讓人驚恐，但其實沒事，過後人們都會開心地笑起來，它的聲音雖然震動百里，但人們的食具和酒都還穩穩拿在手中。所以打雷這個事，“亨”，是好事，不必害怕。 這段卦辭，顯示古人對雷電這種自然現象，開始突破本能的生物性恐懼，在理性上有了其他認知。而這種認知被如此鄭重其事地寫在震卦的卦辭裏，也顯示當時之人對於自然現象的理性認知還非常有限。 儘管認知有限，但人類一旦開啓了理性思維的大門，就必然會有為世間萬事萬物尋求一種共通的解釋邏輯的衝動。《易經》也不例外。通過對天文、氣象、地理的觀察，它把“天地日月風雷山澤”八樣事物確定為構成世界的最基本的八個卦象之後，就開始嘗試着要用這八個卦象來解釋世上的萬事萬物了。 比如，噬嗑卦的卦辭是“亨，利用獄”，也就是講刑獄問題，它的卦畫是什麼呢？是“離上震下”，離卦代表的是“日”（按荀爽的解釋，日對應君王），震卦代表的是雷。君王對治下臣民施以震雷之威，就是刑獄。這種不成其為邏輯的邏輯關係的構建，是後續卜卦工作的重要理論前提。 今人用以解釋世間萬物的學術工具，已經進步為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物理學、生物學、化學……《易經》時代那種以簡單的“象徵性對應”來構築世界觀的方式，早就被淘汰了——不過，這並不是説《易經》沒有價值，只不過，它的價值在於文明史上的地位，而非在現實世界中有什麼作用。 以上，談了“《易經》是什麼”，下面再簡單説一下《易經》在當代國學市場為什麼會被吹成上天入地無所不包的大學問。

首先，這與《易經》的存在形態，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作為產生於甲骨文和《詩經》之間的一種歷史文獻，《易經》的用詞與先秦孔孟時代的文言完全不同，相當於一種“文言文中的文言文”。要理解它的真實含義，存在很大困難。這種語義模糊、名氣甚大的著作，恰是做國學生意者喜歡的東西——如魯迅所言，只要有人提出異議“説不好”，就會被指責“因為你不懂”。 此外，《易經》所涉內容駁雜，也很合做國學生意者的心意。談天時、談季節、談耕作，也談武力、談刑獄、談貧窮、談管理……這種雜，本是理性萌芽階段常見的“一勺燴”，中外皆然，但對做國學生意者而言，這恰恰給了他們極大的東拉西扯、自由發揮的餘地，亦即比較好吹。 其次，中國的國學商業圈對《易經》的熱衷，有着特殊的歷史成因。 因國力虛弱，一些近代文化人物，曾肆意吹噓過《易經》。比如，胡蘭成曾揚言，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得感謝中國的《易經》： “日本的明治天皇合於乾卦之九五，飛龍在天，當時的維新諸功臣多是以聖賢之學為根本，多樣地多角度地理解道德，憑着縱橫的才智轉國運之大難為大慶，此誠得力於《易經》之教。” 但此類言論終屬少數。顧頡剛、郭沫若、聞一多、李鏡池等人對《易經》做歷史考訂時，早已不再將之視為一本如何神奇如何了不得的著作。 《易經》在學術界重新變成“了不得的奇書”，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當時展開過一場關於《易經》的大型學術討論。討論最集中的時間段，是1960年12月~1961年6月，主要討論陣地是《哲學研究》《文匯報》《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參與者“多為教授學者，全面涉及了周易有關問題，分歧相當廣泛”，期間有一種傾向，將《易經》“説成是幾乎達到了現代辯證唯物主義的水平”。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文知識界開始傳播“萊布尼茨發明二進制是受了中國《易經》八卦圖的啓發”、“萊布尼茨發明的二進制與《易經》八卦暗合”等似是而非的信息。 事實上，萊布尼茨通過傳教士白晉看到八卦圖時，已是發明二進制後許多年；説“二進制與《易經》八卦暗合”的，也是傳教士白晉而非萊布尼茨，萊布尼茨看不懂八卦為何物，他只是接受了白晉提供給他的解釋。根據二人間的通信，白晉如此解讀八卦圖的用意，是想透過製造東西方學術的這種“暗合”，尋到一條讓中國人接受基督教的方便路徑，也就是助力他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顯然，這並不是一種嚴肅的學術意見。 同期，東方宗教愛好者、美國學者弗裏喬夫·卡普拉在《物理學之道》（1975）一書中，將現代量子場理論與《易經》對比，認為《易經》與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相互轉化的動力學模型相一致，八卦圖與強子的八重態相對應。這種似是而非的結論，同樣讓國人興奮不已。“ 《易經》熱”遂就此在中國一發不可收拾，成了一門智慧無窮包打天下的近神之學，在國學市場上長盛不衰。 與萊布尼茨和卡普拉不同，在真正讀過《易經》的楊振寧眼裏，《易經》與二進制、量子物理這些現代科學毫無關係，相反，“《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而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科學沒在中國萌芽，是否與《易經》有關，不妨見仁見智。但楊振寧讀了《易經》，沒發現《易經》有什麼特別高明的地方，這是一個事實。 簡而言之，如何把《易經》的每一句卦辭和爻辭精確地讀明白，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需要很深的學術功力（那是考據訓詁的功夫）；但要明瞭《易經》的大致主旨為何，只需要對相關嚴肅研究稍作涉獵，再加上一條“能夠尊重常識”就夠了。 什麼是常識？ 常識就是：處於理性萌芽階段的文明，必然是簡單的、粗糙的、不成熟的，甚至雜入了許多錯誤邏輯在其中的。《易經》的深奧，在於它的文字很難被讀懂，而不是它所記載的內容如何高深莫測、如何厲害到不得了，那是不可能的。

參考資料

①陳久金、張明昌，《中國天文大發現》，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第61~63頁。

②陳濤，《常用漢字淺釋》，新世界出版社，2011，第429頁（淵）

③陸思賢,《周易考古解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第132~181頁。

④周克前，《＜易經＞與氣象學的關係》。

⑤胡蘭成/著、小北/譯,《易經與老子》,遼寧人民出版社,2016，第5頁。

⑥復旦大學哲學系資料室編，《建國以來哲學重要學術論爭簡況  1949.10-1965.5》，復旦大學出版社，1978，第128~130頁。

⑦餘敦康，《從＜易經＞到＜易傳＞》

⑧陳樂民，《萊布尼茨和“儒學”》

⑨楊振寧，《＜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自然》雜誌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