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建業：石峁人羣族屬探索_風聞
中国考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官方账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2020-01-18 21:43
摘要：文章認為石峁人羣屬於傳説中的黃帝后裔北狄先民，理由有四：其一，通過老虎山文化的南下與“稷放丹朱”事件的對應，可證老虎山文化遊邀類型可能屬於后稷族系遺存，則老虎山文化石峁類型理當屬於和后稷族系同源人羣的文化；其二，通過石峁類型末期較多陶寺晚期文化因素的出現，可證石峁類型可能屬於姬周先祖不窋“自竄於戎狄之間”之“戎狄”文化；其三，老虎山文化的重要源頭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被推測為黃帝部族的遺存，文獻中后稷族系和“北狄”等部分“戎狄”屬於黃帝后裔，説明老虎山文化石峁類型和遊邀類型樣，可能都屬於黃帝后裔的遺存；其四，石峁類型的後繼文化也當屬於戎狄文化。
陝西神木石峁古城是近年中國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人們在驚歎其巨大體量、宏偉建築、精美玉器、詭譎浮雕的同時，不免會聯想到石峁人羣的族屬問題。完成如此壯舉的“石峁人”到底是些什麼人？在古史傳説中有沒有他們的位置？我曾發短文簡略表達過“石峁人”或屬北狄先民的觀點，本文試做進一步的論述。
一、石峁遺存屬於老虎山文化
首先應當明確石峁遺存的考古學文化歸屬。
石峁遺址所出典型陶器，主要有雙鋬鬲、斂口甗、大口尊等，和陝北其他區域以及內蒙古中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北部龍山時代遺存的主體陶器基本一致，我們曾將這類狹義“北方地區”的龍山遺存統稱為老虎山文化。老虎山文化有不少地方性差別，可以分為若干地方類型，或者若干“亞文化”——田廣金最早提出“老虎山文化”的名稱，但僅用以指稱內蒙古中南部龍山遺存；魏堅稱鄂爾多斯地區龍山遺存為永興店文化；張忠培稱晉中龍山遺存為杏花文化；石峁所代表的陝北北部遺存有一定特色，如三足甕出現最早且發達，可稱之為老虎山文化石峁類型，當然稱石峁文化也未嘗不可。
發掘者將石峁古城遺存分為早、晚兩期，早期流行寬襠的斝式鬲，晚期變為尖角襠的典型鬲，新出三足甕、盉等陶器，絕對年代分別在大約公元前2300~前2100年、公元前2100~前1800年，大致相當於我們劃分的老虎山文化前期晚段和後期。
和中原等地相比，前期階段的老虎山文化還是比較“落後”的，雖因戰爭頻繁而常見石牆山城，家族組織也已凸顯，但缺乏大城、大墓和貴重物品，社會分工、貧富分化不明顯，我們曾稱之為社會發展的“北方模式”，與分化嚴重的“東方模式”和樸實執中的“中原模式”有一定區別。至於石峁石城的超大規模，玉器、獸面紋裝飾等的出現，當為其與陶寺文化傳統碰撞交流的產物，並非北方地區的固有因素。
二、老虎山文化南下臨汾與“稷下丹朱”
約公元前2100年左右，中國東亞季風氣候區出現“乾冷事件”，北方長城沿線農業發展條件變得異常惡劣，曾經繁榮一時的岱海地區老虎山文化聚落羣驟然消失，雙鋬鬲、細石器鏃和卜骨等北方文化因素大範圍南下，一直流播到黃河中下游地區，表明在龍山前後期之交，老虎山文化有過明顯的向南移動和影響態勢。這當中以老虎山文化南下臨汾盆地最具戲劇性。
龍山前期，在晉南臨汾盆地突然出現發達的陶寺文化，陶寺都城近三百萬平方米的宏大體量、豪華大墓、精美玉器等，都令人印象深刻，王文清、鄒衡等提出陶寺文化為堯所屬的陶唐氏遺存。而陶寺文化的勢力範圍可能已經南達黃河沿岸，西越黃河進入延安地區，分別以芮城清涼寺墓地和延安蘆山峁遺址為代表，這兩處遺址也都以出土大量精美玉器而聞名。我們曾提出，陶寺文化的出現，當為東方地區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人羣西遷所致，可能對應傳説中的“唐伐西夏”事件。
但到龍山前後期之交，風雲突變，原本有斝無鬲的臨汾盆地出現大量類似晉中的雙鋬陶鬲，陶寺文化也因此而變為陶寺晚期文化，説明北方地區和晉西南人羣之間曾經發生過激烈的衝突戰爭。後來的考古工作發現陶寺遺址還存在暴力屠殺、摧殘女性、瘋狂毀墓等現象，臨汾下靳墓地、芮城清涼寺墓地的大中型墓葬也盡數被毀，由此可見老虎山文化人羣“殘暴”的一面，讓人不由得聯想到石峁所出以青年女性頭骨為主的多個頭骨坑是否就是殺害戰俘的結果。但陶寺晚期文化之初的雙鋬鬲和晉中游邀類型者更接近，更應該是晉中人羣南下摧毀陶寺古城，而不一定是石峁人羣。
老虎山文化遊邀類型的南下臨汾和陶寺文化的衰亡，可能對應《古本竹書紀年》所記載的“稷放丹朱”事件（《山海經•海內南經》注引《古本竹書紀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稷或后稷，即傳説中周人的始祖，錢穆等認為后稷與其母有邰氏姜嫄的居地就在晉西南地區。丹朱傳説中為堯子，其始居地應該就在“堯都平陽”（《漢書•地理志上》河東郡平陽條下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漢書•地理志下》中山國唐條下有“堯山在南”，應劭曰：“故堯國也。”）——晉南臨汾盆地，對應的考古學文化當和堯一樣，為陶寺文化。由此推測，老虎山文化遊邀類型有可能是最早的后稷族系文化或者最早的姬周文化，陶寺晚期文化是稍晚的姬周文化。體質人類學分析結果也表明，碾子坡等周人組與陶寺、遊邀等山西古代居民組有最為密切的關係。鄒衡早年曾將先周文化的淵源追溯到所謂光社文化，也就是晉中地區晚於遊邀類型的文化，確有先見之明。這樣一來，同屬老虎山文化的石峁類型，即便不屬於后稷族系，也當與其關係極為密切，屬於一個大的人羣集團。
三、陶寺晚期文化的西北向遷移與不窋“自竄於戎狄之間”
陶寺晚期文化，也即稍晚的后稷族系文化，在晉西南地區延續了約300年，到大約距今3800年之後，隨着二里頭文化勢力從洛陽盆地進入，才徹底告一段落。令人奇怪的是，陶寺晚期文化典型的大肥袋足鬲、深腹簋、三足杯、單耳杯、鬹形器、折肩罐等陶器在晉南消失，卻突然出現於陝北北部石峁類型末期的神木新華、石峁遺址，以及鄂爾多斯地區的朱開溝早期遺存等當中。
《國語•周語》記載：“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注：“衰，謂啓子太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夏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竄，匿也。堯封棄於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韋昭以“太康失國”解釋“夏之衰”，可謂確當。按照夏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的方案，王灣三期文化後期就應當是早期夏文化，“太康失國”就應該發生在公元前2千紀之初的王灣三期文化後期偏晚階段，相當於石峁類型晚期。而陶寺晚期文化因素恰好於此時進入陝北—鄂爾多斯地區，豈不正對應姬周先人不窋“自竄於戎狄之間”的事件？
然則又如何理解“戎狄之間”？韋昭顯然是從戎狄有別的角度，認為戎在西方，狄在北方。但《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前面説“可以威民而懼戎”，後面講“狄之廣莫，於晉為都”，將戎和狄當作了同一個對象。按照王玉哲的梳理，西周以前北方已有狄（即易）的名稱，春秋戰國時期所謂戎、狄可以互稱，戰國末期才如《大戴禮記•明堂》所説出現“南蠻、東夷、北狄、西戎”這樣整齊劃一的説法。實際上我們目前無法確證“自竄於戎狄之間”到底屬於哪種情況，但説石峁類型可能屬於籠統的“戎狄”之文化，或者“戎”與“狄”之某一支的文化，應該大致不差。
四、石峁類型具體可能屬於黃帝族系後裔北狄的文化
龍山時代的老虎山文化雖與晉南文化面貌各異，分庭抗禮，但其淵源卻都是仰韶文化，都有着晉西南、豫西和關中東部的廟底溝類型的深厚基因。我們曾撰文論述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可能是黃帝族系的文化，那麼，老虎山文化就應當是黃帝族系後裔的文化。上述老虎山文化遊邀類型可能對應后稷族系。后稷姬姓，而據《國語•晉語》：“昔少典娶於有
無獨有偶，屬於黃帝之後的還有可能姬姓的北狄。《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大荒北經》也説：“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知北狄、白犬、犬戎在傳説中也都是黃帝后裔，或者説他們本來就是同一羣人的不同稱呼，白犬或即白狄。《世本》又説：“鮮虞，姬姓，白狄也。”推測白狄可能也是姬姓，與后稷同宗黃帝。這就是説，石峁類型可能籠統屬於“戎狄”文化，具體屬於黃帝后裔北狄的文化。
當然戎也有姬姓宗黃帝者。《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晉伐驪戎”，杜預注：“驪戎……其君姬姓。”又“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所以也不排除石峁類型與姬姓戎有關的可能性。
五、石峁類型的後繼文化也當屬於戎狄文化
老虎山文化的繼承者，是內蒙古中南部和陝北等地的朱開溝文化，再之後的晚商時期，則發展為陝北的李家崖文化和鄂爾多斯地區的西岔文化等，陶鬲、甗、三足甕延續，石城衰落，新出刀、劍等各種武器工具類和裝飾品類“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屬於半農半牧文化。
李伯謙認為，晉陝高原的石樓—綏德類型青銅文化的族屬，當為甲骨文中記載的和武丁長期爭戰的
有以上論述，就可得出石峁人屬於傳説中的黃帝后裔北狄先民的推論。也可知狄人至少四千多年以來就生活在長城沿線，和華夏同源而交流，同根而相煎，《墨子•節葬下》“堯北教乎八狄”的説法並非全屬妄言。石峁所出玉器、石浮雕上的人面形象，着意強調突出的顴骨，説明狄人和華夏人具有類似的形貌特徵，而絕非西方人形象。狄人曾經達到過令人難以置信的文明高度，為多元一體早期中國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過重要的貢獻。
沈長雲早先主要通過對歷史傳説的鈎沉，提出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的觀點。但黃帝和黃帝后裔畢竟並不是一回事。黃帝不會晚到堯舜禹時代，不會晚到龍山時代。呂智榮雖然和我同樣提出石峁古城可能為古代狄族先民之都邑的觀點，但他將石峁遺存歸之於“黃帝的後裔”“共工氏”，則是我不能同意的，因為共工氏在龍山時代大約是以豫北輝縣一帶為中心的，而且一般認為其先人可能為姜姓炎帝而非姬姓黃帝。至於張懷通提出的“石峁古城是上古西夏的都邑”的觀點，與我所論“西夏”年代相差甚遠，我認為難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