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某個蠢貨引發的戰爭”——《八月的槍聲》_風聞

《八月的槍聲》

巴巴拉·W·塔奇曼 [美][轉自戰爭研究網站]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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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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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個巴爾幹的某個蠢貨肯定會引發戰爭”，會點燃下次的戰火，俾斯麥早已言之在先。

       1914年6月28日，奧地利的王儲弗朗茨·費迪南大公被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分子刺殺，正符合了他所預言的條件。

       奧匈帝國出於那種老大帝國的好鬥成性，決定抓住這個機會吞併塞爾維亞，就跟它在1909年吞併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一樣。但那時候的俄國，經過對日戰爭元氣已經大傷，面對德國發出的最後通牒，加上德皇身穿“閃閃發光的甲冑”，如他所説隨即站在他盟邦奧地利一邊，也就只好忍氣吞聲地默許了。為了報雪前恥，為了保持它那個斯拉夫大國的體面，俄國現在打算自己穿上閃閃發光的甲冑了。

       7月5日，德國向奧地利保證，如果奧地利因對塞爾維亞採取懲罰行動而使它捲入跟俄國衝突的話，它可以指望得到德國的“忠實支持”。這是一個為事態發展勢不可當的洪流決堤的信號。

       奧地利於7月23日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7月26日拒絕了塞爾維亞的覆文（儘管當時緊張不安的德皇也承認這篇覆文“把發動戰爭的每一條理由都駁斥得體無完膚”），7月28日對塞爾維亞宣戰，7月29日炮轟了貝爾格萊德。那一天，俄國在它與奧地利接壤的邊界一線實行動員，7月30日，奧、俄兩國都頒佈了總動員令。

       7月31日，德國向俄國發出最後通牒，限令它十二小時內撤銷動員並“向我們明白宣佈業已照辦”。　　 

       邊界上戰雲壓境。各國政府驚恐不已，掙扎着力求避免戰爭。但一切都是枉然。國境線上的情報人員把每一支騎兵巡邏小隊都上報為搶在動員令前頭佈防的隊伍。

       各國總參謀部都為它們無情的時間表所驅使，拍着桌子要求及早發出調兵遣將的命令，生怕對手取得提早一小時行動的便宜。各國首腦都臨淵畏懼，畢竟是要他們來承擔國家命運的責任，他們想要退縮規避，但是軍事行動的時間表還是把他們推向前去。

       8月1日星期六正午，德國給俄國的最後通牒限期截止，俄國投有答覆。不出一小時，一份電報發給了駐聖彼得堡的德國大使，令他於當天下午5時宣戰。5時正，德皇頒發了總動員令，但一些先遣部隊在上一天根據面臨戰爭危險公告已先出發。

       ……

       他那駐俄七年之久的年老大使普塔萊斯伯爵斷定，並一再向政府保證：俄國畏懼革命，不會打仗。武官埃格林上尉也一再重複要到1916年才會備戰就緒之説的信條，及至俄國畢竟動員了，他還報稱俄國計劃的“不是採取頑強攻勢，而是象1812年 [ 注：指1812年拿破崙率軍五十萬攻入俄境的戰爭。——譯者 ]那樣逐步退卻”。

       在德國外交官愛犯錯誤的問題上，這些判斷開創了記錄。這些判斷鼓舞了德皇，所以時至7月31日，根據使者們提供的跡象，他還寫了一份“指導”參謀部的手諭，猶津津樂道籠罩着俄國宮廷和軍隊的情緒，有如“患病的雄貓”。　　 

       8月1日，柏林街頭人羣擾攘，皇宮前哄聚了成千上萬的人。他們焦慮不安，情緒緊張，心境沉重。柏林多數工人承認，社會主義在他們思想上，還比不上他們對那些斯拉夫遊牧民族的出於本能的恐懼和仇恨那樣深刻。

       上一天晚上德皇在陽台上宣佈面臨戰爭危險的演説中已曉諭他們“我們已被迫拿起武器”，不過他們仍抱着最後一線希望，等待俄國答覆。最後通牒的截止時間過去了。人羣中一位新聞記者感到氣氛緊張，“謠傳四起。人們奔走相告，説俄國已要求延長時間。證券交易所則驚恐萬狀，人心惶惶。整個下午是在差不多令人無法忍受的憂慮焦急中度過的”。

       貝特曼-霍爾韋格發表的一項聲明結尾説：“如果鐵骰子滾動了，願上帝保佑我們。”5時整，一名警察出現在皇宮門口，向人羣宣讀了動員令，人們便開始恭敬地唱起了國歌，“讓我們大家感謝上帝吧！”站滿着軍官的車輛沿着菩提樹下街飛馳而去，他們揮舞着手帕，高呼着“動員起來！”人們頓時從馬克思變成了馬爾斯 [ 注：馬爾斯（Mars），即戰神。——譯者 ] ，他們歡欣若狂，並且一鬨而散，衝向那些有俄國間諜嫌疑的人去泄憤去了。以後幾天中，有幾個嫌疑分子痛遭拳打腳踢，死於非命。　　 

       動員的電鈕一經按動，徵召、裝備和運送二百萬人員的龐大機器便整個自動地運轉起來了。後備役軍人到指定的兵站集中，領取制服、裝備和武器，先編成連，再編成營，然後加上騎兵、摩托兵、炮兵、醫療隊、炊事車、修理車以及郵車，按預定的鐵路時刻表，被送到鄰近國境的集結地點。在那裏，他們再編成師，再由師編成兵團，由兵團而集團軍，待命出征。

       單調運一個兵團——德軍共有四十個兵團——軍官就需要火車車廂一百七十節，步兵九百六十五節，騎兵二千九百六十節，炮兵和給養車一千九百十五節，總共需要六千零十節，分別組成一百四十列列車，同時還需要同等數量的列車運送兵團的軍需品。從命令下達那一時刻起，一切都在按預定時間表規定的時間運行，時間表訂得非常精細，甚至對於多少對火車輪子將在什麼時候通過什麼橋樑，都作了具體規定。　　 

       副總參謀長瓦爾德澤將軍對他這宏偉不凡的組織系統滿懷信心，很有把握，甚至在危機開始時也沒有返回柏林，只是寫了一封信給雅戈説：“我將留此準備猛攻，我們的總參謀部一切都已準備就緒，現時我們在那裏將無所事事。”這是從老毛奇或“大”毛奇繼承下來的光榮傳統。1870年動員那天，老毛奇還躺在沙發上閲讀《奧德萊夫人秘事》呢。　　 

       但老毛奇的這種令人景仰的鎮定自若，今天並不見之於皇宮。兩面作戰已不再是幽靈般地使人憂懼，而已成為現實。面對這種情況，德皇也同樣接近陷入他認為俄國人已接近陷入的那種“病貓”情緒。他與其説是個地道的普魯士人，倒不如説是個着眼全世界而又膽怯的人。他從不曾真心想打大仗，他要的是更大的權力，更高的聲望，尤其是要德國在國際事務中具有更多的權威，而且只想用恐嚇別國而不是攻略別國的手段以遂其圖。他想不鬥而獲得鬥士的獎賞。所以每當到了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刻，就象阿耳黑西拉斯和阿加迪爾事件爆發時那樣，他就畏縮不前了。　　 

       當危機終於到達沸點時刻，他在電文上的批語愈來愈激動：“嚇！恬不知恥的欺騙！”“混蛋！”“他撒謊！”“格雷先生是條騙人的狗！”“廢話！”“這個無賴不是瘋子就是白痴！”

       俄國動員了，他突然間衝口發表了預感大難臨頭的激動的長篇大論，他不是針對那些斯拉夫叛徒，而是遺恨於他念念不忘的那個人物，他的狡黠的舅父。他説：“全世界將捲入極為可怕的戰爭漩渦，這些戰爭的最終目的是想毀滅德國。英國、法國和俄國狼狽為奸，圖謀消滅我們……這就是愛德華七世慢條斯理、踏踏實實一手造成的局面的真相……包圍德國終於成為事實。我們已把腦袋伸進絞索……愛德華已死，但比我這個活人還強！”　　 

       一想到死去的愛德華的影子，任何可以擺脱既要與俄、法兩國，又要與在法國背後至今尚未公開露面然而已隱約可見的英國交戰的出路，德皇總是歡迎的。　　 

       就在最後時刻，一條計策獻上來了。貝特曼的一個同僚，前來懇請他儘可能設法使德國不致陷於兩線作戰境地，並向他提出一個辦法。幾年來，對於是否可按照自治方式，將阿爾薩斯作為德意志帝國的一個聯邦國的問題，一直在進行討論。這個辦法如果提出來併為阿爾薩斯人民所接受，就可使法國收復失地的任何理由站不住腳。

       ……

       這份電報是由駐倫敦大使利希諾夫斯基親王發來的，彙報英國的建議。據利希諾夫斯基的理解，這個建議是説“如果我們不進攻法國，英國將保持中立，並保證法國也保持中立”。　　 

       這位大使，在德國屬於講英語，模仿英國人的舉止、消遣方式、服飾，千方百計要成為英國紳士模式的那類人物。與他同儕的貴族，如普勒斯親王、布呂歇爾親王和明斯特爾親王，都娶了英國夫人。1911年，一位英國將軍在柏林為他舉行的宴會上發現在座的四十位德國人，包括貝特曼-霍爾韋格和海軍上將蒂爾皮茨在內，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感到驚訝。利希諾夫斯基還跟他的那類人物不同，他不僅在舉止上，而且在內心世界也是一個誠摯的親英派。他是決心到倫敦來使自己、使祖國都博得英國人的歡心的。英國社會是個恣情鄉間歡度週末的社會。對這位大使來説，最大的悲劇莫過於生我育我之邦和我所鍾愛之邦發生戰爭，所以他抓住一切時機避免兩國兵戎相見。　　 

       因此，那天上午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在內閣會議休息時間打電話給他的時候，他出於自己的迫切願望，將格雷的話理解為英國的建議，即如果德國答應不進攻法國的話，英國願在俄德戰爭中保持中立並使法國也保持中立。　　 

       事實上，格雷根本沒有那麼説。他説話一向簡略而含糊，他所表示的不過是：如果德國答應對法國和俄國保持中立，就是説對兩國都不發動戰爭，靜待各方為解決塞爾維亞事件努力的結果，英國將答應使法國保持中立。格雷在比洛稱之為慢性病的“波斯尼亞問題”時期做了八年外交大臣之後，已把他那種儘量做到言之無物的説話方式錘鍊得爐火純青；據他的一位同僚説，他那種迴避直截了當的説話方式，幾乎已成為規律。那天被即將來臨的悲劇弄得暈頭轉向的利希諾夫斯基，在電話中也就不難誤解他的話了。　　 

       德皇緊緊抓住利希諾夫斯基的這個通向一面作戰的通行證。現在是分秒必爭的時候。已經大軍輻輳，在無情地開赴法國邊境。盧森堡的中立是由德國在內的五大國保證的，而第一個敵對行動就是奪取它的一個鐵路樞紐站，並將按照預定時間表於一小時內開始行動。這必須停止，必須立即停止。但如何着手？毛奇又在哪裏？毛奇已離開皇宮。於是派了一名副官，乘着汽車一路上響着刺耳的報警器，將他半途找回來。毛奇被找回來了。　　 

       德皇恢復了常態，這個塵世的至尊、軍閥又心花怒放，有了一個新的設想，又籌劃，又擬議，又安排。他給毛奇唸了電報，並且得意洋洋地説：“現在我們可以只同俄國作戰了。我們乾脆全軍揮戈東進！”　　 

       毛奇想到他神奇的動員機器將要倒車逆轉，不禁愕然失色，他斷然抗旨。毛奇這十年來，先是史裏芬的助手，隨後又是史裏芬的繼承人，他的工作一直就是計劃這一天的到來，為這一天，已把德國的全部力量集中起來了，在這一天，要開始向最終主宰歐洲進軍。這是個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幾乎難以肩負的重任。　　 

       他身材高大，魁偉，禿頂，現年六十六歲。他常常愁眉苦臉，使得德皇總是稱他為可悲的愷撒（也可稱為“憂鬱的古斯”，實際上他的名字是赫爾穆特）。

       他健康不佳（他每年都得去卡爾斯巴德治療），和他偉大的伯父的影子，也許是他憂鬱的原因。從坐落在柯尼希廣場上的總參謀部紅磚大樓——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的窗外望去，他每天可以看到1870年的英雄，與俾斯麥同是德意志帝國奠基人的他的本家的躍馬塑像。而他這個侄兒，則是個不高明的騎手，在參謀人員乘騎進行戰術作業時，慣常從馬背上摔下來，更糟的是，他是個主張信仰療法的基督教科學派的信徒，此外，對於人智主義和其他的一些迷信也感有興趣。

       身為一個普魯士軍人，有了這些不相稱的弱點，也就被認為是“軟弱的人”，更有甚者，他繪畫，拉大提琴，口袋裏常帶着歌德的《浮士德》，而且還在着手翻譯梅特林克 [ 譯者注：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年），比利時象徵主義代表作家。寫過詩，主要成就在戲劇方面。前期作品如《瑪蓮公主》、《盲人》、《卑麗亞與梅麗桑德》，充滿悲觀的宿命論思想，表現出對資本主義趨於衰亡的恐懼。後期作品，雖出現樂觀的因素，但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校制者按：代表作《青鳥》，1911年諾貝爾獎得主。） ] 的《卑麗亞與梅麗桑德》。　　 

       他善於反省，又是個生性多疑的人。1906年就任時，他曾稟告德皇：“一旦發生戰爭，我不知道將如何是好。我對自己很不滿意。”不過不論在個性上或在政治上，他都不是個懦夫。

       1911年，他深惡德國在阿加迪爾危機時的退縮，寫信給康拉德·馮·赫岑道夫 [ 注：康拉德·馮·赫岑道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f，1852-1925年），奧地利元帥，奧匈帝國總參謀長。——譯者 ] 説，如果事情弄糟的話，他就辭職，建議解散軍隊，“並把我們置身於日本保護之下；這樣我們就可以太平無事地去掙錢，索性做無能之輩。”

       他曾毫不猶豫地犯顏極諫，1900年他曾“相當蠻橫地”對德皇説，他的遠征北京之舉是個“瘋狂的冒險”。當提出要任命他為總參謀長時，他問德皇是否奢望“一張彩票中兩次頭獎”——這種想法肯定要影響德皇的選擇的。他拒不任職，除非德皇丟棄凡進行軍事演習都想得勝使演習弄成兒戲的惡習。出乎意外，德皇竟順從了。　　 

       現在在這8月1日深夜，毛奇不願再讓德皇干預重大軍務和任何既定安排。把部署到西線的百萬大軍，在開拔的關鍵時刻一百八十度地轉過頭來調運到東線，需要更大的、遠非毛奇力所能及的鐵的毅力。他腦海中浮起一個幻影：整個部署垮了，一片混亂。這裏是軍需給養，那裏是士兵，中間是丟失的彈藥，連隊沒有軍官，師部沒有參謀，那些都作了精確安排的每隔十分鐘將卡嗒而過某條指定的軌道的一萬一千列火車，則是紊亂不堪；有史以來計劃得最完善的軍事行動就此荒謬地毀於一旦。　　 

       “皇帝陛下，”毛奇這時進諫説：“這不可能辦到。成百萬大軍的調動部署是不可能臨時急就的。如果陛下堅持要把全軍帶往東線，那這支軍隊將不再是一支枕戈待旦的軍隊，而將是一羣帶槍而沒有給養供應的烏合之眾。單單安排他們的那些給養，就花了整整一年艱鉅複雜的勞動才完成的。”而毛奇最後一句關門的話則更為僵硬。他説：“凡事一經決定，就不能變動。”這句話是德國每次犯大錯誤的根源。正是由於這句話，發動了對比利時的入侵，發動了對美國的潛艇戰，這句話在軍事計劃支配政策的時代，是必不可免的。　　 

       其實是可以變動的。德國總參謀部雖自1905年以來就在從事擬訂首先攻打法國的計劃，但在它的檔案裏卻另有一份所有列車東進攻打俄國的計劃。這份計劃在1913年以前還年年修訂。　　 

       “不要再築要塞了，要多鋪設鐵路。”老毛奇下令説。他把戰略部署放在鐵路分佈圖上，併為後人留下了鐵道是戰爭勝負關鍵的教條。德國的鐵路系統是軍方控制的，每條線路都派有一名參謀；不經總參謀部許可，不得鋪設或改變任何線路。每年的戰事動員演習，使鐵路官員經常受到訓練，並考驗了他們根據線路被切斷、橋樑被毀壞的電報隨機應變，更動運輸線路的能力。據説軍事學院培養出來的腦子最靈的人，都被送到鐵路部門工作，最後在瘋人院歸天。　　 

       毛奇“這不可能辦到”這句話，在戰後見之於他的回憶錄之後，鐵道兵師師長馮·施塔布將軍認為這是對他主管的路局的譴責，非常氣憤，特為此寫了一本書，證明這是可以辦得到的。他以大量篇幅的圖表和圖解，説明他如果在8月1日得到通知，他可以在七個集團軍中留下三個集團軍守衞西線，把餘下的四個集團軍於8月15日前調運到東線。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這位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和天主教中央黨領袖，提出了另一個證明。他説，在事發後半年裏，毛奇本人曾向他承認，一開始就襲擊法國是個錯誤，“應該先將我軍大部分兵力派到東線粉碎那部俄國壓路機，而把西線的軍事行動限於擊退向我國境進犯的敵人。”　　 

       8月1日夜，毛奇缺乏必要的勇氣，死死抱住既定計劃不放。“你伯父肯定會給我一個不同的回答，”德皇無可奈何地對他説。這一譴責“深深地刺傷了我”，毛奇後來這樣寫道：“我從沒有自命可同這位老元帥相提並論。”但他當時還是繼續抗命。“我堅決認為德法兩國既然都已動員，要維持兩國之間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但我這異議沒有收到效果。大家愈來愈激動，只有我孑然一人堅持己見。”　　 

       最後，毛奇終於説服了德皇，動員計劃不能變動，由貝特曼和雅戈參加的小組起草了一份給英國的電報，表示了歉意，説德軍開向法國邊境的行動已“無法改變”，但提出一個保證，在8月3日下午7時前將不越過邊境線。這對德國是毫無損失的，因為時間表上並未安排在這時間以前越境。雅戈還趕緊給駐巴黎大使發了一份電報——巴黎已在4時頒發了動員令——指示他助一臂之力，請他“務必暫時穩住法國不動”。德皇還加發了一封給英王喬治的私人電報，對他説，因“技術原因”，要撤回動員令已為時過晚，但“如法國向我表示保持中立，我自當勒馬不進攻法國，而將軍隊用於別處，但英國必須以海陸軍為它擔保。深望法國不必緊張”。　　 

       現在離第十六師向盧森堡挺進的規定時間7時只有幾分鐘了。貝特曼很激動，堅持在等候英國答覆時，不管怎樣都不得進入盧森堡。德皇沒有徵詢毛奇意見，也立即命令副官用電話和電報通知設在特里爾的第十六師司令部取消這一行動。毛奇又一次看到計劃破產。借道比利時進攻法國，盧森堡的鐵路事關至要。“那時，”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想我將五內俱裂。”　　 

       德皇對他的請求無動於衷，寸步不讓，反而在給英王喬治的電報末尾加了一句“正在用電報電話命令我國境線上的部隊停止行動，不使越境進入法國”。這裏，對事實真相玩了一個微小的、但屬重要的手法，這是因為德皇不能向英王承認他所企圖的和正在阻止的正是侵犯一箇中立國的行為。而且那也會流露他侵犯比利時的企圖，而這會成為英國參戰的原因，何況英國當時尚未打定主意。　　 

       “完啦！”毛奇在該是他的事業登峯造極的這天，不禁自我哀嘆，並在回到總參謀部後，“悽慘失望之淚奪眶而出”。當他的副官將取消盧森堡行動的命令拿來要他簽署的時候，“我把鋼筆扔到桌上，拒絕簽字”。這是動員令後的第一道命令，他知道簽署了這道會使精心準備的一切工作化為烏有的命令，將被認作“猶豫不決和優柔寡斷”的證據。“這份電報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罷，”他對副官説，“我是不會簽字的。”　　 

       晚上11時了，他還在苦苦思索，這時皇宮又來召見。德皇在宮中的卧室接見了他。皇帝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軍大衣，是特地為這次接見穿的。原來是利希諾夫斯基的電報來了。他和格雷進一步交談之後，發現自己錯了，現在傷心地來電説，“英國的積極建議已基本無望。”　　 

       “現在你可以為所欲為啦。”德皇説完就去睡了。毛奇，現時勢必要指揮一場決定德國命運的戰爭的這位總司令，從此就永遠心緒不寧。“這是我對戰爭的第一個感受，”他事後寫道，“我一直沒有從這次事件的震動中恢復過來。我的機體一定有所失靈，從此以後與過去就判若兩人。”　　 

       他還可以加上這麼一句，整個世界也是如此。德皇給特里爾的電話命令還未及時到達。7時正，部隊按預定時間在這次戰爭中首次越過國境，這個榮譽屬於一個叫費爾德曼的中尉所率領的六十九團的一個步兵連。在盧森堡境內不遠，離比利時的巴斯托尼僅約十二英里的阿登山脈的山坡上，有一個德國人稱為烏爾弗林根的小鎮。它周圍的山坡草地，是奶牛牧場；斜坡上的鵝卵石小街，即使在8月的收穫季節，也不容許有一小捆乾草失落在地，否則就有違這個大公國嚴格的市政清潔條例。小鎮下面是個車站和一個與德國、比利時電報線路銜接的電報局。這就是德國的目標，費爾德曼中尉的那個連駕着摩托車按時佔領了這個地方。　　 

       德國人對付不圓通的人有着毫不留情的才能，他們選中了一個當地名稱和正式名稱都叫做“三貞女”的地方入侵盧森堡。三貞女實際上代表着忠信、希望和仁愛，但是歷史以其切合實際的聯繫，為這時機作了安排，使這三貞女在人們心目中代表了盧森堡、比利時和法國。　　 

       7時30分，第二批人乘着摩托車來了——他們也許是接到德皇的通知而來的——他們命令第一批人撤走，他們説：“犯了一個錯誤。”在這期間，盧森堡的國務大臣艾申已將消息電告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並向柏林提出了抗議。三貞女達到了她們的目的。午夜以前，毛奇糾正了撤出的命令，及至第二天8月2日終了時，按照德國動員第一天的預定計劃，全部佔領了這個大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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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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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轉自網絡）

       倘若德國人在1914年出擊東線，而對法國採取守勢，那會是什麼樣的結局？從那時起，史學年刊上對這一問題總是糾纏不休。馮·斯塔布將軍表示，掉轉頭來攻打俄國在技術上是可能的。至於在“那一天”已經到來的時刻，德國人能否在精神上剋制自己而不進攻法國，則是另一回事了。　　 

       7時正，就在德國人進入盧森堡的同時，在聖彼得堡，水汪汪的藍眼睛眼眶發紅，花白的山羊鬍子顫動着的普塔萊斯大使，兩手哆哆嗦嗦地向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遞交了德國的宣戰書。　　 

       “全世界將咒罵你們！”薩佐諾夫大聲嚷着。　　 

       “我們是為了維護我們的榮譽，”德國大使回答説。　　 

       “這與你們的榮譽無關。上天自有公道。”　　 

       “是呀！”普塔萊斯喃喃自語：“上天自有公道，上天自有公道。”

       他蹣跚地走向窗口，倚着窗，不禁潸然淚下。“好啦，我的使命到此結束了，”説到這裏，他就再也説不下去了。薩佐諾夫拍着他的肩膀，相互擁抱。普塔萊斯踉蹌地走向門邊，抖着的手好容易才把門拉開，出去的時候，低聲地道着：“再見，再見。”　　 

       這一幕動人的場面是薩佐諾夫的記錄留下給我們的，但有着法國大使帕萊奧洛格的藝術加工之處，那很可能是薩佐諾夫告訴他的。因為普塔萊斯的報告只是説，他曾三次要求對最後通牒作出答覆，在三次遭到薩佐諾夫否定的回答之後，“我就按指示遞交了照會”。　　 

       為何一定得要遞交宣戰書呢？海軍大臣蒂爾皮茨海軍上將在前夜起草宣戰書的時候就曾憂心忡忡地問起這個問題。他想知道，如果德國不打算入侵俄國，是不是有必要宣戰和擔當戰爭發動者的臭名？他説，這些話他是“從本能而不是從理智出發”。這個問題是極其中肯的，因為德國的目的就是想把發動戰爭的罪責強加在俄國人身上，好使德國人民相信他們確實是在為自衞而戰，而且這樣做更可以使意大利和三國同盟所規定的它應承擔的義務緊密地聯繫起來。　　 

       意大利只是在防衞戰爭中才有參與其盟國作戰的義務，並且早已動搖，存有離心，一般地都認為它一有空子可鑽，就會溜之大吉。貝特曼頗為這個問題所苦。他警告説，如果奧地利在塞爾維亞問題上拒不讓步，“那就難以把引起歐洲大戰的罪責加在俄國人身上”，而且會“使我們在本國人心目中處於無法立足的境地”。可是，沒有人聽從他的警告。動員令下達那天，按德國外事工作規定，需要正式宣戰。據蒂爾皮茨説，外交部的法學家們堅稱：這樣做在法律上是正確的。“在德國之外，”他黯然神傷地説，“決不會有人欣賞這種想法。”　　 

       然而在法國，對這種想法的欣賞卻比他所知道的要深刻得多。

（圖片轉自網絡）

　　 主宰法國政策的首要目標是：打仗要有英國作盟邦。要保證做到這一點，就要使它的英國朋友能夠克服他們內閣和國內的不肯打仗和因循苟安的習性，法國務必要把誰是被進攻者，誰是進攻者弄得一清二楚，叫人沒有任何懷疑。侵略的實際行動，侵略所招致的義憤，都必須讓德國去做，去承擔。法國政府期望德國會履行它的職責，而又唯恐法國的巡邏隊或邊境部隊會過分情急而踩過界線，於是採取了一個大膽而異乎尋常的步驟。7月30日，法國政府下令在瑞士和盧森堡之間沿德國邊境的所有部隊後撤十公里。　　 

       勒內·維維亞尼總理是一位口若懸河的社會黨雄辯家。他過去關心的主要是福利和勞工，而這次後撤便是他的主張。他是法國政界中的一位古怪人物，一位從未做過總理的總理，此刻還兼代外交部長的職務。他上任只不過六個星期，在下令前一天，7月29日，他和普恩加來總統剛從俄國進行國事訪問歸來。奧地利是等到他們兩人行舟海上後才發出給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的。他們得到這個消息，便立即取消了預定對哥本哈根的訪問，匆匆回國。　　 

       在巴黎，他們獲悉德國邊防部隊已在離邊境幾百米處佈防，但對俄國和奧地利的動員還一無所聞。通過談判謀求解決辦法仍屬大有希望。

       維維亞尼“則是驚魂未定，生怕一簇樹叢、兩個巡邏兵的相遇、一個威脅姿態，……惡狠狠地瞪人一眼、一句粗話、一聲槍響，都可能爆發成為戰爭！”由於還有不動干戈而和平解決危機的一線希望，同時也為了萬一戰爭爆發可以完全免沾侵略之嫌，法國內閣同意後撤十公里。

       命令用電報發給了各兵團司令，告訴他們此舉的用意是為了“保證取得英國鄰邦的合作”。電告英國和實行撤退，是在同時進行的。就在敵軍入侵的大門口實行撤兵，這是故意在軍事上走的一着險棋，目的是為了取得政治效果。維維亞尼聲稱，如此冒險是“史無前例的”，也許他還應該加上一句，象西拉諾 [ 注：西拉諾（cyrano de Bergerac），是一出歌頌英雄的喜劇，系法國劇作家羅斯唐（Edmond Rostand，1868-1918年）所作。——譯者 ] 一劇中所説的那樣，“啊，這是何等氣概！”　　 

       法軍總司令是一位深受進攻理論薰陶的將軍，他除了進攻不知其他。現在要他撤退，誠是痛心之舉。這件事何嘗不可以使霞飛將軍從此一蹶不振，就象毛奇在戰爭中的第一個遭遇就使他一蹶不振那樣，然而霞飛將軍卻不曾因此心灰意懶。　　 

       ……

       法國人一日清晨醒來，不期而然地發現有關卡約夫人的審訊報道退到了第二版，而突如其來的則是法國正面臨戰爭的噩耗。於是乎在那政治上易動感情，又好吵吵嚷嚷的國家裏，頓時便為一種感情所主宰了。訪俄歸來的普恩加來和維維亞尼驅車進入巴黎時，一片經久不息的呼喊聲，反覆地呼喊着“法蘭西萬歲！”　　 

       霞飛告訴政府，若不授命他集結五個陸軍兵團和騎兵的掩護部隊運往邊境，德國人便會“不費一彈進入法國”。他之同意把已駐守在邊界的部隊後撤十公里，倒不是出於他對文官政府的順從——霞飛與愷撒一樣，都是天生不甘心順從的人——而是由於他另有打算，想在掩護部隊問題上全力相爭。此時，外交上的討價還價還在電報往來，也許還能得出一個解決辦法，所以政府只同意給霞飛一個“打了折扣”的方案，也就是説，不徵召後備役兵員。　　 

       ……

       俄國人逼着他們表態，霞飛逼着他們動員，然而為了需要向英國表明法國只是為了自衞才採取行動，而又不能有所動作，所以法國政府感到要保持鎮定真是談何容易。

       翌日，8月1日早晨8時，霞飛來到聖多米尼克大街陸軍部向梅西米乞援，“一反其鎮定的常態，言辭哀婉動人”，懇求梅西米迫使政府應允動員。他指出最遲不得晚於4時，這樣命令就可以送往郵政總局，及時用電報發往全國各地而於午夜開始動員。上午g時，他和梅西米一起來到內閣，提出他自己的最後通牒：要是再耽誤總動員，那每耽擱二十四小時就等於失去十五到二十公里的國土，他作為總司令，將拒絕承擔這個責任。他走了，把問題留給了內閣。普恩加來主張行動起來；維維亞尼代表着反戰的傳統，仍然希望時間會提供一個解決辦法。11時，他到外交部去會見馮·舍恩，後者迫不及待地已經提早兩小時到達外交部，聽取法國對德國上一天所提法國在俄德戰爭中是否保持中立問題的答覆。“我的問題未免過於天真，”這位怏怏不樂的大使説，“因為我們知道你們已有一個同盟條約。”　　 

       “不消説得，”維維亞尼應聲説道，便搬出了他和普恩加來事先商量好的答覆，“法國將按它的利益行事。”馮·舍恩剛走，伊斯伏爾斯基就奔了進來，帶來了德國給俄國最後通牒的消息。維維亞尼回到內閣，內閣終於同意動員。命令簽署好後交給梅西米，但是維維亞尼仍然希望在剩下的幾小時內能出現扭轉局勢的變化，執意要梅西米將命令放在口袋裏等到3時30分再掏出來。同時，他又重申了撤兵十公里的命令。

       當晚，梅西米親自打電話給各兵團司令，“奉共和國總統令，各部隊、巡邏隊、偵察隊、各種分遣小隊，都不得向東越過規定的國界。違者一律軍法論處。”此外，出於關懷，還特地給福煦將軍率領的第二十兵團下了一道禁令，因據可靠報告，有人看見該兵團的一個重騎兵中隊曾跟德國一個槍騎兵中隊處於“劍拔弩張”狀態。　　 

       3時30分，霞飛部下的埃貝內將軍由兩名軍官陪同按約來到陸軍部領取動員令。梅西米默不作聲，把動員令遞給了他們。“我們四個人都意識到，這張小小的紙頭將產生何等巨大、何等不可估量的後果，因而我們的心絃都繃得緊緊的。”梅西米和三位軍官一一握手，他們舉手敬禮，走出陸軍部，將命令送往郵局。　　 

       4時，第一張佈告出現在巴黎的牆頭（在協和廣場和皇家路的轉角，至今還被保存在玻璃框裏）。在阿默農維爾，這個座落在布洛涅森林裏的上流社會的宴遊之所，茶舞突然停止，經理走上前，招呼樂隊停止演奏，並向大家宣佈：“動員令已經頒佈，午夜開始動員。奏《馬賽曲》。”市內街上，車輛已經絕跡，都給陸軍部徵集去了。一隊隊的後備役軍人，帶着包裹和送別的花束前往東站，市民們沿途揮手歡呼。一羣人在協和廣場停了下來，把他們的花束放在披着黑紗的斯特拉斯堡雕像腳下。人羣一片啜泣，高呼“阿爾薩斯萬歲！”，並且拉下了從1870年以來一直披在它身上的喪裝。在所有的飯店，樂隊都高奏着法、俄、英的國歌。“想不到演奏這些曲子的全是匈牙利人，”有人發過這樣的議論。

       演奏這些國歌，彷彿是在表示一種希望，但這弄得人羣中的英國人很不自在，然而最不自在的莫過於膚色紅潤、身軀肥碩的英國大使弗朗西斯·伯蒂爵士了。他身穿灰色禮服，頭戴灰色高頂禮帽，撐着一把綠色遮陽傘，走進法國外交部。弗朗西斯爵士感到“噁心而且可恥”。他命令使館把大門關上，據他在日記中寫道，“雖然今天是‘英國萬歲’，也許明天便是‘英國背信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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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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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轉自網絡）

       在倫敦，在一間充塞着沉悶空氣的房間裏，身材矮小、留有白鬍子的康邦先生正在跟愛德華·格雷爵士相對而談。格雷告訴他，必須等待局勢出現某種“新的發展”，因為俄、奧、德三國的爭執所涉及的問題與英國“無關”。康邦在他無懈可擊的口才和彬彬有禮的莊重儀態中也微露了一點怒火。英國是否“要等到法國的領土受到侵犯之後才出面干預？”他問道，並且示意對方，要是那樣，它的援助就不免“失之過晚”。　　 

       格雷儘管守口如瓶，鼻如鷹爪，內心裏卻同樣憂焚。他熱切相信，出於英國的自身利益，也需要援助法國；事實上，他已拿定主意，如果英國不予援助，他便辭職；他相信未來的事變發展會迫使英國表態。但是，目前他既無法以官方地位對康邦作何表示，而又沒有那麼高明的本事非正式地表明自己的看法。

       他的態度，在英國公眾看來是令人寬慰的，他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個堅強有力、沉默寡言的形象；而在他的外國同僚看來則是“冷酷無情”。他力所能及的只是直言道出人人心中的一句話，“比利時的中立也許會成為一個因素。”格雷——並且不僅是他——所要等待局勢發展的正是這個因素。　　 英國的困境源出一種人物性格的分裂對立，這在內閣之中和政黨之間都是顯而易見的。布爾戰爭遺留下來的裂痕造成了內閣中的派別，以阿斯奎斯、格雷、霍爾丹和丘吉爾為代表的自由黨的帝國派和除此以外的人所代表的“反對英帝國政策派”。

       格萊斯頓的後輩，跟他們已故的領袖一樣，對於在國外的糾葛都疑慮重重，他們認為，給被壓迫民族提供援助乃是外交事務中唯一的正業，要不然，外交事務就會被視為對於改革、對於自由貿易、對於國內管理，以及對於上院否決權的惱人的干擾。他們傾向於把法國視為頹廢、輕佻的蚱蜢，他們本來也樂於把德國看作勤勞而值得尊敬的螞蟻，可惜德皇和泛日耳曼軍國主義者趾高氣揚，咆哮如雷，不免給這種看法澆了冷水。他們本來是絕不會站在法國一邊支援一場戰爭的，不過比利時插了進來，一個“小小的”國家，發出了正義的呼聲，要求英國給它保護，這才可能使情況有所變化。　　 

       另一方面，內閣裏的格雷派則是和保守黨同持一個基本前提：英國的國家利益和維護法國的生存是緊緊連在一起的。格雷有一句語似平淡但內容精彩的話最好不過地説明了這個道理：“倘德國主宰了大陸，那我們就會和別的國家一樣不舒服，因為我們勢必會被孤立起來。”這個史詩般的句子包含了英國的全部政策，據此也就可以看出，假如英國果真受到挑戰，它就非打不可，以防出現那個“不舒服”的結局。但是如果格雷口吐真言，則又勢必引起內閣和全國的分裂，從而在戰爭開始之前就使任何從事戰爭的努力都要遭到致命打擊。　　 

       在歐洲唯獨英國不實行義務兵役制。戰時，它得依靠自願應募。如果在戰爭問題上有一批人退出政府，那就意味着退出政府的那批人將領導成立一個反戰組織，募兵工作就會因此產生不堪設想的後果。如果法國的首要目標是要與英國結盟進行戰爭，那末英國參戰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有一個聯合一致的政府。　　 

       這便是問題的試金石。內閣會議上，反對干預的那一派力量雄厚。他們的領袖莫利勳爵是格萊斯頓的老朋友和傳記作家，他相信可以指望有“八九個人可能贊同我們”，反對丘吉爾以“超凡的精力”和格雷以“狂熱的直率態度”所公然為之奮鬥的解決辦法。從內閣的討論來看，莫利覺得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比利時的中立“比起我們在德法爭鬥中的中立來是處於第二位的”。在格雷，同樣清楚的是，只有比利時的中立遭到破壞才會使主和派相信德國的威脅，相信需要進行戰爭以保衞國家的利益。　　 

       8月1日，內閣裏和議會里的裂痕已現，並且在擴大中。那天，十八個內閣閣員中，有十二個人聲明他們反對英國保證在戰爭中給予法國支持。下午，在下院會客廳裏自由黨議員決策委員會以十九票對四票（雖然有許多人棄權）通過一項動議：“不論比利時或其他地方發生什麼事情”，英國都應保持中立。

       那個星期的《笨拙》週刊發表了一首《表達一個普通的英國愛國者意見的詩》：　　

       憑什麼我要奉行你們的打仗路線，　　

       就為了一樁與我無關的事件？……　　　　

       到時候我將被徵召作戰，　　

       全歐洲烽火遍地，　　

       捲進了一場別人的戰爭，　　

       為的是要履行兩家協約的規定。　　 

       普通愛國者在當時的愛爾蘭危機中，已經泄盡他那份正常的激情和憤怒。“克拉兵變”便是英國的卡約夫人事件。國內管理法案的影響所及，北愛爾蘭要以武裝叛亂相威脅，反對讓愛爾蘭實行自治，而駐紮在克拉的英軍則拒絕向北愛爾蘭親英分子開火。克拉的駐軍司令高夫將軍和他部下的軍官全體辭職，總參謀長約翰·弗倫奇爵士接着辭職，繼霍爾丹之後任陸軍大臣的約翰·西利上校也接着辭職。陸軍情緒激憤，全國鼎沸，國家陷於分裂狀態，國王和各黨領袖舉行了御前會議，但也無濟於事。

       勞合-喬治不祥地談到這是“斯圖亞特王朝以來我們國家發生的最嚴重的事件”，“內戰”和“叛亂”這些字眼也被用上了，還有一家德國軍火公司滿懷希望地想把四萬支步槍和一百萬發子彈運進北愛爾蘭。在此期間，陸軍大臣的職務繼任無人，而由首相阿斯奎斯兼代，他既無時間，更無興致過問及此。　　 

       可是，阿斯奎斯卻有一位特別活躍的海軍大臣。温斯頓·丘吉爾聞到遠方戰爭的火藥味，就象《舊約·約伯記》裏的那匹戰馬，不因刀劍退回，而是“一聽角聲就不能站立，角每發聲，他説，呵哈”。英國大臣中，只有他對於國家應該如何行事成竹在胸，並能毫不猶豫地採取行動。7月26日，也就是奧地利拒不接受塞爾維亞復照內容的那天，同時也是英國政府下定決心的前十天，他發佈了一道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命令。　　 

       7月26日，英國艦隊正在完成一場動員和作戰演習。這次演習，參加的艦艇一律按戰時定員配足，但與當前的危機無關。各中隊定於翌晨7時解散，有些將去公海進行各種訓練項目，有些將返回港口基地，把部分人員遣回訓練學校，有些將進塢修理。

       7月26日，星期天，據海軍大臣日後的回憶，是個“大好日子”。他獲悉來自奧地利的消息後，便拿定主意，決心“使海軍的形勢不落後於外交的形勢，所以大艦隊必須在德國人能夠知道我們是否參戰前，因而如有可能的話，也必須在我們自己作出決定之前，保持在它的戰位上”。（引號內的斜體字[設為加重]是原文如此。）他與海軍部第一海務大臣、巴登堡的路易斯親王磋商後，便命令艦隊不得解散。　　 

       接着，他把採取的措施告訴了格雷。經格雷同意後，他向報界發佈了海軍部的命令，希望這個消息會對柏林和維也納產生“一種清醒劑的作用”。　　 

       單把艦隊集結起來是不夠的，還必須使之處於“戰位”，這兩個字丘吉爾都是用大寫字母寫的。艦隊的首要職責，根據海軍上將馬漢（他是海戰理論方面的克勞塞維茨）的規定，是保持“艦隊的存在”。

       在戰時，英國島國賴以生存的艦隊，必須確立和保持對海上貿易航線的控制權；必須保護不列顛諸島不受侵略；必須保護海峽和法國海岸，以履行英法協約；必須集中足夠的實力，在德國艦隊討戰時能每戰必勝；而尤為重要的，則是必須防範自身不致受到其潛在威脅力量尚未為人所知的新式武器——魚雷——的襲擊。海軍部纏繞於懷的，是生怕突然發動一場不宣而戰的魚雷攻擊。　　 

       7月28日，丘吉爾下令艦隊開赴遠在北方位於北海濃霧瀰漫的奧克尼羣島尖端的斯卡帕弗洛的作戰基地。29日，艦隊駛出波特蘭港，夜幕降臨時，長達十八英里的戰艦行列便已向北駛過多佛爾海峽。此行與其説是為了尋求戰功的光榮，還不如説是為了尋求審慎的安全。海軍大臣寫道，“無論如何，突如其來的魚雷襲擊已成為一場惡夢，一去不復返了。”　　 

       艦隊的臨戰準備佈置完畢，丘吉爾便將他的旺盛的精力和鉅變臨頭的直覺轉到為國家做好準備。7月29日，他説服阿斯奎斯授予拍發報警電報的權限，這是預先安排好由陸軍部和海軍部發出宣佈進入預警階段的信號。英國沒有德國的面臨戰爭危險的公告或法國的戒嚴令可以作為制訂戒嚴法的根據，因此這一預警階段便被説成是“天才的發明……在時間已經成為決定一切的因素時……可以讓陸軍大臣無須通過內閣而徑自採取一定的措施”。　　 

       生龍活虎的丘吉爾深感時機緊迫，他認為自由黨非要散夥不可，於是便去找他昔日曾經投身過的保守黨接觸。聯合政府根本不合首相的胃口，首相一心只想維持政府的團結一致。誰都不會認為七十六歲高齡的莫利勳爵能在戰時政府留任。政府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不是莫利，而是精力更為充沛的財政大臣勞合-喬治，這是因為他在任職期間所展露的才能，以及他對選民具有影響的緣故。

       勞合-喬治精明幹練，雄心勃勃，又有威爾士人令人着迷的口才，他傾向主和派，但是也可以一腳跨向任何一邊。他的盛譽新近遭到幾次挫折。他看出一個人已成為和他爭奪黨魁的新對手，那就是莫利勳爵所説的“海軍部的那個傑出的僱傭兵隊長”；他的一些同僚認為，“出一張和平牌”來對付丘吉爾也許會在政治上得到好處。勞合-喬治完全是個難以捉摸的危險人物。　　 

       阿斯奎斯無意領導一個分裂的國家投入戰爭，他以煎熬難忍的耐心繼續等待，以便讓事態的發展使主和派認識錯誤。他在7月31日的日記中，以絲毫不動感情的筆調寫道，當前的問題是“我們要投身其中還是袖手旁觀。當然，人人都渴望袖手旁觀”。

       在7月31日內閣會議上，格雷的態度倒並不這麼消極，而近乎開門見山。他説，德國的政策“是跟拿破崙一樣兇惡的歐洲侵略者的政策”（拿破崙的名字在英國只有一個意思），他告訴內閣作出決定的時刻已經到來，是支持協約國，還是保持中立，不容再事拖延了。他説，倘內閣選擇中立，他絕不是執行這種政策的人。弦外之音是以去就相爭，其影響幾乎跟明言直説一樣。　　 

       一個在場的人寫道，“內閣好象發出了一聲浩嘆”，好長一陣子，舉座“鴉雀無聲”。大臣們面面相覷，頓感他們這個政府的繼續存在現在已成問題。他們沒有作出任何決定就休會了。　　 

       那個星期五，正值8月份銀行假日和週末的前夕，證券交易所在金融恐慌風潮中於午前10時宣告停市；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的消息首先在紐約掀起了這場風潮，全歐洲的交易所也都相繼關閉。倫敦城人心惶惶，預示着末日將臨，外匯暴跌。勞合-喬治説，銀行家和商人一想到戰爭就“大驚失色”，戰爭將“使以倫敦為中心的整個信貸體系陷於崩潰”。英格蘭銀行總裁於星期六晉見勞合-喬治，告訴他整個倫敦城“全都反對我國插手”戰爭。　　 

       就在這個星期五，保守黨的領袖人物全都從他們的鄉間別墅召回到倫敦會商這一危機。亨利·威爾遜，一會兒衝到這個人面前，一會兒衝到那個人面前，又是申述理由，又是勸告，又是大發議論，説明如果猶豫不決的自由黨在這當口退縮不前將會使英國蒙受怎樣的恥辱。威爾遜此刻正是英法軍事會談的心臟、靈魂、精神、脊樑和支柱。兩國總參謀部給它們的聯合計劃商定了一個委婉的用詞，稱之為“會談”。霍爾丹首先確定了“不承擔義務”的措詞。這一措詞，曾引起坎貝爾-班納曼的憂慮不安，曾為伊謝爾勳爵所摒棄，但為格雷在1912年致康邦的信中所採用，如今仍然代表着官方立場，雖然它並不具有什麼意義。　　 

       它確實沒有什麼意義。克勞塞維茨説得好，如果戰爭是國家政策的延續，那末，軍事計劃也同樣如此。英法聯合計劃是花了九年時間才把全部細節擬訂完畢的，它不是逢場作戲，也不是幻想的馳騁，也不是把軍事方面的聰明才智用之於一場紙上談兵以免他們去惹是生非。這些軍事計劃如不是政策的繼續，那就什麼都不是。它和法俄之間的安排或德奧之間的安排絲毫沒有兩樣，所不同的只是它在最後還有明知不符事實而仍按習慣採用的法律上的假設，説什麼英國無須因此“承擔義務”，採取行動。不喜歡這個政策的政府大臣和議員，只是閉上兩眼，自行催眠，而對這樣的假設深信不疑。　　 

       康邦先生在與格雷進行了精神上頗感痛苦的會見之後，再去拜訪反對黨領袖時，連外交辭令也棄置不顧了。“我們所有的計劃都是雙方共同擬定的。我們兩國的總參謀部都曾進行過磋商。你們已經看到了我們的全部計劃和準備工作。請看我們的艦隊！由於我們和你們所作的安排，我們的整個艦隊都在地中海，因而我們的海岸對敵人敞開着。你們把我們搞得門户洞開！”他告訴他們，如果英國袖手旁觀，法國是永遠不會原諒它的，他最後滿含悲憤，厲聲責問，“那麼榮譽呢？難道英國認為這就是榮譽嗎？”　　 

       在不同的眼睛裏，榮譽有着不同的外衣。格雷知道，必須使榮譽穿上一件比利時的外衣，才能説服主和派考慮它。就在同一天下午，他給法德兩國政府分別去電，要求它們正式保證，“在比利時的中立地位未受到其他強國破壞時”，它們準備尊重比利時的中立。法國在7月31日深夜接到電報一小時內，就回電錶示同意；德國則未作答。　　 

       第二天，8月1日，內閣討論了這個問題。勞合-喬治用手指在地圖上劃了一條他認為德國人會經過比利時的進軍路線，這條路線正好穿過靠近法國的比利時的一個小角落，是直達巴黎的一條最短的直線；他説，這不過是對中立的“小小的破壞”。丘吉爾要求授權他進行艦隊動員，就是説，徵召海軍的後備力量，內閣在經過一番“激烈交鋒”後拒絕了。

       格雷要求授權他履行對法國海軍承諾的義務，莫利勳爵、約翰·伯恩斯、約翰·西蒙爵士和劉易斯·哈考特便要求辭職。內閣外邊，謠傳四起，都在議論德皇與俄國沙皇之間最後一分鐘的較量和德國的最後通牒。格雷走出房間去和利希諾夫斯基通電話——他的話被後者誤解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最後還引起了毛奇將軍一場虛驚。他還會見了康邦，告訴他“此時此刻法國必須獨自作出決定，不要指望我們眼下所無法提供的援助”。

       格雷回內閣會議室去了，康邦則是臉色發白，渾身哆嗦，癱倒在他的老朋友常務次官阿瑟·尼科爾森爵士的辦公室的椅子上。“他們要拋下我們不管了，”他説。一位《泰晤士報》編輯問他作何打算，他回答説，“我要等着瞧，‘光榮’這個詞是不是一定會從英語詞典裏刪去。”　　 

       內閣裏誰也不想破釜沉舟，雖然有辭職的傳聞，卻還沒有人正式提出。阿斯奎斯繼續穩坐不動，絕少開口，等待局勢的發展，好讓這種電報往來頻繁、如痴似狂的日子快告結束。那天夜間，毛奇拒絕東進，費爾德曼中尉的連隊佔領了盧森堡名叫三貞女的地方，梅西米在電話中重申了後撤十公里的命令；海軍大臣在海軍部殷勤款待反對黨的朋友們，其中有未來的比弗布魯克和伯肯黑德兩位勳爵。他們吃罷了晚飯便打橋牌，消磨焦急等待的時光。就在打牌的當兒，一員信使送來一隻紅色公文遞送箱——恰巧還是最大號的。丘吉爾從衣袋裏取出一把鑰匙，打開箱子，裏面只是一紙公文，上面只是一行字：“德國已向俄國宣戰。”他告訴了在座的人，便換下晚餐禮服，“徑自走出去，就象是去處理習以為常的事務一樣”。　　 

       丘吉爾穿過禁衞騎兵營的院子，來到唐寧街，從花園門進去，上樓見到格雷、現已出任大法官的霍爾丹以及印度事務大臣克魯勳爵都在首相這兒。他告訴他們，“不管內閣如何決定，必須立即進行艦隊動員。”阿斯奎斯一言不發，但是丘吉爾認為他似乎“十分滿意”。格雷陪同丘吉爾出來時對他説，“我剛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對康邦講了，我們決不允許德國艦隊進入海峽。”或者這是丘吉爾在與格雷交談中感到難於捉摸他説話的要領的情況下，對他的話的理解。這話意味着現在艦隊已承擔義務了。到底格雷是怎麼説的，他是已經作了保證，還是如學者們後來所肯定的那樣準備明天作出保證，其實都無關係，不論何者屬實，也不過是對丘吉爾已作的決定加以肯定而已。丘吉爾回到海軍部後，便“立即發出了動員令”。　　 

       丘吉爾的命令，格雷要信守同法國的海軍協議的保證，這兩者都是與內閣的多數意見背道而馳的。到第二天，內閣勢須批准這些行動，否則就得解散，然而格雷仍期待到那時比利時會出現某種“發展”。他跟法國人一樣，認為德國會作出這樣一個“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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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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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轉自網絡）

　　 德國駐布魯塞爾公使赫爾·馮·貝洛-扎萊斯克的保險箱裏鎖着一封由特別信使於7月29日從柏林送來的密封信件，隨附的命令責成：“未奉此處電令，不得拆閲。”8月2日，星期天，電令到達，指示他立即拆封，將封內照會於當晚8時遞交比利時政府，並注意務使對方“感到有關此事的全部指示均系今天首次向你下達”。他務必要求比利時人在十二小時內作出答覆，然後“儘速”電告柏林，同時立即用汽車將答覆送達正在亞琛聯盟旅館內的馮·埃姆米希將軍。亞琛，亦名埃克斯拉夏佩爾，是德國離比利時東大門列日最近的一個城市。　　 

       赫爾·馮·貝洛是個獨身漢，身材高大挺拔，蓄着黑黑的八字鬍子，一隻碧玉煙嘴時刻不離手，1914年初開始擔任駐比利時公使之職。他的辦公桌上有隻銀煙缸，煙缸上有個子彈洞眼。每逢來訪德國使館的客人問及這個洞眼的來歷時，他總是放聲大笑，告訴客人説：“我是一隻不祥之鳥。我派駐土耳其，土耳其鬧了場革命；我到中國，又碰上義和團。這個洞眼就是他們的一顆子彈從窗外飛來打穿的。”然後就是落落大方，姿態雅緻地把香煙慢悠悠地送到唇邊，再補上一句：“不過現在，我是悠哉遊哉了。布魯塞爾真是一派昇平啊。”　　 

       自從那封密封信到達以後，他就不再悠哉遊哉了。8月1日中午，比利時外交部次官巴松皮埃爾男爵來訪，告訴他晚報準備刊登法國給格雷的覆信，在這封覆信裏法國保證尊重比利時中立。巴松皮埃爾婉轉表示，鑑於德國尚未作出類似答覆，赫爾·馮·貝洛或許願意發表一項聲明。但是他未經柏林授權這樣做，所以也就只能藉助外交手腕來回避。他仰靠椅背，兩眼盯住天花板，透過繚繞的煙霧，把巴松皮埃爾剛剛對他説的話留聲機似地逐字地重複了一遍。然後一面站起來，一面寬慰他的客人説：“比利時對於德國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就此結束了這次會見。　　 

       第二天上午，當達維尼翁先生——這位比利時外交大臣是在清晨6時被德國入侵盧森堡的消息從睡夢中驚醒的——召他進行解釋的時候，赫爾·馮·貝洛又對他照樣地寬慰了一通。返回使館之後，為了安撫譁然的新聞界，他使用了一個後來被廣泛引用的絕妙譬喻。他説：“你鄰居的屋頂可能失火，但你自己的房子將安全無恙。”　　 

       不少比利時人，不論是官方人士或是其他方面的人士，都傾向於相信他的話。有些是出於親德情緒，有些是出於一廂情願的想法，有些則是因為對比利時中立的國際保證的真誠可靠，天真地篤信不疑。比利時的獨立經有關國家保證已經有七十五年之久，他們由此享受了有史以來持續最長的一段和平時期。

       自從愷撒攻打比爾蓋人 [ 注：羅馬帝國時期凱爾特民族的一部分，聚居在萊茵河下游西南部。——譯者 ]以來，比利時這塊土地就一向是窮兵黷武者的必經之地。

       勃艮地勇士查爾斯 [ 注：勃艮地勇士查爾斯（Charles the Bold of Burgundy，1433-1477年），勃艮地大公，曾想聯合勃艮地、盧森堡、荷蘭，自立為王，後遭法蘭西皇帝路易十一挫敗。——譯者 ] 和法蘭西的路易十一這兩個不共戴天的宿敵曾在這裏一決雌雄；

       西班牙的鐵蹄曾在這裏蹂躪過低地三國；

       英國名將馬爾巴勒 [ 注：馬爾巴勒（Marlborough，1650-1722年），英國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著名政治家和軍人，原名約翰·丘吉爾，因於1702年對法作戰有功，授馬爾巴勒公爵銜，後曾於1709年於馬爾普拉凱再次大敗法軍。——譯者 ] 曾在這裏同法國進行了馬爾普拉凱的“浴血戰”；

       拿破崙曾在這裏的滑鐵盧迎戰威靈頓；

       這裏的人民曾多次揭竿而起，反抗一個又一個統治者——勃艮地人、法蘭西人、西班牙人、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荷蘭人——直至1830年最後推翻奧林奇王朝，擁戴維多利亞女王的母舅，即薩克斯-科堡公國的利奧波德大公為王，建立了自己的國家。

       從此，比利時逐步走向繁榮昌盛，並致力解決佛蘭芒人同瓦龍人，天主教徒同新教徒的兄弟鬩牆，解決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以及法語和佛蘭芒語並用的爭論。他們強烈希望鄰國能讓這種安樂境況長此下去，不受干擾。　　 

       如今，國王、首相和總參謀長雖然都已不再與眾苟同，沉迷於這種想法，但是中立的義務和對於中立的信念卻使他們裹足不前，未能制訂計劃，抵禦外來進犯。

       直到最後時刻，他們依然難以相信，保證他們中立的國家之一竟會果真入侵。得知德國7月31日發佈面臨戰爭危險公告之後，他們立即下令於午夜開始動員軍隊。當天夜間和第二天，警察挨家挨户拉響門鈴，傳達命令，男人們或從牀上爬起，或是離開工作崗位，打好揹包，告別親人，走向營地。比利時一向恪守中立，直到此時此刻並沒有確定任何作戰方案，所以動員並無某一具體敵國為其目標，也不是向某一具體方向揮戈，所謂動員，只是徵召入伍而已，並無任何部署可言。比利時和它的保證國一樣，負有維護中立的義務，因此未見公開入侵行動之前，不能採取公開行動。　　 

       8月1日晚，德國對格雷的要求默不作答已滿二十四小時，阿爾貝國王決定以個人名義向德皇作最後一次呼籲。他和他的妻子——一位巴伐利亞公爵的女兒，德國血統的伊麗莎白王后——共同商討擬就了文稿，並由她逐句譯成德文。她與國王字斟句酌，推敲了每個詞的含義。

       他們在信中承認，一些“政治上的障礙”可能有礙發表一項公開聲明，但是希望“親緣和友誼的紐帶”肯定會使德皇向阿爾貝國王作出個人的私下保證，尊重比利時的中立。但是親緣關係也沒有能打動德皇，使他作出回答。這裏所説的親緣關係，源出阿爾貝國王的母親，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家族的瑪麗公主；這個家族是普魯士皇室的一支信仰天主教的遠族。　　 

       相反，送來的卻是在貝洛的保險箱裏等了四天的那道最後通牒；

       ……

       毛奇列舉了一些法國挑釁的事例，除了“大事”之外，他還談了德國飛行員在巴黎所受的冷遇，談了德國駐法武官温特費爾德少校受到巴黎社交界的抵制；温特費爾德的母親，阿爾文斯勒本伯爵夫人，對此曾頗有怨言。至於英國，他説，要知道，德國的海軍可不是為了躲在海港裏而建立的。它會出擊，也有可能吃敗仗，德國會損失艦隻，但是英國將失去海上霸權，海上霸權將落到美國手中，美國將成為一場歐洲戰爭的唯一受益者。英國懂得這一點，將軍如此説道，並且話鋒一轉得出結論，英國因此可能保持中立。　　 

       他的話還遠沒有完。他問梅洛特，如果一支外國大軍入侵比利時國土，比利時將何以自處？梅洛特回答説，它將捍衞其中立。毛奇力圖弄清比利時是將如德國人所想那樣僅是抗議一下了事還是將奮起抗擊，於是逼他説得明確一些。梅洛特答道，“不論哪個大國進犯我們的邊界，我們都將全力抗擊。”毛奇以平淡的口吻指出，光有良好的願望不行，“你們還必須有一支能夠履行中立責任的軍隊。”　　 

       回到布魯塞爾後，阿爾貝國王立即索取了一份有關動員計劃進展情況的報告。他發現毫無進展可言。根據在柏林聽到的情況，他徵得德布羅凱維爾的同意，準備以德國進犯這一假設為基礎，制訂一項作戰方案。他任命他本人和加萊提名的一個叫作裏克爾的能幹的上校執行此項任務，預定4月份完成。但到4月份，仍未完成。在此期間，德布羅凱維爾已任命另一軍官，塞利埃·德莫朗維爾將軍為總參謀長，位於裏克爾之上。到了7月份，還在審議四份不同的集結方案。　　 

       挫折並未改變國王的決心。緊接柏林歸來之後，由加萊上尉草擬的一份備忘錄就具體體現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