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中國的發展道路_風聞

來源：《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金偉

原帖：http://marx.cssn.cn/mkszy/gwmkzy/202001/t20200117_5079777.shtml?COLLCC=3737258217&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全球化; 工人階級;

　　作者簡介: 金偉,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湖北武漢430072)。;

　**[受訪者簡介]**馬丁·阿爾布勞,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英國社會學協會榮譽副主席,威爾士大學榮譽教授,波恩大學卡特漢堡高級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曾任中國比較視點網(CCPN)首席研究員,倫敦證券交易所全球治理中心高級訪問研究員。馬丁·阿爾布勞的名字通常與“全球化”概念聯繫在一起。他是最早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學者之一,20世紀90年代就以《全球時代:超越現代性之外的國家和社會》一書奠定了其在全球化研究領域的先鋒地位。他曾任英國社會學會主席,是社會學權威刊物《國際社會學》的創刊人和前主編。主要研究方向:全球化的社會和文化方面、全球公民社會和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中的地區主義、國籍和全球性的敍述、世界主義和社羣主義等。

　　2019年3月金偉在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做訪問教授時,對馬丁·阿爾布勞教授進行了採訪。

　一、全球化的最新演變及其帶給我們的影響

　　金偉:馬丁教授,您好,很高興您能接受採訪。可以説,您的名字通常與“全球化”概念聯繫在一起。您是最早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學者之一,您的《全球時代:超越現代性之外的國家和社會》一書奠定了您在全球化研究領域的先鋒地位。從20世紀70年代全球化概念的提出到今天,您認為現階段的全球化與之前的全球化階段有什麼不同?

　　馬丁·阿爾布勞(以下簡稱“馬丁”):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兩個幾乎所有關於全球化的討論都要談論的問題——我們什麼時候開始使用全球化這一術語和真正的全球化是何時開始的。換句話説: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世界發生了什麼變化才促使我們使用這個術語?

　　歷史上發生了什麼?我們如何看待歷史?這是相互獨立的兩個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説,全球化早在“全球化”這個詞問世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而“全球化”這個詞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流行起來。“全球化”之所以在1970年問世,僅僅是因為全世界的相互聯繫越來越密切,世界越來越融為一體了。世界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人們早在這個詞出現之前就已經感知到了。我認為最著名的例子是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他們談到了世界市場的發展——資本如何擴張到全世界。他們認為資本的擴張是資本主義固有的特徵,這和後來所謂的全球化沒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20世紀70年代出現“全球化”這一術語?我認為這與“全球”一詞的流行有很大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人們談論了很多全球話題,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原子彈爆炸,這對地球構成威脅,而這種威脅是全球性的。所以“全球化”這個詞變得非常流行,不久之後,它就派生出“全球化”這個術語,就像“現代”這個詞派生出“現代化”一樣。

　　現在再來看看全球化的發展進程。隨着20世紀80年代這一概念的發展,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被商界壟斷。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全球化”幾乎與馬克思所説的全球經濟擴張重疊了。

　　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為政治家們接受,尤其是在美國、英國和歐洲。這些人包括比爾·克林頓總統、託尼·布萊爾首相,他們使全球化演變為現代化,使之成為現代化的下一個階段,與通信技術密切相關。如果喜歡,這一時期可稱之為全球化第三階段。當然,進入21世紀後,克林頓和布萊爾的樂觀主義受到沉重打擊,尤其是2001年雙子塔被毀,人們稱之為“9·11事件”。隨之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戰場,變成文明之間的戰場。從某種意義上説,從“9·11事件”之後,融為一體的全世界與衝突糾纏在一起。可以説全球化的第四階段是“全球化衝突”——全球化與衝突似乎是接踵而至的。

　　我認為就全球而言,數字和數字化的發展顯然導致了全球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繫日益密切——我們之間的紐帶越來越緊密。然而,就“全球化”的真諦而言,這種聯繫也伴隨着全球意識的衰退。一方面人們關注全球這個整體,但由於數字化只涉及鍵盤,而鍵盤並非全球化。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數字正在把我們的注意力從全球化上轉移開,儘管它讓人們走得更近。這樣我們就可以談論全球化過程之間的差異——世界正在經歷的變化過程以及全球化的語言——這種差異再次拉大了。

　　金偉:隨着英國脱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您如何看待當前的反全球化浪潮?有人説在未來的幾十年裏全球化會“放慢”,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在當前的全球化進程中,您認為中國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馬丁:我們可以看到,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全球性反全球化浪潮,主要是針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我記得很清楚:1999年12月世界貿易組織在西雅圖開會,由於來自北美各地甚至更廣泛地區的抗議者圍攻,會議不得不取消。實際上抗議者阻止了會議的舉行。克林頓總統被阻擋在門外,後來他説:“我想抗議者們也許有道理”。所有推動全球化的人士開始真正認識到,全球化是由西方國際機構運作的全球經濟新秩序。這讓他們大吃一驚,他們意識到全球化並不是朝着一個方向在邁進;全球出現了強烈的反全球化運動。這場反全球化運動,用社會學家傑弗裏·普萊爾斯的話説,變成了一場“改變全球”的運動。

　　現在需要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全球化。在21世紀頭十年末期,由年輕的中產階級主導了改變全球化的進程,逐漸地演變為普遍的反全球化——反對者主要是那些沒有從全球化中獲得任何好處的人。因此,儘管反全球化開始於一場學術運動,但在21世紀頭十年後期,反全球化開始變為時髦的“民粹主義”運動。這些運動的參與者覺得他們被之前的反全球化人士拋在腦後,因為這些反全球化人士都是知識分子。這就造成了社會上富有的知識分子階層和其他階層之間的巨大分歧。當然,其中一個潛在的原因是全球化帶來了全球財富的巨大增長,但是在個別國家,不平等加劇了,而國內不平等的加劇給政治體系帶來了很大的壓力。現在有人稱之為“全球化放緩”。是的,是這麼回事。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關注的只是各國政府對這些民粹主義要求的反應,結果各國政府正試圖限制自由貿易、提高關税,等等。

　　現在中國在這一切中佔據着特殊的位置。中國是增長最快的國家,對世界貿易的貢獻是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現在,中國提出倡議並積極建設的“一帶一路”,效果日益顯著。我認為“一帶一路”跟傳統意義的全球化還是不同的。因為“一帶一路”非常具體地關注地區建設。換句話説,“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的理念是有所不同的,它注重的是鄰國之間的關係。可以肯定,“一帶一路”會從經濟全球化中獲益,也會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考慮到經濟的全球化,那麼“一帶一路”大量的融資依賴於中國的美元資產。事實上,美國欠中國一大筆美元,而這些美元又是中國可以用來幫助建設“一帶一路”的資產。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帶一路”依賴於經濟的全球化又推動着經濟的全球化。從這個意義上説,“一帶一路”是全球化的一個方面。

　　金偉:那您認為全球化對英國有什麼影響?脱歐是一方面嗎?您對英國脱歐有什麼看法?您對英國的未來有什麼看法?

　　馬丁:我認為全球化引發的內部衝突對英國影響最為強烈。你看,自託尼·布萊爾以來、甚至自瑪格麗特·撒切爾以來,英國就一直宣稱要成為一個全球化國家,並致力於成為一個全球化國家。可是,它做不到,英國只是一個小國。對英國來説,走向全球化並向全球經濟開放,這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當然,給英國帶來更大壓力的一件事是——雖然事實證明全球化對英國經濟是福音——大量的移民湧入英國:來自其他國家的人想要為英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也想從中受益。移民也給傳統人士施加了壓力——這很簡單,他們是傳統保守的人,年紀大的人,不喜歡看到很多移民。

　　因此,我認為英國在全球化風暴中經受了最強烈的影響,其政治體系不能很好應對全球化,因為最好的適應這種情況的制度可能包括非常強有力的領導、非常統一的政治階層。但英國所發生的一切只是政治階層的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支離破碎,朝着各種不同的方向破碎。

　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之道

　　金偉:我知道您對中國有着深厚而真摯的感情,您第一次來中國是1987年,之後您訪問過中國十多次。能談談您對中國發展變化的感受嗎?您如何看待中國取得的成就?您認為取得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馬丁:在中國的經歷給了我足夠的理由感到驚訝。自1987年以來的32年裏,中國的發展是相當驚人的,我想到的很多都是直觀形象。你知道,當你訪問一個國家的時候,你腦海中留下的是視覺圖像。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時的印象是:沒有汽車,或者只有很少的車;北京有一條環路,每個人都騎自行車,每個人都穿着中山裝。當時我是國家計生委的客人,在農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人民的辛勤勞動,他們對手頭工作的奉獻精神。我觀察到他們非常盡職地執行着獨生子女政策。這是非常令人感動的——對國家的奉獻精神。我所遇到的人都相信他們正在為中國的振興做出貢獻,所以那種向前向上的氛圍十分明顯。當然,原因是1978年鄧小平為總設計師的改革開放政策的逐步、全面地展開。

　　我認為,人們看到的是我1987年第一次經歷的延續:人們越來越相信,中國正在振興,將在世界上擁有應有的地位,實際上中國將成為世界強國之一。我認為中國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很明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的行為指明瞭方向,凝聚起了共識,這在西方國家當然是缺失的,所以中國全民一心。但是,我認為這背後還有另一個原因:中國歷史文化的獨特性。中國文化圍繞着話語、説話和寫作方式的統一,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中國文化裏説和寫的方式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表現為漢字和各種不同方言的結合,這帶來了深層次的統一。我認為這是社會和文化和諧的基礎。在一個微不足道的層面上,你可以在街頭標語上看到單個的漢字。在西方,你不能像中國那樣用視覺表達政治觀點。所以我認為這雖然是一個非常表面化的層面,但它揭示了中國文化深層的團結,這是共產黨為實現民族復興而發展起來的。

　　金偉:中國改革開放已經41年,您如何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改革開放?

　　馬丁:首先要説的是,中國得益於一位傑出政治領袖的智慧和經驗,他就是鄧小平。我想我們都要問,如果鄧小平沒有下定決心讓中國走向新的方向,向世界開放,結果會怎麼樣?其他領導人能做到他那樣嗎?我不知道。他在周圍人當中享有巨大的影響力和威望,他正是西方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説的“有魄力的人物”。當然,他得到了很多同志的支持和幫助包括很多學者。我們社會學家特別自豪,因為據我瞭解,鄧小平曾經聽取了中國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費孝通的意見。費孝通是倡導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先驅者之一,他讓人們承認非公有制在中國並不是一件壞事。我們需要非公有制來激勵人們,這樣他們才能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我們需要在非公有制和公有制之間取得平衡。鄧小平理解這一點,理解增加中國財富的方式是允許人們從自己的工作中受益,然後通過出口他們製造的、為其他國家和人民需要的東西來為國家做出貢獻。

　　因此,鄧小平把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繫起來,與社會中個人的辛勤勞動、與農民的辛勤勞動緊密相連。農民的勞動和開放是相互聯繫的,當然,工廠也發展起來了,大家都湧向城鎮。現在,中國的對外開放一直在持續,沒有明顯地中斷,這使得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以每年10%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長。現在這一速度已降至6%,但與西方國家相比仍是很高的。

　　現在很多西方評論家説,“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中國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這種説法是值得懷疑的。對這個問題的更好的回答來自於中國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們,他們將自己的思想表達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短語中。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深刻的説法,因為它承認社會主義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社會主義是在實踐中發展起來的,而在實踐中社會主義是根植於特定國家及其特定文化的。

　　所以中國非常重視自己獨特的文化,正如我剛才回答你之前問題所説的那樣:中國文化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特點,它是建立在一種有自己特色的語言之上的。現在,這些漢字背後有着悠久的歷史,包涵着基本的東方思想。比如,當我們談到“禮”時,很難將其翻譯成英語,因為它涵蓋了從規則、儀式、美德到正確的做事方式。它可以被翻譯成許多詞語,但這些不同的意義形成了大一統,可以追溯到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久遠的過去。現在西方沒有過任何類似的詞語。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其內涵非常豐富。

　三、習近平治國理政理念與中國道路發展和全球治理

　　金偉:您提到,我們應該把習近平總書記的治國理政理念放在全球治理中去考察其獨創性。您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理念的獨創性是什麼?

　　馬丁:當我第一次看到習近平演講的英文翻譯時,我的第一印象是,這本書的書名讓我的心跳加速,因為翻譯中使用了古老的歐洲單詞govern-nce:這是一個法語、英語單詞。“治理”這個詞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它和“政府”不太一樣,因為治理是構建社會秩序,而社會秩序的建立不僅僅是政府的事。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從習近平的演講中得到的重要啓示,他在關注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的維護、社會的方向、把人們的工作動機結合到國家的目標中等問題。他把所有這些東西都放在“治理”的標題下,我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了一種治國理念,適用於任何國家。這種理念擺脱了西方語境,甚至成為一種普遍適用的概念。

　　我認為習近平通過他的演講表明,我們必須以相當複雜甚至抽象的思維來考慮這些思想。他經常談到的價值觀是一個非常高層次的概念。他對責任、規則和人等概念的解讀也是如此。這些概念並不是我們常説的“修辭上的空話”。它們之間有着深刻的聯繫,所以我們把黨和人民聯繫起來,和權力、治理、價值觀等聯繫起來。通過他的演講,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將理論觀點與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相結合的。這是非凡的演講,我相信西方政治領袖沒有誰能夠如此好地把握各種學術觀點與人們日常生活見解之間的關係。當然,有些是他自己的獨創,他在這個領域有非常特殊的才能。

　　當然,習近平從他周圍的人那裏汲取了很多東西。他對領導當代偉大國家和社會所必需的知識驅動力有着深刻的認識。這就是這些講話中中國治理的意義所在。它是理論思想與日常實踐的統一,很接地氣,一直到喚起普通公民繼續奮力工作。

　　金偉:我們知道您正在研究中國精神。您如何解釋這個概念?西方是如何運用精神這個概念的?西方能從中國精神中學到什麼?

　　馬丁:我想我第一次注意到這一點可能是在看一份官方文件時,我突然想到了這一點。這份文件由外交部和商務部發布。這份文件的前兩段談到了“絲綢之路精神”。它講的是幾千年的絲綢之路精神,講的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所有這些都是代代相傳的,絲綢之路精神象徵着東西方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然後文件説,“在新時代的今天,弘揚絲綢之路精神對我們來説更加重要”。西方的官方文件永遠不會以這種方式談論精神。然後我看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談到了中國精神,比如長征精神。然後我意識到精神無處不在,意識到我需要在這方面得到更多的專家見解。於是我求助於我的同事,她非常熱心地開始研究精神在中國當代公共話語中的運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對精神進行了廣泛應用:可以是長征精神,也可能是上海精神,還可能是某個同志的精神。其目的是給學習這種精神的人們帶來熱情、奉獻和能量。對他們來説,這樣做是樹立榜樣;對他們來説,過去很重要的東西可以催人奮進從而做出新的貢獻。因此,這種對精神的認同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當然,這與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了中國精神,就可以推動整個中國發展,這是一種為國家利益、整個社會的進步而向前、實現中國夢的精神,一種創新、革新和奉獻的精神。

　　在西方,我們不以這種方式談論精神,深層原因是精神與宗教有關,特別是與有組織的宗教有關。當然,在18、19世紀,宗教受到了世俗主義和唯物主義的衝擊。卡爾·馬克思認識到人類生活的精神方面。當然,與舊的神靈觀念相悖的是,人們對舊宗教失去了信心。他們拋棄舊宗教的同時,也拋棄了神靈説。所以西方在世俗化過程中失去了很多道德整合,失去了很多生活使命感。西方遭受了去精神化之災,甚至可以説,精神化被西方拋棄了。

　　相比之下,中國是一片精神樂土,這給了它能量。我可以對中國讀者這麼説,他們會理解的。我想西方人從中應該認識到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力量。

　　金偉:您怎麼看待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馬丁:習近平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非常值得關注和研究。我認為,這一概念產生於世界現實的形勢的需要,即儘管世界各國人民有着不同的歷史和文化,但他們面臨着共同的挑戰,包括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貧富差距擴大、環境惡化等。而這些挑戰意味着全人類必須共同努力。命運共同體是各國人民相互合作的共同體。推動這一價值理念付諸實踐,習近平特別強調合作共贏的重要性。我認為這是有原因的,因為各國人民之間必要的合作非常重要。合作源自挑戰,產生於我們都處於威脅的真切感知。在應對這一共同威脅時,我們必須相互合作才能增強我們人類的實力和力量。因此,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是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的結果。我認為,在閲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時,這一點非常明確。全球治理正是在應對全球挑戰的基礎上往前推進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治理二者的關聯非常微妙,我認為習近平的治理理念包含着這兩者之間的統一的、共同促進的關係。這種關聯關係需要通過各國共同努力和合作共贏才能達到真正的和諧統一。

　　金偉:是的。您認為“一帶一路”的挑戰是什麼?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馬丁:要一個外國人告訴中國人什麼是“一帶一路”,這有點冒昧,我敢肯定中國人比我知道得多。但據我瞭解,從根本上講,“一帶一路”倡議是習近平在2013年的講話中提出的。這些舉措與一系列旨在改善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聯繫的舉措結合在一起,這些舉措將使陸上、海上、空中聯繫起來。“一帶一路”的理念是,通過良好的溝通增加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使貿易成為可能。商品貿易交換會增加各國人們之間的瞭解,誕生許多共同目標,為相關國家帶來大量福祉、財富和價值。因此,“一帶一路”建設首先是為了提高沿線國家的經濟福祉。

　　其次,“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層原因是——它將增加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你可能會問:“‘一帶一路’在實踐中如何運作呢?”——跨文化交流過去是、現在也是一項巨大的挑戰。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回想一下西方,你可能會發現,法國和德國之間有很好的溝通,比如鐵路穿越邊境等,可是歷史上他們仍然曾經數次互相開戰。因此,最大的挑戰是確保“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和平、合作的關係。每個國家都認為進行經濟交流符合自己的利益,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一定重視與那個國家的接觸或親近該國人民。這對“一帶一路”來説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不只是建設機場、道路和船隻,因為各國很容易就這些東西達成共識。人們知道如何造船,這是一種傳播到世界各地的知識,這沒問題。在此基礎上實現國家之間的和平,這才是巨大的挑戰。

　　金偉:那麼,您認為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呢?

　　馬丁:這是個大問題。我認為中國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傳播中國的知識和理念,歡迎那些來中國做生意的人,給他們提供文化體驗。其次,鼓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中國人與這些國家的人進行更多的交流,例如,建立學校,鼓勵學習漢語。當然,同樣重要的是,習近平總書記最近鼓勵中國人學習他們所在國家的語言,也鼓勵在中國加強外語學習。直到最近,幾乎每個中國孩子都在學習英語,但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孩子不僅應該學習一門外語,不僅學習英語,還會去學習俄語、印地語或非洲語言。

　　金偉:請問你是怎麼認識中國道路的?你認為它有哪些優越性?有人説中國道路是西方現代化的模板,你是怎麼看待這種説法的?

　　馬丁:對我來説,中國的道路必須是“道”,必須有方向引導,在尋找方向途中對方向進行判斷,學會避免錯誤的前進方向,以此獲得通向未來的經驗。這是一次學習的經歷,是一次沒有終極預設目標的旅程,但有中間目標的奮鬥過程。對中國來説,“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是邁向未來的中間步驟。到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已經接近實現,到2049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的目標仍是一種遠景。這兩個目標都將使中國的改革開放更加深化,將使更多的中國人和中國企業走出國門、融入國際社會。

　　在這方面,習近平主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明瞭人類生存面臨挑戰時中國選擇的道路。全球面臨的挑戰包括氣候變化、環境污染、森林砍伐、物種滅絕、荒漠化、恐怖主義、收入和財富兩極化等。為了應對這些威脅,各個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合作是至關重要的。解決辦法尚未找到,需要世界各國人民的集體智慧。中國的務實態度已經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使世界人民走到了一起。目前,“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典範,推動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發展,其中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已經連接起了周邊各國人民、有力地促進了各國的文化和經濟交流。這不是舊版本的西方現代化,也不是更新版的全球化。它沒有設定參與國必須採用的制度模板,沒有提供全球治理的通用模式。相反,它為參與國提供了參與共同項目的機會,每一方都認為這些項目可以為它們自己帶來明確的利益,併為人類社會更廣泛的利益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