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某個蠢貨引發的戰爭”——《八月的槍聲》（二）_風聞

“某個蠢貨引發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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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槍聲》

（二）

       ……（續第一部分）……

       挫折並未改變國王的決心。緊接柏林歸來之後，由加萊上尉草擬的一份備忘錄就具體體現了他的方針政策。“我們決心向蓄意侵犯我們領土的任何大國宣戰；決心竭盡全部力量和全部軍事資源，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甚至越過疆界，進行戰爭；並且決心一直打下去，即使在進犯之敵敗退之後，仍將繼續打下去，直至實現全面和平。”　　　　 

       8月2日上午9時，阿爾貝國王於王宮主持國務會議，他在開幕詞中説道：“不論後果如何，我們的回答必須是‘不’。我們的責任是捍衞我們的領土完整。對此，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不過，他也堅決要求每一位與會者都不應抱有任何幻想：後果必將是嚴重的，可怕的；敵人必將是殘酷無情的。首相德布羅凱維爾也警告一些動搖不定的人切莫相信德國保證在戰後恢復比利時完整的諾言。“德國一旦戰勝，”他説，“比利時不論持何種態度，都將被併入德意志帝國。”　　 

       一位年事已高、不平則鳴的大臣，最近還曾把德皇內弟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公爵奉為上賓招待，此時對那位公爵的虛情假意怒不可遏，整個會議期間，他咕噥地罵個不停，猶如會議合唱聲。在總參謀長塞利埃將軍起身説明所採用的防禦戰略時，他的副參謀長裏克爾上校低聲喝道：“我們一定要狠揍他們的要害。”用他們一位同僚的話來説，他和總參謀長的關係是“絕無温良恭謙讓可言”。當他發言時，他建議先發制人，在侵略者越過比利時邊界之前就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打擊他們。聽者俱感詫異愕然。　　 

       午夜休會後，一個由首相、外交大臣和司法大臣組成的委員會重返外交部草擬復照。正當工作進行之際，一輛汽車駛進了黑暗的庭院，停在此時唯一燈火通明的一排窗口下面。聽説是德國公使來訪，幾位大臣驚異不止。此時已是深夜1時30分，他來有何貴幹？　　 

       赫爾·馮·貝洛夙夜奔波，説明他的政府越來越感不安，急欲知道他們那道最後通牒效果如何；那道通牒，白紙黑字，已是無可挽回，它對比利時民族自尊心的影響也已無可挽回。幾年來，德國人一直彼此相互告慰：比利時不會反抗。但是現在事到臨頭，他們開始深為焦慮不安，雖然這種不安為時已晚。比利時氣壯山河、響徹雲霄的一個“不”字，定將有如雷鳴，震盪全球，對其他中立國家的影響勢將不利於德國。

       但是德國最擔憂的倒不在於中立國家的態度，而是比利時的武裝抵抗將會耽誤它的時間表。如果比利時軍隊決心抵抗，而不是“拱手讓路”，德國就必須從進軍巴黎所需要的兵士中留下若干師來。比軍破壞鐵路和橋樑，就可以切斷德軍的進軍路線和給養供應，從而造成極大的麻煩。　　 

       德國政府苦思再三之後，不得不遣赫爾·馮·貝洛深夜造訪，進一步指控法國罪行，企圖藉此影響比利時對最後通牒的答覆。貝洛對接見他的範·德爾·埃爾斯特説，法國飛機投了炸彈，法國巡邏隊越過了邊界。　　 

       “這些事情發生在什麼地方？”範·德爾·埃爾斯特問道。　　 

       回答是：“在德國。”　　 

       “既然如此，我看不出這些消息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德國公使趕忙解釋説，法國對國際法缺乏尊重，因此可以逆料它會破壞比利時的中立。這種別出心裁的邏輯推理並未奏效。範·德爾·埃爾斯特出門送客，請走了客人。　　 

       半夜2時30分，國務會議在王宮復會，通過大臣們提交的對德復照。復照申言，比利時政府倘若接受德國建議，它“將犧牲其民族尊嚴，背叛其對歐洲的義務”。政府宣佈，它“堅決以其權力範圍以內的一切手段抵抗對其權利的每一進犯”。　　 

       在未加任何改動通過復照以後，會議對國王堅持的主張進行了辯論。國王堅持認為，在德軍實際進入比利時之前，不應向保證其中立的國家發出求援呼籲。儘管爭執激烈，他的主張還是通過了。凌晨4時，會議結束。最後離開的一位大臣轉過身來，只見國王手持復照副本，背對房間，凝望窗外，曙光已經開始照亮天空。　　　　 

       在柏林，8月2日深夜也在進行着一個會議。在首相官邸，貝特曼-霍爾韋格、馮·毛奇將軍和蒂爾皮茨海軍上將，象上一夜討論對俄宣戰問題一樣，在商討對法國的宣戰書。蒂爾皮茨“一遍又一遍”地埋怨説，他不懂為什麼非得搞這些宣戰書不可；他説，這些東西總帶有“侵略味道”，“沒有這些玩意兒”，軍隊照樣可以進攻。可是貝特曼-霍爾韋格指出，對法宣戰是必要的，因為德軍要借道比利時。蒂爾皮茨則是重複着利希諾夫斯基大使發自倫敦的警告：進犯比利時勢必要把英國捲進來；他建議暫緩入侵比利時。毛奇感到這對他的時間表又增加了一個威脅，為此很感擔憂，於是立即宣稱這是“不可能的”，運輸機器“絕不容許受到阻撓”。　　 

       他説他本人也不認為一紙宣戰書具有什麼價值。當天日間法國的敵對行動已使戰爭成為事實。他指的是所謂法國轟炸紐倫堡地區的報道，德國報紙曾整天散發號外，大肆宣傳，弄得柏林居民惶惶不安，老是抬頭張望天空。其實根本沒有轟炸。可是現在，根據德國人的邏輯，鑑於這種意想中的轟炸，宣戰已被認為勢所必需。　　 

       蒂爾皮茨仍舊不以為然。他説，全世界都不會有任何懷疑，法國人“按理説至少是個侵略者”；但是，德國政治家們卻過於粗心大意，沒有闡明這一點，以致本來是件“純屬應急措施”的入侵比利時行動，竟會毫無道理地給蒙上“野蠻的暴力行動的不祥色彩”。　　 

       在布魯塞爾，國務會議於8月3日清晨4時散會之後，達維尼翁回到外交部，指示政務秘書德蓋菲埃男爵向德國公使遞交復照。上午7時正，正是十二小時限期的最後一刻，德蓋菲埃按響了德國使館的門鈴，將復照遞交給了赫爾·馮·貝洛。回家途中，他聽到報童的叫賣聲，晨報宣佈了最後通牒的全文和比利時的答覆。他聽到人們閲讀這些新聞，聽到激動地聚集在一起的人羣發出刺耳的驚歎聲。比利時無所畏懼的一聲“不！”振奮了人心。許多人認為，這一來，德國可要繞過他們的國土而不致冒天下之大不韙了。“德國人是危險的，但還不是瘋子”，人們如此相互告慰。　　 

       甚至在王宮，在內閣各部，也仍然抱着一線希望；認為很難想象德國人竟會明知錯誤，還要自絕於人，蓄意發動戰爭。但到8月3日晚，當收到德皇對阿爾貝國王兩天前發出的個人呼籲姍姍來遲的答覆時，最後一線希望也隨之消失。德皇的覆電不過是再次試圖勸誘比利時不戰而降。德皇覆電説道，“正由於懷着對比利時的最友好的願望”，他才提出了他的嚴肅的要求。“正如所提條件已經闡明的那樣，能否維持我們以前和目前的關係，依然取決於陛下。”　　 

       “他把我當作什麼啦？”阿爾貝國王大聲叫道。自從危機開始以來，這是他第一次失卻控制，流露出他的憤慨。就任最高統帥之後，他立即下令炸燬列日附近馬斯河上的橋樑，以及與盧森堡交界處的鐵路隧道和橋樑。他依然未向英、法兩國發出呼籲，要求軍事援助和結盟。比利時的中立是歐洲列強一項差不多可説是成功的集體行動。在公開入侵行動實際發生之前，阿爾貝國王還不能使自己為比利時的中立簽署死亡證書。

　　 8月2日，星期天，這天下午，德國的最後通牒在布魯塞爾遞交之前幾小時，格雷要求英國內閣授權履行英國海軍保衞海峽一邊法國海岸的諾言。但是英國政府最為頭痛的時刻，莫過於要它作出斬釘截鐵的具體決定。整個下午，內閣侷促不安，舉棋不定，不願毅然承擔義務。　　 

       在法國，儘管有些人衷心盼望能夠避免這場戰爭，但是戰爭既已臨頭，他們也就把它作為民族劫數接受下來。過去曾有種種説法，認為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已經敗壞了法國人民的愛國精神；並且預料，一旦發生戰爭，這種影響將會帶來亡國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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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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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轉自網絡）

       而今，據一位外國觀察家幾乎出於肅敬的報道，法國人民“民族忠義”勃發，而又“全無騷動不安情事”。在比利時，則出現了一位歷史上罕見的英雄，這位心地純正的國王使比利時聲譽大振，使它在這或降或戰必居其一的關頭，不出三小時就作出了決定，儘管明知其後果可能就是滅亡。　　 

       英國沒有阿爾貝，也沒有阿爾薩斯，雖然武器齊備，但卻鬥志缺如。過去十年間，它已為如今臨頭的這場戰爭作了研究和準備；1905年以來，它還搞了一套名為“兵書”的體系，一掃英國人歷來苟且從事的舊習。戰爭時要發的命令全已準備就緒，只待簽署；信封已經寫好；通告和聲明或已印就或已排版；國王每次離開倫敦，凡需他立即簽署的文件，均隨帶在身。辦法可謂條理分明，但英國人的思想卻苟且如故。　　 

       德國艦隊如在海峽出現，對於英國的直接挑釁將不亞於當年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因此，星期天這天的內閣會議終於勉強同意了格雷的要求。格雷當天下午向康邦遞交了一份書面保證，聲稱：“如果德國艦隊進入海峽或是通過北海對法國海岸或海上運輸採取敵對行動，英國艦隊將全力給予保護。”不過格雷又加上一句，該項保證“並不約束我們必須與德國作戰，除非德國艦隊採取上述行動。”他還一言道出了內閣的內心恐懼，他説，因為英國不能確保本國海岸，“所以不可能安全地派遣武裝部隊出國”。　　 

       康邦先生問，這是否意味着英國將永遠不採取這一行動。格雷答道，他是“僅就當前情況”而言的。康邦建議派遣兩個師，以收“道義上的效果”。格雷説，派遣這樣小的一支部隊或者甚至派遣四個師，“都會給他們帶來最大的危險，而效果又將是微乎其微”。他繼而還説，在次日通知議會之前，英國海軍承擔的義務千萬不得公開。　　 

       康邦既感失望而猶抱着希望，以“絕密”電報向本國政府報告了這一保證，電報於當晚8時30分到達巴黎。雖然這不過是個沒有效力的承諾，遠非法國所望，但他依然相信這會導致全面參戰，因為，如他後來所説，無論哪個國家，都不會“半半拉拉”地打仗。　　 

       但是，這項海軍方面的保證，是強內閣之所難作出的。這使阿斯奎斯一向竭力防止其分裂的內閣終於分崩瓦解。莫利勳爵和約翰·伯恩斯兩位大臣辭職；權勢顯赫的勞合-喬治依然“態度不明”。莫利認為，內閣的瓦解，“那天下午已完全在預料之中”。阿斯奎斯不得不承認，“我們處在決裂的邊緣”。　　 

       慣於未雨綢繆的丘吉爾，自行擔當起密使角色，準備將他以前所屬的保守黨引入一個聯合政府。

       ……

       要使這個危機在公眾心目中成為切膚之痛，只有待到比利時遭到入侵之時。因為中立的比利時是英國政策的產兒，在那裏，入侵之寇的每一步都將是對英國設計和簽字的條約的踐踏。於是格雷決定於次日上午要求內閣將這種入侵視作正式的宣戰理由。　　 

       那天晚上，他和霍爾丹共進晚餐的時候，外交部一名信差送來一個公文遞送箱，裏面有一份電報。據霍爾丹説，電報的內容是囑請注意“德國即將入侵比利時”。那是份什麼性質的電報，是誰發來的，都不得而知，不過格雷肯定其言可信。他將電報遞給霍爾丹，問他有何想法。霍爾丹回答：“立即動員。”　　 

       他們立即離開餐桌，驅車唐寧街。他們到達之時，首相正在接待客人，他們於是將他請到一間幽靜的房間，給他看了電報，要求他批准動員。阿斯奎斯首肯同意。霍爾丹自薦暫時重返陸軍部任職，以資應急，因為首相第二天勢必繁忙，無暇顧及陸軍大臣職務。阿斯奎斯也表示同意，而且求之不得，因為早就有人敦促他委派陸軍元帥、喀土穆勳爵基欽納補缺，而他每想到這位獨斷獨行的人，心頭就感不安。　　 

       第二天星期一是公假日，天氣晴朗，是個和麗的夏日。上半天，大批度假人羣並沒有去海濱，而是被危機所吸引，蜂擁到首都倫敦。中午時分，白廳門前人羣擁塞，車輛難以通行；熙攘之聲，內閣會議室內清晰可聞。室內幾乎連續不斷地在開會，大臣們正在力圖拿定主意，決定是否要為比利時問題開戰。　　 

       陸軍部那邊，霍爾丹已經發出動員的電令，召集後備役士兵和本土軍。11時，內閣得到消息，比利時已經決定將其六個師投入戰鬥，抗擊德意志帝國。半小時後，他們又收到保守黨領袖們在獲悉德國向比利時發出最後通牒之前所擬就的一份聲明。聲明指出，對法國和俄國的援助如果猶豫不決，就會“使聯合王國的信譽和安全化為泡影”。俄國成為盟國，對大多數自由黨大臣來説已是難於接受。現在又有約翰·西蒙爵士和比徹姆勳爵兩位大臣辭職，不過比利時的事態則決定了中樞人物勞合-喬治的留守。　　　　 

       8月3日下午3時，格雷預定要就這次危機向議會宣佈政府的首次正式公開聲明。整個英國，乃至整個歐洲，都在引領以待。格雷的使命是要使國家投入戰爭，而且要朝野一致，舉國團結。他必須得到向以和平主義為其傳統的本黨的支持。

       ……

       顯得“蒼白憔悴、心力衰竭”的格雷，此時站立起來。

       ……

       為了充分闡明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格雷頗為明智，他不是憑藉自己的辯才，而是藉助格萊斯頓1870年的如同棒喝之言：“我們國家能夠袖手旁觀，熟視這種玷污歷史的前所未有的可怕罪行，從而成為這一罪行的幫兇嗎？”他還援引格萊斯頓的另一句話説明了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英國必須採取“反對任何大國擴張無度的行為”的立場。　　 

       他接着用自己的話説：“我要求下院能從英國利益出發，考慮這個存亡攸關的問題。如果法國戰敗投降……如果比利時落入同一統治勢力之下，繼而荷蘭，繼而丹麥……如果在這樣一場危機之中，我們逃避根據比利時條約所承擔的事關榮譽和利益的義務……我簡直不能相信，在戰爭結束時，即使我們持旁觀態度，能夠把戰爭中所已經發生的情況改變過來，防止我們對面的整個西歐陷於獨一無二的大國統治之下……我相信，我們也將在全世界面前喪失別人對我們的尊敬，喪失我們的名譽和聲望，我們將無法逃脱最嚴重和最嚴酷的經濟後果。”　　 

       他把“問題和抉擇”攤在下院面前。下院“沉痛而專心地”聽了一小時又一刻鐘，最後爆發出一片掌聲，表示響應。一個人能夠駕馭整個國家的時刻是令人難忘的，事實證明，格雷的演説就是處在這樣一種時刻，以後被人們奉為重大事件。但是依然有人發表了不同意見，下院不同於大陸國家的國會，不必做到全體心悦誠服，完全一致。

        拉姆齊·麥克唐納代表工黨議員發言説，英國應保持中立；基爾·哈迪揚言他將喚起工人階級反對戰爭；後來一羣沒有誠服的自由黨議員在下院會客廳裏通過了一項決議，聲稱格雷沒有道出參戰的理由。但是阿斯奎斯深信，總的説來“我們那些極端的和平愛好者已經啞口無言，雖然他們不久之後還會説話的”。上午辭職的兩位大臣晚上被勸了回來。普遍的看法是，格雷獲得了舉國支持。　　 

       “現在怎麼辦？”丘吉爾在和格雷一道離開下院時問他。“現在嘛，”格雷説道，“我們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向他們發出最後通牒，要他們停止對比利時的侵犯。”幾小時之後，他又對康邦説：“如果他們拒絕，那就是戰爭。”雖然他差不多又等了二十四小時才發出最後通牒，但利希諾夫斯基擔心的事情已成事實：比利時果真成了條件。　　 

       德國人之所以冒此風險，是因為他們以為這將是一場速決戰，儘管那些文官領袖們到最後一刻還在唉聲嘆氣，擔心英國不知會採取什麼行動，而德軍總參謀部則已考慮了英國的參戰問題，並且對此毫不介意。他們認為，這對一場他們相信四個月就會結束的戰爭不會有什麼影響，或是根本沒有影響。　　 

       克勞塞維茨，一位已經過世的普魯士人，還有諾曼·安吉爾，這位雖然在世卻為人所誤解的教授，已不約而同地用速決戰觀念束縛了歐洲人的思想。速決取勝，這是德國的傳統觀念；一場持久戰在經濟上不可能也不勝負荷，這是人人皆有的傳統觀念。“你們在葉落之前就會凱旋迴家，”德皇在8月的第一個星期對出征將士就是這麼説的。德國宮廷社交活動的一個記事人員8月9日有這麼一段記載：那天下午，奧佩爾斯多夫伯爵走進來説，戰爭不會打上十週之久；而霍赫貝格伯爵認為只需八週，爾後還説：“你我將在英國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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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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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即將開赴西線的德國軍官説，他預期可於色當日（9月2日） [ 注：色當日是紀念普法戰爭中法皇拿破崙三世率師在色當投降（時在1870年9月2日）的日子。——譯者 ] 在巴黎和平咖啡館早餐。俄國軍官也預期在大約相同的時間進入柏林；一般都認為六週時間足矣。

       一名御前近衞軍軍官徵求沙皇御醫的意見時，就曾問他是把大禮服隨身帶上以便開進柏林時穿着，還是留待下一班信使帶往前線？一名曾任駐布魯塞爾武官並被認為是一名知情人士的英國軍官，在重返他的團隊時，有人問他對戰爭可能打多久的看法。這位軍官回答説，他可不知道，但他知道存在着“財政上的原因，大國因此不可能把戰爭拖長下去”。這是從首相那兒聽來的，“首相對我説，霍爾丹勳爵是這麼對他説的。”　　 

       在彼得堡，問題不是俄軍能否取勝，而是需要打兩個月還是打三個月；態度悲觀認為需要打六個月的人就被視為失敗主義者。“瓦西里·費多羅維奇（弗雷德裏克的兒子威廉，亦即德皇）盤算錯了；他是堅持不了的。”俄國司法大臣就是這麼一本正經地預料的。這倒也不是什麼謬誤之見。德國沒有作需要長期打下去的打算，所以在進入戰爭時，製造火藥的硝酸鹽儲存僅敷六個月之用。只是後來發明了從空氣中提取氮氣的方法，才得以繼續打下去。

       法國人則是孤注一擲，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速戰速決上，竟然出此險着，不派軍隊駐守難以守衞的洛林鐵礦區，聽任德軍佔領。他們的理論是：勝利之時，這個地方也就會自然收復。結果他們在戰爭期間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鐵礦，險些因此戰敗。英國人則以含糊其辭的作風，籠統地認為勝利只不過是幾個月的事情，至於何時何地以及如何取勝，則沒有言明。　　 

       不知是出於本能還是歸功才智，三位有頭腦的人曾預見到黑暗的陰影將漫長數年而不是數月。這三個人都是軍人。毛奇是其一，他曾預言將是一場“漫長的疲勞戰”。霞飛是其二，1912年，他在回答部長們的問題時曾指出，法國初戰告捷之時，將是德國舉國抗戰開始之日，反之亦然。且不論出現哪種情況，其他國家都將被捲入，結果會是一場“漫無限期”的戰爭。然而，不論霞飛還是毛奇，雖然他們自1911和1906年以來就各是本國的軍事首腦，但在他們的計劃中都沒有為他們預見到的一場消耗戰留有餘地。　　 

       第三位——也是唯一按其預見行事的人——是基欽納勳爵，但他沒有參預制訂最初的計劃。8月4日，他正準備乘上一艘航行海峽的輪船前往埃及的時候，倉促奉召就任了陸軍大臣。由於內心深處受到奧妙的靈感的啓示，他在赴任時就預言戰爭將延續三年。他對一個不敢苟同輕信的同僚説，時間甚至可能更長些，不過，“暫且説它三年是不會錯的，象德國這樣一個國家，既已逼得人家和它交手，那只有把它徹底打垮，它才會甘心認輸。而這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但究竟要多久，只有鬼知道。”　　 

       基欽納自從就任之日起，就堅決主張籌建一支數百萬人的大軍，準備打上幾年。但除他之外，沒有任何人訂過三至六個月以上的計劃。至於德國人，短期戰爭已成定見，既然有了這種想法，也就必然認為，在一場短期戰爭中，英國的參戰將無關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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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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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轉自網絡）

       “怎麼就沒人事先告訴我英國將會拿起武器反對我們！”戰爭發生後，德皇一天在最高統帥部午餐桌上曾如此慨嘆。此時有人誠惶誠恐地小聲説：“梅特涅事先説過。”他在這裏指的是德國前駐倫敦大使。

       這位大使1912年被解職，正是因為他老是喋喋不休地預言德國海軍的不斷增長必然會導致與英國發生戰爭，並且至遲不會晚於1915年。1912年，霍爾丹也曾向德皇陳言，英國決不會容許德國佔有法國的海峽沿岸港口，並且也曾提醒他對比利時的條約義務。1912年，普魯士亨利親王也曾直截了當地問過他表兄喬治國王：“一旦德奧同俄法作戰，英國會不會援助後兩個國家？”喬治國王回答説：“在一定情況下，毫無疑問會援助。”　　 

       可是德皇不顧這些警告，明知事必如此，卻仍拒不置信。根據他身邊一個隨員看到的情況，7月5日，他在同意奧地利可以相機行事之後回到他的遊艇時，依然“深信”英國將保持中立。而他在波恩學生時代的兩個同會兄弟貝特曼和雅戈，則頗象虔誠的天主教徒手捻念珠口中唸唸有詞那般，不時以英國定會保持中立相慰藉。這兩個戴着黑白緞帶相互以“你”（du）相稱 [ 注：德語中第二人稱有“Sie”和“du”兩種，前者表示客氣或尊敬，後者表示親暱或蔑視，此處表示親暱。——譯者 ] 的兄弟會成員，主要是靠他感情用事的弱點，得以踏上仕途的。　　 

       毛奇和總參謀部都不需要格雷或其他什麼人向他們説明英國要採取什麼行動，他們早就料到它的參戰是必然無疑的。“英國人來的越多越好，”這是毛奇對海軍上將蒂爾皮茨説的。他的意思是説，在歐洲大陸登陸的英國人越多，在一場決定性的敗績之中落網的也就越多。毛奇天性悲觀，使他不作一廂情願的非非之想。

       1913年，他草就的一份備忘錄，對形勢闡述之精確，遠非英國人所及。他寫道，如果德軍沒有比利時的同意而竟借道比利時，“那麼，英國將會而且必然會參加我們敵人的行列”，英國既然在1870年就公開表示了這個意圖，當今就更會如此了。他認為沒有哪個英國人會相信德國人所作的諾言，即在打敗法國之後便撤出比利時；他深信，在德法戰爭中，不論德軍是否借道比利時，英國都會參戰，“因為它害怕德國稱霸，而且，為了切實貫徹保持均勢的政策，它將竭其所能制止德國勢力的增長”。　　 

       “戰前那幾年裏，我們就毫不懷疑英國遠征軍是會迅速開到法國沿岸的。”這是總參謀部最高將領之一馮·庫爾將軍的證詞。參謀部估計，英國遠征軍將於（戰爭爆發後）第十天動員，第十一天在港口集結準備啓航，第十二天開始啓航，第十四天向法國運送完畢。這個估計後來證明幾乎絲毫不差。　　 德國海軍參謀部也沒有抱任何幻想。“一旦開戰，英國可能為敵，”海軍司令部早在7月11日就如此電告了當時在太平洋“沙恩霍斯特”號戰艦上的艦隊司令馮·施佩。　　　　 

       格雷在下院演説結束後兩小時，1870年以來萊茵河兩岸人人憂於內心，1905年以來大多數人料於眼前的事終於發生。德國向法國宣戰了。德國王儲説，這在德國人，是日益緊張的局勢的“軍事解決辦法”，是四面被圍這一夢魘的終結。一家德國報紙那天在以《槍炮的福祉》為大字標題的特刊中欣然寫着：“行動起來，才是樂趣所在。”它還説，德國人“欣喜若狂……這個時刻我們盼望已久……目的未達，疆土未擴展到必須擴及之處，強要我們拿起的刀劍決不入鞘”。但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欣喜若狂。左派議員被召到國會時，發現彼此都很“沮喪”，都很“緊張”。一個議員在表示願意投票贊成全部軍事撥款時曾嘀咕説：“我們不能聽任他們把帝國毀掉。”另一個則嘟噥不已：“真是無能的外交，真是無能的外交。”　　 

       法國是在6時15分得到開戰信號的。那時總理維維亞尼的電話鈴響了起來，他聽到美國大使邁倫·赫裏克抽噎地對他説，他剛剛接受委託，要他代管德國大使館，並在旗杆上升起美國國旗。他説他已接受代管使館的委託，但沒有同意升旗。　　 

       維維亞尼很清楚這是怎麼回事，所以等待着德國大使立即來訪，不一會，通報他來了。馮·舍恩——他的妻子是比利時人——進門時顯然心緒不寧。他一開始就抱怨説，在他到這裏來的路上，一位太太把頭伸進他汽車的窗口侮辱了“我和我的皇帝”。維維亞尼這幾天痛苦已極，神經已緊如弓弦，不禁問道，大使此來是不是就為了抱怨這事。舍恩方説他還另有任務，於是打開手中文件，宣讀了內容；他深為文件內容感到羞愧不安，因為按照普恩加來的説法，他是個“重視榮譽的人”。文件説，鑑於法國“有組織的敵對”行動和對紐倫堡及卡爾斯魯厄的空襲，鑑於法國飛行員飛越比利時國境從而侵犯了比利時的中立，“德意志帝國認為自己已處於與法國交戰狀態”。　　 

       維維亞尼正式否認了這些指控。法國政府十分清楚這些事情並未發生，因此德方文件列數這些罪責與其説是説給法國政府聽的，不如説是説給德國國內公眾聽的，為的是要他們相信自己是法國侵略的受害者。維維亞尼把馮·舍恩送到門口，然後不願分手似的，又陪他走出大樓，步下台階，直到等在那裏的車子門口。這兩位“世代宿敵”的代表佇立了片刻，怏怏相對無言，爾後躬身告別，馮·舍恩乘車消失在暮靄之中。　　 

       當晚在白廳，愛德華·格雷和一位朋友站在窗口，正值窗下路燈華光初放，他一聲感懷，後來成了那個年代的寫照：“整個歐洲的燈光正在熄滅；此生不會看到它們重放光明瞭。”　　　　 

       8月4日清晨6時，赫爾·馮·貝洛最後一次拜訪了布魯塞爾的外交部，遞交了一份照會。照會説，鑑於他的政府的“善意的建議”遭到拒絕，為了自身安全，德國將不得不採取措施，並“於必要時以兵戎相見”。這個“必要時”是有意為比利時改變主意留下的餘地。　　 

       那天下午，應邀前往代管德國使館的美國大使布蘭德·惠特洛克到達時，看到馮·貝洛和他的一等秘書馮·施圖姆根本不在收拾行裝，而是倒在兩張椅子上，“差不多垮了似的”。貝洛一手吸煙，一手抹着額頭，除此之外，不見他有其他動作。兩個年老的官員拿着蠟燭、封蠟和紙條，慢條斯理、鄭重其事地在房子裏轉來轉去，給存放檔案的幾張橡木櫥貼封條。“唉，可憐的笨蛋！”馮·施圖姆喋喋不休地説着，一半也是自言自語：“他們幹嗎不避開壓路機呢？我們並不想傷害他們，但是如果他們擋路，那就得給碾成齏粉。咳，可憐的笨蛋！”　　 

       只是後來，德國那一方才有人反躬自問，這一天到底是誰做了笨蛋。奧地利外交大臣切爾寧伯爵後來終於發覺這一天正是“我們招致最大災難的一天”；甚至德國王儲在此後很久沮喪地承認這一天是“我們德國人在全世界心目中輸掉第一個大回合的一天”。　　 

       那天上午8時剛過兩分，第一陣土灰色的浪濤在離列日三十英里的格姆梅里希衝過了比利時邊境。比利時憲兵從哨所裏開了火。這支由德國主力部隊派出來攻打列日的先遣部隊，是由馮·埃姆米希將軍率領的，計六個步兵旅和三個騎兵師，各步兵旅都配備了大炮和其他武器。該部日暮前就到達了馬斯河畔的維塞，這座城市成了後來一系列廢墟的首當其衝的一個。　　 

       直到入侵那一時刻，許多人依然認為德軍從其自身利益出發，也會繞過比利時邊界線。他們為何一定要增加兩個敵人，把他們拉入戰場與自己作對呢？沒有人把德國人當作蠢人，所以出現在法國人頭腦中的答案，也就理所當然是：德國給比利時的最後通牒不過是個花招而已。通牒的用意並不真想隨即入侵，只不過企圖“誘使我們首先進入比利時罷了”，——梅西米在一道命令中就是這麼説的。他在這道命令中禁止法國部隊，甚至“一個巡邏兵，一個騎兵”都不得越過邊界線。　　 

​       ……

       在布魯塞爾，德國入侵開始後一小時，阿爾貝國王身穿軍服，未作任何佩戴，騎馬去國會開會。一輛敞篷馬車上坐着王后和她的三個孩子，後面跟着兩輛馬車，國王獨自一人在馬背上殿後，這個小小的行列沿着皇家大道碎步小跑而來。一路上家家户户掛着國旗，拿着鮮花；街頭巷尾滿是興奮激昂的人羣；素不相識的人們相互握手，歡笑與呼號交雜一片，每個人的感情，正如有人後來回憶所説，“都被他和他同胞之間的共同的愛和共同的恨的紐帶聯結在一起。”一陣又一陣的歡呼聲朝着國王而來，彷彿人們懷着共同的感情，試圖向他表明，他是他們國家的象徵，是他們堅持獨立的意志的象徵。

       甚至不知怎麼竟忘了不該出場，也和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們一起在國會窗口觀看着這個小小行列的奧地利大使也在揩拭眼淚了。　　 

       在大廳裏，在議員、來賓以及王后和朝臣就座之後，國王一個人走了進來，將帽子和手套莊重地放在講台上，便開始演説，只是聲音稍有顫抖。他回顧到創建獨立的比利時的1830年的國會會議時問道：“先生們，你們是否矢志維護我們先輩留下的這份神聖禮物，使其不受侵犯？”議員們難以抑制自己，起立高呼“是的，是的，是的！”　　 

       美國大使在他的日記裏記述了這個場面。他描寫了他如何注視這位國王的十二歲的嗣位人在當時的情形：他身着一套水手服，兩眼凝視着父王，全神貫注地聽着他的演説；描寫了他又如何好奇地想着：“這個男孩的腦子裏現在在想什麼呢？”惠特洛克先生似乎僥天之倖，對未來稍有微感，不禁暗自問道：“年長日久之後，他還會想起這個場面嗎？又是怎樣想起，何時想起，在什麼情況下想起呢？”但這個身着水手服的男孩，在他登基做了利奧波德三世之後，在1940年卻向德國的又一次侵略屈膝投降了。　　 

       演説結束後，街頭巷尾激情高漲，如痴似狂。一向為人瞧不起的軍隊現在成了英雄。人們高呼：“打倒德國佬！處死殺人犯！比利時獨立萬歲！”國王離去之後，羣眾又歡呼求見陸軍大臣。在政府中，陸軍大臣不論由誰擔任，因為職務關係，平時總是最最不得人心的一個人。德布羅凱維爾先生雖然是個温文爾雅、老於世故的人，但是當他出現在陽台上的時候，也為那天布魯塞爾每個人同仇敵愾的激昂情緒所感動，不禁流下了眼淚。　　　　 

       同一天在巴黎，穿着紅褲子和寬下襬、紐扣在兩邊的深藍色上裝的法國士兵，邁着整齊步伐穿過街道，引吭高歌着：　　

       這是阿爾薩斯，這是洛林，　　

       這是我們的阿爾薩斯，　　

       啊，啊，啊，啊！　　 

       唱到最後一個“啊”字，歌聲化成一片勝利的歡呼。失去了一隻手臂，因而贏得更多歡呼聲的獨臂波將軍，佩戴着1870年沙場老將的青黑綬帶，騎馬走在前列。騎兵團的士兵，身披閃光耀眼的護胸鐵甲，頭盔上垂下長長的黑色馬尾辮，他們並不感到這有什麼不合時宜。跟在他們後面的，是裝着飛機的大木條箱和平板拖車，車上放着細長的七五毫米口徑的野戰炮，這種大炮是法國的驕傲。人馬輜重整天川流不息，穿過北站和東站的拱形大門。　　 

       車輛絕跡的林蔭大道上，走過一隊又一隊的志願兵，扛着旗幟和橫幅，橫幅上寫着表示決心的口號：“盧森堡人決不做德國人！”“羅馬尼亞忠於自己的拉丁族母親！”“意大利的自由是法國人的鮮血換來的！”“西班牙和法國親如姊妹！”“英國人願為法蘭西而戰！”“希臘人熱愛法蘭西！”“巴黎的斯堪的納維亞人！”“斯拉夫民族和法蘭西站在一起！”“拉丁美洲人誓死捍衞拉丁美洲文化的母親！”一條橫幅上寫着“阿爾薩斯人打回老家去”的口號，受到人羣表示敬意的歡呼喝彩。　　 

       在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上，維維亞尼的面色死一般的蒼白，看上去已是心力交瘁。但他演説時，仍能勝其力之所不能，熱情洋溢，辯才雄健；這篇演説和這天每個人的作為一樣，被譽為他一生事業中最偉大的一次演説。他的公事包裏帶着法俄條約的文本，但並沒有人對這份條約提出質詢。當他説到意大利已“以其拉丁民族的理智所獨具的洞察力”宣佈中立時，響起了如痴似狂的歡呼聲。

       三國同盟中的這個第三個成員，在考驗來臨的時刻，果如所料，拔腳走開了。其理由是：奧地利進攻塞爾維亞，是一種侵略行為，從而解除了它對條約所負的義務。意大利的中立使法國無須在南部邊界佈防，也就等於增多了四個師即八萬人的兵力。　　 

       普恩加來總統因公未能親蒞議會，在維維亞尼演説完畢之後，由人代讀了他的演説詞。宣讀時，全體聽眾均離座肅立。他説，法國在全人類面前代表着自由、正義和理智，表示同情和善意的函電，已從“文明”世界（“文明”兩字，他是有所指而特作此稱的）的各個角落紛至沓來。他特意改動了法國傳統的三個座右銘。 [ 注：法國傳統的三個座右銘，即自由、平等、博愛。——譯者 ] 就在宣讀總統演説詞的時候，霞飛將軍“鎮定自若、信心十足”地來到總統那裏，向他辭行，奔赴前線。　

（圖片轉自網絡）

       當帝國國會議員們聚集一堂，準備去聆聽德皇聖諭的時候，柏林正大雨滂沱。

       ……

       議員們在大教堂做過儀式之後便集體列隊進入皇宮。入口處戒備森嚴，繩柵隔道，這些人民代表經過四道檢查證件之後，才終於在白廳坐下。德皇在幾位將軍陪同之下靜悄悄地走了進來，登上御座。穿着龍騎兵制服的貝特曼從御用公文包裏取出演説詞呈給德皇，德皇離座起立，開始宣讀。他頭戴盔帽，一手按住劍柄，站在首相旁邊顯得身材矮小。他宣稱：“我們拔劍出鞘，問心無愧，雙手清白”，但對比利時問題卻隻字不提。他説，戰爭是由塞爾維亞在俄國支持之下挑起的。他歷數了俄國的罪行，激起一片“可恥！”的噓叫聲。預先準備好的演説完了之後，他提高嗓門宣佈：“從今日起，我不承認黨派，只承認德國人！”然後要求各黨派領袖，如果他們同意他的意見，就上前握他的手。在“狂熱的激動”中，所有領袖都從命不誤，與此同時，在場的其他人員爆發出一陣欣喜若狂的歡呼聲。　　 

       3時正，國會議員又在國會大廈續會，先是聆聽首相講話，接着履行餘下的職責，首先是投票通過戰爭撥款，然後是通過國會本身的休會。社會民主黨同意使投票結果一致，並且緊張地商討了是否要和其他議員一起向德皇表示“致敬”，他們為此花了身負國會議員職責的最後幾個小時，最後決定改為向“德皇，人民和祖國”致敬，從而圓滿解決了這個問題。　　 

       當貝特曼起立講話時，每個人都憂慮地期待着，看他怎樣談比利時問題。一年以前，外交大臣雅戈在國會指導委員會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曾保證德國決不侵犯比利時，當時的陸軍大臣馮·黑林根將軍也曾保證，如果發生戰爭，只要德國的敵人對比利時的中立尊重一天，德國最高統帥部也將尊重一天。8月4日這天，議員們並不知道他們的軍隊已經在早晨入侵比利時。他們只知道那份最後通牒，至於比利時的答覆，則一無所知。政府從沒有發表這個答覆，它要造成這樣一種印象：比利時已經默許，它的武力抵抗因而是非法的。　　 

       “我們的軍隊，”貝特曼通知屏氣凝神的聽眾説，“已經佔領盧森堡，並且或許”——這個“或許”已是事過境遷八小時了——“已經在比利時境內。”（一陣巨大騷動）確實，法國曾向比利時保證尊重它的中立，但是“我們知道，法國是時刻準備入侵比利時的”，所以“我們不能等待”。他又少不了地説道，這是出於軍事上的需要，而“需要是不懂得法律的”。　　 

       這時候他總算把他的聽眾，不論是瞧不起他的右派還是不信任他的左派，都俘虜過來了。但他下一句話卻引起了一陣喧譁。他説：“我們對比利時的侵犯是違背國際法的，但是我們現在正在犯的——我公開這麼説——過錯，在我們的軍事目標一經達到之後，我們是會彌補的。”

       蒂爾皮茨海軍上將認為這是有史以來一個德國政治家最嚴重的失言；自由黨的一位領袖康拉德·豪斯曼，則認為這是通篇演説中最精彩的部分。入侵行為既已有人公開承認是自己的過錯，他和他的左派同僚議員也就覺得自己身上的罪愆被洗刷乾淨了，於是不禁對首相致敬，高呼“非常正確！”這一天貝特曼雖然已有不少令人難忘的至理名言，可他還要補充一句，好使他青史留名；他最後一句驚人妙語説道：不論是誰，若是也象德國人這樣受到如此嚴重的威脅，他所考慮的也只能是如何“殺出一條血路”。　　 

       一筆五十億馬克的戰爭撥款獲得一致通過，爾後是國會表決通過本身休會四個月，或是説，在普遍所預料的戰爭所需時間一直休會。貝特曼在宣佈結束議程時滿懷信心説道：“不論我們的命運會是怎樣，1914年8月4日將永遠成為德意志最偉大的日子之一！”他的話博得了英勇鬥士們的喝彩致敬。　　 

       同一天晚上7時，英國終於作出了多少人在焦慮久待的明確答覆。英國政府在上午終於鼓足勇氣，決定發出最後通牒。不過這份通牒是分兩步走的。第一步，格雷要求德國作出它對比利時的要求“不予執行”的保證，並要求對此“立即回答”，但他並未附加時間限制，也沒有提到如果得不到回答將作如何制裁，所以這份照會從技術上説並不是一份最後通牒。他一直等到獲悉德軍已經入侵比利時之後才發出第二份照會，宣佈英國感到有義務“維護比利時的中立和堅持遵守德國與我們同樣是簽字國的條約”。照會要求午夜之前必須作出“滿意的答覆”，不然英國大使就將索取護照。　　 

       為什麼上一夜在國會明確表示同意格雷演説之後，沒有立即發出最後通牒，這隻能以政府的猶豫不決加以解釋。除了德國人俯首聽命，從他們那天上午蓄意而無可挽回地越過的那條邊界撤退回來之外，不知英國政府在指望什麼樣的“滿意答覆”，為什麼英國竟又抱着不切實際的空想期待出現什麼奇蹟而且一直要等到午夜？這些問題都是難以解釋的。在地中海，那晚午夜之前失去的幾小時可關係重大。　　 

       在柏林，英國大使愛德華·戈申爵士在和首相進行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見時，向首相遞交了最後通牒。他發現貝特曼“非常激動”。據貝特曼本人説，“促使英國參戰的並不是比利時問題，可卻偽善地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誠使我熱血沸騰。”貝特曼盛怒之下，大發了一通議論。他説，英國竟對一個“聯姻的國家”宣戰，這種作為簡直“不可思議”，這“等於在一個人為了自己的生命與兩個來犯的人搏鬥時，從他背後猛擊一下”。他説，英國要對“這一致命的嚴重步驟”可能產生的所有可怕事件負責，而“這一切都僅僅是為了一個詞兒——‘中立’——僅僅是為了一張廢紙……”　　 

       戈申當時幾乎沒有注意到，這句話後來竟響徹全球。不過他後來還是把這句話寫進了他的一份彙報之中。他當時的答對是：如果鑑於戰略原因，借道比利時事關德國生死存亡，那麼履行莊嚴盟約説來也事關英國的生死存亡。“首相閣下是如此激動，得悉我們的行動之後是如此怒形於色，而且又是如此不可理喻，”他只好避而不再作進一步爭論。　　 

       當他離開的時候，有兩個人乘着一輛《柏林日報》的送報車正穿過街道，散發傳單，宣佈——做得未免過早，因為最後通牒的限期要到午夜截止——英國已經宣戰。繼意大利變節之後，這個最新的“背叛”行為，這個最新的背信棄義行為，這個又給德國增添一個新的敵人的行為，使得德國人怒不可遏，許多人立即成了一羣狂吼的暴徒，隨即對着英國使館的窗户扔了一小時的石頭。一夜之間，英國成了最最可恨的敵人，“種族背叛”成了大家最喜歡用的泄恨口號。德皇不勝悲傷：“想不到喬治和尼基竟會背叛我！我祖母如果健在是決不會容許的！”在他有關此次戰爭的所有膚淺之見中，可説以此為最。　　 

       德國人對於這一背信行為怎麼也想不通。已經墮落到這種地步——要求參政的婦女竟敢對首相無理取鬧，竟敢公然抗拒警察——的英國人，竟想要打仗，簡直是難以置信的。英國的勢力雖然廣泛而強大，但已日薄西山，德國人對它就象西部高斯人對於後期的羅馬人一樣，既輕蔑，同時又帶有一種後來者的自卑感。英國人以為他們能“象對待葡萄牙人那樣來對待我們”，蒂爾皮茨海軍上將憤憤不平地説。　　 

       英國的背叛加深了德國人缺少朋友之感。他們自知是個不為人愛的國家。尼斯於1860年被法國併吞，何以尼斯人竟能安之若素，不出幾年且能忘記他們原是意大利人，而五十萬阿爾薩斯人，卻為何寧願背井離鄉也不願生活在德國統治之下？“我們的國家到處不太受人愛戴，而且確實經常遭人怨恨，”王儲在旅途之中對此深有感觸。　　 

（圖片轉自網絡）

       當人羣在威廉大街大喊大叫復仇的時候，垂頭喪氣的左派議員則聚集在咖啡館裏同聲哀嘆。“全世界都在起而反對我們，”一個説，“日爾曼主義在世界上有三個敵人——拉丁人，斯拉夫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而現在他們已聯合起來反對我們。”　　 

       “我們的外交已使我們只剩下奧地利這一個朋友，而這個朋友還非得靠我們撐持不可。”另一個説。　　 

       “至少還有一件好事，那就是不會打得很久，”第三個這麼安慰着他們。“四個月內我們就會有和平。經濟上、財政上我們都不能支撐更久。”　　 

       “大家指望着土耳其人和日本人。”又一位提醒説。　　 

       事實上，前一天晚上，當咖啡館裏的顧客聽到遠處街上陣陣歡呼的時候，一個謠言就已傳遍各個咖啡館。有人在日記裏記述了當時的情況：“歡呼聲越來越近。人們聽着聽着，爾後跳了起來。歡呼聲越來越大，迴盪在波茨坦廣場上空，勢如狂風驟雨。顧客們放下飯菜，奔出飯館。我隨着人流向前。發生了什麼事啦？‘日本對俄國宣戰啦！’他們狂叫着。好哇！好哇！歡呼聲響徹雲霄。人們相互擁抱着。‘日本萬歲！好哇！好哇！’一片歡樂情景。這時候，有人叫道：‘到日本大使館去！’於是人羣一鬨而去，每個人都被席捲到這人流之中，使館給圍得水泄不通。‘日本萬歲！日本萬歲！’人們激動地呼喊着，直到日本大使最後不得不出來。他惶然不知所以，支支吾吾對這突如其來的並且看來也是受之不當的敬意表示了感謝。”雖然第二天真相已白，這個謠言全屬子虛，但是這種敬意不當到何種程度，那是兩個星期之後才見分曉的。　　 

       當利希諾夫斯基大使及其使館人員終於離開倫敦的時候，一個前往維多利亞車站送行的朋友看到這一行人“憂傷和憤懣的情狀”，深有感觸。他們責怪國內的官員把他們拖進一場除奧地利外別無其他盟國的戰爭。　　 

       “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我們得勝的機會能有幾何？有誰是對德國友好的呢？”一個軍官悽然問道。　　 

       “暹羅是友好的，有人這麼對我説的。”一個同僚回答了他。　　　　 

       英國剛剛發出最後通牒，內閣又發生了新的爭執：是派遠征軍到法國去呢還是不派？既已宣佈參戰，他們便爭論起應該走多遠的問題了。根據與法國聯合作戰的計劃，一支由六個師組成的遠征軍應於動員第四天到動員第十二天之間到達法國，並應於動員第十五天之前在法國戰線左翼末端做好作戰準備。但是這份時間表已被打亂，因為英國動員的第一天（8月5日），根據原來規定應僅遲於法國兩天，可是現在已遲了三天，而且跟着還會進一步有所拖延。　　 

        阿斯奎斯先生的內閣唯恐遭到入侵，嚇得不知所措。1909年，帝國國防委員會在對這個問題專門進行研究後曾宣稱，只要國內駐軍保持足夠的實力，使德國入侵的兵力雖多也無法逃過英國海軍，大規模入侵就“行不通”。儘管委員會斷言英倫三島的防務足可由海軍充分保證，而英國領導人在8月4日依然不能鼓起勇氣將常備軍派出英倫三島。

       有人主張派出的部隊要少於六個師，有人主張不是儘快派出而是遲一些派出，有人甚至主張根本不派。海軍上將傑利科接到通知，“目前”暫不需要他按原計劃派艦護送遠征軍渡過海峽。陸軍部裏沒有一個電鈕能自動將英國遠征軍投入行動，因為英國政府還不能下定決心去按這個電鈕。陸軍部本身也已四個月沒有大臣，苦於羣龍無首，無所適從。

       而阿斯奎斯雖然已經做到邀請基欽納到倫敦來，但卻還不敢毅然請他就任。性情暴躁的亨利·威爾遜，“對於這種狀況深為反感”，他毫無忌諱的日記在戰後問世的時候還使人感到同樣痛苦難堪。可憐的康邦也是這樣，他帶着一份地圖來見格雷，向他指出法軍左翼必須由六師英軍向左疏開是如何事關重大。格雷答應提請內閣注意。　　 

       威爾遜將軍對於這種拖延大為震怒，認為原因在於格雷的“犯罪的”遊移不決，他氣憤地向反對黨內的朋友出示了一份動員令，這份動員令不是下令“動員和上船出發”，而僅僅是下令“動員”。他説，僅此一項就要使時間表順延四天。

       貝爾福應承敦促政府。他在給霍爾丹的一封信中向政府提出，協約的整個宗旨以及根據協約所作軍事安排的整個宗旨就在於保全法國，因為一旦法國被擊潰，“整個歐洲前途就可能朝着我們視為災難性的方向改觀”。他進言道，既然方針已定，該做的事情就是“迅速進行打擊，並且要用你們的全部力量進行打擊”。當霍爾丹前來向他説明內閣遊移不決的原委時，貝爾福不禁感到他們顯然“有些思路不清，意志不決”。　　 

       8月4日下午，大約在貝特曼向德國國會、維維亞尼向法國眾議院發表講話的同時，阿斯奎斯向下院宣讀了一份“由陛下欽籤的上諭”。議長先生離座起立，議員脱帽恭聽“動員公告”。接着，阿斯奎斯照着他拿在手裏微微抖動着的一份打字副本，宣讀了剛向德國發出的最後通牒。當他念到需在“午夜之前得到滿意答覆”這幾個字時，台下響起了一陣莊重的歡呼。　　 

       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午夜了（英國時間為11點正）。9時，政府從一份截獲到的柏林發出的明碼電報中獲悉，德國政府認為自英國大使索取護照之時起，它已與英國處於交戰狀態。內閣於是趕忙開會，討論是否把那個時間算作宣戰時間，抑或等到最後通牒規定的時限。

       他們決定等待。內閣會議室裏燈光慘淡，他們圍坐在綠色會議桌旁，一片沉寂，各人沉浸在自己的思慮之中；在命運所繫的以往時刻曾圍坐在這張桌旁的那些人的幽靈，此時在他們面前宛然若現。每雙眼睛都凝視着時鐘，最後通牒規定時限在它的嘀嗒聲中慢慢消逝。議院塔上的大鐘響起了11時的第一下沉重的報時聲，勞合-喬治有着一副對傳奇劇頗為敏感的凱爾特人的耳朵，此時“鐺—鐺—”的鐘聲在他聽來宛若在説“完蛋！完蛋！完蛋！”　　 

       二十分鐘之後發出了開戰電令：“戰爭，德國，行動。”至於何時何地行動，仍然未定，留待第二天召開的戰時委員會解決。英國政府並不好戰，但在各位閣員上牀就寢時，英國已是一個參戰國了。　　　　 

       第二天，隨着列日受到襲擊，大戰的第一個戰役打響了。那天毛奇在給康拉德·馮·赫岑道夫的信中寫道：歐洲在進入“一場將要決定今後數百年曆史進程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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