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亞輝：中古墓葬出土伏聽的考古學研究_風聞

摘要: 本文通過系統梳理北朝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伏聽，進行考古類型學與分區分期研究，認為伏聽的分佈與人羣的遷徙有關，這與中古時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李唐建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官僚化，五代北方人口的南遷緊密相連。

伏聽，亦稱跪伏俑、跪拜俑、匍匐俑、跪俑、伏地俑，多呈四肢着地，匍匐跪拜狀。徐蘋芳據《大漢原陵秘葬經》予以定名，其考辨為學界所納，後白彬、張勳燎、齊東方等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究，極大地深化了已有的認識。但相關研究較少探討此類器物的形制演變、時空分佈、使用人羣等問題。因此，本文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唐五代墓葬出土伏聽進行梳理，進行考古類型學分析，為更好地對其時空分佈、使用人羣展開討論，亦涉及部分北朝、宋元墓葬，藉此希望引起更多學者對伏聽等神煞俑的關注，進一步推動中古墓葬神煞俑的相關研究。

一、伏聽的類型學分析

伏聽，多呈四肢着地，匍匐跪拜狀，據已刊佈的材料，出土伏聽的北朝至宋元墓葬（羣）共計78 處。根據伏聽臉部朝向與匍匐程度，可分為兩型。

A 型 臉部側向一邊。根據面部不同，可分為兩個亞型：

Aa 型 面部呈漢人形象，根據臉部與頭部形態變化，可分為兩式。

I 式 臉部偏豐腴，多戴幞頭。標本出土於襄垣653年張氏與其夫合葬墓（圖一，1）、長治660 年範澄夫婦墓、邢台威縣侯貫鎮後郭固村唐墓羣（圖一，2）。

張氏與其夫合葬墓出土的伏聽，高5 釐米，頭戴黑色幞頭，方面大耳。身穿紅色長袍，腰繫黑帶，雙手墊於臉下，匍匐在一塊長方形板上，臉部扭向左側。邢台威縣侯貫鎮後郭固村唐墓羣出土的伏聽，長17、高6 釐米，秀髮上攏雙分，身穿窄袖衣，腰間束帶，臉左側。

II 式 臉部偏瘦削方正，戴直筒（平頂）帽或束髮髻。標本出土於邗江蔡莊五代磚室墓，漳浦縣胡西畲族鄉蘇溪村五代墓、景德鎮1065 年史琳與夫人舒氏墓、景德鎮毛蓬店1065 年前後宋墓（圖二，1）、進賢1117 年吳願墓（圖二，2）、南豐縣1107 ～ 1108 年桑田鄉宋墓、成都1152 年任氏與夫人衞氏合葬墓、臨川縣1198 年知邵武軍濟南朱公墓（圖二，3）。

景德鎮毛蓬店1065 年前後宋墓出土的伏聽，長17 ～ 19 釐米，青白釉，頭戴方形平頂帽，中飾一“王”字，八字鬍子，腰束帶，全身跪卧作伏聽狀。

Ab 型 面部呈胡人形象。標本出土於文安縣麻各莊672年董滿墓（圖三，1），邢台威縣侯貫鎮後郭固村唐墓羣（圖三，2），朝陽市黃河路唐墓（圖三，3）。應與河北地區的胡化有關。

董滿墓出土的伏聽，長20、寬10

釐米，伏卧在前弧後方的內凹底座上，頭戴幞頭，巾角結於腦後，身着窄袖長袍，腰束帶，左腿屈壓在身下，右腿屈於身體一側，穿尖頭靴，雙臂前拱，頭側枕於雙手之上，粗眉閉目，兩腮、眼角皆有皺紋。朝陽市黃河路唐墓出土的伏聽，長20.5、寬13.5、通高7 釐米。頭戴幞頭，身穿窄袖長袍，腰束帶，身體呈匍匐狀，側卧於地，雙手置於臉下，絡腮鬍須，下連長方形座。

B 型 臉部朝下。根據臉部與雙手的相對位置關係可分為兩個亞型。

Ba 型 雙手緊貼於臉下，臉部不可見。根據頭部裝飾的不同，可分為兩式。

I 式 頭戴幞頭。標本出土於朝陽市673 年左才墓、安陽市675 年楊偘暨妻李氏合葬墓（圖四，1）、南和縣侯郭村688 年郭祥夫婦合葬墓（圖四，2）、南和東賈郭688 年前後唐墓、安國市梨園唐墓98LYM4（圖四，3）、獻縣東樊屯村唐墓XM1（圖四，4）、長治704 年王義墓、長治691 年馮廓夫婦合葬墓、長治716 年張仁墓（圖四，5）、甘肅慶陽730 年穆泰墓（圖四，7）、鞏義夾津口唐墓（圖四，6），鞏義市芝田鎮唐墓88HGZM89（650 ～ 675）、88HGZM90（650 ～ 675）、92HGNM35（672 ～ 706）（圖四，8）、92HGZM4（700 ～ 720），鞏義北窯灣唐墓M6（684 ～ 704）（圖四，9）、偃師山化鄉石家莊村盛唐墓M4（圖四，10）、偃師706 年崔沈墓。

楊偘墓出土的伏聽，長15、寬10、高2.5 釐米，泥質紅陶，手製，雙手拱於頭頂，頭戴幘巾，上着短衣，下着褲，足高筒靴，左腿屈跪，右腿壓於身下。穆泰墓出土的伏聽，長40、高10 釐米，頭戴黑色幞頭，身穿土黃色長袍，腰間繫黑帶，雙腿彎曲作匍匐狀，雙手墊於臉下。

II 式 頭戴直筒帽或冠，部分伏聽身體略拱起。標本出土於福建永春縣東關山五代墓（圖五，1）、福州市北胭脂山古墓、福州1227 年朱著與妻洪萬善墓（圖五，2）。

永春縣東關山五代墓出土的伏聽，長18 釐米，出土於棺牀腰坑，頭戴直筒帽，臉朝下，背朝上，胸腹部平直，屈肢俯身於地，着寬袖長袍，帽墨黑，衣袍染紅。朱著墓出土的伏聽，頭戴冠，身穿寬袖長袍，腰束帶，兩手置胸前，全身卧伏。

Bb 型 雙手置於臉下，臉部可見，身體略隆起。

I 式 頭戴幞頭。標本出土於淄博573 年前後崔博墓、長治676 年王惠墓（圖六，1）、長治679 年王深墓（圖六，2）、三門峽三里橋村11 號唐墓、鄭州709 年前後上街唐墓SHTM1（1988）、盛唐至玄宗天寶年間的鄭州上街唐墓M25（圖六，3）、盛唐前期鄭州上街鋁廠唐代磚室墓（圖六，4）。

王惠墓出土的伏聽，長23.5、高9.5 釐米，頭戴無腳幞頭，穿袍束帶，面向下，雙手合攏，跪伏於地。鄭州上街鋁廠唐代磚室墓出土的伏聽，長15.6、高6 釐米，戴幞頭，四肢彎曲平伏於地，頭略上抬。

II 式 頭戴高冠，頭部略抬起，為清秀文官形象。標本出土於富平縣710 年節愍太子李重俊墓（圖七，2）、蒲城縣741 年讓皇帝李憲惠陵（圖七，3）、咸陽744 年豆盧建墓（圖七，1）、西安760 年馮和璧墓（圖七，5）、西安766 年突騎施奉德可汗王子光緒墓（圖七，4）。

李憲惠陵出土的伏聽，長102.5、高42.7、寬72

釐米，昂首伏卧，跪拜式，雙肘、雙膝及腹部緊貼地面，雙臂環於面前，拱手握笏板，頭戴進賢冠。乃一粉面朱唇、烏髮黑冠、緋袍官帶的文吏形象。突騎施奉德可汗王子光緒墓出土的伏聽，高 35.7 釐米，泥質紅陶，模製，中空，通身施白衣彩繪，文官形象，頭戴高冠，兩手交握呈作揖狀置於胸前，彩繪脱落嚴重，冠施黑彩，面部及頸部殘存紅彩，衣袖殘存黑彩。

III 式 頭梳髮髻，伏聽女俑多以盤髻出現；伏聽男俑帽飾、髮飾多樣化。

標本出土於西安745 年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圖八，1）；成都955 年孫漢韶墓、彭山觀音鄉955 年宋琳墓（圖八，2）、洪雅1080 年程文賢墓（圖八，3）、成都1152 年任氏與夫人衞氏合葬墓（圖八，4）、成都1182 年呂亨與夫人文氏順娘墓、成都1182 年呂忠盛與楊氏八娘墓、1182 年前後成都市西郊金魚村南宋磚室火葬墓M6、M8、M12，成都1190 年清江東路張家墩南宋磚室墓M10、成都1211 年張氏唐氏合葬墓（圖八，5）、成都1217 年李君與妻古四壽娘墓、彭山1226 年虞公著與夫人留氏合葬墓、成都永興鎮乾塘村南宋早期M4（圖八，7）、綿陽楊家南宋墓、雙流縣白家鎮黃荊村南宋末年墓M6（圖八，6）、M9（以上墓葬位於成都及其附近地區）、漳浦縣胡西畲族鄉蘇溪村五代墓、紫金縣北宋墓、羅田汪家橋南宋墓、華陽1316年高文勝夫婦合葬墓、高安縣1329 年許公鼎夫婦合葬墓、高安縣1345 年藍氏墓（圖八，8、9）、成都和平鄉府河九里橋元墓。

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出土的伏聽，長27.5、寬10.5

釐米，女俑頭梳前傾成錐狀的“囚髻”，右眼微眯，上身穿窄袖長衫，雙手掩袖，下着束腰拖地長裙，低頭伏身，雙手雙膝均着地作跪拜狀。宋琳墓出土的伏聽，長12.6、高8.2 釐米，頭梳拋家髻，身着披衫，袒胸，用帶束腰，作伏拜姿勢。藍氏墓出土伏聽2 件，長13、14 釐米，戴冠，着圓領寬袖長袍，束腰帶，曲肘拱手於胸前，上身前傾，一曲胸傾聽，一抬首聆聽，五官部位還有紅彩。

異型伏聽 2件。固原南塬唐墓M1 出土伏聽（圖九，1），總體形制與王惠、王深墓出土的伏聽，即Bb 型I 式伏聽相近；臉部朝向一側的做法則與襄垣張氏與其夫合葬墓、長治範澄夫婦墓出土者，即Aa 型I 式一樣。吐魯番阿斯塔那72TAM216 號唐墓出土伏聽（圖九，2），臉部朝向一側的做法與Aa型一致，雙手鋪展的做法則主要見於Bb 型，與王惠墓伏聽雙手鋪展做法相近。

至此，可作出中古墓葬出土伏聽的分佈圖（圖一〇）與出土一覽表（表一）。

二、伏聽的分區與分期

（一）伏聽的分區

從分佈範圍來看，伏聽在盛唐及之前集中出土於北方地區，以山西、河北、河南、陝西為集中出土地，在山東、固原、慶陽、吐魯番、朝陽等地亦偶有出土。中晚唐至唐末未有發現。五代至宋元出現在江蘇、四川、福建、江西、廣東、湖北等地。

盛唐之前主要出土於北方，已公佈的材料中，以臨淄崔博墓出土者時代最早。類型有Aa 型I 式、Ab 型、Ba 型I 式、Bb 型I 式、Bb 型II 式、Bb 型III式、異型。呈現出以淄博——長治——河北南部為中心向外擴散的趨勢。具體言之：Aa 型I 式伏聽最早見於長治襄垣張氏與其夫的合葬墓中，後在該地範澄墓中亦有出土。Ab 型伏聽主要出土於高宗至玄宗時期唐河北道地區（含朝陽市）墓葬中。高宗武則天時Ba 型I 式伏聽集中出土於唐河北道地區（含朝陽市、安陽市）、潞州地區、東都附近（偃師、鞏義）地區的墓葬中，玄宗時期在長治張仁墓、慶陽穆泰墓亦見出土。Bb 型I 式伏聽最早見於臨淄崔博墓，高宗上元年間主要出土於長治地區墓葬中，高宗末年至玄宗時期出現在河南三門峽、鄭州等地的唐墓中。Bb 型II 式伏聽集中出土於陝西西安、咸陽地區，富平節愍太子李重俊墓、蒲城讓皇帝李憲惠陵亦見出土，墓主身份顯赫。Bb 型III 式伏聽以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出土者最早，其延續時間較長。異型伏聽2 件，分別出土於固原、吐魯番兩地，造型與長治唐墓出土的伏聽聯繫緊密。

五代至宋元伏聽主要出土於南方地區，集中出土於四川、江西、福建三大地區，廣東、江蘇、湖北等地零星出土。類型有Aa 型II 式、Ba 型II 式、Bb 型III 式。Aa 型II 式伏聽，五代伏聽主要出土於江蘇、福建地區，北宋仁宗至南宋初集中出土於江西地區。Ba 型II 式伏聽集中出土於福建地區五代、南宋墓中。Bb 型III 式伏聽，集中出土於四川成都及其附近的五代宋元時期的墓葬中。

（二）伏聽的分期

一期：北齊時期，僅見1 例，類型有Bb 型I 式。即山東淄博北齊573 年前後的崔博墓，這是考古材料所見最早的伏聽。

二期：隋至盛唐時期。類型有Aa 型I 式、Ab 型、Ba 型I 式、Bb 型I 式、Bb 型II 式、Bb 型III 式、異型。此期伏聽地域分佈明顯，集中分佈於山西長治、襄垣，河南安陽以及河北等地，在唐高宗時期開始出現在唐代的兩京地區，即今河南洛陽、偃師、鄭州、鞏義和陝西長安地區，並逐漸進入唐代政府的喪葬體制之內。

三期：五代至宋元。類型有Aa 型II 式、Ba 型II 式、Bb 型III 式。Ab 型消失。此期伏聽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分佈，以福建、江蘇，江西，四川為中心，廣東、湖北地區零星出土。進入元代，伏聽等神煞俑式微，僅在四川零星出土。

三、伏聽的分佈與人羣的遷徙

伏聽的分佈與人羣的遷徙有關，這與中古時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李唐建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官僚化，唐末五代北方人口的南遷緊密相連。

以盛唐為界，盛唐及以前，伏聽分佈與李唐建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官僚化有關。

1. 河東建國元從及其後裔的遷徙

自北朝末年以來，長治、襄垣地區位置特殊，處於北齊霸都晉陽與鄴都之間的交通要道，北齊時不少家族徙居潞州，唐代潞州出土的崔氏墓誌表明，其主人應與青齊的清河崔氏家族有一定聯繫，如山西屯留縣東李高鄉古城村出土的總章元年（668）崔穆及妻申屠氏墓誌提及崔穆“貝州（筆者案：崔氏郡望清河，唐時歸貝州管轄）武城人也……因官遂居上黨，祖鴻，宦至蘭台，撰《十六國春秋》。祖暉，楊州刺史、屯留侯”。若置於北朝至隋唐時期的行政區劃中，河南安陽、河北等地隸屬河北道，處於河北山東世家大族和東魏北齊王朝深刻的影響和控制之下。到隋末唐初之際，潞州地區不少家族參與李唐建國，成為建國元從，如前述王惠、王深、馮廓等家族。上述背景可以較好地解釋為何伏聽在第一期產生於北朝臨淄崔氏家族墓地之後，第二期以唐初潞州地區為中心向四周擴撒。伴隨着河東建國元從向兩京、營州、兩湖、原州的遷徙，河南、朝陽、固原與兩湖地區在唐高宗及以後逐漸出現伏聽等神煞俑，如三門峽三里橋村11 號唐墓。

2. 唐代河北士族的中央化、官僚化

伏聽分散傳播的背後除唐建國元從及其後裔的遷徙以外，還與河北家族的遷移，主要是當地士族的中央化、官僚化有關，如河南偃師崔沈墓出土伏聽，從其墓誌可知其高祖為博陵安平的崔延伯，其父崔善操在隋時曾任宋城令，全家即已從博陵遷往宋城縣（今河南商丘）定居。一直到神龍二年崔沈遷葬偃師時，其家族又再次由宋城遷往偃師。崔沈一家呈現逐漸向東都洛陽遷徙的趨勢，恰是唐代士族中央化的具體表現。

3. 營州地區的河北人士

盛唐時期伏聽在朝陽地區的出現，與唐代以營州為基地，積極經略東北亞地區有關。遼寧朝陽地區為唐代營州，境連邊奧，地接戎藩，是唐王朝經營東北亞的重鎮，一直以來漢人、高麗、契丹、奚、靺鞨、室韋、突厥、新羅、粟特等族羣雜居。遼寧朝陽地區出土的一些唐代墓誌，顯示其墓主與唐王朝積極經營營州有關。如，永隆二年（681）魯善都墓誌提及魯善都為河北昌黎人，貞觀十九年追隨太宗征伐高句麗後定居柳城縣（今遼寧朝陽）。同樣因唐徵高句麗，從河北、山西地區定居朝陽的還有王德、張狼等。張狼墓葬中也隨葬有地軸、儀魚等神煞俑，與河北地區的神煞俑組合相似。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了十二生肖俑、伏聽、墓龍等神煞俑，源自長安地區的十二生肖俑一般多出現在軍事系統官員或內侍人員的墓中，墓龍與圓形墓多見於河北地區唐墓，加之墓主為五品以上官吏，這一切都暗示了墓主可能是具有一定軍事身份的五品以上官員，其來自河北地區，在玄宗時期駐守營州要地。

4. 西安地區伏聽的“體制化”

盛唐時期，在西安地區，伏聽在武周以後逐漸進入唐政府的喪葬體制，這也是伏聽在武周之後逐漸出現在節愍太子李重俊墓、雷府君夫人宋氏墓、讓皇帝李憲惠陵、豆盧建墓等陝西地區高等級墓葬的原因。

盛唐以後至唐末，伏聽在北方墓葬中的消失，與安史之亂前後中古墓葬的變革有關，一同消失的還有墓龍、地軸等神煞俑。唐末五代動亂，隨着北方人員與軍人的南下有關，神煞俑在南方再次復興。以伏聽為代表的神煞俑，相繼傳播到江蘇福建、四川、江西等地。

1. 後唐精兵陷蜀

上述孫漢韶，原為後唐將領，其父、祖、曾祖活動範圍均在山西地區，後歸附後蜀，孟知祥以孫漢韶“有太原之舊，禮遇加崇”，孫氏的父、祖、曾祖活動範圍均在山西地區。除孫漢韶外，“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孟）知祥殺（董）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當然也不能排除中晚唐北方人口多次的遷徙，只是四川成都及其附近地區出土伏聽等神煞俑的墓葬年代恰恰與此事件同時或稍後，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繫值得深思。此外，成都任氏與夫人衞氏合葬墓，衞氏籍貫為山西絳州翼城縣，只是衞氏家族何時自山西遷來已不得而知。

2. 閩王家族及其中原避地臣僚

福建新店貓頭山朱著與妻洪萬善合葬墓，朱著紹定三年（1230）卒，其妻寶慶三年（1227）卒。墓誌文中提及洪萬善九世祖“五季末至自光州固始縣，因家焉”，為福州侯官人。洪萬善祖上最有可能是在五代動亂之際，隨五代閩王家族一同入閩。朱著壙志志文，簡報雖未披露，但朱著及祖朱倬見於《宋史》，朱倬“唐宰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閩中，為閩縣人……孫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書”，由此可知朱倬七世祖即朱著九世祖，避地閩中，其年代當與洪萬善九世祖遷徙福州侯官時代接近，即在五代時。福州市北胭脂山古墓，簡報推測墓主可能是五代閩王族的後代，而正史記載五代閩王家族為河南“光州固始人”；知邵武軍濟南朱公墓，據墓碑刻銘知其郡望為濟南，而朱公所知邵武軍即今福建邵武市。由此可見，此時南方地區墓葬中開始隨葬伏聽俑，可能為隋以來北方葬俗的延續，並與唐末五代北方軍人的南下有密切關係。

四、結論

唐宋墓葬中出土的伏聽等神煞俑，為道教雷神或與雷神有關之物，其源頭最早可追溯至山東地區的漢畫像石。如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天井前坡西段第一層出現羽人、跪拜者，第二層出現雷神、雙頭龍；在武榮祠天井前坡西段畫像中出現觀風鳥、風神及風工、河伯、雷神及雷車雷工、跪拜者、雙頭龍等。雙頭龍、觀風鳥、雷神、跪拜者等元素構成一套雷法出行組合，這套組合程式在北朝末期逐漸用俑類表示，見於山東臨淄北朝崔氏墓羣。到了唐宋時期的墓葬中，這種雷法組合程式元素繼續以俑的形式存在，雙頭龍逐漸演化為墓龍，跪拜者演化為伏聽，觀風鳥演化為人首鳥身俑等。從畫像石到陶俑，伏聽等神煞俑的載體雖有變化，但表達的喪葬內涵卻很一致，體現了中國傳統喪葬文化的延續性。

作為神煞俑的伏聽在北朝至宋元時代的墓葬中延續使用，其產生不晚於北朝末年，唐宋時期繁盛，至元代只有零星發現。伏聽的主要分佈範圍呈現隨時代推移而逐步南移的趨勢，具體言之：以唐代末年為界，唐末以前主要出土在北方地區墓葬中，以河東潞州、河北道、兩京地區為集中出土區域，固原、新疆等地零星出土。唐末以後近乎全部出土在四川、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區墓葬中，湖北、廣東等地零星出土。從類型來看，南方地區墓葬出土伏聽其形制來源於北方。從墓主明確的墓葬來看，出土伏聽的南方墓葬墓主祖籍多是北方，如上文述及的孫漢韶、任氏與夫人衞氏、濟南朱公、朱著與妻洪萬善等，均是在唐末五代之際，遷徙南方的移民後裔。

北朝至宋元時期伏聽等神煞俑傳播的背後是人羣的遷徙與流動，這種遷徙與流動往往與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相聯繫。隋唐易代之際，潞州地區建國元從及其後裔的遷徙，唐對營州、西州、原州、陝州等地的駐防與經營，唐代士族的中央化，這是初唐至盛唐時期伏聽等神煞俑由潞州——河北道南部核心區域向四邊擴散，出現在西安、洛陽、朝陽、固原、吐魯番等地唐墓的原因。唐末五代動盪的局勢，河北、河南、河東等軍人崛起與中原大量人口南下，伏聽等神煞俑集中出現在了四川、福建、江西等地，三地歷來道教因素濃厚，也是神煞俑能植根於此三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