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評論：中美關係向何處去_風聞

鄭永年導讀

1月13日，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應邀到廈門大學“南強學術講座”演講。“南強講座”是廈門大學最高規格的學術講座，鄭永年演講的題目為《中美關係向何處去》。

廈門大學經濟學科《商道》編輯部徵得鄭永年教授的同意和授權後，從今天起將通過道亦有道傳媒全網平台持續轉載其評論和觀點文章，以饗讀者。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鄭永年

廈門大學經濟學科**《商道》**編輯部

中美關係向何處去？這無疑是當今世界不得不直面、也不得不回答的問題。**基辛格博士最近兩次就中美關係發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嚴厲的警告，**或者説，同一個警告説了兩次。一次是在紐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年度晚宴上的講話；另一次是在北京召開的由彭博社主辦的新經濟論壇上。基辛格強調了相關的兩點：第一，美中正行走在冷戰的山腳下了；第二，中美一旦發生衝突，將比摧毀了歐洲文明的兩次世界大戰更為糟糕。

無獨有偶，《紐約時報》發表了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署名文章，**認為中美之間的冷戰已經在2019年開始了。**這不是弗格森表達類似觀點的第一次，他已經在多個場合表達過這個觀點。

弗格森是幾年前“中美國”（Chimerica）概念的炮製者，他以這一概念來形容中美之間的高度互相依賴關係，言下之意就是中美兩國不可能發生衝突。但沒有多長時間，弗格森180度大轉彎。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抱有這種悲觀情緒者絕非少數，而是普遍存在。當然，在中國，持這種看法的人也大有人在，只不過不好表達罷了。

01

中美關係三個主要“陷阱”

這種觀點也並非空穴來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一些經驗觀察之上的。在很多人看來，自貿易戰爆發以來，在學術界和政策界一直流行有關中美關係的三個主要“陷阱”，似乎在一一浮上台面。第一個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即認為崛起中的中國必然會挑戰現存大國美國；而美國也必然懼於自己的霸權地位會被中國所取代，從而發生戰爭。

儘管中國方面一直強調中國不會因為“國強而霸”，但美國方面對中國的恐懼變得越來越顯性。儘管沒有多少人認為今天的美國有能力圍堵中國，但中國方面也懼於被美國圍堵。兩大國之間的這種互動似乎已經陷入一個惡性循環，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兩國能夠逃避這個惡性循環。如果這樣，最終的衝突就會不可避免。

再者，兩大國之間的這種惡性互動來源於**第二個陷阱，即“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即兩國之間，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缺少基本的信任。人們注意到貿易戰過程中的很多問題，只是因為雙方沒有信任度而得不到解決，而不是不能得到解決。更為糟糕的是，現在雙方尤其在官僚層面，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情緒化，缺少理性。當雙方的關係被情緒所主導時，就很難進行有意義的溝通，甚至沒有了溝通。在這樣的情況下，信任度無從談起。

第三個“陷阱”即所謂的“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認為當今世界秩序危機並不在於中美之間的爭霸，而在於中美兩國不能合作提供維持國際秩序的足夠的“國際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在一些學者看來，美國和其盟友已經沒有能力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品，但中國或者沒有意願，或者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替代美國提供這樣的公共品。

不過，問題並非如此。在當今如此複雜的國際局勢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有能力獨自提供國際秩序所需要的公共品。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如果中美不能合作，國際公共品的缺失是必然的。

更為嚴峻的是，中國並非沒有意願和能力來提供這樣的公共品；恰恰相反，中國具有強烈的意願和強大的能力來這樣做，問題是，每當中國這樣做的時候（例如“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被美國（和西方）視為是對現存國際秩序的威脅。

美國需要中國提供的是美國所定義的國際公共品，在美國的權力構架內以美國認可的方式來提供。作為一個大國，中國本身對國際公共品有自己的理解，也有自己的提供方式，中國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國的定義和規定的方式來提供。這種不同不僅阻礙了中美兩國在維護世界秩序上的合作，更容易導向兩者之間的衝突。這種不同又可歸因於兩國之間缺乏基本的信任。

不管人們以何種“陷阱”來描繪今天的中美關係，實質上都是在指向日益惡化的雙邊關係，及其對整個國際關係格局的影響。兩國之間的貿易戰顯然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貿易摩擦，而是很快從貿易領域向其他領域延伸，包括技術、軍事、意識形態等。

**美國各方面對中國的批評、攻擊，甚至妖魔化，也達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程度，無論在香港問題還是在新疆問題上，美國無所不用。**可以預見，美國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會製造新的問題，例如台灣和南中國海問題。美國不僅自己這樣做，而且要求盟國和它站在一起應付中國。因此，有人聲稱，北約因為中國重新找到了方向。自然，北約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02

中美關係如何發展

**美國官員早已經強調，應付中國必須是“全政府的”和“全社會的”，**而通過聯盟戰略，美國意圖在世界範圍內應付中國。美蘇冷戰結束以來，因為沒有了共同的敵人，美國和其同盟之間的關係的確在失去方向，但美國如果想通過把中國塑造成敵人的方法，再次強化和其同盟的關係，西方的確會再次陷入一戰和二戰的邏輯。

一旦中美髮生衝突，誠如基辛格博士所言，結果會比一戰和二戰更為糟糕，全世界都會遭殃。一戰、二戰起源於歐洲，主戰場也在歐洲，但今天中美兩國的影響已經遍佈整個世界，兩國間衝突的影響必然會是世界性的。對這一點，沒有多少人會懷疑。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儘管兩國間並沒有爆發一場全面貿易戰，但越來越多國家已經深受貿易戰的影響。

不過，不管中美關係如何發展，有三點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美國（或者西方）內部矛盾“外在化”不僅解決不了其內部問題，而且會加深和惡化這些問題。美國聲稱西方自由民主受到了來自中國等威權主義體制的影響，甚至威脅，但這只是美國因為國內諸多嚴峻問題而失去了信心的表現。實際上，除了那些具有意識形態偏見的人，沒有多少美國人會這樣認為。

西方自由民主所受到的威脅來自西方內部，並非外部。從經濟上説，它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福特工廠時代的工業經濟，幫助美國把工人階層轉化成為龐大的中產階層，這個中產階層便是美國民主穩定的產物。如今，以蘋果手機為標誌的知識經濟，則造成了美國內部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和社會的高度分化，社會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本社會正義。更為嚴峻的是，中產階層大大縮小，民粹主義乘機崛起。

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深刻地影響着美國的政治。隨着中產的萎縮，兩黨政治已經失去了穩定的社會基礎。從前，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充當了兩黨“共識”的社會基礎，因為不管哪一個政黨，如果要執政，就必須照顧到中產階層的利益。現在，當中產不足一半的時候，社會分化加重，兩黨“共識”的社會基礎不再，反對黨為了反對而反對，成為了“否決黨”。民意碎片化，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自然崛起。

**黨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不能形成一個有效政府。**當一個社會面臨如此嚴峻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有效政府就變得非常重要。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或者説經濟結構失衡，可説是市場失敗的產物。市場失敗了，政府就必須有所作為，但黨爭意味着有效政府的不可能，意味着政府的失敗。在市場和政府雙重失敗的情況下，美國（和西方）內部的情況只會繼續惡化。

也沒有人會認為，美國能夠通過內部矛盾“外部化”解決其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歷史上，西方國家的確經常向國際社會轉嫁內部矛盾，但每次轉嫁的結果是國家間的戰爭；國家間的戰爭導致了互相摧毀，互相摧毀之後，便是各國的重建。不過，國家間的關係如果進入了這個邏輯，重建的代價也太大了。

美國今天把矛盾往外轉嫁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下，選票便是權力的基礎，也是唯一的合法性來源，政治人物不敢得罪任何社會羣體，更不敢得罪具有影響力的既得利益。內部改革維艱，甚至改革不動，只好向外輸出矛盾。不過，在全球化狀態下，各國之間已經形成高度的依賴關係，向外輸出矛盾變得很不容易，經常導致“傷人一千、自損八百”的局面。

儘管美國的各類強硬派不斷在中國問題上喧囂，但沒有人去提問這種喧囂的理性是什麼？最後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更沒有人去問這樣做到底能夠解決美國的問題嗎？

03

中國現代化無論如何將持續

第二，**美國針對中國的作為可以拖慢中國的現代化，但阻礙和中斷不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簡單地説，中國的崛起有其自身的邏輯，這種邏輯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是在全球化狀態下展開的，中國也在全球化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但這並不是説中國的現代化要依賴美國和西方才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主要是中國老百姓努力的產物，也是國家開放的產物。

**即使中美之間發生了冷戰，中國的現代化仍會繼續。**中國已經形成自身基於文明之上的政治經濟制度，這套制度儘管還在改進之中，但已經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此外，中國的經濟增長最主要的來源是內需。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最大市場之一，隨着“一帶一路”等項目的推進，中國市場正在急速拓展其外延。

就技術來説，任何一個經濟體在早期發展階段，都會依靠從發達經濟體轉移擴散而來的技術，在這個階段過去之後，就會轉向創新階段，就會出現諸多原創性技術。中國走的也是這樣一個過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投入研發的資金在加速度增加。因為環境變化（主要是中美貿易戰）所帶來的壓力，這一過程只會快。

第三，**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不會任人擺佈，而是具有足夠的能力來抵制美國（西方）的誘惑，被動地拖入冷戰。**一戰和二戰都是起源於歐洲，波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今天美國強硬派要對中國發動冷戰，中國是否有能力抵制？

首先，中國不想主動發動冷戰、也不想陷入冷戰陷阱的主觀意圖是明確堅定的。在領導層面，從早期的“永不稱霸”“和平崛起”到後來的“新型大國關係”、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政策目標都表明了這種堅定性。其次，中國具備足夠的能力防衞和保衞國家利益。

晚清之後，中國遭受了帝國主義的欺凌和侵略。今天，這種情形難以想象。再者，中國也有能力抵制“大國政治悲劇”發生在自己身上，中國已經是國際大家庭的內在一分子，並且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開放狀態下，越來越多的國家變成中國發展的“利益相關者”，美國（和西方）沒有任何可能性想把中國孤立起來。再者，正因為開放，西方在中國問題上也不再是鐵板一塊。由於中國利益的龐大，美國的“放棄”只是意味着“轉讓”，即美國把其中國利益轉讓給其他西方國家。當然，美國“放棄”中國的意圖只體現在強硬派身上，因為“放棄”中國只是行政和政治邏輯，而非華爾街的資本邏輯。

一句話，儘管中美關係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儘管兩國的“冷戰”潛力也浮現上來，但只要中國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來應付之，中美關係並不會如美國的強硬派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