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捍衞與發展_風聞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10期 作者：田鵬穎 姜耀東

原帖：http://marx.cssn.cn/mkszy/mkszy_mkszyjbyl/202001/t20200117_5079818.shtml?COLLCC=3737258217&

　　**摘 要:**恩格斯晚年關於唯物史觀的五封書信,充分肯定了研究歷史對把握社會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作用,提出經濟關係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決定性因素,剖析了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的反作用,這標誌着恩格斯在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上全面理解馬克思,在方法論上科學發展馬克思,在基本觀點上堅定捍衞馬克思。習近平在準確定位時代進程、深諳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等方面創造性地發展唯物史觀,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作出了理論貢獻。

　　**關鍵詞:**恩格斯; 習近平; 唯物史觀; 五封書信;

　作者簡介: 田鵬穎(1963-),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遼寧瀋陽110169);; 姜耀東(1991-),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遼寧瀋陽110169)。;

　**基金:**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委託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建設與實踐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總結,是他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觀點。在恩格斯晚年的著作中針對唯物史觀提出了許多經典的理論,集中體現在19世紀90年代所寫的五封書信(以下簡稱五封書信)之中: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9月21—22日致約瑟夫·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1893年7月14日致弗蘭茨·梅林、1894年1月25日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五封書信意在批判以保爾·巴爾特為代表的德國資產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歪曲、以保爾·恩斯特為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民主黨內“青年派”對唯物史觀的教條主義套用。五封書信展現了恩格斯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洞見,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唯物史觀,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把握新的歷史方位提供了理論支撐,促使我們對唯物史觀進行深入思考。

　一、恩格斯五封書信的基本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闡述了生產力與交往關係(生產關係)、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等概念,明確了“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從而奠定了唯物史觀的基石。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提出把人的物質生產活動作為社會歷史進程中最基本的活動、“人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的論斷,指出了唯物史觀的基本特點。之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概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即人們在自己生產生活的社會中發生一定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就是與他們一定階段物質生產力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他提出“兩個決不會”理論,揭示了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是有條件的和有規律的,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的,並處在不斷運動變化的過程中。馬克思肯定了社會歷史形態演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是現實的生產關係和經濟關係,“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指出:“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2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不斷豐富和完善唯物史觀。馬克思去世之後恩格斯繼續投身於理論研究,為馬克思未竟事業繼續努力。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強調,“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3。特別是恩格斯在19世紀90年代所寫的五封書信中對唯物史觀的補充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

　　第一,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研究歷史對認識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

　　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這一基本思想展現得非常豐富,他説:“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的存在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4恩格斯在信中批判資產階級青年著作家們把唯物史觀當作標籤貼到社會發展的事物上去,指出他們把社會發展看作一成不變的東西,認為分配方式也是一成不變的,不去研究所處歷史時期的生產狀況。這一後果直接導致他們對社會形態認識的斷裂,沒有辦法找到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錯誤判斷社會的發展方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是永恆不變的。恩格斯提出,我們要研究和重視歷史,因為無限廣闊的歷史長河是作為整體過程展開的,社會演進的不同形態是歷史長河中的一部分,二者之間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是相互聯繫不可分離的。每一段歷史時期都有着與之相匹配的生產方式,為社會發展的運行提供物質基礎、推動社會歷史進程。恩格斯説:“在這方面,我們需要人們出大力,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羣出眾。”5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蘭茨·梅林的書信中,他再次強調要重視歷史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與聯繫,“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6。我們只有研究好全部的歷史以及社會形態存在的生產方式,才能夠認清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環節,準確把握社會的發展方向。

　　第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經濟關係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決定性因素。

　　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約瑟夫·布洛赫的書信中,他重點説明了現實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特別強調經濟關係不是唯一決定性因素,這是對唯物史觀的重要補充。社會歷史發展具有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受到經濟關係的支配,同時也受到偶然性的影響,並不是經濟唯一決定歷史進程。“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7首先,恩格斯肯定社會發展是建立在一定經濟條件之上,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為基礎的。其次,他説明社會發展的結果並不像個人在頭腦中想象的那樣,因為個人的願望和意志會受到其他人的妨礙,這種妨礙就是偶然性因素的體現,所以不能達到每個個人的願望,只能求得一個平均數。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書信中,恩格斯説明推動社會發展的基礎動力是經濟關係,這是決定性因素,但是,不能忽視偶然性因素和其他事件的影響,偶然性為自己的必然性開闢道路,經濟關係的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他以偉大人物為例來證明偶然性與必然性不可分離,認為經濟關係不是唯一決定性因素。恩格斯在書信中強調偶然性的作用,是為防止資產階級青年著作家們把唯物史觀教條化和庸俗化,説成經濟唯一決定論,從而歪曲唯物史觀。最後,恩格斯總結説,“只要問題一關係到描述某個歷史時期,即關係到實際的應用”8,就要充分肯定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對歷史過程的決定性作用。

　　第三,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的反作用。

　　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書信中,恩格斯指出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性,因為意識形態具有自身獨立的發展領域和歷史積累的繼承性,有着先驅傳給它的特定思想材料,並不能總是準確反映經濟的發展狀況,“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9。恩格斯揭示出國家和它的反對派鬥爭是頭足倒置的,是由政治利益掩蓋下的經濟關係決定的,同時也表現出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的反作用。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蘭茨·梅林的書信中,他強調要重點把握經濟關係所引出的意識形態,還要認識意識形態產生的方式和方法。恩格斯批判保爾·巴爾特等人不去探究意識形態產生的經濟根源,卻把思維當做發展動力,產生虛假的意識形態,從而迷惑了大多數人。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書信中,他首先強調要把經濟關係看作社會發展的基礎,但是,不能忽略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具有反作用,“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10。恩格斯概括了意識形態反作用的三種情況:其一,同一方向的作用促進發展;其二,相反方向的作用帶來一定時期的崩潰;其三,阻礙經濟某些方向的作用規定另外方向。其中,第二和第三種情況對社會發展的阻礙作用比較明顯,會浪費大量人力和物力。顯然,恩格斯揭示了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的反作用,説明了唯物史觀中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原理,打破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家們”的“愚蠢觀念”。

　　二、恩格斯五封書信在方法論上和基本觀點上對馬克思的堅持與發展

　　恩格斯以全面理解馬克思的思想為基礎,通過五封書信系統闡述了唯物史觀。下文主要討論五封書信如何科學發展馬克思和堅定捍衞馬克思。

　　1.恩格斯五封書信在方法論上科學發展馬克思

　　在恩格斯五封書信中有兩條重要方法論主線不可忽視。一條是唯物辯證法,另一條是政治經濟學,這為恩格斯在五封書信中豐富和發展唯物史觀提供方法論支撐,展現了他對馬克思思想的科學發展。

　　唯物辯證法作為馬克思的方法論貫穿其歷史觀的始終。馬克思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倒置過來,認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11,從而確立了唯物主義辯證法。恩格斯繼承並延續了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把辯證法繼續運用到社會歷史的研究中。他認為,社會歷史發展是一個過程,要把人、社會、自然三者統一起來,彼此之間相互聯繫。恩格斯肯定自然界的發展也是一個歷史過程,自然史發展與社會史發展同樣有規律可循,但是,社會史發展有一點與自然史發展根本不同:自然史發展是盲目和無意識的,沒有任何預期和目的;而社會史發展正好相反,是有意識的,經過人的思慮,追求某種目的所呈現出來的結果。恩格斯説人們在行動開始之前是有預期的,但是,人們在行動結束之後產生的結果卻不是預期的結果,原因是受到偶然性的影響,問題在於我們要找到支配偶然性的規律,“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12,這是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運用唯物辯證法得出的結論,這一方法也在五封書信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約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認為,歷史是這樣的,“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13,他描述出歷史發展過程中整體與部分的相互作用和趨向統一的辯證關係。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批判保爾·巴爾特、莫里茨·維爾特為代表的“不祥之鳥”,他們否認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而“而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雖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經濟運動是最強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決定性的),這裏沒有什麼是絕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14。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蘭茨·梅林的信中,恩格斯再一次強調,歷史發展不能忘記相互作用的關係,不能把原因和結果形而上學地對立起來。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恩格斯回答了支配偶然性的規律是什麼,就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也不是按照他們的共同意志創造歷史,而是人們之間意向的相互交錯,以偶然性為補充與經濟必然性佔統治地位的共同作用下創造歷史。影響人們頭腦中意向的偶然性規律,歸根到底受到經濟必然性的支配,不同階級表達了他們在不同經濟基礎上的不同意向,最終求得一個不同意向之間相互作用的平均數,這就是支配偶然性所隱藏的規律,由此,恩格斯揭示出歷史合力論的內核。我們能夠看出恩格斯駁斥了“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把歷史發展過程看作固定不變、僵硬對立的錯誤觀點,證明了唯物辯證法對五封書信的理論闡述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恩格斯運用唯物辯證法,説明了歷史合力論,揭示出支配偶然性的規律,科學發展了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為唯物史觀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石和方法論支撐。恩格斯在五封書信中討論的唯物史觀問題都是以經濟關係為起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生產資料的分配方式、產品的交換方式等作為經濟基礎決定着階級的劃分、統治的關係、國家、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和社會形態的更替,都沿襲了各個發展階段的經濟基礎和經濟條件。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物質基礎和物質條件,一定時期的物質生產力與一定時期的生產關係相適合,構成了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生產關係不能與之相匹配的時候,生產力就要突破生產關係的束縛,社會的經濟結構就會發生變革,引起社會形態的更迭。因此,恩格斯在給施米特、布洛赫、梅林以及博爾吉烏斯等人的信中,都強調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因素就是經濟關係,這一論斷與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的時代變革的原因要到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現實矛盾中去尋找的觀點相符合。恩格斯延續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並在五封書信中加以運用和發展。

　　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約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15現實生活的生產是指滿足人們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這裏的再生產是指除了人們對生活資料的再生產以外,更強調人們對自身的再生產,這兩種生產形式構成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基礎條件。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恩格斯解釋了人的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人的生活的生產,不僅滿足了人自身生存需要的生活資料,而且還為社會發展積累物質財富。人的再生產,能夠生產自身、繁衍後代,為社會發展創造出更多的生產動力。這兩種生產循環往復維持着社會整體的有序運行。恩格斯這一論斷與“馬克思從實物形態上將社會總產品劃分為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生產兩大部類相一致”16,從而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馬克思物質生產理論。

　　2.恩格斯五封書信在基本觀點上堅定捍衞馬克思

　　恩格斯在五封書信中的思想與馬克思的思想保持着整體性和一致性。伴隨着時代的變化和發展,恩格斯致力於不斷鞏固和完善馬克思的思想理論。在恩格斯晚年,他的理論觀點受到了很大沖擊,揹負着他與馬克思思想斷裂、對立等誤解,使馬克思主義發展面臨挑戰。我們通過恩格斯五封書信的觀點表達,再次證明他對馬克思思想的堅定捍衞與讚揚。

　　首先,恩格斯五封書信的唯物史觀是對馬克思思想的延續和豐富。恩格斯在五封書信中堅持以歷史為前提,在歷史中總結人、社會、自然的發展規律,重點討論了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這與馬克思的歷史觀相呼應。馬克思歷史觀堅持的存在基礎就是物質,這是全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現實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全部關係。恩格斯同樣堅持物質第一性的原則,“世界的真正的統一性在於它的物質性,而這種物質性不是由魔術師的三兩句話所證明的,而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長期的和持續的發展所證明的”17,他強調物質存在方式始終起着第一性的作用,把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因素歸結為經濟。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約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同時,他們並沒有否認偶然性的作用。當資產階級青年著作家們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歪曲,説他的唯物史觀是把經濟因素看作唯一決定性因素的時候,恩格斯站出來堅決進行澄清,“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18,但是,只要問題一關係到歷史現實,經濟因素的決定性作用就毋庸置疑。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蘭茨·梅林的信中,恩格斯補充了他們在闡述唯物史觀中忽略的問題,即在主要論述經濟內容方面時,忽略了回答意識形態觀念產生的方式和方法等問題,給保爾·巴爾特等人留下了歪曲馬克思的理論的機會。因而,恩格斯在信中加深了對意識形態產生的原因及其反作用的説明,展現了他對馬克思的理論的豐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發展。

　　其次,恩格斯五封書信的唯物史觀具有馬克思的理論視野。恩格斯在五封書信中展現了馬克思的實踐觀,把人的主體作用充分表達出來。馬克思説過,“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19,人類全部的社會歷史過程也就是人們的實踐過程,歷史上的每一次變革都與人們的創造性活動不可分離。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約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説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是人們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這就肯定了人的價值,使人的主體性展現在唯物史觀之中。恩格斯把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客觀現實基礎結合起來,放到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座標系中,就能夠探尋出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恩格斯給出了科學的理論依據,社會歷史的發展受到經濟必然性的作用,同時也受到偶然性的補充,我們畫出歷史上偶然性曲線的中軸線,考察時期越長、範圍越廣就越趨向經濟發展的軸線,印證了社會歷史發展是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革實現的,人們的生產實踐推動着社會形態向更適宜人類生存、生產、生活的方向發展,建立更高級的生產關係,走向共產主義,這就打破了所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提出的資本主義永恆論。

　　最後,恩格斯五封書信的唯物史觀是對馬克思理論的充分肯定。恩格斯晚年的思想飽受爭議和誤讀,但他依然不畏挑戰堅持捍衞馬克思的思想,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蘭茨·梅林的信中,恩格斯説馬克思具有更開闊的眼界和鋭利的眼光,更早地發現了唯物史觀原理。“如果一個人能有幸和馬克思這樣的人一起工作40年之久……後來,偉大的人物逝世了,那個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過高的評價”20,歷史會把一切歸還給應該屬於的那個人,表達了他對馬克思功勞的肯定。在給布洛赫、施米特以及博爾吉烏斯的回信中,恩格斯反覆説明研究唯物史觀要重視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要根據貫穿這一理論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資本論》等原著來研究,而不要根據二手文獻進行研究,表達了他對馬克思的理論的忠誠和肯定。恩格斯從始至終沒有拋開馬克思的理論,一再強調是“我們”的理論,他始終與馬克思肩並肩共患難,為馬克思主義發展開闢道路。正如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指出的,“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21,這充分肯定了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意義。恩格斯説自己永遠是第二小提琴手,讚揚了馬克思對唯物史觀理論貢獻的偉大成就,展現了他們堅定的革命友誼。

　　我們討論恩格斯五封書信,就是為了捍衞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防止有人故意矮化和醜化恩格斯的思想、製造恩格斯與馬克思的理論對立、造成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分裂、導致馬克思主義理論完整性的斷裂、阻礙馬克思主義發展。

三、唯物史觀在新時代中國的創造性發展

　　列寧説過,把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去,解決社會發展的實際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注重運用唯物史觀,闡述我國社會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長期努力的經驗,明確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堅定了我國社會發展的目標,這為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開拓進取、奮發圖強奠定了思想基礎、指明瞭現實道路。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重視學習歷史經驗,強調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的反作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結合我國國情,從實際出發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發展。

　　第一,在重視和學習歷史中準確定位時代進程,展現了習近平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發展。

　　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説明要在歷史中認識社會的發展規律和把握社會的發展方向,批判了資產階級青年著作家們不重視對歷史的研究,“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鑽研經濟學、經濟學史、商業史、工業史、農業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的”22,導致他們錯誤判斷社會發展的總趨向。他闡明瞭只有認真研究全部的歷史才能夠認清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準確定位時代進程。習近平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23,他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24我國社會發展進入了新時代,踏上了新台階,邁進了新徵程。“經過長期努力”概括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漫長和艱辛,每一代人的生產生活都是建立在前人努力奮鬥取得的成果上的,強調了歷史的作用不可忽視。這與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所表達的觀點相契合,“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既定的、制約着他們的環境中,是在現有的現實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25,這種現實關係就是經過歷史沉澱下來的物質生產和生活關係。習近平系統總結了歷史經驗,用唯物史觀的大視野準確定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他始終把治國理政的重大問題放到歷史中來把握,具有深遠的歷史視野。習近平指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26中國是具有5000多年悠久歷史、90多年中國共產黨黨史、70年新中國發展史、40多年改革開放史的國家。基於此形成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推動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進一步豐富了唯物史觀理論。這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選擇。習近平指出,一個國家要向前走,就不能忘記來時的路,走得再遠、不能忘記我們的初心。我們在歷史發展中總結經驗、探尋規律,使國家找到了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方式和發展道路,就是堅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些都是對唯物史觀的繼承和發展。

　　第二,習近平以教育為例闡述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展現了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發展。

　　恩格斯在給布洛赫、梅林以及博爾吉烏斯的回信中,都不同程度地説明了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具有反作用。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他詳細論述了意識形態反作用的三種情況,揭示了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在深刻理解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的反作用基礎上,習近平指出:“辯證唯物主義雖然強調世界的統一性在於它的物質性,但並不否認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而是認為這種反作用有時是十分巨大的。”27習近平在2018年9月10日全國教育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對提高人民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增強中華民族創新創造活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28這對於我們認識唯物史觀中經濟基礎決定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理論具有深刻啓示。“決定性”意義一語雙義:其一,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決定着我們的教育必須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他們是推動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力量,他們決定了國家為誰生產和有什麼樣的生產關係,所以説教育的反作用具有“決定性”意義。其二,理想信念是青年人的精神之“鈣”,如果青年人缺了“鈣”,行動力就會打折扣,精神萎靡,對社會發展產生阻礙作用。所以,我們要加強對青年人的教育,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給青年人補足精神之“鈣”才能夠凝心聚力推動社會發展,這對於我們如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正如恩格斯給施米特的回信中説:意識形態觀點“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並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基礎”29。我們要深刻總結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的反作用,重點體現在對國家發展的內在動力上和對國家順利實現發展目標上,因此,我們要堅決防止錯誤的意識形態滲透對國家發展的影響。

　　第三,習近平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展現了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證明了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社會發展和歷史變革離不開人民的力量。恩格斯在給布洛赫的信中,説明人民的力量就是創造歷史的合力,每個人的力量對歷史的發展都有所貢獻,包括在推動歷史發展的合力之中,“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產物”30,即歷史的結果,這一觀點闡明瞭馬克思恩格斯對人的主體價值的肯定,他們終生為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全力以赴。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是對唯物史觀的重要繼承。人民過得好不好,人民生活得幸福不幸福可以作為指引國家發展方向的導航標,又可以作為一把刻度尺,丈量出一個國家把人民放到了什麼樣的位置。習近平強調,“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31,充分表達了人民是社會發展的主體,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以更好滿足人民的需求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民主體觀的繼承和創造性發展。

　　參考文獻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2] 楊耕:《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3] 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4] 王偉光:《唯物史觀大的“歷史時代”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5]楊仁厚:《恩格斯晚年曆史唯物主義書信社會思想再研究》,《山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註釋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3-284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9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9頁。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頁。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頁。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頁。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

　　16湯榮光:《恩格斯晚年捍衞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境域》,《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7期。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3頁。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7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頁。

　　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頁。

　　2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05頁。

　　24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頁。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頁。

　　2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67頁。

　　27習近平:《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求是》2019年第1期。

　　28《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人民日報》2018年9月11日。

　　2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頁。

　　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頁。

　　3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