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京返鄉六年，他在做「回鄉見聞」中不敢想象的事_風聞

編者按

鄉村發展，能否等同於鄉村經濟發展？近年來，這個問題正在越來越多地引起關注。城市化大勢所趨的背後，鄉村正在流失的遠遠不僅是勞動力與人口數量，每一年的春節返鄉時刻，都是種種“回鄉見聞”的刷屏時刻。鄉村該往何處去？一轉身離開的家鄉，是否註定成為我們回不去的遠方？

有人偏不信邪。

《社會創新人物系列》第九篇，就是這樣一篇另類的返鄉故事。2013年，林爐生決定離開北京，離開高校，回到自己的家鄉——福建省漳州市雲霄縣內龍村。這個決定改變了他，也改變了家鄉的命運。

“人心一旦有了改變，就不會再回去了。”內龍村副書記林志福説。

“我們想要的也不多，人心有了改變，就很好了。”內龍村村民，志願者骨幹林茶梅説。

被改變的村莊

今天，內龍村是青山環抱中一個典型的閩南古村落，青棗、楊桃和蜜柚遍村栽種，紫荊花與三角梅沿路盛開，來自山上的溪水穿過村莊，通過引水渠流經村裏最大的建築、老式圓土樓“陶淑樓”門前，又向着下游山谷奔去。只有百餘户的小村雞犬相聞，夜不閉户，天氣好的時候，老人們三三兩兩地聚在宗祠前的戲台旁曬太陽，總有好奇的孩子會笑着與外來的陌生面孔打招呼——他們每一個都很會説“謝謝”。

● 今日內龍村 / 受訪者提供

但僅僅四年前，內龍村還是城市化大潮背後一個凋敝暗淡的影子。土樓年久失修，漸漸坍塌，村中污水橫流，垃圾遍地，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賺了錢的那些回來帶走了全家人，剩下的則是無法離開的老人、孩子和操持全部農活家務的婦女……

變化起於2015年底的一天，陌生汽車在村裏進進出出，帶來了來自遠方的建築師，來幫忙的大學生，與一批批建築材料。他們圍着廢棄的土樓打轉，並不在意近旁指指點點的村民。

從修繕土樓坍圮的外牆開始，這些陌生人修整土樓、清理河渠、拓寬道路、打掃村莊內外……

圍觀他們，很快超過賭博娛樂，成了內龍村村民的主要消遣。

● 陶淑樓屋頂改造期間 / 受訪者提供

工程進行了近半年，學生們走了，建築師走了，留下修繕好的土樓。始建於兩個多世紀之前的陶淑樓居於村莊正中央，與中軸線另一端的宗祠和戲台彼此呼應，彷彿一隻凝視着村莊的古老眼睛。

但真正的變化，或許是從這一刻才剛剛開始。

幾個此前並不起眼的村中婦女自願組成了一個義工小組，開始挨家挨户地收衞生費，起初收上來的錢不夠僱人清掃，她們就自己動手，打掃村中一塌糊塗的道路與河渠。

她們是村中的媳婦，女兒，也是母親——大學生們重修土樓的那幾個月，她們都曾抱着孩子遠遠地觀望過。

空置的原村小學教室裏，開辦了停學七年的幼兒班。在此之前，內龍村的孩子們要送到幾公里外的外龍村才能上幼兒園，不少孩子的童年因此只能被關在家裏看電視——他們的父母往往不在身邊，“早上八點鐘送去，十點就又要接回來，爺爺奶奶哪裏做得到。”

曾經無人問津的土樓，也辦起了“陶淑書院”與小小圖書館，一批又一批的外來志願者成了這裏的老師，帶來村民們聞所未聞的種種學問——他們來自廈門、台灣、上海、甚至美國、英國和非洲，許多人不會講閩南話，還有些連中文也聽不懂，但不同的語言沒有妨礙內龍村的孩子們在他們離開時哭紅了眼睛。

● 陶淑樓夏令營結業式 / 受訪者提供

而這一切的背後，是一個曾經走出家鄉，又選擇回到家鄉的人，他的名字叫林爐生。

帶來改變的人

1982年，林爐生出生在陶淑樓一間向陽的房間裏，也在那裏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光。

內龍村整個村莊幾乎都姓林，土樓內外，家家沾親帶故。幼年的爐生在土樓舅舅家的屋子裏長到九歲，才跟着父母搬到土樓外的新居。

十一年後，這個土樓裏走出來的孩子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

在同輩的弟妹眼中，比起成績，爐生給他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他的決心與行動力——從少年時起，身材並不高大的爐生就是夥伴羣中的孩子王，而學習成績不過是他諸多事蹟中並不特殊的一樁，“就是決定要做什麼，就很快做成了。”

或許是同樣的性格特質在發揮影響，大學畢業後，他選擇了一條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依然極不尋常的道路：在北京師範大學後勤物業部的“正常”工作只堅持了不到一年，他就與另外幾個同伴一起，拿着不多的積蓄全職做了公益。

十四年後回顧起當初的決定，林爐生的回答平淡而隱含傲氣，一如他這個人給旁觀者的印象：“就是想要做點事，人活着，應該要有內心的追求，”他頓了頓，“功名利祿，世俗成就，這些順其自然就好。”

● 林爐生 / 受訪者提供

最初他關注到的是北京城內的打工者子女，與同伴共同創立的機構

“農民之子”，發展幾年後也很快贏得了榮譽與認可，但對林爐生來説，這卻是一次讓他開始察覺到自己能力限度的嘗試：孩子們的家長隨時準備着為了一個更好的工作機會而離開，他們對於所生活的打工社區沒有認同感，社區工作做得再好，也難以影響家長的決定。

林爐生髮現自己很難消化和排解這種無力感。“（方向選擇）可能還是和個人的經歷有關，我不是適合做這件事的人。”

另一次嘗試選擇了北京郊區密雲縣的一處山村，林爐生在這裏創辦了“燕山學堂”，希望能夠為打工者子女羣體提供自然教育。山村的寧靜生活讓他眷戀，卻也似乎提醒着他，還不能過早地享受一己的寧靜。

2013年，已過而立之年的林爐生再一次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方向，並萌生了回鄉的念頭。來自家鄉福建的公益組織“正榮公益基金會”的邀請只是契機之一，更重要的或許是某種來自家鄉的召喚：離家在外的十幾年，他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能為家鄉做點事。

“在外做公益這麼多年，可自己家鄉卻是一片破敗……”林爐生搖搖頭，這是他無法拒絕的責任。

從求學之路到公益探索，數年闖蕩給林爐生帶來的是村裏老鄉們無法想象的眼界與資源，而當他決定回到家鄉，自己兒時的舊居陶淑樓就成了他返鄉的切入點。

● 陶淑樓內景 / 作者

林爐生諮詢了幾個專業朋友，得出了“改造土樓完全可能”的結論，“好厝邊”項目由此而生。為了陶淑樓，清華大學的建築師來了，上海雷勵中國的青少年志願者來了，目睹他們不計回報的付出，村民對改造工程從最初的不理解到態度逐漸正面，進行到後來，幾位村中的老人組成了一個村民志願小組，成為支持陶淑樓修繕的最初本地力量。

但在林爐生的設想裏，“好厝邊”並非一個建築修復項目，而是一個社區營造項目——在閩南語裏，“厝”的意思是家，“厝邊”既是鄰居，也是社區。

2016年初夏，修繕後的陶淑樓開辦了第一期夏令營活動，請到了澳門大學和上海紐約大學的師生來做義工老師。許多村中的孩子從未接觸過外人，起初只敢在媽媽懷裏抱着聽課，幾天後也與義工老師們玩到了一處。

● 2016年第一期夏令營義教活動，義工老師與內龍村的孩子們在一起 / 受訪者提供

等到這一期義教活動圓滿結束，林爐生在村中貼出了招募志願者的通知。

幾個本村婦女結伴來了，這是嬌鳳、茶梅與志燕。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什麼叫‘志願者’，我表弟在外面打工，我就打電話問他，哎志願者是幹嘛的？”回憶往事，茶梅圓圓的臉上有笑意，“他説，就是白乾活，沒工資拿的。”

“我們一想，好嘛，那就志願者嘛，反正能幫村裏一點。”五名後來被稱為“五朵金花”的婦女志願者就此走到了一起。

● “五朵金花” / 好厝邊公眾號

土樓修好了，本地誌願者團隊也有了，清掃運動推動了起來，夏令營、圖書館與幼兒班也紛紛啓動，看上去萬事俱備。

但如果事情真的這麼簡單，那就好了。

鄉村社區，興之以“術”

“我那個時候很討厭他，我就哭，説你把我拖下水了，然後你又不管我們了。”

説起兩年前的那場危機，嬌鳳搖着頭，有些不好意思。那是“陶淑幼兒班”辦起的第二年，由於孩子少，家長們交來的學費不足以解決經費問題，第一個學期，是林爐生聯繫來的公益項目為幼兒班的老師支付了工資——每月1500元，可到了第二個學期開始時，林爐生告訴她們，這條路行不通。

“公益捐款不可能持續。”林爐生説，“第一次我能開口，第二次第三次，我不能再去跟人家説，我們又沒有錢了你再來捐。“

同樣的困境也出現在清掃運動裏，沒有了最初來自眾籌和樂捐的啓動資金，每户10元/月的衞生費要僱人打掃幾乎沒有可能，幾個志願者只能再次自己出去收垃圾。髒和累只是其中的一個問題，最大的障礙是沒有人理解。

“他們就説，你們又不是村幹部，村幹部都不管，你們管什麼閒事。”嬌鳳搖着頭笑，“我公公婆婆也説，家裏都不管，出去管那些……”

幾個志願者為此去找林爐生商量，但收到的回答卻是：“我也管不了，你們看着辦吧，如果資金的問題解決不了，那就算了。”

志願者們接受不了這個答案。

“怎麼能放棄呢，我們忙了那麼久，很心疼的，而且是我們敲門跟人家説要搞，現在又不搞了，我的面子往哪裏放？”

壓力太大，幾個志願者邊哭邊商量，依然沒辦法決心放棄，“如果實在做不下去了，那我們幾個就把它扛起來”。

五個人召集家長開會，説服家長們把幼兒班的學費從500漲到700元，又把兩位老師的工資下調到1400元。

● 嬌鳳在給幼兒班的孩子們上舞蹈課 / 好厝邊公眾號

還有一塊資金缺口怎麼辦？從前被陌生人看兩眼都想跑掉的嬌鳳做出了自己也沒想到的舉動，她跑去村委會一坐就是一整天，又攔着鄉鎮下來的領導不讓走，告訴村幹部“你不給我解決，明天我還要來”。

被磨得沒了辦法，村幹部終於同意為幼兒班提供一筆資金，又承諾會資助清掃運動，但志願者們擔心這樣的口頭承諾不可靠，為了防止拖欠工資，她們分擔了後三個月的衞生清掃工作。“就是想着，三個月後如果有工資，那最好，如果沒有，反正是我們幾個嘛，就不要了。”茶梅説。

“無怨無悔。”嬌鳳補充。

這樣堅持了三個月後，林爐生才告訴她們，這只是他有意為之的一場考驗。“如果真的沒有辦法了，還是會幫的嘛，不可能看着它死掉嘛。”林爐生説。那部分欠發的工資也由他補上了。

“雖然很氣他，但我也覺得我成長了。”嬌鳳説，從小在村裏長大，對內龍村的感情是推動她做這一切的原動力，但在這之前，她從未想過自己可以如此勇敢。

“對村莊有感情的。有人問我，要是掙到了錢要不要搬到縣城裏去，我不想去，那邊都是陌生的，我説我要是掙到了錢，我就在村子裏蓋個大別墅。”嬌鳳説着，大笑起來，“但是最開始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會是現在這樣，我以為志願者就是出力，很簡單的，就只管出力就好了，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去做，沒有想到（最後都要我們管）。”

今天的嬌鳳是村裏所有志願工作的“一把手”，負責接待所有來往訪客、組織陶淑幼兒班與國學班、領導村中的腰鼓隊和廣場舞，還在村中開辦了“魔方加工廠”，幫助村裏的老人和婦女就業。很難想象，每天忙碌於這些工作的她甚至並不識字，最初也完全不會講普通話。

“現在微信用得多了，簡單的可以（讀懂），比較難的不太行。”嬌鳳説。她的微信通訊錄裏躺着來自五湖四海的一串串名字。

而與她朝夕相處的鄉親如今真成了她的親人，去年，她的公公婆婆相繼病倒，嬌鳳忙於照顧老人，正趕上地裏木薯成熟。不得已，她向親熟的鄰居求助，沒想到全村男女老幼都趕了過去，幫她收好木薯，搬回家裏，削皮，晾乾……

“我心裏都是甜的。”提到這件事，嬌鳳説，“村莊的變化真的很大。”

嬌鳳沒有意識到，今天的她同樣也在複製林爐生曾經使用過的策略——內龍村的衞生已經不是問題，2019年春天，嬌鳳和幾個志願者骨幹帶着清掃工具去了鄰村。

● 婦女志願者在上游村莊打掃衞生 / 好厝邊公眾號

“剛開始都不理解的，有人罵你為什麼管閒事，有人説你們肯定收了錢。”她回憶，已經不再困擾於這樣的反應，“去了幾次，就開始有人拿着笤帚和你一起掃，有小孩子跑出來幫你撿垃圾，還有人塞水果什麼的給你。”

“他們村的老人家問我，你們下一次什麼時候來。”嬌鳳笑眯眯地講，“我就説，不來了！”

鄉村社區，求之以“道”

而在林爐生眼中，所有的追求與變化，最終都應是一個向內的過程，一個改變心靈的過程。

“甘地對我影響很大，”林爐生説，他的微信頭像是一張聖雄甘地白衣盤坐的照片，時常讓人升起另一端是位慈藹長者的錯覺，“其中的一點是他講求內省。除了要向外去解決社會問題，也要向內去自我探尋，去尋找真理。生命的意義在於尋找和體驗真理……甘地做了那些事，他其實並不是對政治有多麼大的興趣，他只是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不能對其他人的痛苦無動於衷。”

同樣的描述或許也適用於林爐生自己，而他的自我探尋路徑又深刻影響了內龍村。

比起常規的鄉村振興項目，“好厝邊”顯得更保守，也更重視精神層面——它希望能夠讓孤獨的老人有陪伴，學齡的孩子有教導，乃至於重建曾在城市化大潮中被嚴重衝擊和損毀的鄉土人情社區，而提振鄉村經濟數據、改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更常見的目標，則退到了相對靠後的位置。

● 2018年，陶淑樓門前，義工老師和內龍村的孩子們在一起 / 受訪者提供

身在福建，又守着一棟始建於清代的土樓，林爐生並不希望家鄉像一些附近村莊一樣，走依靠政府撥款發展特色產業，或發掘人文資源開展旅遊業的舊路。“有些事情不是有錢就可以，問題不是拿到錢，而是怎麼用好。”

他舉了村莊清掃運動的例子，“你每個月花一筆錢，他們會覺得，哦那這個就該是你去掃，就該是你去做。茶梅她們最開始就被以為是拿了工資，因為沒有人僱你的話你為什麼來做這個。”林爐生説，“就有人往地上扔個什麼，然後喊她們，‘哎這裏來掃一下’。”

這不是林爐生想要的東西。

同樣警示他的還有來自全世界的無數例子：公益組織出資推動的村莊發展項目多半會在資金中斷以後隨之停擺；許多村民掙到錢以後的第一反應是舉家搬遷；市場化大潮中富裕起來的村莊，村民間因經濟利益衝突而爆發的矛盾也隨處可見，更何況依靠外部資金注入和一時的市場新鮮感，對於大多數村莊的發展而言始終不是長久之計。

林爐生想要的是來自內部的改變。從“好厝邊”啓動開始，林爐生始終在嘗試以身作則地帶動更多人，他相信總會有人被他人的付出感動，進而改變自己。

● 2017年初，陶淑書院投入運行 / 受訪者提供

雖然看似理想主義，但這條不同尋常的自我探尋之路的確已經改變了內龍村：短短四年，維護村莊環境已經成為村民共識，加入志願者工作的村民越來越多。兩位從志願者隊伍中走出來的村民，在今年進入了村兩委班子，原本只讀到初中就被迫輟學的茶梅，如今已經自考到大專……

去年，林爐生曾在介紹內龍村發展情況的報告中提出，鄉村振興需要的是內力、外力與政府力的協同合一，而內龍村，無疑正是村莊內生力量得到充分發掘的典型例子。

尾聲

仍有許許多多的困難，內龍村的發展已進入深水區，更多的變化需要的是政策、機制、更廣意義上的社會氛圍等等多方面的突破，體現在實際運轉中，就是各方面需要的資源依然難以取得。

嬌鳳還在為錢發愁，村兩委曾經承諾的扶植資金少而又少，還經常遭遇“折扣”。“這幾年也往裏面貼補了不少，沒辦法嘛，所以要想辦法掙一點錢。”她的魔方加工工作負責把一百多個零件手工組裝成成品魔方，做一個能賺到幾毛錢。

● 嬌鳳的魔方加工“車間” / 作者

而林爐生關注的，更多是這其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身在政府體制外的“返鄉人才”難有空間與本地基層幹部實現密切協作，與此同時，政府下撥的扶植資金有時又缺乏必要的彈性。

“政府理解的羣眾需求，和老百姓的真實需求有時候不太一樣。”林爐生説，“但老百姓不理解這些，他們不知道這些錢是指定了用途的，就覺得為什麼政府部門有錢亂花。”許多基層矛盾由此而生。

所有上級政府資源集中在村兩委的現狀，則導致一方面本地村民參與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外來助力也無從着手：“如果村兩委不給力，那就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我想遇到這個問題的人應該不止我一個。”

2019年，從志願者隊伍裏走出來的村民林志福在競選中當選了內龍村黨支部副書記，這或許是新的改變的開始，但路的終點有什麼仍未可知。

林爐生直言，他還難以設想內龍村幾年後的樣子，或許原地踏步，也或許煥然一新。

但可以確定的是，下一個春天將有更多的村莊迎來它們的變化契機，土樓修繕正在走向其他村鎮，陶淑書院的運作模式將落地隔壁的下洞村，嬌鳳和她的夥伴們也盤算着更遠處的鄉村清掃運動……

德國教育家雅斯貝爾斯説過：“教育就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儘管不能概括為通常意義上的“教育”，但或許，這也正是內龍村，以及其他鄰近村鎮上，那些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的事。