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當農民，看看朱元璋對你有多好？｜文史宴_風聞

文/文瑾

有一種説法認為朱元璋只虐富人和讀書人，對貧民卻好得不能再好。此説十分荒謬，虐完富人和讀書人，虐平民只會更方便，而且從政治倫理上來説，貧民富民都是民，鼓勵虐富民的同時也就給虐貧民提供了理由。本文從史料出發，講講朱元璋治下農民的悲慘待遇。

作為大明王朝的一份子，從出生之時你就應該感到慶幸，因為如果沒有你的父輩祖輩的存活，就不可能有你，這句話看起來有點廢話，但事實是在明朝初年，有很多人不是在戰亂中死亡，而是在移民運動中喪生，很幸運你的祖輩父輩存活了下來。

強制移民製造大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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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登基後，面對的是因連年戰爭造成的百姓逃亡、人口流失且全國人口分佈不均的天下。以朱元璋的老家鳳陽為例，老朱回家視察後痛心疾首的説道：“吾昨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

為了改變這種現象，恢復國家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老朱利用行政力量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政府組織移民行動，在政府強制驅動下，一場波及全國大部分地區、遷徙人數達一千多萬的移民運動開始了。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雖然朱元璋對這些移民名義上進行了政策照顧，但是移民運動背後隱藏的卻是無盡的心酸和無奈。

山西洪洞大槐樹

明初暴力移民的血淚見證

鳳陽作為天子誕生地並沒有獲得額外恕免，“南人北調”使得這個本就貧困的地域愈加潦倒。為了斬草除根，老朱將老對手方國珍和張士誠的支持者及舊部由江南富庶之地遷徙到鳳陽去，再加以嚴格管控。但是由於分到的土地較少，鳳陽又是“十年九荒”，這些原本富庶之地的百姓很快就變的貧窮起來。

懷着對明政府迫使他們背井離鄉的仇恨，他們開始了乞討流亡，後來這支流亡大軍的人數越來越多，且其他地方也出現許多不滿者，於是全國出現大規模的人口逃亡現象。

在鳳陽，“裏有十甲而逋者八九，存者一二；地有千頃而荒有十九，耕者一二。”放眼全國，“四方民窮財竭，逃亡過半，較籍所載十去四五。”尤其是在老朱死後，嚴密的人口管控制度破產，高壓之後出現反彈，到景泰年間，僅南直隸六府流民就多達一百多萬户，362萬餘口，“户減三之二，口減五之三”的情況也是常態。

清人趙翼在《陔餘從考》中説:“《蚓庵瑣語》雲‘明太祖時,徙浙、嘉、湖富民十四萬户以實鳳陽，逃歸者由禁，是以託丐潛回，省墓探親，遂習以成俗’，理或然也。”

“説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在這些鳳陽流民所唱的花鼓戲中，如今依舊能切身感受到人們對於移民政策乃至朱元璋的態度，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顆螺帽，個人的喜好、理想、生存、安穩都不可以有，都是國家的，這一點在明朝顯現的尤為明顯。

鳳陽花鼓

朱元璋老鄉討飯必備

種啥作物我説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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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控制百姓外，朱元璋還喜歡以個人喜好來治理天下，哪怕他對此一無所知，但依舊要標榜自己是聖君，開始對農業指手畫腳，以讓天下臣民感到幸福為己任，雖然這不過是他的自我意淫。

洪武初年，為了解決百姓生存問題，他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對於百姓而言，不同地區，不同氣候環境所種植的農作物是不一樣的，但朱元璋偏偏要用整齊劃一來體現出皇權威嚴。

但凡有人敢不遵從，那就進行相應的處罰，“不種桑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別出心裁，又下令百姓開始種植桑、棗，並且強制規定“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户內、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

命令下達後，一定要百分百執行，不管是多了還是少了，那都是違抗聖意，需要受到殘酷的懲罰，“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發雲南金齒充軍”。

百姓如此整齊劃一，並且在短期內，國家的桑棉麻產量都有了較大的提升，可能在朱元璋看來自己對百姓已經足夠好了。但是在虛假繁榮的背後，隱藏着大量百姓的血和淚，尤其是那些不適宜種植規定農作物的地方，依舊需要按時交納相應的賦税，基層民眾的生活愈加苦不堪言。

作為大明王朝的一份子，按時繳納賦税是你應有的自覺。那麼繳納賦税的標準是什麼呢？就是人口和田地，所以朱元璋花了大量時間來建立的黃冊制度，不僅能夠管控百姓，對於賦税徭役的收取也有重要意義。

虛構的輕徭薄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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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來看看你需要交的賦税，第一就是田賦。田賦分為夏税和秋糧兩項，具體又有米、麥、錢鈔、絹四種。夏税徵收截止為八月份，秋糧徵收截止為第二年二月。要是逾期半個月以上，則欠繳人、里長、税官等都要各杖責一百。如果逾期一年以上，則欠繳人、里長除了要杖責一百外，還要被髮配他地，而税官甚至要被處以絞刑。在這些嚴刑酷法下，你是一分錢都逃不掉的。

明代土地分為官田和民田兩種，官田為國家所有，而民田就是百姓私有的，對於不同的田，收的税也是不一樣的，《明史》記載：“凡官田畝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

如果你是生活在蘇、松、嘉、湖或者浙西等地，那麼恭喜你，你承擔的税賦要比其他地方高很多。前者是因為曾經擁護過張士誠，而後者則是由於有官員認為浙西富裕，所以需要多徵賦税。

當時的江南作為重賦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有“財賦淵藪”之稱，據梁方仲先生《中國曆代户口、田地、田賦統計》，蘇、松、常、鎮、嘉、湖六府土地佔全國4%，而田賦貢獻高達22%，在朱元璋看來，可不能放過這狠敲一筆的機會。

自古以來，税賦的收取都是有一定的標準的，賦税制度雖然會根據具體情況有所調整，但總體而言還是要符合實際的，不能不給百姓活路。

以漢朝來説，漢初税率實行什五税一，景帝時降到三十税一，意思就是交畝產的十五或三十分之一的税，根據相關學者考證，漢代以240步為一畝，約合現在的0.69畝，畝產大概在三石左右，換算成粟的話約117.3斤。全部換算成現代的計量單位，每畝產量約170斤，按照“什五税一”的税法，交税大概11.3斤。

唐朝初年，實行租庸調製，規定每位丁男和中男授永業田（私人所有）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加起來就是一百畝，根據當時的畝產推算，中等旱土的畝產在一石左右,上等旱土能達到2石或2石以上，而水稻的畝產則有可能達到3石左右，每丁每年只需繳納租粟二石，絹或綾二丈，綿三兩。就田賦而言，這已經很幸福了。

至於宋代，税制雜亂，不易統計，而且對於宋代賦税的輕重，學界存在爭論，我們姑且採用孔涇源《關於宋代的田賦税率和農民負擔問題》中的結論，宋代田賦税率最高僅7.6%，最低也不足5%，就此而言，宋代的田賦税率並不是很高。

至於清朝初期，則規定“天下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徵收”，而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元代“取民最輕”，並非大家想象中殘酷的剝削壓迫百姓。

那麼明代又如何呢？林金樹先生在《試論明代蘇松二府的重賦問題》這篇文章中做了個統計，他將洪武二十六年到萬曆六年，蘇松兩地的土地、税糧和畝税同全國其他地方作比較，得出的結論是蘇松二府的畝税是全國均重的七倍。

關於江南地區賦税繁重問題，前人就説過：“國家賦役之重莫逾江南，在江南諸郡又莫蘇、松若也。”著名思想家顧炎武為此特意寫了一篇《蘇松二府田賦之重》的文章。但**如果你認為只有江南地區賦重，那就是太低估朱元璋了，洪武年間，在江西、陝西等地也都出現了大面積的重賦現象。**其他地方雖然紙面上的賦税不算重，但是朱元璋排斥貨幣經濟，設計的極其愚蠢的實物地租造成了運輸和調度上的巨大浪費，老百姓的負擔一點不輕。

朱元璋尤其憎恨江南人民

**至於徭役，明代有裏甲役、均徭和雜泛三種，科目繁多，徭役繁重。**以解運白糧為例，時人就説：“國初有囤户以徵收，有運夫以轉輸，一鄉之中遍役數十人，以為累也。”而且徭役在明朝中後期更加繁重，要是有人想外出躲避徭役，那面臨的懲罰就是杖責一百，然後遣送回原籍，繼續服役。

總之，作為大明朝的百姓之一，皇帝並沒有因為是底層打拼起來的而對你們感同身受，反倒是對爾等賤民變本加厲的剝削壓迫。

你可能會心存僥倖的説我如果是地主，家裏有錢有地，賦税徭役再重都沒關係，那麼我只能説你太低估了朱元璋的無恥程度。在朱元璋眼中，能説上話的只有權力，金錢沒有話語權，他曾經將江浙地區的大量富豪地主舉家強行遷徙去鳳陽、南京等地，至於田產啥的就算孝敬給天子了。

沈萬三的悲劇在明朝一再重演

當然建立不起什麼“資本主義萌芽”

總之在朱元璋的算計下，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國的田地、人口、以及賦税都有較大程度的提高，大明王朝國庫私庫越來越富有，就是不知道百姓有何感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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