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黑（二）_風聞

宋朝針對人民的刑罰之嚴酷，是超過了漢、唐和明朝的。宋朝不殺士大夫，但是老百姓販賣私鹽超過二十斤就是死刑，販賣茶葉超過二十斤也是死刑，造反的就是凌遲處死。宋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官方批准的大辟（斬首等死刑）人數就高達2436人，斷死刑數比唐代增加幾十甚至上百倍。

中華帝國的刑法制度有兩次大的改革，一次是漢文帝時候廢除了砍手砍腳等肉刑，第二次是隋文帝制定的《開皇律》又進一步廢除了梟首、車裂（也就是民間所稱的“五馬分屍”）等酷刑，確立了“笞（鞭刑）、杖（杖刑）、徒（監禁）、流（流放）、死（斬刑和絞刑）”五種刑罰，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刑罰體系。唐朝也基本繼承了隋朝的刑法。但是到了號稱“以寬仁而治”的宋朝，一方面對士大夫廢除死刑和杖刑，一方面對老百姓全面恢復了肉刑和酷刑。

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時期，大臣錢易就在奏章裏面説：

“今日……背軍逃走者……皆支解臠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鈎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見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 ，四體分落而呻吟之聲未息。”

在實際執法過程中，杖死、腰斬、釘死、五馬分屍、凌遲處死等紛紛恢復，其中自從商紂王以來已經消失上千年的“醢刑”——把人剁成肉醬的刑罰——竟然也被廣泛使用。宋真宗的時候，冀州知州張密學捕獲一“巨盜”，就下令把他釘在門板上釘三天，然後剁成肉醬；仁宗的時候，轉運使杜杞採用假裝接受對方投降的方式，將廣西環州的起義軍首領五十六人抓捕，然後食言而肥，下令在鬧市區把這些投降的首領公開凌遲處死、開膛剖肚，再剁成肉醬，命令各地區的首領吃掉。

除了這些叫得上名字的酷刑以外，官吏們自己創造出來的、私自處理犯人的酷刑還有很多，諸如斷手足、挑足筋、碎骨頭、水溺坑殺、湯煮鋸解等等。宋真宗時期，對於私自離開部隊逃亡的士兵，普遍的做法就是先用燒紅的鐵烙，再用石頭砸碎身上的骨頭，最後斬首。

各種慘絕人寰的酷刑在宋朝是普遍現象，不絕於史料。例子太多，無法詳細列舉。郭東旭教授所著《宋代酷刑論略》裏面有細緻的考證，各位可以找來細看。而執行這些酷刑的，都是把“仁義道德”掛在嘴上的儒家士大夫。宋朝的文官們從來不用擔心自己會捱打挨殺，所以特別有勇氣、有興趣虐殺那些敢於反抗他們統治的人。

後來，元朝和明朝也繼承了宋朝的酷刑制度。明朝皇帝朱元璋還發明瞭剝皮實草這種酷刑。明憲宗朱見深也屢屢下令凌遲處死農民起義領袖，著名太監劉瑾和明末遼東將領袁崇煥都是被凌遲處死的。但明朝的酷刑跟宋朝有兩大區別：

第一是有很多酷刑是用來對付官員的，像剝皮實草就是為貪官量身定做的，普通老百姓無緣消受，不像宋朝有士大夫免死的特權；

第二是酷刑的採用需要皇帝特批，不像宋朝一樣文官集團勢力失控，可以隨意採用自己想出來的方法殘酷處死罪犯。明朝的普通死刑犯都要皇帝在名單上打勾才能被處決，這叫“勾決”。文官集團只能宣判而無權執行死刑，像宋朝那樣私自虐殺犯人的行為是重罪。農民起義領袖、還有倭寇頭目等罪行極為嚴重的人物，被抓住了之後都要先報皇帝批准才能處死。

明初宰相胡惟庸私自處死撞死他兒子的車伕，就被朱元璋要求殺人償命。內閣首輔楊士奇的兒子在地方上打死人命，被明英宗朱祁鎮下令處決——只不過為了給楊士奇面子，先只是關起來，等楊士奇死後再殺掉的。前內閣首輔楊榮的曾孫、福建衞指揮楊曄因為打死人命，被抓起來死於西廠大牢，憲宗朱見深下令將其抄家並全家充軍。所以明朝的文官相對於宋朝，要老實很多，對虐殺犯人這種事情興趣不大，因為玩過頭了可能會把自己也搞進去。

宋朝的人權保護得並不好，更談不上是什麼法治社會，只不過是“官權”保護的好，是典型的“官治”社會。現在有很多人吹捧宋朝的人權法治，不過是站在文官們的立場上來作的評價。相反，宋朝的人權法治狀況極差，而這種差的原因，就是文官們的人權法治搞得太好了。宋朝的文官們喜歡兼併土地，刑法就特別規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也就是佃農傷害地主，一律罪加一等；地主傷害佃農，杖刑以下的罪免於處罰，徒刑以上的罪減一等執行。如果地主把佃農打死了，發配到比較近的州縣服刑，而且不用在臉上刺字。這種“人權法治”，當然是特權階層非常喜歡、非常懷念的。像明朝那樣，正部級以上的高級官員及其子弟打死個把老百姓都要償命，怎麼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呢？怎麼能不把它描寫得黑暗專制、沒有人權呢？

實際上，明朝的人權保護——從古代社會的標準來看——是不錯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很不注意保護“官權”。明朝官員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可以像其它古代王朝的官員一樣，想辦法先把人關進班房再秘密殺害，然後謊報“瘐死”——也就是因為天氣疫病等原因死於監獄。但這是見不得光的行為，只能偷偷摸摸幹，一旦被告發處理極重。像宋朝那樣官員直接下令處死甚至虐殺犯罪嫌疑人的情況，在明朝是被嚴厲禁止的，在現實中也是極為罕見的。

——官權好則民權差，官權差則民權好，在帝國制度下這是一對矛盾關係。宋朝和明朝就是這一對矛盾的兩種極端。有人在評價明朝的時候這樣説：“連高級官員都會被在朝堂之上公然脱下褲子打屁股，普通人的人權保護就更無從談起了”。這樣的邏輯是錯誤的，把矛盾關係搞成了因果關係。正確的邏輯是：“正是因為高級官員犯了錯誤都會被脱了褲子打屁股，所以明朝普通人的人權保護得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