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熱潮下的年輕一代, 為何日益"無視"集體的存在？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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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2019年12月新刊上市

✪ 陶慶梅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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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2019年，一部中國製作、體制外投資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成為年度的現象級電影，以接近50億的票房超越《流浪地球》，斬獲2019年票房冠軍。這樣一部原本並不那麼被看好的“小眾”動畫電影，最終卻得到如此廣泛的認可，除去電影產業自身發展的原因外，一定是電影中的意義與情感表達，有意無意間激發了以青年人為主體的觀眾的強烈情感共鳴。本文認為，伴隨着中國工業化的基本完成與集體主義的消解，一種全新的中國當代個人主義正在浮出水面，它一方面強調自我實現的絕對價值，缺乏對共同體價值的瞭解與認可，另一方面又弔詭地混合了鮮明的集體主義/國家主義。而《哪吒》中塑造的“我命由己不由天”的哪吒形象，正暗合了當代中國青年人身上這種新個人主義。文章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12月刊，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當代青年的新個人主義

——從《哪吒之魔童降世》談起

▍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思潮中崛起的《哪吒》

《哪吒》是在“國漫崛起”的討論中在輿論媒體上快速升温的。

在剛剛進入市場的時候，《哪吒》並沒有特別被看好。“從4月起到7月10日前，該片的全渠道有效評論數都保持在個位數，熱度處在一個較低的狀態。”但是，在上映一週後的7月26日，隨着它的票房突破13億，刷新了此前《西遊記之大聖歸來》的紀錄，使得它成為新的國漫代表被人關注。在那之後，在媒體上，無論是“《哪吒》近50億票房收官封神，但國漫距離崛起還差一個‘迪士尼’”，還是“哪吒爆紅，國漫崛起？”“《哪吒》爆紅過後，國漫真的崛起了嗎？”……這些或肯定、或懷疑的媒體標題背後，無論是支持它還是反對它，首先都是將《哪吒》定位於“國漫”，將它作為一個“國漫崛起”的現象加以討論。在面對“漫威”系列電影、迪士尼動畫等狂掃中國電影票房，對青少年形成碾壓式影響的局面中，《哪吒》的出現，確實張揚了揚眉吐氣的民族自尊心。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深入《哪吒》這部電影本身的形態看，除去它所藉助《封神榜》中的“哪吒”傳奇，有着對中國文藝傳統的一次再開掘的意義之外，除去電影中太乙天尊説着有點奇怪的“川普”以及“山河社稷圖”的創意、門神等具體的形象造型之外，《哪吒》在影像上的中國畫風、中國審美，都並不突出。它基本遵循的還是好萊塢的動畫造型與美學邏輯，在這一點上，相比於之前的《白蛇緣起》，甚至可以説是退了一步。

因而，《哪吒》的口碑也許有着來自“國漫崛起”的推動力，來自普通觀眾對於民族電影產業的一種自覺，但它實際上所呈現的電影特質，卻表明它與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並沒有太多關係。在這方面，它不僅比不上吳京在《戰狼II》中帶有宣誓意味地把國旗套在臂膀上的行動，也比不上《流浪地球》裏“不棄家園”的主題所承載的厚重民族情感。

《哪吒》最為重要的不是“中國畫風”的席捲力——正如《流浪地球》也絕不只是一部科幻電影一樣。2019年，《哪吒》這個有着動畫片外形的電影，它走紅的內在原因，是諸多評論一再提及的“成長寓言”；是這個“成長寓言”，有意無意間擊中這個社會最為廣大、最為主流的“80後”泛青年人羣的情感世界。

▍當代個人主義的本土表達

《哪吒》所藴含的成長寓言，雖然是以動畫片為載體，雖然主角是一個三歲大的孩子，但它絕非是一個關於“熊孩子”的成長故事。雖然有許多年輕父母在《哪吒》的父子關係中看到了初為人父母的一點感動，但正如《哪吒》主題歌“生活你全是淚，沒死就得活受罪，越是折騰越倒黴，越有追求越悲催，垂死掙扎你累不累，不如癱在牀上睡。來來回回千百遍，小爺也是很疲憊”説明的，《哪吒》的故事，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的自我寫照與自我宣言。

這種自我宣言，直接體現為劇中符號性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妖我自己説了算”的台詞。這種以自己的個人能力成就的自我，滲透在無數影評“透過電影，我們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的唏噓聲中。這一個人主義的宣言，不同於百年前以“出走的娜拉”為象徵的個人主義，也絕不是20世紀80年代再啓蒙運動中的青年人所追求的個性鮮明。這種新個人主義有什麼特點？

從影片所提供的敍述框架與情感動力來説，這種個人主義的主要內容就是哪吒所有的努力，就是要證明，無論上天給他什麼樣的命運，無論社會中的人怎樣孤立他，他都要用自己的能力、也能用自己的能力，證明自己要決定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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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個人主義的敍事，從其內涵來説，並不算新鮮。它新鮮的地方大概在於：首先，在整個的敍事邏輯中，哪吒這個個體，與陳塘關的小社會一直處於一種緊張的對立關係中。在電影敍事中，哪吒因為被陳塘關的百姓認為是“小妖怪”而被孤立。只是，不同於過去的電影英雄因為被社會孤立而生出的悲情，這個所謂“史上最醜哪吒”，卻是故意以社會評判標準的“醜”，以刻意表達的個體對社會的不在乎，反彈出“我是小妖怪，逍遙又自在，殺人不眨眼，吃人不放鹽……”的怨與怒。這種因怨與怒而生成的社會關係，使得哪吒即使最後拯救了陳塘關，但這拯救的動力並非是與社會的和解，而更多的是要證明自己的能力，證明自己在生死麪前不會坐以待斃。其次，與第一個問題有關的，是影片中能夠給予哪吒支持的力量，幾乎主要在於核心家庭。似乎在不經意間，這個中國傳統故事中的“哪吒三太子”，悄無聲息地成了電影中的一個獨子，哪吒一家也就構成了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獨生子女家庭。第三是動畫片的本身特點。在動畫片這樣的電影形態中，因為無法運用太複雜的敍述，反而使得它可以不去細究（觀眾也不會苛責）角色的複雜性，可以把一種簡單的情緒推到極致。正是以動畫片這種最簡潔、最集中的表達，《哪吒》成為當代青年個人主義的一次酣暢淋漓的本土表達。

《哪吒》的核心創作團隊大致是“80後”，而它的受眾，涵蓋了“80後”“90後”後乃至“00後”的幾代人。作為一個整體的青年，他們是市場邏輯與貧富差距之下分化與撕裂的一代；但是，他們又共同生活在已基本消滅了匱乏的豐裕社會中，也都面臨着市場競爭的嚴峻挑戰。從“80後”開始的這幾代人的成長環境，大致是伴隨着市場競爭的邏輯越來越滲透到生活、學習、工作的所有方面。在這個充滿了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中成長的個體，除去“拼爹”，他們所能依憑的力量，恐怕就只有自己。因而，在《哪吒》這個成長故事中，那些“80後”“90後”的年輕人，看到的是整個一代青年羣體的唏噓感嘆。這種在嚴酷競爭中的成長經驗，以及由這種經驗積累的情緒，第一次在一部電影中得到如此純粹的釋放。

（電影《哪吒》劇照）

這種心理情緒的一個最重要特點，就在於它與社會/共同體關係的變化。如果説“新青年”乃至“新啓蒙”那一代的個人主義，是帶着民族/國家共同體的視野重新審視社會中個體的意義，它要把個體從封建家庭、宗法制度“解放”出來以期完成救亡圖存、奮發圖強的使命——它還是以民族/國家為出發點來確定個體中心；而今天的個人主義與之最大的區別在於，個人，真正成為思考人與社會關係的出發點。看上去，這樣的個人主義似乎與“新青年”那一代以易卜生為介質引進的個人主義越來越接近。但是，與歐洲啓蒙主義以來的個人主義非常大的差別在於，帶有鮮明啓蒙運動思想內涵的易卜生式個人主義，強調的是把個體從上帝/教會那兒解放出來，重新確定個體與上帝的直接關係，並以上帝這最終的“善”為個體確定精神座標。歐洲的個人主義有着明顯的宗教背景；而中國當代青年的個人主義思想，則是在市場經濟深化過程中一代人對於市場競爭最為直接的世俗反應。

▍當代青年的文化模式與情感結構

怎樣理解《哪吒》這樣一部動畫電影，在“國漫”的民族主義敍事中，展現的卻是一份清晰的新個人主義宣言？

1980，尤其是1990年以後出生的一代人，他們的成長過程伴隨着國家實力的強大，這種樸素的自豪感，“既是愛國主義情感的基礎，也是青年民族主義思潮的重要來源”。從“80 後”到“90 後”，再到“00 後”，在物質不那麼匱乏、集體主義話語已經基本解構完畢的情況下，自我實現是天經地義的最高價值追求。但是，這個“自我實現”總是要落實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中。競爭越殘酷，個體越獨立——也就意味着越來越孤獨。孤獨的個體是很難從自身獲得生命的意義的，個體的生命總得附着在更長的時間和更寬闊的空間中。因而，這個在市場競爭中成長的孤獨個體，在民族/國家這個大的共同體中，得到某種情感的支撐，應當説有它的真實性。

這種極度個體化的敍事，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確實可以互相利用、互相激發；但是，我們仍然要追問的是，這種在市場經濟的嚴酷競爭中被激發出來的、以自我實現為價值的個人主義，當個人的日常生活（從學習、工作乃至娛樂）都是以市場經濟邏輯推進的，當現實生活中面對的都是以個人為本位的競爭關係，一個遙遠的民族/國家，即使在情感上是一種連接，又如何才能給個體在日常生活以支撐？當現實生活中生活的個體沒有共同體的支撐，這種個體與民族/國家情感上的聯繫，是不是會有着明確的限度或者邊界？

《哪吒》這部電影所呈現的在民族主義思潮中崛起的個人主義，折射出青年一代什麼樣的文化模式與情感結構？

首先，正是《哪吒》中哪吒與小社會之間一種在無意間被放大的對立所顯現的，在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個體，因為在日常生活中相對劇烈的競爭關係，由於日常生活中集體/共同體的缺失，這種個人主義越來越漠視共同體的存在、漠視共同體對個人的意義。

從影片的敍事邏輯上講，無論是“山河社稷圖”的暗示還是斬妖除魔的情節設計，創作者是要讓哪吒承擔一定責任的。但是，藝術創作的特點在於，敍事的邏輯安排怎麼也比不上創作者自身真實情感的力量強大。對於像餃子這樣的核心創作者來説，他一定和哪吒一樣共享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激情，相信自己雖然在社會眼光看來是不務正業的異類，但總能以自己的能力證明自己的強大。《哪吒》之所以能這樣流行，也正是劇中透過“我是小妖怪”這樣的童謠，以自我否定呈現出自我肯定的強大意識。對於“80後”一代創作者來説，他們可能並無意否定共同體，也無意去討論共同體怎麼壓制個人，他們只是無意識地放大了自我能力，而無視、漠視乃至蔑視共同體的存在。

《哪吒》在情節設計上只有核心家庭這個最小的共同體，最終也是這個核心家庭中父親的以命換命換來了哪吒的覺醒。但是，這樣的一種情節設計，怎麼能比得上傳統故事中哪吒以“剔骨還父、割肉還母”的悲劇行動，反證着血親紐帶是絕對的不可割捨？在無視共同體情感結構的推動下，核心家庭共同體的情感，其實也是被不斷弱化的。

其次，因為無視、漠視乃至蔑視共同體而生髮的個人主義，出於對抗天的權力而對個人權利的重申，暗藏着的是責任主體的缺失。

“新青年”那一代思想者藉助易卜生的戲劇推動個人主義，是要把個體從中國封建家庭中解放出來，投入社會解放的洪流中。自由主義思想代表胡適，在他的《易卜生主義》一文中，雖然口口聲聲要在“社會這條沉船上拯救個人”，但他們要拯救個體，是希望這個個體能夠以“人民公敵”的姿態，成長為“社會支柱”，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力量。20世紀80年代的這種啓蒙主義，同樣是希望個體要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一份子。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對比。易卜生式的個人主義代表，在《人民公敵》中宣示“最孤立的人最強大”的斯多芒克醫生，強調的是對社會的一種終極責任。《人民公敵》探討的是：當一個社會的所有人，當一個社會的法律系統、行政機構、家庭關係都處於這一個體的對立面，個體，還要不要堅持真理、在塵世間行使上帝之職，以拯救這個社會？在易卜生那兒，個人，是因為他承擔的責任而強大；而他承擔的責任越大，個人就越強大。

雖然晚年的易卜生回到了早年寫《培爾·金特》的立場，對於他塑造的這些人物，是否真的能夠離開上帝獨立承擔使命成為真正的個體充滿了懷疑；雖然他可能發現他筆下那些熠熠閃光的個人主義典型形象，如娜拉、斯多芒克醫生，最後可能都會如培爾·金特一樣，在經歷了開疆拓土的一生之後，怎麼都逃不脱十字路口等着他的鑄幣匠，告訴他，他那“為自己就夠”的一生，註定是像洋葱一樣空心的一生。但這並不妨礙，他一直以啓蒙主義為思想基礎，為個人主義賦予豐富的思想內涵與責任意識。

如易卜生這樣的思想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順應着歐洲中產階級的文化需求，將戲劇場景從貴族城堡搬到了中產階級客廳；但對於今後將逐漸登上歷史舞台的中產階級，他一直以戲劇作品表達着嚴峻的思想要求與精神鍛造。而在今天中國大眾文化中崛起的個人主義，到目前為止，我們更多看到的還只是情緒表達。怎樣從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經驗出發，面對在現代化過程中快速成長的個體，重建個體與共同體的關聯，豐富個人主義的思想內涵，確實是今天新的文化問題。

▍探尋青年個人主義的社會學意義

從“五四”到20世紀80年代的新啓蒙，個人主義都是其中的核心敍事之一。這種個人主義過去主要是舶來的思想。今天，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與工業化的基本完成，伴隨着集體主義的消解，一種全新的中國當代個人主義可能正在浮出水面。本文雖然僅是以《哪吒》為個案和出發點，討論中國當代個人主義敍事的特點，但是在2019年國慶，即使是那些帶有強烈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色彩的電影，如《我和我的祖國》《攀登者》等等，國家敍事都開始選擇個人敍事作為出發點。理解個人主義，理解個人主義/民族（國家）主義之間的張力，可能是我們切入時代特點的獨特角度。

在不同時代，我們雖然會以同一種概念去定義一種相似的社會情緒，但其內涵終究會因為時代的變化而有着完全不同的內容。概念內涵的變化，往往意味着概念所承擔的主體的變化。因而，在今天我們所討論的個人主義內涵的變化，從社會學的意義上，就是“個人主義”所依附的“個體”正在變化。

首先，今天的“個體”是從中國原來組織體系中脱嵌的個體。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革命的整體敍事是要解構一個奠基於“封建宗法制”的“舊中國”。伴隨着1949年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那些被從封建家庭中解放出來的個體，又被單位、公社等帶有政治與經濟關係的無數小公共體吸納。社會主義的“新人”，某些意義上就是重新融入一個非血緣、非宗親集體中的“個體”。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邏輯與80年代再啓蒙相碰撞，他們共同推動着解構單位、公社等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組織結構，把個體釋放到一個抽象的社會之中。但市場經濟只承擔瓦解共同體的職責，卻沒有重建共同體的能力。今天，在市場經濟已經逐漸滲透到社會方方面面的時候，我們如何做到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重建有着政治經濟紐帶關係的新共同體，是對當代社會的全新考驗。

其次，今天中國的個體的基本生存背景是中國工業化進程初步完成、城市化率達到60%的社會狀況，它帶有一定的“豐裕社會”的特徵，當前對於大學生“慢就業”“啃老”的研究大致是在這個視野之中。但問題的另一面是，工業化進程初步完成中的個體，又是逐漸脱離了具體生產過程與生產環節的個體，是被專業分工捆綁在自己狹小認知領域的個體。這種情況下，個體只能感受到社會組織的約束性存在，很難去理解社會生產與組織關係對個體的支撐性作用。這大概是當代青年個人主義無視共同體存在的深層社會原因。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2019年以中美貿易戰為代表，預示着國際格局與世界產業結構可能面臨重大調整，“豐裕社會”的背景正在遭遇挑戰，缺乏共同體意識的個體，在新的社會狀況中，能夠應對這樣的挑戰嗎？

▍結語

《哪吒》在2019年的“爆款”，讓我們看到一種嶄新的當代中國個人主義浮出水面。這種個人主義，一方面充滿自信，洋溢着民族上升期的特有朝氣；另一方面，它又極度不安，藴藏着一個社會內部深刻的焦慮。當一個社會無法在工作、生活等具體環節上，為個體提供足夠的保障，當一個社會又缺乏精神引導，讓生命的意義有所附着，這個社會中的個體，可能會選擇民族/國家作為感情支撐，但這種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遙遠感召，很容易流於淺表的熱鬧與喧囂；而當這個社會內部競爭愈加激烈，或者當這個社會內部出現新的紛爭時，民族/國家的存在就可能會變得虛無。因而，今天的中國社會，需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個人-國家之間，建立更具社會性的小共同體，以弱化過度市場競爭的殘酷性給人帶來的碎片感。而在思想層面，無論通過什麼樣的形式——藝術的，教育的，社會科學的，都要在當前物質生產的特定狀況之下，將個人置於具體的社會結構中加以理解，要將一個個所謂的孤零零的個體，通過無數的他者，與一個社會結構關聯起來。這個結構，是要超越當下的時空，讓個人與更久遠的時間（過去的或者未來的），與更開闊的空間（中國的或者世界的），建立真正的情感關係——正如魯迅所説，“無盡的遠方，無盡的人們，都與我相關”。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12月刊，原標題為：當代青年的新個人主義——從《哪吒之魔童降世》談起。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