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衰落共存_風聞

一樣是被中斷的漫長文明，一樣是從革命到幻滅的現代社會。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墳墓，埃及有過如此輝煌的古文明，現在卻陷入了衰退。

許知遠專欄的第 6 篇文章，收錄於《單讀十週年特輯》，許知遠帶我們回望 2010 年的埃及，從開羅漫遊至阿斯旺，在失敗的現代都市遇見古埃及的吉光片羽。

VOL.06 / JANUARY 3, 2020

與衰落共存

一

倘若你在一個晴朗、無風、冬日的星期五到來，開羅是一座迷人的城市。空氣裏沒有從沙漠捲來的沙土，馬路上駭人聽聞的車流消失了，沒有此起彼伏的鳴笛聲、引擎聲，你可以輕鬆地從一個地點趕往另一個地點，或是僅僅坐在路旁破舊、無門的咖啡館裏發呆，看着稀疏的人羣從眼前緩緩走過。

人們都進了清真寺。阿拉伯世界的星期五，是基督教世界的星期天，要獻給真主與祈禱。

在開羅已經五天了，我習慣了清真寺的高音喇叭傳出的頌經聲，像是哀婉的音樂。幾天後我才知道，這樂曲式的聲音有特定的意思。“真主安拉，我只信一個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讓我們祈禱吧。”盧克索的一個青年即興翻譯給我聽。

日出、正午、下午三點、日落、夜晚，一天五次，全城瞬間變成了一座無邊無際的清真寺，所有的建築、車流、行人、動物、小攤上的水果，都籠罩在哀傷的祈禱聲中。

我坐在穆罕默德街旁一家小咖啡店裏，塑料矮桌上是一杯土耳其咖啡，赫色粉末漂浮在熱水裏，拒絕溶化，像是冒着熱氣的泥湯。白色瓷磚的牆面已污點斑斑，牆壁的木板上排列着一列水煙，紅綠交織的煙管如蛇一樣纏繞，一個可口可樂的冰櫃上方，電視正播放着祈禱場面，人們都拖了鞋跪在地上，朝着麥加的方向。

這樣的咖啡館遍佈開羅街頭，總是熱氣騰騰。它比清真寺的星月塔尖更代表開羅精神。 1789 年，拿破崙的屬下清點過這裏的咖啡館，1350 家，27 萬人口的開羅，每兩百人一家。它是開羅人休息、發呆、歡笑、閒言碎語、談論信仰與國家、忘記個人孤獨的地方。而如今，兩千萬人住在這個城市，咖啡館的數量已難以清點。

迷人的馬哈福茲説，每當他坐在咖啡館裏，抽上一口水煙，靈感就四處湧來。他曾經喜歡去的費沙維咖啡就在著名的胡塞因市場，開羅的伊斯蘭老城。儘管手持黃藍相間封面的《孤獨星球》的遊客們已經塞滿了這小小的咖啡館，但你仍舊可以感受到它的動人之處。彷彿整個世界的貨物、語言、味道與人種、還有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環繞在你周圍。色彩分明的香料店，像是蒙德利安的畫作，卻比它有更濃烈的味道。我們經常忘記了，這些灰色的胡椒粉、紅色的辣椒粉、還有更多未知的粉末，曾經驅動着世界的運轉。

▲納吉布·馬哈福茲（1911-2006），埃及小説家，1988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麥格巷》《卡什塔米爾咖啡館》《宮間街》等。

在超過三十年的時間裏，馬哈福茲每天在這個市場裏穿梭，觀察小販們的討價還價，坐在費沙維裏抽水煙——他喜歡什麼味道的？蘋果、橙子、還是草莓？白天他是埃及政府一名公務員，但夜晚他卻是這個城市、或許是整個阿拉伯語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他嘗試用巴爾扎克、狄更斯的方式，來描述他的開羅。

每一個開羅人似乎都知道馬哈福茲。我記得在市中心一家肚皮舞的酒吧裏，一位老紳士看到我手中的書，對我豎起拇指：“啊，馬哈福茲，我喜歡他。”他先是記錄這座城市的神話，然後成為了神話本身。不過在馬哈福茲的筆下，現代開羅的神話，不是一千零一夜，而是充斥着革命、壓迫、動盪、希望、抗爭與失落的故事。一些人相信，是他開創了阿拉伯語的現代寫作。 

從咖啡店出來，走上十分種，就是塔拉特·哈布廣場。塔拉特·哈布的黑色銅像矗立在路中央的環島上。他是經濟學家、工業家，創辦了埃及第一家銀行，第一家航空公司，涉及的領域從紡織、船業、出版到電影、保險。他是埃及經濟獨立的象徵之一。

直到 1941 年去世時，塔拉特·哈布也未看到一個真正擺脱歐洲影響的埃及的出現。但他的一生卻是埃及最好的時光。在他出生兩年後的 1869 年，蘇伊士運河通行，在一個日益成熟的全球經濟中，埃及是核心樞紐。伴隨着蘇運河的開鑿與開通，對開羅的改造開始。新城市的面貌與埃及總督伊斯梅爾 1867 年的巴黎之行密不可分。他參加巴黎世界博覽會，是拿破崙三世的座上賓。埃及館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法老的神廟、東方集市還有貝都因人帳篷——典型的歐洲想象中的埃及。但伊斯梅爾着迷的是巴黎城——寬闊的大道、花園、百貨大樓、拱廊……伊斯梅爾僱傭了大批歐洲的工程人員，在開羅西側的空地，建了一座足以巴黎匹敵的新城。

雄心與虛榮，催生了蘇伊士運河與新開羅的誕生，但也將埃及拖入了財政上的破產。歐洲人接管了運河，而英國派來的總督在國王背後行使真正的權力。

我要尋找的是塔拉特·哈布 34 號，亞可比安大廈。我期待它能為我理解埃及提供一把鑰匙。

二

我很難相信，我會真的對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墳墓產生興趣。粉紅色的埃及博物館就在尼羅河畔。第一層擺滿了大理石的雕像、棺材、木乃伊、黃金面具、法老征戰的馬車。來自全世界的遊客擁擠在這裏，年輕的導遊們用英語、法語、日語還有中文，熱情洋溢地講述着古老文明。但它們不讓我興奮。或許這與我在中國的經驗有關，從幼年時我們就牢記中國燦爛的五千年文明，但這口號，四大發明、長城、敦煌，都在單調的重複中，失去了魅力。倘若你把這些口號與現實的中國作比，一種致命的荒誕和嘲諷感油然而生。我們是禮儀之邦嗎？我們是文明古國嗎？

每個人都有熟悉一個陌生城市的方法。有的人依靠地圖，有的人要攀上最高端，有的人要坐遍主要線路的公共汽車，有的人要長久的散步。而書店總是我理解一個城市的支點。或許是我的頭腦太過懶惰、內心太脆弱，面對撲面而來、熱氣騰騰的新經驗茫然無措，或是我總是“生活在別處”，要麼執迷於過去、要麼盲目地暢想未來。印刷在紙面上的痕跡，提供了穩定的秩序、經過檢驗的世界觀，還有所謂“縱深的經驗”——一個旅行者淺薄的新鮮感，怎能與咖啡館中吞雲吐霧的本地作家的感受相比？

這家美國大學書店，是我見過的第一家出入需要安檢、登記護照的書店。對我而言，它就像都市的小綠洲。在滿是阿拉伯語、處處破敗的開羅，它明亮、整潔、是一個我能讀得懂，又經過整理分類的世界。這裏有福樓拜和薩義德描寫的埃及，有幾代本土作家的開羅，幾千年的歷史、重重疊疊的文化、革命與日常生活，都被精心排列，只等你隨時探取。我買了《亞可比安大廈》。之後幾天，我在這本小説和現實的開羅之間穿梭。

夜晚的尼羅河緩慢流動，到處都是人，車流，人們浸泡在污濁的空氣裏。除去在美國大學書店，我再沒有看到過一塊乾淨的玻璃，一張整潔的牆面。即使夜色已至，你仍能感覺到那種強烈的灰濛濛的質地。似乎一切都已年久失修，一切都衰退。我從沒見過如此破敗的政府大樓，很多玻璃窗顯然破碎已久。1970 年代的菲亞特堵塞在馬路上，油漆斑駁、車門破損，司機們亢奮、焦灼地按着喇叭。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穿過開羅的馬路都是一樁輕微的冒險。

“哪裏是市中心？”我問路上的行人。沒有想象中堪作路標的購物中心、寫字樓，市中心只有一家接一家的店鋪，賣着相同的商品。像極了中國的二、三級城市，與其説是商店，不如説是批發市場。三米高的玻璃櫥窗裏，擺上幾十個塑膠模特，裏三層、外三層、摩肩接踵的排列着，彷彿她們在不斷的自我克隆。慘白的燈光，衝到街頭的音樂，海量而雷同的產品，或許是匱乏已經從外在轉到了內心，人們對打折的貨物有着永不消退的胃口。

一個失敗的現代都市，這是我對開羅的第一印象。

▲開羅

我開始閲讀《亞可比安大廈》。在序言中，阿斯旺尼回憶了他的出版經歷。1995 年，當阿斯旺尼試圖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説集時，由於私人出版業非常弱小，他找到了埃及書籍出版總社（General Egyptian Book Organization），這個部門掌管了公共出版業。出版總社決定了一本書是否能夠出版，但它的評審委員不是專業的作家、編輯，而是從不同部門臨時抽調來的職員，可能是司法人員，也可能是會計，他們參加評審，僅僅是為了獲取額外收入，儘管這收入少得可憐。阿斯旺尼對自己的小説很有信心，卻沒有獲得出版，因為他沒能説服他們，小説主人公嘲笑民族英雄穆斯塔法·凱末爾的話，不是作者的本意——虛構的人物和作者之間，是有差異的。《亞可比安大廈》是阿斯旺尼最後的努力，他已準備移居新西蘭，而這本小説是對埃及的告別。他是一位在美國受訓的牙醫，回到埃及，僅僅是為了他的業餘愛好——寫作。這條道路似乎已經封死。

最後的努力帶來了奇蹟般的成功。2002 年，這本書在一傢俬營出版社出版後，成為埃及也是阿拉伯語世界最暢銷的小説。2006 年，這部小説改編成的電影上映。

1937 年，亞美尼亞商人亞可比安建造了這座十層高的公寓樓。房客中有政府高官、百萬富翁、歐洲製造商，埃及的大地主……他們是當時埃及政治與經濟秩序的受益者， 0.5% 的人，掌握了 70% 的財富。這也是一個自由實驗的埃及，有議會，有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新聞自由，教育水準則在阿拉伯世界遙遙領先，它也有觀念開放的世俗化社會，不同的種族、語言、文化，彼此交融。

公寓樓的命運是埃及歷史的縮影。革命不僅給很多埃及人帶來了渴望的尊嚴，也帶來了一個更嚴密的社會控制和排外的浪潮——歐洲人、猶太人與富有的埃及人被迫離去，他們被視作舊政權的合謀者。新政權的特權者成為新租客，他們大多來自社會底層，驟然獲得的特權沒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公寓變得擁擠，房間裏養雞養鴨，再沒人願意維護公寓。1970 年代，昔日的市中心衰落了，新貴們搬往了新區。公寓被不斷地轉租、不斷破敗。

阿斯旺尼講述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衰敗之中。一名要進入政界的製衣商人、為了生活要出賣身體的美麗少女，要成為警察、卻被現實逼迫成為一名宗教極端分子的學生，頑固地想保持昔日優雅的沒落貴族……小説中的每一個房客，都恰似時代的縮影。大廈衰敗的背後，是整個社會的潰敗。這是一個權力主導一切的社會，道德已經崩潰，腐敗無處不在，美好的價值難以生長。不僅埃及衰落了，埃及人也墮落了。這部小説觸動了整個埃及的神經——是不是 1952 年的革命，徹底錯誤了？

一間婚紗店、一個牙醫診所、一家青年旅館，下午的亞克比安大廈毫無生氣，連小説裏那種令人擁擠的喧鬧都沒了，只剩下遺忘。我坐在寬闊的前廳的高高的台階上，看着掉色的淺綠牆壁，深棕色的信箱，還有門內側頂上的霓紅燈管，正是花體的 YACOUBIAN （亞克比安）。你可以想象，1937年它初次閃亮時，建造者和房客們的欣喜若狂。

不知有多少人對老上海產生過類似的感受。開羅是“尼羅河畔的巴黎”，而上海則稱自己是“遠東的巴黎”。很多中國人在法租界躲避過戰亂，中國最有才華的作家在這裏寫作、辦報，批評當權者，這裏有咖啡館、電影院、百老匯歌舞、賽馬、賭場、黑社會……它到處是西方的優越感，但也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新奇與優雅。

漫步在老市區，你會發現成片的歐式建築，它們很多都比亞可比安大廈更雄偉與典雅。耐心觀察這些建築，你會發現它們像是從巴黎移植而來，你可以想象它們初建時的典雅，而如今被風沙、歲月敗落，吞噬在小商鋪的嘈雜中。

它不由得讓人想起《亞可比安大廈》電影中結尾的一幕，沒落貴族扎基在夜晚的塔拉特·哈布街頭絕望地喊道：“時尚先於巴黎出現在這裏，街道一塵不染，人們每天都清洗，商店很時髦，人們有禮貌……這些建築比歐洲還好，現在甚至隨便在樓道里倒垃圾，我們生活在埃及的衰落時代。”

三

我還是去了埃及的南方，盡一個旅行者的義務。在阿斯旺，我看到和開羅截然不同的尼羅河，河水湛藍如海洋，我住在河中央的 Elephantine 島上，當年這裏是非洲象牙的交易地。每天推開窗，正好看到河面上的白帆船。Cataract 老酒店在對岸，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在那裏寫出了《尼羅河上的慘案》。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英國女偵探小説家、劇作家，代表作有《東方快車謀殺案》《尼羅河上的慘案》等。

當地的努比安人膚色黝黑。埃及的顏色到這裏變深了。我們乘車繼續向南三個小時，是阿布辛布。

自從 1813 年被意大利冒險家發現以來，阿布辛貝神廟驚奇了每一代旅行者。我讀不懂那些象形文字，古埃及的美在之前的其他神廟都已呈現，剩下的就是規模了，雕像越高大、石柱越粗壯，我就只能越強迫自己驚歎。

從阿斯旺到阿布辛貝，再到盧克索，最後一站是古埃及文明的頂峯，一座純粹的遊客城市。國王谷睡在尼羅河東岸，而兩座巨大的神廟在西岸。它的市容的確與眾不同，更乾淨、整潔，馬路中央甚至種了樹，上面有聖誕節的塑料燈。據説雄心勃勃的州長，在過去三年裏以埃及官僚系統罕見的高效重整了市容，他宣稱要把盧克索變成一座露天的博物館。

成為博物館的滋味到底是什麼？我想起在《金融時報》讀到的一篇評論《未來的博物院？——歐洲此刻的選擇》。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森的憂慮恰似此刻的歐洲情緒——在一個亞洲和其他地區迅速崛起的年代，歐洲是否越來越變成了無關痛癢的力量？配合文章的漫畫裏，在玻璃罩下是一個懸掛歐盟旗的歐洲城堡，而兩名中國人與一名印度人正圍着它好奇地打量。成為博物館，意味着宣告死亡。

而盧克索，或許整個埃及，都在期望通過博物館獲得重生。歷史與現實達成了奇妙的結合。法老們崇拜死亡，他們一生唯有兩件事：征戰、修建自己墳墓。而七千年後，這些對死亡的崇拜，變成了此刻埃及的主要依靠。

卡納克神廟超出預料的宏偉，即使人頭攢動的中午時分，都不足以分散它少許的震懾力。兩三個身着藍色長袍、包着白頭巾的老人偶爾經過巨大石柱和廢墟，像是遺蹟的暫時的託管者。阿拉伯人在八百年前佔領了埃及，歐洲人在兩百年前到來，但所有人都只是暫時的保管者。

1849 年的最後一天，28 歲的南丁格爾也曾到此。比起對建築本身，她更驚異的是神廟下的生活：“孩子們的眼睛沾滿了東西，蒼蠅落在上面，母親不去驅趕它，説這‘對他有好處’，紋身的男人坐在地上，駱駝舔着腳掌……”

“盧克索人，”一位開羅的朋友説，“是最糟的埃及人。”而英國記者布萊德利更刻薄，他説盧克索是埃及喪失了尊嚴的標誌，而這種喪失與政治直接相關。“如果説納塞爾給埃及人的禮物是驕傲，”他在《埃及內幕》中寫道，“穆巴拉克則創造了一種文化氛圍——無恥的機會主義和缺乏尊嚴是唯一被獎賞的品質。”布萊德利給出的極端例證是盧克索盛行的本地青年與西方中、老年婦女的露水婚姻。

廉價的好奇心，戰勝了宏偉的神廟。在街頭和酒吧，我四處尋找年齡不相宜的一對。在綠洲咖啡店，一個善談的英國婦女主動講起了他的埃及丈夫。她看起來在 45 歲上下，有着英國人少見的爽朗，大該是盧克索終年的日照讓她早已忘記了倫敦的陰霾天氣。她仍不會説阿拉伯語，用英文説起埃及可怕的結婚手續，丈夫比她年輕，他們開一家餐廳，叫“尼羅河的珠寶”。

“她的婚姻算得上成功。”英國女人離去後，大衞説。他是咖啡店的老闆，一個毛髮很重、肚子很鼓的美國人，自從 1969 年到德黑蘭學習阿拉伯語之後，再也沒離開過中東。他的咖啡店已開了將近十年，他熟悉這個城市的每個人，每個人也都熟悉他。對於這些速配的婚姻，他語帶嘲諷地説：“這是盧克索最大的產業了。”

咖啡店裏有過期的《外交事務》、《紐約客》，是本地的西方人與旅行者的聚會地。他説起這些年在埃及的經歷，他從未讀過《埃及內幕》與《亞可比安大廈》，卻一口咬定他們的悲觀論調，既無知又荒誕。“你可以説穆巴拉克有問題，但是倘若自由選舉，他還是會當選，”他的語氣既嘲諷有肯定，“他們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了。”他暗含的意思是，阻礙埃及的不是領導人與政治制度，而是更深層的東西——埃及人的文化、社會心理。我似乎聽到他在説“他們就該當目前的樣子”。

一些時候，你的確覺得“他們該當如此”。在盧克索的大街上，我和馬車伕吵起來。“我的朋友，你説給我多少就給多少。”一路上我不斷碰到這樣的小販、導遊、出租車司機、趕馬車的人。倘若你給予的並沒有達到他們的期望，最初的慷慨就會變成喋喋不休的討要。一切都是模糊的，所以每次正常的服務，都變成了討價還價。他們知道旅行者的耐心有限，所以總是能夠得到他們期望的價格——經常要比本地人高上十倍。這兩個身穿藍色長袍的馬車伕，剛才還遞給我捲煙，和我説起英國女人如何如何，現在突然提出多要五十塊錢，因為“馬累了，需要小費”。不知為什麼，我突然變得憤怒與煩躁，一個旅行者的種種新奇感和耐心都無影無蹤了，我開始大聲斥責，威脅着下車，一分錢也不給他們。他們又突然安靜下來，剛才的執着與生硬都消失了，滿臉堆笑與故作的詫異：“我的朋友，你為什麼生氣？我們是朋友，你還要煙土嗎？”

我想起了奈保爾對於非洲人與印度人的刻薄描述——他們擺脱了殖民者，卻沒有獲得真正的獨立，他們仍有着被殖民化的頭腦，缺乏獨立與自尊。我不得不承認，很多時候，他是對的。但是，我也理解他們的感受。你知道中國人是如何對待外國的旅行者的。倘若你長期生活在一個匱乏的社會，見慣了弱肉強食，金錢就會摧毀掉一個人最後的純真。

但也有一些時候，你可以看到一個人如何在壓力與誘惑下，頑強地保持尊嚴。在開羅的維多利亞旅館，我碰到餐廳值班的服務員，他眼窩深陷，有一張安靜、愁苦、又極富自尊的面孔。正是夜半，所有人都睡去了，他用手機放着阿拉伯語老歌，一邊給我準備三明治，一邊藉助一本阿拉伯與英語的字典，談起他的個人故事。白天，他是小學教師，從早晨九點到下午五點，在學校教課。到了晚上九點，他在這裏照管餐廳，一直到凌晨七點，房客們開始吃早餐為止。“那你什麼時候睡覺？”我問。“下午五點到九點之間，吃一點就睡，然後就是休息日，學校週五休息，餐廳是週日，這兩天我就一直睡。”他有三個男孩子需要供養，這樣的生活，他已經過了二十年。他的例證不算新奇，很多埃及人需要兩份以上的工作，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

臨行前，一個在開羅工作的小夥子對我們説，“這是他們所依賴的一切，你還能指望他們怎麼樣？”

四

在埃米爾電影院，我看到了《阿凡達》。影院破舊、觀眾稀疏，看不到一個女人。亞歷山大城的繁華與喧鬧都集中在 Saint Stenfano 新區，那裏有購物中心、四季酒店和星巴克，穿着牛仔褲的姑娘和小夥子們，徹夜遊蕩。我所住的老市區，榮耀不再，只有亞歷山大圖書館是嶄新的。但倘若有耐心，你會發現它們曾是多麼典雅，它們是 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初的遺蹟，是一個一心要變成另一個歐洲城市的亞歷山大的見證。老城堆積着層層的記憶，從 23 歲征服世界的馬其頓的年輕君主，妖冶的克利奧巴特再到奧托曼帝國和拿坡侖的艦隊，它訴説着埃及人獨特的身份——埃及不僅是尼羅河文明、伊斯蘭文明，也是地中海文明。

在 20 世紀後半葉，這裏發生的最重要的故事，是一次演講。1956 年 7 月 26 日，年輕的總統納塞爾在交易廣場發表了震驚世界的演講——僅僅三年的革命政府要收回蘇伊士運河。自從 1882 年以來，它一直處於英國人的管理之下，是埃及獲得真正獨立的陰影。宣言有着錯綜複雜的背景，與納塞爾的性格緊密相關，也是新政權的權力本質的展現。不過，對於埃及人與整個阿拉伯世界來説，沒人想去探究這前因後果，它是一次徹頭徹尾的狂歡——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西方的屈辱，被一掃而空。在接下來的十年中，納塞爾是全體阿拉伯人的領袖，他倡導“泛阿拉伯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他象徵着中東重獲的“尊嚴”，也是一個帝國退卻、殖民地獲得獨立的年代最重要的聲音。

《阿凡達》就像是詹姆斯·卡梅隆其他電影一樣，是精良的特技和煽情風格的結合，黑白分明的簡化世界觀貫穿其中——殘酷的壓迫與正義的抗爭，它還如此不可救藥的追隨時髦情緒——人人都在談論全球變暖，我們就來崇拜自然吧。身在埃米爾影院（埃米爾是伊斯蘭長老的意思），你很輕易產生這樣的聯想——西方人（一開始人英、法，如今是美國）帶着他們的資本主義邏輯與現代科技而來，破壞了原本自主的伊斯蘭世界。喚醒生命與力量的巫師，是納塞爾，也可能是本·拉登（當“ 9·11 ”事件發生後，中東很多地區是多麼的欣喜若狂）。

簡化的世界觀有着無窮的魅力，它以不同的面目出現。它是共產主義，是反殖民運動，有時則以自然主義的面貌出現。總存在着明確的敵人和解決方案，只要推翻它，就可以獲得拯救。但歷史並非如此，審判了資本家、趕走了帝國主義、或是流放了封建的君主之後，一個新世界常常並未到來，在很多時刻，它甚至變得更糟了。如今的埃及，正沉浸在對法魯克國王的懷舊之中，而對 1952 年的革命則心生憎惡。至於納塞爾贏得的尊嚴，在 1967 年與以色列的戰爭之後，再度轉化成羞辱。那個曾被美化的泛阿拉伯主義，從未達成真正的聯盟，不同的阿拉伯國家也從未有過真正的和睦。但處在激動情緒中的人們，沒興趣理會這些東西。

**▲**法魯克一世（1920 年 2 月 11 日－1965 年 3 月 18 日），全名穆罕默德·法魯克（Muhammad Fārūq），埃及國王，1936 年至 1952 年在位，是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第十任統治者。

一個專制、傲慢的政權令人憎恨，但這不意味着所有憤怒的大眾與反抗情緒，就可以被浪漫化為正義和希望。20 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充滿了這樣的例證，它們都以簡單化的希望為開端，以更深刻的幻滅為結果。一個喪失了細微的感受力與判斷力的社會，經常是這種希望與幻滅交替作用的温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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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終，我見到了阿斯旺尼。約定的時間是晚上九點，他的診所。夜晚的街上靜無一人，路燈昏暗，阿斯旺尼牙醫診所的白色廣告燈箱難以被錯過，“ Dr. Alla EL Asswany ”，名字和他的職業赫然其上，標明在第四層。

阿斯旺尼從診所的裏間走出來，身形高大、寬闊。“左拉是醫生，契訶夫也是醫生。”他絲毫不覺得自己的雙重生活有什麼特別。很少有埃及作家能夠依靠自己的寫作維持生活，馬哈福茲一直是一名公務員，直到 1988 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寫作給他帶來的收入少得可憐。

《亞克比安大廈》出版之後，儘管前所未有的暢銷，但兩年內僅僅給阿斯旺尼帶來九千元的收入。直到外語版本出現後，這一狀況才得到緩解。幾個月前，它在全球賣出了 100 萬冊。他仍願意繼續行醫，他擔心成功會限制他的生活。還有什麼比和形形色色的病人談論病症，交流感受，更能保持着一個作家與現實生活、與社會的敏感呢？

埃及也是他的病人。“貧困、腐敗、教育、甚至恐怖主義，這些埃及面臨的問題，都只是病症，”他説，“它們都來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獨裁。而民主是最好的解藥。”

和小説中瀰漫的絕望相比，他在現實中的樂觀令人意外。

他説，儘管沒有成熟的反對黨，但是他聽到了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希望就在其中。他和他的朋友們正熱烈地期待巴拉迪的歸來。去年 11 月離任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或許是最有國際影響力的埃及人。他可能會競選 2011 年總統的消息，是對埃及政治秩序令人振奮的衝擊。現任總統穆巴拉克已經在任 29 年之久，所有埃及人都知道，他很有可能把權力移交給兒子賈馬爾。

通過他每週一次的專欄與沙龍，阿斯旺尼是一個熱忱的公共生活的倡導者。但他不準備加入任何黨派。“小説家本身就是政治力量。”這句話適用於所有政治高壓下的社會。他説，小説要激怒人，迫使人們深入思考他們的生活。這或許解釋了他的小説中為何充斥了性描述——在一個蒙面婦女日漸增多、腐敗無處不在的社會，性仍是個禁忌的話題。

你甚至可以説，他的小説，政治與社會效果超越了文學性。不管是《亞克比安大廈》還是《芝加哥》，它們都像是情節緊湊的肥皂劇。情節扣人心絃、結果卻在預料之中，人物太過類型化，不管是商店的營業員，投身極端主義的青年，還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他們似乎都只是自身背景與現實力量的產物和俘虜，他們無法逃離自己的出身、膚色、性別、階層，一切努力最終都只是迎來幻滅。它們是充滿快感的閲讀，卻很難説是傑出的文學作品。

西方世界給予他的廣泛承認，與其説是出於文學表達，不如説是出於政治姿態。阿斯旺尼自有其辯護方式。他説自己的小説是給普通人閲讀，而不是文學評論家。

我們的談話時斷時續，有時淹沒在突然傳來的機械噪音中，有時則被進出的人打斷，阿斯旺尼和他們用阿拉伯語談上幾句。其中一位老先生離去後，阿斯旺尼説，這是他的病人，也是開羅大學一位政治學家，著名的反對派——他們在診所談論牙齒和埃及的未來。

我們的話題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延展到穆巴拉克，阿斯旺尼給我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受：他對埃及人獨特性的強調幾至沉醉。它有過如此輝煌的古文明，它曾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現在卻陷入了停滯與衰退。

它是歐亞的連接點，有尼羅河，有蘇伊士，有細長棉，有石油與天然氣，還有 8000 萬勤奮的埃及人，“我們埃及真的不同，從亞歷山大到喬治·W·布什，沒人能忽略埃及的戰略位置。”

如今，阿斯旺尼最期待的變化來自巴拉迪 。巴拉迪的歸來——似乎是另一個奧德塞歸來的故事，另一個現代童話嗎？“歷史上的任何變革都來自不可想象的夢想”，他説，“很可惜，你們要走了，看不到這個場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