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政治學 人生的岔路口_風聞

文章來源丨復旦大學出版社

政治影響着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然而長期以來，命運卻遊離於主流政治學的視野之外。羣體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權力結構設定的；國家、市場、社會與家庭是命運的主要塑造者；命運的政治學追問的是一個最基本的正義問題——如果我們的命運具有某種外部性，那麼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在當代中國，有兩種流動特別引人矚目：一是人口流動的加速，二是社會流動的趨緩。人口流動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部分地打破了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人口流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的社會流動，農村的精英進入城市，內地的精英流向沿海，帶來了社會階層的分化組合。但是，隨着中國社會的成熟，各種上升通道的門檻變得越來越高，社會流動機會變得越來越稀缺。

移民對於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來説，都是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事件。與留在中西部農村地區的農民相比，外出的農民工總體上獲得了一定的福利改進，相對高的收入，更開闊的眼界，更多的向上流動機會。

人 生 的 岔 路 口

1999年9月，某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乘坐姑父的小車，進入了我的大學。差不多同一時間，以兩分之差落榜的同桌兄弟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車，在那裏開始了他的打工生涯。那是一個平凡的日子，以至於我忘掉了日期。在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那是我人生的一個岔路口。在那一天，我和同桌兄弟一起告別了農村，不同的是，我辦理了户口遷移手續，而他的户口還留在原地。

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和同桌兄弟保持着密切聯繫。我跟他講述大學裏的逸聞趣事，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他跟我訴説工廠勞動的酸甜苦辣，在那裏，再沒有人欣賞他漂亮的鋼筆字，再沒有人崇拜他豐富的歷史知識，才華在忙碌的流水線上找不到位置，尤其讓他感到挫敗的是，高中畢業的他不得不接受一個初中畢業生的管理。我們的生活大相徑庭，唯一的共同點是我們都會抱怨食堂的糟糕伙食。大約一年以後，隨着他工作地點的頻繁變動，隨着我們共同話題的日益減少，我們漸漸失去了聯繫。

直到2009年的春節，我們在老家的街頭不期而遇。他抱着一個襁褓中的孩子，他的妻子牽着一個背書包的小女孩。他們夫婦現在東莞打工，哺乳期的小兒子跟在身邊，上學的女兒交由老家的父母照看。我們激動地寒暄着，多數時候都是我在發問，而他最關心的問題是我一個月賺多少錢，窮追不捨，讓我不知所措。臨別握手的時候，我才發現他的右手失去了兩根手指！我猛然想起，在多年前通電話的時候，他曾經告訴我，一個工友不小心軋斷了手指，這讓他憂心忡忡：有一天我的手指會不會也被機器軋斷？

他留給我一個手機號碼，幾天後我打過去卻是空號。在那一天，我忍不住熱淚盈眶，我想起十年前的九月，從那時起，我們便分道揚鑣了，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只是當時我們沒有意識到而已。十年以後，我成為一名大學教師、一名政治學者，而他和他的孩子則成為我的研究對象——農民工及其子女。命運讓我們看起來如此不同，而我知道，我們曾經多麼地相似。

即便是現在，我們依然是一個共同的身份，就是移民。不同的是，我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後，獲得了體制內的工作崗位和上海户籍；而他儘管常年在廣東打工，卻無法成為一個户籍意義上的廣東人。

命 定 的 博 士 論 文

**現在想起來，我的博士論文以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與政治社會化為主題，似乎是命中註定的。**2007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一首題為《心裏話》的朗誦詩，在一瞬間擊倒了我。

“ 

要問我是誰

過去我總羞於回答

因為我怕

我怕城裏的孩子笑話

他們的爸爸媽媽

送他們上學

不是開着本田

就是開着捷達

而我

坐的三輪大板車

甚至沒有裝馬達……

”

孩子們的聲音在我的腦海裏久久縈繞，揮之不去。三個月後，我終於下定決心，放棄已經執行了一年的博士論文計劃，重新選題，寫這樣一羣“城市化的孩子”。當時，我和身邊的朋友一樣，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麼會那麼決絕，那麼冒險。直到寫博士論文後記的時候，我才逐漸理解自己的選擇。

傾聽和敍述他們的故事，其實也是在體驗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運曾經與他們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個亦工亦農的家庭，父親是國企職工、母親在家務農，而我自幼隨外公外婆居住在縣城邊上；在農村唸完小學後，我轉入質量較好的城鎮中學寄讀，為了讓每學期一百元的寄讀費有所減免，外婆不得不託教育局的親戚幫忙，然後拿着領導的條子去敲開校長的辦公室，這曾經深深刺痛我的心靈；我這個農村小學的尖子生、班長，在那裏成績一落千丈，上課猶如夢遊，直到多年以後我依然不知明白，為什麼自己會突然間變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農村孩子，我沒有成為農民工的一員，純屬偶然。

念高中那年，母親攜弟弟妹妹進城，一家五口蝸居在父親廠裏的單身宿舍，母親在廠裏做臨時工補貼家用，現在想起來，原來自己也是農民工子女！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多年以後，我會選擇這樣一個博士論文題目。

**我不只是在書寫他們，我也是在尋找自己。**一個從中部農村走進大上海的青年，雖然只是一介窮書生，每月拿着微薄的津貼，不得不四處兼課以求温飽，為什麼卻會與這些孩子及其父輩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這就是階級政治與身份政治的奧秘。不管我與底層有多麼親近，我還是逐漸地脱離了這個階層。我走上了一條通往城市中產階層的康莊大道（儘管只是“慢車道”），而通過博士論文的研究，我試圖回到那個決定我命運的岔路口，去看看，如果我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我的人生將會怎樣。

命 運 共 同 體

長久以來，命運一直是文學家、哲學家和藝術家青睞的主題。在主流政治學的分析框架裏，我們找不到命運二字。也許是“命運”這個詞太抽象，太模糊，太過於情緒化，與社會科學所強調的精確性和價值中立格格不入。

**人們以為命運就像手心的掌紋一樣專屬於自己，其實不然，我們的命運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我們的好運氣或許會給別人帶來壞運氣；反之亦然。**正因為如此，政治共同體同時也是命運共同體，我們都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分享/分擔着彼此的命運。不理解政治，我們就莫論真正理解命運；不關注命運，政治學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命運不是理所當然的，也不是由一個超驗的神秘力量所決定的。如果説個體的命運帶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隨機性，那麼，羣體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權力結構設定的。國家、市場、社會與家庭是命運的主要塑造者。

首先，國家通過制度和政策來塑造我們的命運。國家不僅對有形的資源進行再分配，也在對無形的機會進行再分配。從上山下鄉到恢復高考、從“文革”到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化改革、從統招統分到教育產業化，國家行為對我們命運的影響何其巨大。國家對機會的再分配不是以個體為單位，而是以羣體或社會類屬（social　category）為單位，譬如城市居民、流動人口、高收入羣體。國家的再分配必須避免制度性歧視，即對特定社會羣體的不公正待遇。

其次，市場包括物質市場和地位市場，前者通過產權、後者通過社會流動渠道為我們的行為提供激勵，從而影響我們的命運。唐世平指出，在地位市場中，個人為社會地位而競爭；和物質市場中的情況相比，地位市場中的競爭是縱向的、零和的，而且地位性商品的供應是內在有限的。簡言之，我們通過物質市場獲得財富，通過地位市場獲得社會地位和外部承認。

再次，社會通過自由結社、社會運動、公共輿論、社會資本、關係網絡來影響人們的命運。這對於一個社會中的弱勢羣體尤其重要，顯而易見，勞工運動、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工人、黑人、女性的地位和命運。

最後，家庭是階級再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固然是舊時代的説法，如今時代不同了，但我們每個個體的人生軌跡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出身的影響。

以上四種力量與個人能動性的互動過程共同決定着我們的命運，每一種力量都不是絕對的。家庭是相對保守的力量，而市場、社會和國家都扮演了雙重角色，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變革的一面。在一個健康的社會系統中，這四種力量應當是相對平衡的，在自由與平等、效率與公平、社會流動與階級再生產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讓社會成員各得其所，從而避免社會的過度僵化或無序。

而在農民工身上，我們卻看到這四種力量驚人地一致：從國家的角度看，囿於現有的制度他們是“非市民”，無法在城市獲得權利資格和公共服務；從市場的角度看，他們被限制在次級勞動力市場，同工不同酬；從社會的角度看，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缺乏社會支持網；從家庭的角度看，他們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都相對匱乏。這四種力量的疊加效應，客觀上使農民工面臨比常人更大的重力加速度，重重地跌落在城市底層。

（本文選自熊易寒《移民政治：當代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與羣體命運》，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