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昌平：商周之際的鳳鳥紋卣—從孝民屯到石鼓山_風聞

摘要：鳳鳥紋卣的形制演變表明，晚商時期安陽郭家莊M160 卣和寧鄉黃材出土的戈卣是其前身，而其更早的源頭還在殷墟文化時期的獸面紋短軸提樑卣。通過比較年代明確的晚商和西周早期鳳鳥紋卣，我們可以梳理出該類卣裝飾風格以及一些細部的演變，明確西周早期青銅器誇張的風格。以這些認識比照安陽孝民屯鑄銅作坊相應的陶範，可定位出陶範的年代屬於西周早期。若如此推測成立，則對孝民屯鑄銅作坊性質的理解提供了新的線索。

鳳鳥紋卣發現的數量不多，流行的時間也很短，過去雖多在西周早期的遺存中發現，但學術界對其年代一直有晚商和西周早期的不同看法。本世紀初在殷墟孝民屯發掘的鑄銅作坊遺址中，發現大量陶範，學者注意到H31等單位的陶範屬於鳳鳥紋卣、直稜紋方座或禁等過去學術界認知為西周早期青銅器的器物，其中屬於鳳鳥紋卣的陶範與1929年寶雞戴家灣西周墓出土的2件長梁鳳鳥紋卣特徵相同，類似也有最近寶雞石鼓山M3西周墓出土的2件鳳鳥紋卣。因此，許多學者提出這樣令人關注的問題：孝民屯鳳鳥紋陶範年代是否晚至西周？該鑄銅作坊是否可能在西周時期仍繼續運行、為西周貴族生產禮器？本文試圖通過梳理鳳鳥紋卣源流，討論孝民屯上述陶範所對應的鳳鳥紋卣的年代問題，以及殷墟鑄銅作坊在西周早期是否繼續生產的可能性。

一

孝民屯鑄銅作坊出土的與鳳鳥紋卣相關的陶範，最初公佈的是孝民屯2000AGT15H31的三塊陶範，分屬於卣的下腹鳳鳥紋帶掌形花冠的鳥首部分、鳥紋勾尾下的反向小鳥以及腹部伸出的長梁，最近新發表的材料中，還包括卣蓋口的勾尾小鳥、提樑端部的掌形獸角以及可能為長梁端部的獸首裝飾（圖一，1～6）。

這些陶範屬於鳳鳥紋卣，性質上具有排他性。陶範上的勾尾鳥紋特別是勾尾鳥紋下帶有反向的小鳥紋，只見於鳳鳥紋卣，F形長梁也只見於極少數鳳鳥紋卣上。如圖一所示，上述陶範上的紋飾與鳳鳥紋卣紋飾細部對應極為一致，這些陶範大多數出土於H31，只有長梁端部的獸首範出土單位不同，但是在與H31同一探方的第2層，不排除這件陶範原來也來自H31。同一珍稀的器類、出自同一遺蹟單位、陶範來自器物的不同部位，暗示這些陶範甚至可能為形制相同的兩件卣所共有。

現存有出土背景的青銅器中與孝民屯鳳鳥紋卣陶範最為近似的是1929年戴家灣墓葬出土，目前分別藏於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圖一，A、B）、波士頓藝術館（圖二，1）的兩件長梁鳳鳥紋卣，此外石鼓山M3出土的2件户卣（圖二，2~4），除了未帶長梁之外，形制特徵也與孝民屯陶範頗為一致。戴家灣、石鼓山墓葬包括有多種徽識等不同背景的青銅器，雖然這兩處墓葬的年代屬於西周早期比較明確，但墓葬出土青銅器的年代，未必都與墓葬相同，而可能會早至商末。因此學界對戴家灣2 件長梁鳳鳥紋卣有商末、西周初兩種不同的看法。

如果僅就邏輯而言，孝民屯卣範與戴家灣長梁鳳鳥紋青銅卣的年代關係，有如下三種可能：

1．二者均屬於商末；

2．二者均屬於西周初期；

3．孝民屯卣範屬於商末，戴家灣長梁鳳鳥紋青銅卣屬於西周初期。

上述三種可能性中，第1、3種基本上只是涉及純粹的年代學問題，而第2種可能性則揭示出這樣的場景：西周初期時殷墟仍未廢棄，孝民屯鑄銅作坊繼續生產青銅器特別是像鳳鳥紋卣這樣的豪華青銅器，服務對象為遠在關中地區的西周貴族。這種可能性關係到西周早期青銅器生產的組織方式，因此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此，這些鳳鳥紋卣的年代屬於商還是西周，也就變得重要而引人注目的了。

不過，無論孝民屯陶範還是戴家灣長梁鳳鳥紋卣，從類型學的角度觀察器物形制、判斷它們到底屬於商末還是周初，確有相當的困難。因為一般來説，王朝的更替不意味着物質文化的同步變革。西周滅商，許多商文化因素在西周時期繼續沿用和發展，許多類別的商時期青銅器的器形，也在西周時期繼續沿用。根據器物形制進行的類型學分析，只能建立器形的邏輯發展關係，或者進行相對年代的判斷，這裏的相對年代還只能指代某一較長時期。而周人滅商則是時間延續很短的過程，通過類型學將商周之際的遺物甄別出孰商孰周是難以完成的任務。類型學基本上無法進行絕對年代的判定，因此，我們即便能夠確定戴家灣長梁鳳鳥紋卣屬於西周，也不能肯定地認為，形制相同的孝民屯卣範一定晚至西周。另一方面，目前的情況，又只能讓我們以考古年代學的手段，從孝民屯到石鼓山的這些鳳鳥紋卣的相對年代入手，看看是否可能分辨其商與周的絕對年代關係。

二

鳳鳥紋卣器體厚重、製作精良、三層花裝飾的層次感很強，4條縱向的扉稜寬厚而誇張，給人以豪華貴重之感，展現出很高的社會等級。這類卣流行時間很短，其形制近似，技術取向一致，特別是裝飾風格、佈局相同（表一）：幾乎所有的卣蓋與器紋飾均各為4周共計8周紋飾，各周紋飾類別相同、細部基本一致，因此這些卣內聚的特性非常突出，體現出緊密的系統性。顯然，這些卣具有相同的設計理念，製作背景也應有很強的內在關聯。

鳳鳥紋卣起源於晚商時期比較明確，年代確切且最早的鳳鳥紋卣出自殷墟郭家莊M160（圖三），不過除此之外還有更早的淵源。我們知道，帶有提樑、以蓋為母口來套接器口的卣是殷墟晚期出現的諸多新器類之一。而在卣類器中，有一類數量不多、橫截面呈橢圓形、提樑設置在橢圓形短軸方向的卣。短軸提樑卣中較為常見的是獸面紋卣，這種卣在下腹和蓋頂裝飾有幅面很大的獸面紋，和鳳鳥紋卣有相同的豪華感。除了短軸、4條扉稜這樣的特徵之外，獸面紋卣還和鳳鳥紋卣有着其他形制上的共性：扁體的提樑，其上裝飾夔紋，兩端裝飾獸首；器蓋在長軸的兩端伸出尖狀的、鏤空的勾雲裝飾；蓋與器體上的紋飾主次分明、相互呼應。因此獸面紋卣和鳳鳥紋卣有着明確的內在關聯。短軸獸面紋卣發現較多，如傳出土於安陽殷墟的鳶卣（圖四，1）、岐山賀家村的戉卣（圖四，2）、遂昌出土帶有亞徽的卣（《全集》四、164）等等。當然，這些卣的器形特徵多屬於殷墟末期，並未有年代明確早於鳳鳥紋卣者。不過考慮到殷墟較早時期以來獸面紋傳統，以及獸面紋總體的流行時間早於鳳鳥紋等因素，可以認為鳳鳥紋卣是獸面紋卣發展的一個支系。此外，目前在南方地區發現獸面紋卣等豪華型短軸提樑卣的數量更多，如果考慮到這類卣器形、紋飾的中原文化系統，考慮到南方地區這類卣多帶有中原商系統徽識銘文，我們並不能認為南方地區是這類卣的起源之地。

與郭家莊M160鳳鳥紋卣器形紋飾幾乎相同的鳳鳥紋卣，有輝縣褚丘出土的祖辛卣（圖四，4）和寧鄉黃材出土的戈卣（圖四，3）。後2件卣只在紋飾上與郭家莊M160卣小有差異，其中祖辛卣蓋頂飾4個鳥紋而無直稜紋，戈卣蓋頂只飾有直稜紋而無鳥紋，這使兩件卣一共只有7周紋飾，即蓋頂較其他卣少一週紋飾。此外，三件卣提樑端部的獸首角部也有突起的犄角和扁平的角等不同，這些説明早期鳳鳥紋卣紋飾的設計不如隨後的那樣程式化。

郭家莊M160和寧鄉黃材這樣商時期的鳳鳥紋卣，有明顯早於戴家灣、石鼓山鳳鳥紋卣的形制特徵。不難注意到，郭家莊M160和寧鄉黃材的鳳鳥紋卣下腹的主題鳥紋一週8只，鳥首兩兩相對，分別對應在4條扉稜處。而在戴家灣和石鼓山等鳳鳥紋卣上，佔據下腹幅面的是兩對更大的鳥紋，它們以提樑下的扉稜為中軸，兩兩相對。仔細觀察，可以看到戴家灣等卣下腹每隻大鳥紋的勾尾之下，另飾有一隻小鳥紋，這些小鳥紋顯然是此前郭家莊M160等卣上反向鳥紋的退化。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到上述早晚兩組鳳鳥紋卣佈局上的變化：寧鄉黃材卣雖然與郭家莊M160卣紋飾小有差別，但這兩件卣紋飾各有兩週鳥紋對應在長軸處的扉稜，這使得這種鳳鳥紋卣有正、側兩個視覺中心。而戴家灣等卣的視覺中心則明確對應在提樑處的扉稜，只有一個視覺中心。孝民屯陶範、石鼓山M3和戴家灣卣鳳鳥紋均為退化鳥紋，年代上晚於郭家莊M160卣，也就是屬於商周之際前後，這類卣及其更具體的年代範圍是以下我們要討論的重點。

以郭家莊M160和寧鄉等商時期鳳鳥紋卣作為祖型，可以將戴家灣、石鼓山西周墓葬等有出土背景的鳳鳥紋卣，和那些特徵相關的鳳鳥紋卣進行類聚（圖五），觀察它們的發展脈絡。這樣的鳳鳥紋卣有如下一些典型器。

1.

石鼓山M3出土鳳鳥紋卣4件，其中如前所述的户卣為大小不同、形制完全相同的兩件，户卣（大）通高50、口寬18.2釐米；户卣（小）通高36、口寬13.8釐米。石鼓山M3還出土有兩件不同銘文與形制的鳳鳥紋卣，其中單父丁卣通高39、口寬15.5釐米；川卯卣通高26、口寬12.5釐米。

2．1929年戴家灣墓葬出土兩件帶長梁鳳鳥紋卣，如前所述兩件也是大小不同，形制完全相同，分別收藏在弗利爾美術館和波士頓藝術館，其中弗利爾鳳鳥紋卣較大，通高50.7釐米，波士頓鳳鳥紋卣稍小，通高35.2釐米。

3．1901年戴家灣墓葬出土兩件鳳鳥紋卣，兩件大小不同，形制完全相同，均鑄有相同的銘文“鼎”，收藏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其中鼎卣（大）通高47、口寬17.3釐米；鼎卣（小）通高34.3釐米。

4．上海博物館所藏長梁鳳鳥紋卣，通高27.6、口寬10.8釐米。體量較小，原來或可能為一對卣中較小的一件。

5．奈良國立博物館收藏長梁鳳鳥紋卣，是收藏家坂本五郎的捐贈品。通高51.4、口寬20.2釐米，是鳳鳥紋卣中最為高大、厚重者。

上述鳳鳥紋卣的發展系列，可列示如圖五。其中，石鼓山M3出土的父丁卣和川卯卣兩件，下腹較鼓而扁，器形和紋飾風格與郭家莊M160等商時期卣最為接近，可作為發展系列的前端。其他卣明顯可分兩個系列，一是不帶長梁的戴家灣墓葬鼎卣和石鼓山M3户卣，其中鼎卣下腹一週飾有8只小鳥，仍然保持有晚商時期卣那樣的佈局，邏輯上早於户卣；二是帶長梁的上海博物館卣、戴家灣墓葬卣以及奈良博物館卣，這幾件卣長梁等裝飾越來越誇張。總體上這些鳳鳥紋卣變化趨勢，在器形上，腹部變垂，圈足增高；在裝飾上，扉稜加寬，長梁以及獸首等趨於誇張，等等。

通過一些裝飾細部的對比，也可以印證上述鳳鳥紋卣的排序。例如，鳳鳥紋等鳥形裝飾的勾尾越來越直折、僵硬；卣蓋兩端上翹的犄角越伸越長，並加飾有獸首；提樑端部的獸首外形的力度感越來越強；長梁變得越來越彎曲和誇張，較晚的長梁頂端裝飾性越來越強，也加飾有獸首。根據上述排序，戴家灣出土的帶長梁卣年代偏晚晚，而至奈良卣已經有所變異，但合乎發展趨向。在這個系列中，孝民屯出土陶範所屬的卣的裝飾要較上博卣更加誇張，其發展系列介於上博卣與石鼓山M3户卣之間。

三

有了前兩節的背景，最後再來討論孝民屯陶範的年代。在此之前，需要先確定戴家灣墓葬和石鼓山M3出土的3種鳳鳥紋卣的年代。

戴家灣和石鼓山隔渭河分佈，目前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這兩個墓地的墓葬年代均屬於西周早期，特別是石鼓山M3、M4都出土有過去認為是先商時期的高領袋足鬲，發掘者進一步將這些墓葬年代定位西周早期較早階段。從青銅器的角度而言，形制特徵本身難以作為分別商與周的標準，但周滅商這一歷史事件所引發的器用現象則是判別墓葬年代為西周的證據，這就是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相當數量帶徽識的“商式青銅器”一般認為這是周人滅商之後所擭取的商人之器，即“分器”所獲。戴家灣、石鼓山墓葬中都有大量商式青銅器，這是學者們相信墓葬年代屬於西周早期最有力的證據。就墓葬隨葬品的年代而言，那些商式青銅器，其製作年代應在晚商時期，而屬於墓主的青銅器，年代可能晚至西周早期，當然，後者也有可能是從晚商時期流傳下來的。

在明確墓葬的基本年代後，我們可以對墓葬中青銅器特別是明確屬於西周的青銅器作進一步分析，即分辨哪些是商式青銅器、哪些是墓主所作青銅器。在目前已經發掘所見西周墓葬青銅器中，那些商式青銅器一般帶有徽識、日名等銘文，且不會出現成組銘文的情況，即“分器”形成的分散現象。而西周早期青銅器，開始出現一些新的器用風尚，如鼎、簋等食器的數量增多，鼎簋成為常見的搭配，同時還有一些新的器用組合出現。考慮到這些背景，並基於器物形制，可認為那些零散的帶徽識、日名的銘文青銅器多屬於商時期，而那些成套或成組的青銅器，則一般屬於西周時期。

按照上述討論的方向，再來具體看石鼓山和戴家灣墓葬出土鳳鳥紋卣的年代。

石鼓山M3出土兩組銘文相同的青銅器，一組是帶徽識銘文“冉”的青銅器，包括一件冉“父乙”雷紋卣，一件冉盉，這兩件器物器主不同，形制風格各異，並非一組器，很可能是兩件分散的商式青銅器。另一組是帶“户”銘的3件青銅器（圖六，1），包括前述的大小兩件户卣和一件户方彝。這3件青銅器銘文相同，出土時放置在長方形的龍紋禁上，明顯為一套青銅器，形成一方彝二卣的組合形式。發掘者和學者們從隨葬品時代風格、在墓葬中的擺放位置等角度論述，認為“户”為墓主，是有道理的。這樣看來，“户”器作器年代應該在西周早期。此外，M3中另外的兩件鳳鳥紋卣即單父丁卣和川卯卣，其徽識均在M3中為孤例，屬於零散的商式青銅器，製作年代當屬商時期。單父丁卣、川卯卣在前述的器物排序中靠前，年代接近郭家莊M160亞址卣和黃材戈卣，而户卣排序偏晚。這樣的相對年代排序，合乎其絕對年代的信息。

1929年戴家灣出土的兩件帶長梁鳳鳥紋卣，還搭配有哈佛大學藝術館所藏的方彝（圖六，2），也是一方彝二卣的組合。該方彝也從器腹側壁伸出長梁，與二卣有近似的風格。不過該方彝紋飾風格以及長梁造型與二卣有較大不同，過去我們對方彝與卣搭配的方式表示懷疑，現在有了石鼓山M3一方彝二卣的搭配例證，可知原來文獻對方彝、卣的組合背景描述不誤。這樣，兩件帶長梁鳳鳥紋卣與帶長梁方彝組合雖然沒有銘文可印證，但應該屬於同一套青銅器，同時也應該為墓主所作之器。這幾件器物年代與墓葬年代一致，也在西周早期。類似情況還有1901年戴家灣墓葬青銅器的大都會所藏的端方禁器羣，該器羣中爵、斝、觚、觶等器銘文均屬零散徽識銘文，系商式青銅器，但兩件鳳鳥紋卣和一件尊上均有“鼎”字徽識（圖六，3），形成一尊二卣的組合——這是殷墟文化晚期以來，高等級墓葬中較為常見的組合形式。同樣，這也説明該組合屬於墓主，其年代與墓葬一致，屬於西周早期。以上兩處戴家灣墓葬的兩套鳳鳥紋卣的年代，也合乎前述器物排序中偏晚的位置。

上述石鼓山M3、兩處戴家灣墓葬都使用大小兩件鳳鳥紋卣，與一方彝或一尊形成組合，説明這種酒器的組合受到該地高級貴族的偏好。這三套器物不同於墓葬中其他諸多零散的青銅禮器，它們屬於墓主應當是明確的，因之年代屬於西周早期也是比較明確的。

在明確石鼓山和戴家灣墓葬出土的這幾組鳳鳥紋卣的年代以後，我們可以串聯出鳳鳥紋卣整個的發展情況。鳳鳥紋卣大約自殷墟文化第三期開始出現，發展延續至西周早期。其中，石鼓山M3所出的單父丁卣等所代表的是較郭家莊M160年代稍晚的階段，即殷墟文化末期。在發展系列稍晚的鳳鳥紋卣，如帶長梁的鳳鳥紋卣的年代，可能都晚至西周早期。從這個角度而言，孝民屯出土的陶範所屬鳳鳥紋卣的年代，接近上海博物館所藏的鳳鳥紋卣，二者年代應該都已進入到西周時期。

那麼，何以看待考古年代學難以分辨出晚商與早周遺物，而這裏卻宣稱孝民屯鳳鳥紋卣所代表的陶範年代進入西周時期？如前所述，王朝更替與物質文化面貌的變化一般不會有同步的關聯。不過，政治系統的變化也可能帶來認知與時尚的變化。可以注意到，在前述鳳鳥紋卣的發展脈絡中，石鼓山、戴家灣等鳳鳥紋卣的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其極度誇張的風格。無論是石鼓山户卣、戴家灣鼎卣還是長梁卣，這些器上扉稜的突起程度、獸首的浮雕性及其出現的位置，都無所不用其極。特別是伸出的長梁，無論是位置還是造型，都打破了原來殷墟文化青銅器裝飾的常規。上述石鼓山等幾組西周早期的卣，在總體的觀感上，是提樑、器蓋、圈足等附件超過了器腹的主體所佔的空間，獸首、扉稜、長梁（可視為一種誇張到極致的扉稜）等凸出器壁的裝飾，掩蓋了獸面紋等平面裝飾效果。可以理解，在周人取代商王朝的統治後，原來殷墟文化流行的一些器類、裝飾風格，進入西周時期迅速消亡，例如在卣類器中，殷墟文化時期流行的鴞形卣消失，而誇張的裝飾作風如高凸的扉稜、器底加方座等在高等級青銅器中流行，這些體現了周人作為新的統治者的新品味。

誇張的作風在西周時期鳳鳥紋卣還映射在體量上。與鳳鳥紋卣同類的獸面紋短軸卣一般通高35釐米左右，極少數較高大者40釐米。殷墟文化時期的鳳鳥紋卣的體量也在這一範圍，如郭家莊M160亞址卣通高35.8釐米、黃材戈卣37.7釐米。而西周時期的鳳鳥紋卣在二卣組合中較大者，其體量較此前突發性地增大：鼎卣（大）通高47釐米，弗利爾卣、户卣（大）、奈良卣通高均在50釐米或以上。這樣的體量在商周之際前後的卣類器中，屬於超大型的器物，在觀感上的衝擊力大大提升，這種變化正如紋飾誇張的風格。

誇張的風格大約可以作為辨識商與周青銅器年代的一個依據。如果我們就此風格特徵檢視西周早期貴族墓葬出土青銅器，在石鼓山M3、石鼓山M4以及寶雞國墓地等地出土的青銅器中，那些帶徽識的商式青銅器往往是合乎殷墟文化傳統，而那些誇張風格的青銅器，一般不包括徽識類商式青銅器，往往在我們過去以其他依據判斷為西周時期。從另一個角度來説，過去在殷墟出土的青銅器，包括據傳從被盜商王陵出土青銅器中，基本不見誇張的裝飾風格。

如果上述分析合理，則孝民屯鑄銅作坊出土的鳳鳥紋卣、禁等器類的陶範，應當説明周人滅商後，西周初年的殷墟王都仍未廢棄，此前為商貴族生產青銅器的孝民屯鑄銅作坊，繼續服務於遠在關中地區的西周貴族。這樣的社會景象，也合乎於近年來的一些新認識，即學者們在殷墟遺址識別出不少年代在西周初年的商人墓葬。或許，周人滅商後，在殷墟既有水平遠高於周人的鑄銅技術工匠與作坊，也還可能存有尚未使用的銅鉛錫等青銅資源。繼續利用原來的作坊、資源和技術，對於新王朝而言應該是較為合理的生產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