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馬前卒馬督工的一段話，對故宮事件有借鑑意義_風聞

這段話是馬督工評價朝陽工業項目問題時説的，雖然事情不一樣，但道理是相通的，都是權力和民眾的關係問題。雖然馬督工的意見有不少我不贊同，但這番話體現了馬督工比其他左派更願意思考 馬督工原話： 兩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確立了新的政治正確，就是普選制和人人平等。我們可以説這個政治正確很虛偽，執行起來依然是金錢説話，依然有潛規則。但客觀上，它給了基層一定的參與感，通過選舉這個儀式，讓平民表達了觀點，發泄了一定的怨氣。然後政治精英再通過政治資金和專業的宣傳團隊操控選舉，在賺錢的同時對抗民粹主義。

這個制度當然有很多問題，但客觀上，它保證國家在工業化人口中有一定的權威，在普通人的潛意識裏打造了合法性，能夠應付政治危機。比如説前面提到工業國相對中國的高税率，比如説公務員的比例比中國高，警察、税務機關執法的力度比中國強，都是依託這套制度提供合法性，壓制資本和反社會力量。

從全世界來看，沒有工業化的國家強行仿效這個制度，那是找死。大多數被美國灌輸民主的國家都一團糟。完成工業化的國家選擇這個制度，也不一定能避免所有問題，比如説烏克蘭前些年的人均GDP還相當於中國沿海省份，現在已經連貴州青海都不如了。

但是如果完成了工業化，但還是不給基層開放參與政治的渠道，同時宣稱西方那套是邪惡的東西，不可以學習，甚至不可以討論。那這一套就真的會上升成普世價值，會在社會潛意識中成為真正的政治合法性。甚至大多數公務員和領導也信這一套。從目前來看，西方制度在中國的潛在合法性可能比在美國更強。我過去接觸的許多幹部，都喜歡私下説西方那套好。

近幾年的羣體性事件，大多都是在模仿這個合法性。一般來説，抗議者不代表大多數，要求也未必合理，比如説許多集資案的投資者。賺錢的時候沒交税，也不聽政府勸阻，虧了就堵路要政府負責。又比如許多手續合法，經過環評的項目，像廈門px事件，廣東江門的核燃料工廠，許多地方的變電站、手機塔，也會被上街抵制。實際上，在這些項目中受益的大多數人沒有發聲，少數人的抵制既浪費了經濟資源，也損害了多數人的利益。

但政府往往會屈從於這些不合理要求，就算不得不恢復公共秩序的時候，也總是不好意思下手，下手了也要封鎖消息，像做賊一樣。這説明，從官員到羣眾，再到全中國的網民，都認定政府的行為缺乏合法性授權，沒法拿到枱面上説。結果就是少數人以人民的名義謀求非法利益，反而輿論上佔優勢，比政府擁有更高的合法性。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果想更深地干預經濟，一個必要前提就是獲得工業人口的普遍認同，重建合法性。這個合法性需求要比西方國家還要強。因為歐美只需要保持當前地位，中國需要趕超，需要更深入的動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動員摧毀了許多剛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今天的中國如果不能在工業化社會建立牢固的合法性，動員力度越大，隱患就越多。

80年代的蘇聯完成了城市化，工業化，大學入學率超過20%，一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經濟增長率也不輸西方。但是，蘇聯進步越快反而怨言越多。這時候某些幹部覺得應該收緊制度，抵制西方影響，加大投資，恢復到斯大林的道路上去。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某些人就是這麼想的。

其實戈爾巴喬夫剛上台的時候也基本贊同他們的看法，把中央換了一遍搞集權，也要集中資源搞投資，縮短和美國的技術差距。但是呢，在一個人口已經工業化的國家搞動員，還要維持前工業化時代的政治體制，必然會激發巨大的矛盾。所以戈爾巴喬夫很快撞牆了，政策阻力越來越大。於是戈爾巴喬夫做了個180度急轉彎，全面照搬西方制度。

回顧一下戈爾巴喬夫的履歷，可以發現，雖然他提拔很快，但也有很多基層經驗和執政經歷，不能算是拍腦袋辦事的幹部。他的困惑在於，作為蘇聯全面工業化之後的第一個年輕領導人，他必須有所作為，但是舊的道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所以進退失措。

而且80年代蘇聯的對手也是列寧斯大林都沒遇到過的敵人。80年代的西方不再是一個貴族公開專政的社會，資本主義經過世界大戰和60年代的內部整合，重建了合法性。從戈爾巴喬夫上台再過20多年，美國就要選黑人當總統了，過去的許多意識形態短板都開始消失，再用老套路搞宣傳，就像一拳打在空氣上，反而會拉傷自己的肌肉。

所以戈爾巴喬夫陷入了迷茫，不知道該怎麼走，遇到阻力就把方向盤轉180度試試。我們現在知道他的機會主義沒有好下場，但也必須承認，之前蘇聯的老路也不是辦法。完成工業化以後，蘇聯執政阻力必然越來越大，就算戈爾巴喬夫1986年死了，只要蘇聯領導人不肯正視工業化之後的社會發展趨勢，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來搞動員，可以説衰退和解體是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