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政治學 人生的岔路口_風聞
胡侃海-太阳能维修 月亮可更换 星星不闪包退换2020-01-19 16:19
文章來源丨復旦大學出版社
政治影響着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然而長期以來,命運卻遊離於主流政治學的視野之外。羣體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權力結構設定的;國家、市場、社會與家庭是命運的主要塑造者;命運的政治學追問的是一個最基本的正義問題——如果我們的命運具有某種外部性,那麼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在當代中國,有兩種流動特別引人矚目:一是人口流動的加速,二是社會流動的趨緩。人口流動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部分地打破了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人口流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的社會流動,農村的精英進入城市,內地的精英流向沿海,帶來了社會階層的分化組合。但是,隨着中國社會的成熟,各種上升通道的門檻變得越來越高,社會流動機會變得越來越稀缺。
移民對於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來説,都是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事件。與留在中西部農村地區的農民相比,外出的農民工總體上獲得了一定的福利改進,相對高的收入,更開闊的眼界,更多的向上流動機會。
人 生 的 岔 路 口
1999年9月,某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乘坐姑父的小車,進入了我的大學。差不多同一時間,以兩分之差落榜的同桌兄弟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車,在那裏開始了他的打工生涯。那是一個平凡的日子,以至於我忘掉了日期。在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那是我人生的一個岔路口。在那一天,我和同桌兄弟一起告別了農村,不同的是,我辦理了户口遷移手續,而他的户口還留在原地。
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和同桌兄弟保持着密切聯繫。我跟他講述大學裏的逸聞趣事,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他跟我訴説工廠勞動的酸甜苦辣,在那裏,再沒有人欣賞他漂亮的鋼筆字,再沒有人崇拜他豐富的歷史知識,才華在忙碌的流水線上找不到位置,尤其讓他感到挫敗的是,高中畢業的他不得不接受一個初中畢業生的管理。我們的生活大相徑庭,唯一的共同點是我們都會抱怨食堂的糟糕伙食。大約一年以後,隨着他工作地點的頻繁變動,隨着我們共同話題的日益減少,我們漸漸失去了聯繫。
直到2009年的春節,我們在老家的街頭不期而遇。他抱着一個襁褓中的孩子,他的妻子牽着一個背書包的小女孩。他們夫婦現在東莞打工,哺乳期的小兒子跟在身邊,上學的女兒交由老家的父母照看。我們激動地寒暄着,多數時候都是我在發問,而他最關心的問題是我一個月賺多少錢,窮追不捨,讓我不知所措。臨別握手的時候,我才發現他的右手失去了兩根手指!我猛然想起,在多年前通電話的時候,他曾經告訴我,一個工友不小心軋斷了手指,這讓他憂心忡忡:有一天我的手指會不會也被機器軋斷?
他留給我一個手機號碼,幾天後我打過去卻是空號。在那一天,我忍不住熱淚盈眶,我想起十年前的九月,從那時起,我們便分道揚鑣了,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只是當時我們沒有意識到而已。十年以後,我成為一名大學教師、一名政治學者,而他和他的孩子則成為我的研究對象——農民工及其子女。命運讓我們看起來如此不同,而我知道,我們曾經多麼地相似。
即便是現在,我們依然是一個共同的身份,就是移民。不同的是,我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後,獲得了體制內的工作崗位和上海户籍;而他儘管常年在廣東打工,卻無法成為一個户籍意義上的廣東人。
命 定 的 博 士 論 文
**現在想起來,我的博士論文以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與政治社會化為主題,似乎是命中註定的。**2007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一首題為《心裏話》的朗誦詩,在一瞬間擊倒了我。
“
要問我是誰
過去我總羞於回答
因為我怕
我怕城裏的孩子笑話
他們的爸爸媽媽
送他們上學
不是開着本田
就是開着捷達
而我
坐的三輪大板車
甚至沒有裝馬達……
”
孩子們的聲音在我的腦海裏久久縈繞,揮之不去。三個月後,我終於下定決心,放棄已經執行了一年的博士論文計劃,重新選題,寫這樣一羣“城市化的孩子”。當時,我和身邊的朋友一樣,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麼會那麼決絕,那麼冒險。直到寫博士論文後記的時候,我才逐漸理解自己的選擇。
傾聽和敍述他們的故事,其實也是在體驗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運曾經與他們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個亦工亦農的家庭,父親是國企職工、母親在家務農,而我自幼隨外公外婆居住在縣城邊上;在農村唸完小學後,我轉入質量較好的城鎮中學寄讀,為了讓每學期一百元的寄讀費有所減免,外婆不得不託教育局的親戚幫忙,然後拿着領導的條子去敲開校長的辦公室,這曾經深深刺痛我的心靈;我這個農村小學的尖子生、班長,在那裏成績一落千丈,上課猶如夢遊,直到多年以後我依然不知明白,為什麼自己會突然間變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農村孩子,我沒有成為農民工的一員,純屬偶然。
念高中那年,母親攜弟弟妹妹進城,一家五口蝸居在父親廠裏的單身宿舍,母親在廠裏做臨時工補貼家用,現在想起來,原來自己也是農民工子女!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多年以後,我會選擇這樣一個博士論文題目。
**我不只是在書寫他們,我也是在尋找自己。**一個從中部農村走進大上海的青年,雖然只是一介窮書生,每月拿着微薄的津貼,不得不四處兼課以求温飽,為什麼卻會與這些孩子及其父輩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這就是階級政治與身份政治的奧秘。不管我與底層有多麼親近,我還是逐漸地脱離了這個階層。我走上了一條通往城市中產階層的康莊大道(儘管只是“慢車道”),而通過博士論文的研究,我試圖回到那個決定我命運的岔路口,去看看,如果我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我的人生將會怎樣。
命 運 共 同 體
長久以來,命運一直是文學家、哲學家和藝術家青睞的主題。在主流政治學的分析框架裏,我們找不到命運二字。也許是“命運”這個詞太抽象,太模糊,太過於情緒化,與社會科學所強調的精確性和價值中立格格不入。
**人們以為命運就像手心的掌紋一樣專屬於自己,其實不然,我們的命運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我們的好運氣或許會給別人帶來壞運氣;反之亦然。**正因為如此,政治共同體同時也是命運共同體,我們都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分享/分擔着彼此的命運。不理解政治,我們就莫論真正理解命運;不關注命運,政治學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命運不是理所當然的,也不是由一個超驗的神秘力量所決定的。如果説個體的命運帶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隨機性,那麼,羣體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權力結構設定的。國家、市場、社會與家庭是命運的主要塑造者。
首先,國家通過制度和政策來塑造我們的命運。國家不僅對有形的資源進行再分配,也在對無形的機會進行再分配。從上山下鄉到恢復高考、從“文革”到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化改革、從統招統分到教育產業化,國家行為對我們命運的影響何其巨大。國家對機會的再分配不是以個體為單位,而是以羣體或社會類屬(social category)為單位,譬如城市居民、流動人口、高收入羣體。國家的再分配必須避免制度性歧視,即對特定社會羣體的不公正待遇。
其次,市場包括物質市場和地位市場,前者通過產權、後者通過社會流動渠道為我們的行為提供激勵,從而影響我們的命運。唐世平指出,在地位市場中,個人為社會地位而競爭;和物質市場中的情況相比,地位市場中的競爭是縱向的、零和的,而且地位性商品的供應是內在有限的。簡言之,我們通過物質市場獲得財富,通過地位市場獲得社會地位和外部承認。
再次,社會通過自由結社、社會運動、公共輿論、社會資本、關係網絡來影響人們的命運。這對於一個社會中的弱勢羣體尤其重要,顯而易見,勞工運動、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工人、黑人、女性的地位和命運。
最後,家庭是階級再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固然是舊時代的説法,如今時代不同了,但我們每個個體的人生軌跡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出身的影響。
以上四種力量與個人能動性的互動過程共同決定着我們的命運,每一種力量都不是絕對的。家庭是相對保守的力量,而市場、社會和國家都扮演了雙重角色,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變革的一面。在一個健康的社會系統中,這四種力量應當是相對平衡的,在自由與平等、效率與公平、社會流動與階級再生產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讓社會成員各得其所,從而避免社會的過度僵化或無序。
而在農民工身上,我們卻看到這四種力量驚人地一致:從國家的角度看,囿於現有的制度他們是“非市民”,無法在城市獲得權利資格和公共服務;從市場的角度看,他們被限制在次級勞動力市場,同工不同酬;從社會的角度看,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缺乏社會支持網;從家庭的角度看,他們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都相對匱乏。這四種力量的疊加效應,客觀上使農民工面臨比常人更大的重力加速度,重重地跌落在城市底層。
(本文選自熊易寒《移民政治:當代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與羣體命運》,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